·卡韦斯卡尔族少女　玛丽亚·路易莎

智利（蓬塔阿雷纳斯市）

在开始“伟大的旅行”之前，我已经在南美大地上进行过多次长途旅行。二十几岁的时候，即便在深山老林里行走数月，也从没冒出过想吃日本料理的念头。那时，反倒是对那些离不开日本菜的人有些嗤之以鼻：“好不容易跑这么远到南美来，怎么还离不开日本菜呢！”但到30岁以后，如果还是长时间待在山里，而且一直与当地的饭菜为伍，我就会思念日本菜了。如今，跨过40岁门坎儿的我，已经彻底变成了一个只要到了大城市就一头扎进日本餐馆的人了。

在南美，无论是在哪个国家，其首都必有日本人经营的日式餐厅。在这些餐厅里，可以吃到寿司、生鱼片、天妇罗以及日式火锅等所有的日本特色菜。然而很奇怪的是，在首都之外的地方城市就难觅日式餐厅的踪影了。即使有日本人经营的饭馆，也是靠本地口味而立足，因为地方城市并没有对日本料理的需求。

如果我身在一个没有日式餐厅的地方城市，而又特别想吃日餐时，就会选择去吃中餐。即便是在地方城市，也随处可以找到中餐厅。人口数量达到10万以上的蓬塔阿雷纳斯市位于地球最南端，这里也有一家中餐厅，叫作“金龙菜馆”。1994年8月中旬，旅途中的我和卡韦斯卡尔族少女玛丽亚·路易莎在这家餐馆吃了一顿饭。这也是玛丽亚生平第一次吃中餐。

金龙菜馆室内布置以金色和红色为主基调，配以黑色装饰，挂了不少坠着红流苏的灯笼，充满了中国气氛。里面摆了一些圆桌，但是从来没见过所有桌子都坐满客人的场景，总是空空荡荡的。我们找了一张小桌子坐下，耳畔响起了邓丽君的歌。可能是看到有日本人进了餐厅，店主特意播放的。不过，在这样浓厚的东方氛围中，走过来一个金发碧眼的女招待，还是让人感觉有些异样。她笑着用西班牙语问我们：“馄饨汤？”倒也不是这家的馄饨汤有多好吃，只不过我每次来这里不是点馄饨汤就是点烧卖，成了“老几样儿”了。

玛丽亚很安静，没有主动跟我谈什么，只是一直盯着墙上挂着的诗句，然后，目不转睛地问我：“那上面写的是什么？”

卷轴上写的是一个巨大的“忍”字，下面还有两句话：“知足常乐，能忍自安。”是否应该马上把意思翻译给她听，我还是犹豫了一下。因为我觉得她可能会想，这样的话语不该说给我们这些本已谨小慎微地生活的人听。于是我加进了一些自己的注释。

“面对欲望时，如果我们总能想‘这样就足够了’，就能一直保持快乐。而且，容忍能让我们获得心灵的安详。”

其实，卡韦斯卡尔族人一直过着知足、容忍的日子。这句话对于对欲望永无止境、贪图享受以及拜金主义的人而言，才是真正的金玉良言。

1989年，我与玛丽亚相识。那一年的3月和10月，我曾在伊登港短暂停留过两次。生活在巴塔哥尼亚海峡的卡韦斯卡尔族人也和其他土著民族一样，人口在急剧地减少。据说在19世纪后半叶这里还有4 000人左右，后来白人来到这里，经历了虐杀和传染病后，很多人死掉了。到1972年，这个民族只剩下47人。1989年，在我初次访问当地的时候，这个民族只有16个人了。

当时，卡韦斯卡尔族人以捕鱼为生。不过，他们买不起白人们使用的那种配备了潜水用具的高级捕鱼船，从动力上根本就无法与人家一决雌雄。工作上只要稍不注意就会被炒鱿鱼，只能靠不时地打一些零碎散工来维持生计。在没有工作可做的时候，他们还会靠喝廉价的酒打发时光。长期以来造成了营养不良，身体也因此变得容易患病。

我在伊登港待了一个星期，有幸借住在卡韦斯卡尔族人首领的家里，结识了他们家的独生女玛丽亚。在我离开伊登港之前的一天，我问玛丽亚：“你将来想做什么工作？”原本我以为她会回答“教师”或者“护士”。然而，当时正在擦着刚刚洗好的碗碟的玛丽亚在听到这个问题后，稍稍停下手里的活儿，歪着脑袋开始思考。过了半晌，她看着我，然后笑眯眯地说：“我想做考古学家。”

这是一个让我无论如何都预想不到的答案，却轻轻地从她口中说出来了。

我再追问：“以前有人问过你同样的问题吗？”

“没有，第一次有人问我这个问题。”

那时她12岁。迄今为止，我问过很多土著民族的孩子同样的问题，但是从没有一个人像她这样回答。当时我想，她是不是把“考古学家”和“历史学家”弄混了？于是，我让她拿出她上课用的历史课本给我看。课本中讲的是欧洲的历史，而对西班牙人来到这片土地之前的智利的历史则只字未提。即使是在西班牙人移民此地后的历史中，也没有任何提及土著民族的部分。一句话，这本教材讲的是智利白人的历史。

在我翻看那本历史课本的时候，玛丽亚给我拿来了另外一本薄薄的、像是一本宣传手册的书，然后跟我说：“这是去年10月，奇洛埃岛的维基契族族长来这里时给我的。”那是一本维基契族人自己编写制作的、维基契人眼中的智利历史著作，书中通过大量的图画对历史进行了生动的记述。看到这本书，我顿时明白了，并问她：“你所说的‘考古学’，就是学习、研究自己的祖先的历史吗？”女孩子用略微提高了一些的声音，有力地回答我说：“是！”“你想不想学卡韦斯卡尔族的语言呢？”小姑娘语气坚定地说：“想学。虽然我现在基本上不会说，但是以后想让爸爸妈妈教我说。”

玛丽亚的父亲，卡洛斯·辛奇先生自9年前染上结核病后就不做渔夫了，家里现在靠辛奇太太制作的树皮筏子和用芦苇编制的筐维持生计。5年前，辛奇先生住进了蓬塔阿雷纳斯的医院，接受了肺部部分切除手术。

独生女玛丽亚是辛奇夫妇的心肝宝贝。说起女儿，夫妇俩的眼睛就会眯成一条缝儿。两个人都希望女儿想要研究卡韦斯卡尔族的历史和文化，做一名考古学家的梦想成真。辛奇先生认真地教女儿现在已经没有人再使用的卡韦斯卡尔族语，玛丽亚也极其投入地学习这门在学校完全用不到的语言。在玛丽亚确立了“要成为考古学家”的理想的5年后，也就是1993年11月，我听说她在蓬塔阿雷纳斯的一所由修士修女们经营的女子中学上学。在智利，小学要上8年，中学4年。每年3月开始新的学年，12月结束。这样算来，玛丽亚马上就要中学毕业了。我非常喜欢怀抱着梦想勇往直前的人，因此更加关心玛丽亚是否还怀有当年的梦想和热情，我想再见见她，就马上赶往她的学校。

17岁的拉丁文女中学生们是成熟的。虽然校服很朴素，但是有些孩子已经化妆了。我被带到一个有着40人左右的小教室。里面坐着很多可爱的孩子，玛丽亚坐在教室中间的位置。在看到我后，她冲我微笑了一下。她长大了，身体也结实了很多。长胖了的脸让她的眼睛看起来细了一些，看不出以前的害羞了。

班主任向同学们介绍了我，这在班级中引起了小小的骚动。老师跟同学们说，高中生活只剩下一年的时间了，大家要开始考虑更适合自己的出路了。我看到玛丽亚听得非常专注认真。

放学后，我借用学校的图书室和玛丽亚聊了聊天。她并没有放弃5年前的梦想，但是有个小小的变化：她将梦想更正为“人类学家”，而不再是“考古学家”。不过她要学习的东西和以前没有区别，还是自己的文化、语言以及历史。最近，她对文化特别感兴趣。

尽管怀抱梦想，但是玛丽亚还是对未来感到不安。“我现在靠拿奖学金上学，但是金额很少，1万比索（约合人民币206元）也就够买一身衣服的。我能坚持把中学念下来全靠阿姨的援助。要是她不再支持我，我的书就念不下去了。”

她的家乡伊登港发生了大规模的赤潮，捕鱼业受到沉重打击，人们的日子很难过。玛丽亚看上去沉默寡言，可一旦发生了事情就成了一个行动派。她给当时的总统埃尔文写信报告了这些情况。总统不断地派内阁总理到伊登港视察，还送来了食物和毛毯等生活用品。

在确认了玛丽亚的“梦想”后的8个月，我们在蓬塔阿雷纳斯的中餐厅再次见面。在和玛丽亚见面前，我拜访了她的中学，见到了她的校长、班主任和毕业指导教师。她的毕业指导教师是这样评价玛丽亚的：

“成绩说不上特别好，也就是5.3或5.4级——算是中上等吧。以这样的成绩想考上她理想中的大学是很困难的，但是她的学习欲望非常强烈。可能是因为小学是在农村学校念的，所以和城里的孩子们比起来，她做事时总是不紧不慢的。”

智利的评分标准分为7级。1～3级是不及格，4～5级是中等，6级以上是优秀，7级是满分。中学毕业后，要想进入能找到好工作的法学院或医学院等，成绩就必须达到优秀。不过，因为在智利想要学习人类学的学生很少，所以就玛丽亚的成绩来说，只要稍稍努力，考入地方大学的人类学专业还是可以的。

另外还有一些有利于玛丽亚的条件。1993年9月，智利颁布了《原住民法》。该法规详尽地记述了要在土地、环境以及教育等方面充分尊重原住民的权利。

该项法律规定，原住民子女可以享受到特别奖学金。大学也为他们准备了特殊的入学名额。“我现在在上教师培训课程。明年要去教学实习。我打算在此期间去上辅导学校。就算一切顺利，我也要1995年才能进入大学。学习人类学的课程要花5年时间，所以我毕业时就是2000年的年末了。”

与蓬塔阿雷纳斯相比，玛丽亚一直都更喜欢自己的故乡——伊登港。

我问过她原因，她说：“因为那是我的‘特朗基’。”“特朗基”是一种精神安定剂的词根，表示可以让精神安定、情绪平稳的东西。因此，玛丽亚说她很希望大学一毕业就马上回家和父母住在一起。

玛丽亚在伊登港以人类学学者的身份开始研究将是2001年的事，也就是我计划抵达人类发祥地非洲的时间。祝愿我们都能梦想成真。

在回家的路上，玛丽亚拿出一个用鲸骨制作的裁纸刀，道：“这是我爸爸做的，送给你。”“这个一般卖多少钱？”“5 000比索（约合人民币16.8元）一把。”玛丽亚带了三把，我都买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