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章 我的家庭
美国的朋友们让我把自己的生活经历写下来。刚开始的时候，我觉得这个建议对我来说真的是难以接受，但是最后，我还是被友人们说服了，勉强地写了这个简短的生平传记。但我不可能凭借这本简略的传记写出我一生中的全部感受，也没办法对我所经历过的全部事情进行详述。时过境迁，许多关于当时感受的记忆已经模糊，时间越久，就越发模糊不清，竟至有时还认为有些事情与自己无关，好像是别人的经历。无疑，人的一生总会受一些主要思想以及某些深刻感受的影响与支配，从而使生活能够沿着一条主线往前走。有了这一主线，就会明白当时为什么这么做而不是那么做，就可以看出当事人的性格等各方面的特点。我会把自己并不算一帆风顺的一生作一个概述，将其中的要点记叙下来。相信我的故事能够将我从工作和生活中得到的启示展示给大家。
我的祖籍是波兰，名叫玛丽·斯可罗多夫斯卡。我父母都出生在波兰的小地主家庭。在我的祖国，像我父母那样拥有一份不大产业的中产阶级的人数颇多。他们成为社会上的一个阶层，彼此之间通常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直到现在，波兰的知识分子大部分都还来自于这一阶层。
我的祖父管理着一所省立中学，闲暇时也会干些农活。我的父亲热爱学习，曾在俄国圣彼得堡大学读书，毕业后回到波兰，在华沙的一所预科大学里教授物理和数学。他娶了一位与他情投意合、志趣相同的女子为妻。母亲很年轻时，就已经在华沙一所女子学校担任校长了。那时候，她所从事的教育事业是极其崇高而又庄严的。
我的父母始终对自己从事的教育事业兢兢业业、恪尽职守。他们的学生遍及波兰，可谓桃李满天下。这些学生直到现在仍十分感激我的父母，并且怀念着他们。即便在今天，每当我回到波兰，遇见以前父母教过的学生，他们还总会向我倾诉对我父母的怀念。
我的父母虽然在城市里从事教育事业，但他们与农村的亲戚们来往频繁。每到放假，我都会到农村亲戚家去住上一段日子，这使我对波兰的农村有很深了解，并因此喜欢上了农村。在那里，我感到无拘无束，散淡惬意。我想这段难忘的生活经历也正是我终生喜爱田野乡村，热爱大自然的原因吧！
1867年11月，我出生在华沙，我是家中五个子女中最小的一个，但是我的大姐仅14岁就不幸病逝，所以留下了我们姐妹三个和一个兄弟。我的母亲因为大女儿的不幸病逝而悲恸欲绝，并因此而患上了不治之症，她在年仅42岁的时候便撒手人寰。母亲去世时，我仅9岁，哥哥也只有13岁，全家人都沉浸在无以言表的悲痛之中。
亲人的突然离世，是我人生中第一次遭遇的最悲惨、最痛苦的事情。在这之后，我就陷入了忧伤、悲戚之中。我的母亲品格高尚、温柔敦厚、心地善良，她不仅知识广博，心胸坦荡且严于律己，在家中很有威望，大家都信服她。她对自己的信仰非常虔诚（我的父母亲都是天主教徒），但又能够包容一切，对有关宗教的不同看法，她向来都是求同存异，不将自己的观点强加于人。这对我们是有着很大影响的。于我个人而言，一方面是因为身为小女儿备受呵护与关爱，从而使我深爱着我的母亲，另一方面，那种崇拜之情也将我和母亲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母亲去世之后，父亲深感悲痛，但他并没有因此而消沉，而是全身心地投入到了自己的工作当中，投入到对自己孩子们的教育上来，从而使自己没有多少空闲再去伤心难过。母亲过世多年后，我们仍然感到很不习惯，总是觉得家中少了灵魂和主宰。
我们家的孩子很早就开始学习了，我6岁入学，在班里是年龄最小，个子最矮的。每当有人听课或是参观时，老师总是把坐在第一排的我叫上讲台朗读课文。我性格内向，一听到叫我上台就会吓得不行，恨不能跑出教室躲起来。我的父亲是一位优秀的教师，十分关心我们的学习，并懂得如何对我们进行指导，但是由于家里的经济条件不是很好，一开始我们上的是私立学校，后来就不得不转到公立学校了。
当时华沙正处在俄国的统治之下，在他们的统治下最残酷的地方就是对学校和学生进行严格的控制与迫害，波兰人经营的私立学校都被警方监视，并且全部使用俄语教学。这样学生们在很小的时候就开始学习俄语，以至于自己的母语——波兰语反而说不利索了。幸亏这些学校的老师全是波兰人，他们不想受此迫害，想尽一切办法让学生们多掌握一些波兰语。这些私立学校都不被准许授予正式文凭，仅有公立学校才有这个权力。
俄国人控制着所有的公立学校，他们一味地压制波兰人的民族意识觉醒。学校里所有的课程均由俄国人用俄语讲授。由于仇视波兰民族，那些俄国教师像对待敌人似的对待学生。品德高尚、知识渊博的老师都不愿意到这种学校去教书，因为他们忍受不了这种敌视。身处这种校园环境中，孩子们学习的知识是否有用是很让人怀疑的。尤其严重的是，这样的环境对孩子们道德品质的影响着实令人担忧。在这种监视之下，如果有谁不小心说了一句波兰话，或是用词稍不留神，就要受到严厉的处罚，不但自己倒霉，还会殃及家人。在这种严酷的环境里，孩子们天真烂漫的本性丧失殆尽，也无法感受到生命的乐趣。但是，另一方面，这种恐怖的氛围也将青少年内心极大的爱国热情激发起来了。
在异族蹂躏与丧母之痛的双重影响下，我少年时期的日子过得郁郁寡欢，毫无生趣。不过，仍旧有着一些愉快的事情，保留在我的记忆当中。亲朋好友的欢聚令人兴奋愉快，让我们原本郁闷的生活有了慰藉与希望。除此之外，我父亲特别喜爱文学，能够熟记波兰和外国诗人们的诗歌，并且自己也能作诗赋词，他还经常将外国的优秀诗篇翻译成波兰文。他以家庭琐事为题材所写的短诗常令我们赞叹不已，佩服至极。每个周末的夜晚，我们都会围坐他的身旁，听他为我们朗诵波兰的著名诗歌和散文。这样的夜晚其乐融融，并且在不知不觉中使我们的爱国主义情愫日益增强。
自少年时起我就十分热爱诗歌，并且能够将波兰著名诗人们的大段诗篇背诵下来，在这些诗人中，我最欣赏的就是密茨凯维支、克拉西茨基和斯沃伐茨基。在我日后开始学习外国文学时，这种爱好就愈加明显了。我很早就开始学习法语、德语和俄语，并且能够阅读这些语言的外文书籍。后来，我觉得英语很有用途，便开始学习英语，不久就可以阅读英文书籍了。
我对音乐研究得很少，虽然，我母亲是个音乐家，拥有很美的嗓音，她希望我们都能跟她学点音乐，但我却因为对音乐不怎么感兴趣而没能开窍。她去世之后，没有了她的鼓励与督促，我曾经跟她学到的那仅有的一点音乐知识，也都荒废了。每当我想到这些的时候，总是免不了要懊悔。
中学时期学校最重视的数学和物理我都学得毫不费力，并且成绩很好。每当遇到问题，我便会向父亲请教。父亲热爱科学，并且在学校也进行这类课程的教学。他喜欢尽自己所能向我们解说大自然的奥秘和他对科学的研究。可惜的是，他没有自己的实验室，所以无法进行实验研究。
假期尤其令人感到开心，我们住在乡下的亲友家中，避开了警探的监视，可以自由自在、无忧无虑地生活。我们在林中奔跑喊叫，还在广阔的田地间劳作，乐得心花怒放，自在极了。有些时候，我们甚至越过俄国边境进入加里西亚山中，那儿不是俄国的领土，而是由奥地利人统治的。奥地利人要比俄国人好一些。在那里，我们可以尽情地讲波兰语，高声唱爱国歌曲，而不必担心被捕入狱。
也许是从小生活在平原地区的缘故，我对山峦的第一印象很好，也非常喜欢住在喀尔巴阡山的小村子里，喜欢那巍峨突兀的山峰，喜欢在山谷里和高山之间那被诗意地称为“海之眼”的湖泊旁流连忘返。但是，在我心中，对那一望无垠的平原的眷念却从未消失，那开阔的视野，那柔和的色调，永远使我的心灵感到震颤。
后来，父亲带我到更南边的波多尼亚度假，第一次看到了大海是在敖德萨，后来又北上到了波罗的海。这次经历对我来说是美好的。但是，直到去了法国，我才算是真正地领略到了海洋的波涛澎湃和潮汐涌退的壮丽景象。在一生之中，每当看到大自然的新景象，我总是会像个孩子似的欢呼雀跃。
我们的学生生涯很快就结束了，那些偏向思考的课程我们都已经了然于胸，学习起来毫不费力。我的哥哥从医学院毕业之后，走上了从医的道路，后来成为华沙一家著名医院的主任医师。我和我的姐姐们原打算像父母那样去当教师，但是后来，随着年龄的增长，我的大姐改变了主意，决定也去学医，她在巴黎大学取得医学博士学位后，嫁给了一位波兰内科医生德鲁斯基。他们夫妇两人前往奥属波兰喀尔巴阡山区一个风景秀丽的地方创办了一家大型疗养院。我的二姐在华沙嫁给了斯查莱先生，她在学校从事教育工作多年，一直兢兢业业，波兰独立后，担任了一所中学的校长。
中学时代，我的成绩一直名列前茅，我毕业时刚刚15岁。由于读书用功，身体劳累，我不得不在毕业之后到农村生活休养了将近一年的时间。在那之后，我又回到了华沙，回到了父亲的身边。开始我希望去一所免费中学任教，但因家境不佳，我不得已改变了自己的决定。当时父亲已经年迈，心力交瘁，需要休息，但是他的收入却很微薄。所以，我决定找一份待遇更好的工作来减轻他的压力。因此，17岁那年，我接受了一份家庭教师的工作，从那时起，我就离开了父亲的家，开始了一个人在外地的生活。
离家时的情景我至今历历在目，难以忘怀。上火车的时候，我的心情十分沉重。我将被火车带到要行驶几个小时才能到达的远方，并且下了火车后，我还需要乘坐马车再走五个小时的路程。车窗外广袤的平原飞一样地向后退去，我的心却像是坠了铅一样：等待我的将会是什么呢？
我前去任教的家庭男主人是一位农场主，他的大女儿和我年龄相仿，在跟我学习的过程中，渐渐成了我的伙伴。除了她，主人家还有一个男孩和一个女孩。我和他们相处得很好。每天课程结束之后，我们便一起出去散步。因为非常热爱农村生活，所以在这里我并不觉得寂寞。虽然这里的景色并不算美，但却四季各异，仍然能够使我感到欢快和满足。这个庄园先进的种植技术被公认为是这个地区的典型，对于它，我有着很浓厚的兴趣。渐渐地，我懂得了种植技术，并且一直关注着谷物种植后的生长情况。在农庄的马厩里，我还逐渐摸清了马匹的脾性。
冬季来到的时候，那广袤无垠的大地上白雪皑皑，显得分外妖娆。有时候，我们驾着雪橇在雪地上飞驰，快得连路都看不清楚，吓得我冲着驾雪橇的人大喊：“小心河沟！”驾雪橇的人却毫不在意地回答我：“您这是正往河沟冲去，别害怕！”话音刚落，雪橇就翻倒了。不过，在雪野上翻倒一点都不可怕，反而还给我们的远足增添了乐趣。
我记得有一年冬季，大雪纷飞，积雪厚厚地覆盖着地面，我们用雪堆成了一座形状怪异的雪屋，并且坐在里面观赏远处被映成玫瑰色的茫茫雪原。我们还经常到封冻的河上去溜冰，这一切都使我们简直欣喜若狂，欢快的同时我们最担心的就是天气转暖，那样我们的这份快乐就会被夺走。
在农庄的工作并没有占用我全部的时间，所以在教课之余，我就把村子里那些因俄国人统治而没法求学的儿童，还有那些想加入我们学习、读写的女孩子组成一个班，用波兰语的课本教他们读书写字。在这个过程中，主人家的大女儿就成了我的助手。孩子们的父母对我非常感激，但是说实话，我需要承担一定的风险：虽然我的这种义务教学有利无弊，但却是政府所禁止的，因为它被认为不利于社会稳定，所以，一旦被察觉，我就很有可能被捕入狱或是被流放到西伯利亚。
而晚上的空暇时间，我一般都用来学习。我曾经听说过彼得格勒和其他国家的女性在某些领域取得成功的事迹，于是我决定以她们为榜样开始努力，争取取得和她们同样的成绩。
当时我还没有选择发展方向。开始我对文学和社会学有着很浓厚的兴趣，但是通过长达三年的学习，我却逐渐发现自己真正喜欢的还是数学与物理，因此也就一步一步地朝着这个方向发展，并暗下决心日后要到巴黎求学，并为此认真地做了学习上的准备。同时我还计划着积攒点钱，用来负担自己今后在巴黎的学习与生活。
自学的过程充满了难题，我在中学时期所学的东西不成体系，与法国的中学相比差距很大。为了将差距缩小，我便通过自己选择的一些书籍来自学。这种方法虽然不很理想，却也收到了一些成效。我不但学到了一些对日后有所裨益的知识，还养成了独立思考的习惯。
我大姐决定到巴黎去学医时，我被迫更改了自己的学习计划。因为我家的经济状况不允许我俩同时赴巴黎留学，所以我们两个许诺互相帮助，先后完成学业。这样，我便一直待在这位农庄主家，直到三年半后我教完三个学生的课程。然后，我回到华沙，那儿有一个类似的工作在等着我。
这个新工作我只干了一年，然后我就回到已经退休并且独自生活的父亲身边，与他共同度过了一年的美好时光。在这一年中，他写了一些作品，我则通过做家教获得一些酬劳用以补贴家用。与此同时，我仍旧抓紧时间自学。在俄国人统治下的华沙，想要实现自己的梦想并不容易，但比起在农村时，成功的概率会更大一些。最令我兴奋的是，我生平第一次可以进入一间实验室去做实验：这是属于市政府的一个小实验室，我的一个堂哥是这个实验室的主任。除了晚上和星期天，我都会进实验室做实验，而且通常都是我自己在做。按照课本上所讲的方法，我做了各种各样的物理与化学实验，经常会获得一些预料之外的结果。这时候，我会因为这些成功而兴奋，并且大受鼓舞；不过有的时候，我也会由于缺乏经验导致失败而感到非常沮丧。这些经历使我更加懂得，成功的道路十分坎坷。不过，这也让我更加坚信，我的天性的确适合研究物理与化学。
后来，我又找到了一个教学职务。我加入了华沙的一个学习团体，这个团体由热衷教育事业，并且具有共同学习愿望的波兰年轻人组成，他们有着一套自己独特的学习方式。这个团体带有一定的政治色彩，它要求成员以服务社会、报效祖国为己任。在一次聚会时，有一位青年说道：“祖国的希望寄寓于人民知识水平的提高和道德观念的加强之上，只有如此，才能使我们的祖国在世界上的地位得到提高。当前我们首要的任务就是努力自学，并竭尽所能地在工人和农民之间普及知识。”为此，大家商量决定：晚间每个人向广大群众讲授自己所精通的内容，用以普及知识。毋庸置疑，这个团体具有秘密结社的性质，每件事情的进展都充满了艰难险阻。直到如今，我依然深信，这个团体的参与者必将为祖国、为社会做出有益的贡献。
我至今依然对那个曾经给我带来欣喜的团体印象深刻。当时那互助互励的情景，乞今回想起来还会令我感到欣慰、激动。由于活动经费不够，这个团体并没有取得很大的成效，但是，直到现在，我仍然坚信，当时激励我们的那种精神是推动波兰社会进步的唯一途径。如果社会中的每一个人都得不到很好的教育、具备良好的素质，一个美好的社会是不可能建立起来的。为了实现这一美好的目的，所有人都要先完善自己，并且共同分担社会责任，竭尽全力投入到本职工作中去，才能效地去帮助别人，这样，我们才觉得自己生活得更有价值。
这段时期的经历使我坚定了我日后学习、深造的决心。尽管我父亲的经济并不宽裕，但爱女之心使他愿意帮助我早日完成自己的梦想。我的姐姐刚刚在巴黎结婚，我便决定前往巴黎学习，同她住在一起。父亲同我都希望我学成回国后，能够再开开心心地生活在一起，但是，后来因为我在巴黎结了婚，便留在了那里，没有再回到华沙，回到父亲身边。做科学研究工作是父亲年轻时就一直有的梦想，后来我在法国取得的成功，令远在波兰的父亲深感欣慰，因为我实现了他的梦想。父亲无私的爱，使我终生难忘。后来，父亲同我已婚的哥哥住在一起，并且作为一位慈祥的爷爷，抚养着几个孙子。1902年，他在年逾古稀时离我们而去，给我们留下了深深的遗憾。
1891年11月，在我24岁的时候终于实现了多年以来魂牵梦萦的愿望。
我到巴黎的时候受到了姐姐和姐夫的热情欢迎，但是我没在他们家里住几个月，就另外寻找住处了。这是因为他们为了方便行医住在巴黎郊外，距离我上学的学校很远，而我需要就近住宿，以便省下时间学习。像许多波兰学生一样，我租住了一间家具很少的小房间。就这样我艰难地度过了四年留学生活。
四年中，我在学习上所取得的进步很难一一讲述出来。我只身一人，没有什么纷扰，得以全身心地投入到学习中去，学业上的进步又令我心满意足，欢快不已。至于我的日常生活，可以说是非常艰难的，因为我自己原来的积蓄就不多，亲人们也没有多大能力对我进行帮助。但并不是我一个人这样，据我所知，许多波兰来的留学生的境况都是大同小异的。我住在位于顶层的阁楼里，冬天很冷，取暖炉又小，屋子里根本烧不暖和，而且煤还经常短缺，所以在夜晚，屋子里脸盆中的水经常结冰。为了能够入睡，我把全部的衣服都压在被子上。就在这样一间小屋子里，我用一盏酒精灯和有限的几件炊具做饭。为了节省金钱和时间，我常常用一点点面包加一杯巧克力茶，几个鸡蛋或一点水果充饥。我一个人处理家务，没有麻烦别人来帮助我，连取暖用的煤，也是由我亲自弄上七楼的。
在其他人眼中看来这样的日子未免过于艰苦，但是我却能够自得其乐，每天都心情愉悦地埋头学习。这份生活经历也使我充分体会到了自由与独立精神弥足珍贵。在偌大的巴黎，我默默无闻地独自生活在自己狭小的天地里。尽管单寒羁旅，无依无靠，但是我并不沮丧消沉，也不觉得凄惨。偶尔有那么一会，孤独之感涌上心头，但因我的情绪一般十分平静，精神上又非常满足，孤独情绪总是转瞬即逝。
在学习上我存在一定的困难，尤其是在开始的时候，所以，我把精力全部集中到学习上。确实，我以前的基础知识非常薄弱，虽然到这里之前做了一些准备，但却很不充分，与法国同学的差距很大，尤其是数学的差距更大，因此我必须付出巨大的努力去弥补自己的不足。白天我在课堂、实验室和图书馆之间忙碌，晚上我就一个人躲在阁楼陋室里刻苦学习，常常学到深夜。每当学到新的东西，我便会兴奋起来。科学奥秘就像一个新的世界那样逐渐展现，我充满热情努力去学习它们并且掌握它们，这真的使我很高兴。
和同学们愉快的相处同样也给我留下了愉快的印象。初到巴黎时，我不爱说话，腼腆羞涩，但是不久我便发现同学们全都学习认真，待人亲切，因此我便开始同他们一起探讨学习上的问题，这使我对学习的兴趣更浓厚了。
在我就读的那个系里只有我一个波兰学生，但是我同一个波兰侨民小团体的关系却非常密切。我经常参加他们在一个简陋的小屋中举行的聚会，和他们一起讨论祖国波兰的各种问题，我那怀念祖国的情感在此得以尽情地抒发。我们有时会一起外出散步，有时还会参与公众集会，对政治始终保持着一种极大的热情。但是在第一学年临近结束时，我却不得不离开这个小团体，因为我认为自己应该把全部精力放在学习上面，这样才能够尽快地完成学业。即使是在假期里，我也仍在抓紧时间复习我的数学。
我的努力没有白费，天道酬勤，我在知识方面的各种差距逐渐缩小，并且我能够和同学们一起通过考试。1893年，我以优异的成绩完成了物理学的结业考试；1894年，数学结业考试时，我的成绩位于乙等，我对这些成绩非常满意。
后来我的姐夫谈到我那几年的艰难学习情况时，他戏谑地说那是：“我妻妹的一生当中英勇顽强的时期”。我自身也始终将这段时期的艰苦奋斗看作是我一生之中最值得回忆的美好时期。这期间因我孤身奋斗，废寝忘食地埋头钻研，终于能够进行科学研究了，这是我长久以来所期盼的。
1894年是我与皮埃尔·居里的第一次相遇。有一次我的同胞、弗利堡大学的一位教授打电话邀请我到他家去玩，同时受到邀请的还有一位巴黎的年轻的物理学家，他对这位物理学家非常熟悉，也十分赞赏。当我走进这位教授家的客厅时，我看见了这个年轻人。他正好站在一扇朝向阳台的法式窗户的凹进去的地方，宛如镶嵌在玻璃窗上的一幅画一样。他身材修长，头发是赤褐色的，一双大眼睛清澈明亮。他的神态飘逸，表情深沉而又温柔。第一眼看到他时，你会认为他是一个沉浸在自己的思绪之中的梦幻者。他表现出一种质朴而又真诚的态度，仿佛对我很有好感。并且在第一次见面之后，他还希望以后能够再见到我，继续对科学和社会等问题进行讨论。对于这些问题，我俩看法相似，很有共同语言。
随后，他来我所在的学生公寓拜访我，我们逐渐成了好朋友。他和我谈到他每天的工作情况、他所做的研究和他献身科学的梦想与决心。没过多久，他便向我吐露心声，希望能够和我共同生活，共同追求科学的梦想。但开始时，我还不能立刻下定决心，我犹豫着，因为这样的话，我就不得不永远离开自己的祖国与家人。
假期到了，我回到波兰，走的时候并没有重返巴黎的计划。但是，那年秋天，因为要我的博士论文做准备，我回到巴黎，进入巴黎大学的一个物理实验室，着手进行实验研究。
我又见到了皮埃尔·居里，而且因为科研的缘故，我与他的接触日益增多，关系也更加密切。等到我们彼此都认为除了对方，我们不会找到更合适的生活伴侣的时候，我们便决定结婚了，并于1895年7月举行了婚礼。
那个皮埃尔·居里刚刚荣获博士学位，并受聘在巴黎物理和化学学校任教。那一年，他36岁，已经是国内外颇具名气的物理学家了。他全心全意地投入科学研究当中，而很少留意自己的职位、待遇等问题，所以他的经济状况非常一般。结婚前，他与年迈的父母在一起生活，住在巴黎郊区的苏城。他特别孝顺，我记得他第一次跟我提到他的父母的时候，用了“慈父慈母”一词。事实上，他并没有夸大其词。他的父亲是一位很有资历的物理学家，为人慷慨大度，性格刚强；他的母亲是一位典型的贤妻良母，一生相夫教子，从无怨言。他的哥哥为蒙彼利埃大学的教授，兄弟二人情深意笃，皮埃尔对他的哥哥十分敬重。进入这样的一个家庭，我感到十分荣幸，而且我确实也受到这家人的热忱欢迎。
我们的婚礼十分简单，并没有专门购置结婚礼服来参加婚礼的也只有为数不多的亲朋好友。令我感到高兴的是，我的父亲和二姐也从波兰赶来了。
我希望有一个安静的地方用来居住和工作，除此之外我和皮埃尔并无其他什么奢望。我们非常高兴地找到了一套三居室的小房子，从窗口看出去，就能看到一座美丽的花园。老人们给我们购置了一些家具。我们还用一个亲戚给我们的喜钱买了两辆自行车，用来出去远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