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章 战争——生还与希望(2)

而在我出生后，按照家族惯例，父亲打算给我取名“常助”，但鉴于这个传统的名字不太适合20世纪新时代，于是拜托一位汉学家为我取名。那位汉学家非常有名，又是祖父的朋友。他建议取名“昭夫”。“昭”有“启发”之意，祖父的名字“命昭”里也有这个字。而且，根据不同的读法，我的名字还有“非凡”之意，“盛田”这个姓有“茂盛的稻田”的含义，加上“昭夫”二字，让人联想到充满希望的美好人生。父母似乎非常中意这个名字的寓意，所以也把我名字的音节用在了我两个弟弟的名字里——“和昭”“正明”[3]。

日本历代天皇在继位后，都会起一个新年号，将一个朝代的第一年算作日历上的正式元年。大正天皇驾崩后，1926年，裕仁太子继位。皇室想取个寓意吉祥的年号，最后定为“昭和”，意为“太平启蒙”。恰好也用了我的名字中的“昭”字。如今，家族建议我遵照家规，继承“久左卫门”这个名字。改名并非难事，只要向家事法庭提交申请，证明盛田家的历史和传统家规即可。但如今全世界都知道我叫盛田昭夫，所以不打算改名了。但我有时会在签名时用“AKM”，即“昭夫·久左卫门·盛田”的首字母发音缩写。而且我在美国的汽车号牌是“AKM-15”。至于我的长子盛田英夫，我和妻子希望他将来成为户主时能继承久左卫门之名，但是否愿意则由他自己决定。

从幼时起，我便认识到盛田家是拥有优良传统和伟大先祖的大家族。家族中不乏艺术爱好者、文化人和知识分子，我祖父和曾祖父便是其中的代表。老家所在地小铃谷村的历史可追溯至德川幕府时代，我的祖辈则是乡里族长和村中官员。在那个只有“上等人”才能拥有姓氏和佩刀的年代，他们位高权重。小时候，父母经常带我回小铃谷村老家，而村民每次都会盛情迎接。

我父亲的曾祖父是第十一代久左卫门（隐退后改名为盛田命祺），是个喜爱新事物和新思想的人。明治初期，受到“文明开化”思潮的影响，他请来法国人，计划在自家农场种植葡萄、酿造葡萄酒，连招牌商标都想好了。作为一家日本传统制酒企业，在酿造日本酒的同时，还酿造西方葡萄酒，这便是这位祖先当时的梦想。日本当时结束了历时200多年的锁国政策，开始打开国门、放眼世界。各种新事物开始在日本国内流行，明治天皇也鼓励日本国民向西欧学习，尤其提倡学习西欧的生活方式和科学技术。东京的鹿鸣馆一时成为西式社交的知名场所，各界名流政要在那里举办正式舞会，人们身着欧式服装、梳着西洋发型、尝试各种西餐。这股风潮甚至传到了皇宫里。

其实，这位祖先之所以打算酿造葡萄酒，还有其他原因。当时的明治政府早有预见，日本在不久的将来会面临大米短缺问题。而大米是制造日本酒的原料，如果能最大限度地用葡萄酒填补日本酒的产量缺口，就能克服大米歉收的情况。此外，据历史学家所述，当时大量武士由于新政的实施而无事可做，政府正试图解决他们的就业问题。再加上当时日本的耕地还算充裕，于是在1880年，在政府的鼓励下，盛田家响应号召，从法国引进了葡萄苗，进行种植。他引入了用来榨葡萄汁的机器，建起了较为专业的葡萄酒酿造所，还从附近雇来干活儿的工人。4年后，酿造所生产出了少量的葡萄酒成品，这项新事业有了一点儿成功的苗头，然而事与愿违。

很不幸，当时正值法国的葡萄园普遍遭受虫害，那是一种类似虱子的小虫，名为根瘤蚜，它们啃食葡萄叶和葡萄根茎。根瘤蚜不断蔓延，导致法国的葡萄园大面积受灾。当时有传言，说日本从法国进口的葡萄苗木中也有根瘤蚜，这意味着老祖先的努力将会化为泡影。1885年，果然在盛田家的葡萄园中发现了根瘤蚜，所有葡萄藤不得不全部销毁。而他只能卖掉土地还债，将葡萄园改成桑田，用于养蚕。幸运的是，盛田家的传统产品——酱油和日本酒在1900年举办的巴黎国际博览会上展出，其中一件产品还赢得了金质奖。这对当时的日本企业而言，简直是莫大的殊荣。总之，父亲的曾祖父总是满怀热情地不断尝试新事物，即便计划失败也决不气馁，是一位具备魄力和活力的开拓者。而父亲的伯父盛田善平也有类似的性格，1887年，他雇用了一名在英国进修过的酿酒专家来为他酿造啤酒。他还是“敷岛面包”（在东京被称为“Pasco”）连锁店的创始人。百折不挠、坚持到底、乐观向上，盛田家的这些品质代代相传，直至于我。而我父亲似乎早就察觉到了这点。

父亲的曾祖父于1894年去世，他生前曾用自己的钱财修桥铺路、建设家乡，开展了各种公益活动。明治天皇御驾亲巡时，对他进行了接见，并授予他蓝缎荣誉勋奖。为了表彰他为乡里做出的贡献，1918年，小铃谷村为他建了一座铜像。后来我得知，当时邻村的岩田弍夫先生（东芝公司的前任会长）还在读小学，而他也拿着旗参加了铜像的揭幕仪式。不幸的是，该铜像在战时被征用。一想到老祖先的铜像被熔化后用于战事，就让我感到痛心。好歹模具还在，后来根据模具造了一座陶瓷半身像，一直存放在小铃谷神社中。

由此可见，盛田家的历史总是围绕着小铃谷村，但我的父母还是从那个宁静的小村庄搬到了名古屋市。名古屋是爱知县的首府，也是日本重要的工业城市。父母之所以决定搬家，原因之一是我父亲当时的“企业转型计划”——对历史悠久的盛田合资公司进行现代化改革，而搬到大城市是该计划的重要一环。父亲认为，相比于那个美丽的乡下小村庄，大城市更适合发展现代化企业。1921年1月26日，我在名古屋出生。虽然我生在城市、长在城市，但我依然认为我的根一直在小铃谷村。

最近，在我小铃谷村老家的仓库里发现了许多古老的村史资料，都是一些颇具价值且内容有趣的古代文献。这些文献如实反映了300年前的日本农村状况。我成立了一个基金会，旨在保存并研究这些古代文献资料。首先将这些资料分类，制作目录，提交给日本的各个主要图书馆和大学等机构。按照我妻子的建议，我们建了一个玻璃房罩，以保护老旧的仓库，还在旁边盖了一座三层楼的资料馆。现在有好几位学者在馆中研究那些文献。如果将来退休后脑子还好使，我打算在老家仓库里埋头研究那些珍贵的古代文献，度过晚年。

父亲对我是比较宽容的，但作为一家的长子，我仍感到重担在肩。父亲决心把我培养成一名实业家，从我很小的时候起，就对我进行了相关的教育。如前文所述，作为长子，为了挽救家业，父亲在年轻时不得不放弃学业。或许缘于这段苦涩的经历，父亲是一个极为务实和保守的商人，在决定尝试新事物或采取新方法时，总是慎之又慎。在我看来，父亲简直过于保守了，每次决策都要耗费很长时间，而且总是一副焦虑不安的表情。我甚至觉得他有点儿杞人忧天。对于他的管束，我有时会与他发生争执。而这些看似鸡毛蒜皮的争论却培养了我的逻辑思维，锻炼了我的表达能力。父亲似乎是故意而为之，有时他还会采用“激将法”，利用我的愤怒对我进行教育。在我懂事前，我一直在不断抵抗父亲的“顽固保守”作风。但回想起来，父亲的保守主义却给家人带来了好处。多亏了父亲，我们一家才得以安心和美地度过每一天。

与他严肃谨慎的生意作风不同，生活中，他是一位温和宽厚的父亲。只要一有空闲，他就会陪着自己的孩子。父亲教我游泳、钓鱼，还和我一起远足，给我的童年留下了许多美好回忆。

但对他而言，生意是件严肃的事情，容不得玩笑。大概在我10岁或11岁时，父亲第一次带我到他的办公室和酿酒厂，让我见识了企业的运作方式，还叫我旁听漫长枯燥的高层会议。但通过这样的体验，既让我懂得了如何与部下沟通，又让我在小学时便明白了何为“正式的商务交谈”。由于父亲是公司老板，因此有时会叫公司干部来我家汇报情况或商讨事宜。这时，父亲也必定要求我坐着旁听。随着这种经验的不断增长，我渐渐对父亲的事业产生了兴趣。

父亲总是提醒我：“切记，因为你是家中长子，所以你生来就是老板。”

这让我不得不时刻牢记自己将来的使命——继承父亲的公司，成为盛田家的户主。而父亲同时也如此告诫我：“不要以为自己高高在上就可以盛气凌人，你既要明确自己的决定，也要明确分配给下属的任务，并必须对此负全责。”

父亲这样的苦口婆心，是对我大有裨益的启蒙教育，使我不会在出现问题时一味地责骂部下或推卸责任。通过这种家庭教育的熏陶，我学会了日本式的思维方式——只有找出能够实现双赢的利益共通点，才能达成自己的目的。因为人人都渴望获得成功。在学习“用人之术”的过程中，我领悟到了企业家应该具备的重要品质——忍耐力和理解力。绝不可刚愎自用，也不可采取卑鄙手段。这样的思维方式在我心中扎根，为我日后构建经营哲学打下了基础。不管是过去还是今后，一直让我受益匪浅。

盛田家虔诚地信奉佛教，家中每天都会做功课——礼佛念佛。大人会给孩子们每人一本佛经，让孩子们跟着大人念诵经书上那些复杂的汉字。我算不上是一个信徒，但作为盛田家所重视的传统习俗，我对其遵守至今。在我定居东京后，每当回老家看望父母时，我进门后的第一件事便是在佛坛前双手合十，行跪拜礼。

在我升入中学后，我的休息日就已经被工作填满了。只要公司开会，父亲一定会带我参加，我必须坐着听员工向他汇报情况，直至会议结束。然后是盘点作业，当时被称为“清查存货”，用的是一种古老的传统方式，但却非常精确。老板站在员工身后认真监督，而员工则一件不落地清点。

到了隆冬季节，还须检查酒的酿造和提炼情况，这项作业被称为“开坛品鉴”。我也被父亲带去学习这种技能，包括如何逐一检查酿造工序，还要在口中含少量的酒，试过味道后再吐掉。即便如此，或者正因为如此，直到现在，我对任何酒精类饮料都提不起兴趣。

前面已经提到，我的父亲生性保守，但他总是乐于满足家人的需要和要求。他尤其对外国的新技术和舶来品感兴趣。父亲还住在小铃谷村时，就购买了进口的福特汽车，开始做出租车和公交车的生意。对当时的日本人而言，最为常用的交通工具是人力车，而父亲便挑选了一个人力车车夫，作为公司的第一名专职司机。在我儿时的记忆中，周日一家外出郊游时，我们会乘坐一辆敞篷的福特T型车，缓慢地行驶在尘土飞扬的颠簸小道上。坐在后排的母亲则威严而端庄，她笔直地撑着一把遮阳伞。后来，父亲上下班时乘坐别克牌轿车，有专职司机开车。家中还有通用电气公司生产的洗衣机和西屋公司生产的电冰箱。

按照当时日本人的平均生活状况来评判，我们家的确已经非常西化了。于我而言，这方面对我影响最大的则是我的叔叔——盛田敬三。他曾在巴黎进修绘画专业，在外国待了4年。自他回国后，我们家才算是受到了正宗西方风尚的熏陶。他在我们家建起画室，结婚前一直和我们同住。叔叔文雅潇洒、风度翩翩，家中无人能及。早在叔叔回国前，家里人就从未要求我穿日式传统服装，父亲虽然在家时身着日式服装，但上班时必然换上西服，连我的祖父也经常穿西服。祖父对西方事物很感兴趣，尤其喜欢美国电影，我还记得小时候他带我去看电影《金刚》的情景。

但敬三叔叔带给我的是他在外国的亲身经历和见闻，因此让我觉得格外有趣。他带回他在巴黎画的油画、在法国各处拍的照片，以及他在游历英国伦敦和美国纽约等地时拍的照片。他还给我们看他用9.5毫米胶片摄影机（Pathé Baby）拍的影片。他说他在巴黎买了一辆雷诺牌汽车，经常开着它四处兜风，还拍了照片来证明此事。虽然我当时只有8岁，但这些事让我印象深刻。像协和广场、蒙马特高地、康尼岛等，叔叔提到的这些外国地名，我听过就马上记住了。尤其是他讲的有关康尼岛的故事，更是让我心驰神往。“二战”结束后，我第一次到纽约时，第一个星期天就去了康尼岛的游乐城。从“滑轨飞车”到“降落伞机”，我就像孩子一样，尝试了各种游乐项目，度过了美好的一天。

父亲以祖父为榜样，经常说：“如果一个人不积极主动地勤奋学习，那么花再多钱培养也是徒劳。但唯独有一种只要花钱就能见效的教育方式，那就是旅行。”

我的叔叔便是一个活生生的例子。他在国外留学4年的生活费，全都是祖父承担的。

我在升入高等学校（旧制高中）后，父亲便强烈建议我利用闲暇时间去旅行。在父亲的赞助下，我先是和同学一起去周游日本各地，然后又去拜访住在朝鲜半岛的亲戚，接着又去当时的中国东北旅行。大概在1939年或是1940年，我乘坐了第一列配有冷暖空调的流线型火车，它的名字叫“亚洲”号。本来定好了下一个旅行地便是美国，可由于战争爆发，直到十多年后，我才踏上美国国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