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章 左派的神话(5)
由于比新教国家具有更多的可能性，法国的共产主义自称是资产阶级的理性主义革命的继承人。它在经济不大具有活力的地区吸收了一批支持者。这些地区往往向来就是先进舆论较有影响的地区，之所以如此，可归结于那些与导致共产主义在非洲或亚洲成功的原因相似的原因：它煽动了佃农、自耕农和地主之间的冲突；它夸大了地位最低的弱势群体的要求；它开发利用了经济萧条所引起的不满。最后，在法国的工业地区，共产党的追随者主要来自工人阶级，而工人阶级之所以会被革命党所诱惑，乃是因为改良主义工会和社会党的失败。而这种失败则又至少可归因于经济落后省份生产率的持续低下，以及最有活力的省份前资本主义因素的抵制。
同样的社会异质性说明了党的发展的局限。尽管共产党有数以百万计的选民，但在经济发展较为落后的农村，仍有非常多的自耕农或小资产阶级仇视共产党，以至共产党这一“不满者的党”无法赢得大多数人的支持。而由于所有阶级过于坚决地具有维持一种生活风格的愿望，则又使共产党在工业文明省份获得的选票无法超过三分之一。
与共产党一样，并且也出于同样的原因，法兰西人民联盟选民的构成也相当复杂。在旧制度与大革命、教会与世俗学校之间的斗争仍始终被人当作话题的地区，法兰西人民联盟的成员会在很大程度上与反动派或温和派的选民混淆在一起，而法兰西人民联盟亦可借此从古典右派和人民共和党那里拉一些选民过来。在法国北方的一些城市，法兰西人民联盟的选民则又属于另一种不同的类型。他们在今天时而与社会主义左派汇合，时而与人民共和党汇合，时而又与激进派或温和派汇合。反共产主义与传统民族主义的结合使人想起所谓的“右翼的革命政党”的意识形态，它们力图一方面从左派那里借用其社会价值观念，另一方面则从右派那里借用其政治价值观念。
社会党以及人民共和党的一部分曾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刚结束不久梦想构建一种类似于英国工党主义的政策，但是，他们却被其潜在的支持者所遗弃。这一失败不能仅归咎于领导无方，而是因为教会和革命的斗争中的“过去”仍旧非常强地存在于现实当中；共产主义和一种先进的社会主义的结合很能取悦广大劳动者；而对已经习惯的生活方式的眷恋则又往往使小资产阶级倒向保守主义。“法国式的工党主义”注定无法走出梦幻的世界。
世界上没有一个地方像法国那样让左右对立具有这么高的地位，也没有一个地方像法国那样让左右对立的含义如此模糊不清，因为连法国的保守主义也以意识形态来表现自己。人们喜欢想像，法国在其伟大的时代曾经存在过整个世纪都为之而战的惟一的主题。左派通过想像，沉溺于一种单线型的历史，在这一历史中，圣乔治最终将战胜毒龙。但是，那些既不愿承认右派又不愿承认左派的人，有时也通过想像把自己置身于一个理性化的社会。在这一社会中，计划经济的管理者固然可能会去除悲惨遭遇，但也会同时去除幻想和自由。在法国，政治思想往往带有怀旧或乌托邦的色彩。
法国的政治行动同样也倾向于脱离现实。在法国实行的社会保障计划处于领先地位，商业机构则落后于工业发展。在工业化过程中照搬外国模式的一些国家所犯的错误正在等待着法国。在进口机器或用外国工厂的模式建立工厂的时候，人们可能会把工程师计算出来的技术选择与根据社会环境不同而变化多端的经济选择混为一谈。现代税收制度只有在纳税人、立法者和管理者皆属于同一（观念）世界的时候才会具有效果。例如，对于那些没有会计的农业、商业或手工业企业，也许任何税收制度都不可能完全成功地发挥作用。
在法国，人们喜欢谩骂资本主义。但是，值得被骂的资本家又在哪里呢？难道是某些重大工厂或商业网络的创始人或雪铁龙、米什兰、布萨克的后人？难道是里昂或诺尔的企业主家族，抑或是天主教徒甚至是农民？难道是工业部门的高级管理人员、国营与私营企业的经理？难道是大的商业银行（其中有的商业银行已由国家所控制）？难道是中小企业的负责人（他们当中有的人经营得当，其他人则只是人为地继续存在而已）？马克思笔下的资本主义、华尔街或殖民事务中的资本主义为谩骂提供了一个比法国这种形式多变、到处扩散的资本主义更好的目标。在后一种资本主义中，如果人们把候选人也算入正式的资产阶级成员，那么，这种资产阶级所包含的远不是国民中的少数。
在法国，人们亦完全可以对反资本主义的左派或凯恩斯式和反马尔萨斯式的左派进行界定，但这必须有一个条件，即不能把自己束缚在左右对立的程式或马克思主义的程式当中，承认具有现实性的争论的多样性，承认构成现代社会的结构的多样性，承认所由产生的问题和必要的行动方式的多样性。历史意义揭示了这种多样性，而意识形态则掩盖了这种多样性，即便是当它裹着历史哲学的华丽外衣时亦是如此。
使左派受到激励的是三种虽不必然矛盾，但往往会有分歧的观念：自由、组织、平等。“自由”意味着反对政权的专横，赞同个人的安全；“组织”则是为了以一种合理的秩序取代传统的自发的秩序，或是取代个人积极性的无序状态；“平等”则是指反对源于出身和财富的特权。
鼓吹“组织”的左派多少会变得“专制”，因为主张自由的政府行动迟缓，且因为多种利益或偏见的抵制受到抑制。鼓吹“组织”的左派如果不是民族主义的，那也是“民族”的，因为只有国家能够实现它的纲领。鼓吹“组织”的左派有时也是“帝国主义的”，因为计划经济的推行者们渴望拥有无限的空间和资源。鼓吹“自由”的左派会起来反对社会主义，因为它不可能不观察到国家权力的膨胀和专断的回归，虽然此时的专断是官僚机构和不知其名的专断。鼓吹“自由”的左派在反对民族社会主义的过程中，会坚持抑制国际主义的理想，这种国际主义不要求通过军队去取得某种信仰的胜利。至于鼓吹“平等”的左派、他们似乎被判定要不断地去反对富人，反对强者，而后者有时是互相对立的，有时又是混在一起的。那么，究竟谁是真正的左派、永恒的左派呢？
也许，像《精神》杂志的编辑们那样的左倾分子无心地给我们提供了这一问题的答案。他们为“美国的左派”出了一期专号，并老老实实地指出，在大西洋彼岸，很难捕捉到能与这一欧洲术语相吻合的现实事物。美国社会没有经历过类似的反对旧制度的斗争。它也没有工人党或社会党。传统的两党制压制了进步主义的或社会主义的第三党的企图。美国宪法或经济制度的原则没有被人认为有严重的问题。其政治争论更多的是技术之争，而不是意识形态之争。
从这些事实出发，我们可以推理出两种方式。或者是，我们可以用该刊的一位美国撰稿人的方式说道，“如果社会主义意味着改善弱势阶级的生活条件和确保社会公正，那么，美国始终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罗斯）[8]。或者我们也可以凭借欧洲社会主义的优点去期望美国“建立一个工党，因为这是美国社会一切变革的首要条件”，同时宣布，在美国“实现社会主义”是“世界的当务之急”[9]。显然，法国的编辑们倾向于后一种说法。产业工会联合会的倾向于社会主义的工人在工会的层面上，属于“新左派”。一个欧洲风格的工人党，将是惟一能够达到左派的各种目标的政党。各种手段、工人党或计划化，已变成了基本的价值观念。
但是，在提出这种不由自主的偏见的证据之后，《精神》杂志的一位编辑在该作出结论时却突然遗忘了知识分子的因循守旧：“应当思忖的是，在不再存在动荡不安的地方，人们是否还能够谈及左派……因为至少在我们法国人眼里，左派人士是那些始终不认为其国家的政策有理的人，而且他知道，并不存在能确保自己在未来是公正的神秘保证。左派人士还是对殖民远征进行抗议的人。他还无法接受暴行，即便这种暴行是针对敌人的或出于报复的亦是如此。”[10]“……在这种人类关切被压迫者和受难者的简单情感，即昔日促成一些欧洲人和美国人为捍卫萨科和范齐蒂奋起反抗的情感逐渐衰退的地方，人们还能够用‘左派’来美化自己吗？”[11]
如果只有敌视一切正统性和能感受到一切苦难的人才是左派，那么，为什么只有美国没有这种左派？认为苏联始终正确的共产党人是左派吗？那些为亚洲、非洲的所有人民，却不为波兰或东德的人民争取自由的人是左派吗？历史上的左派的语言或许在当代会博得喝彩，然而，当怜悯本身只具有惟一的意义的时候，永恒的左派的精神实际上已经死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