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荐序
“世界的逻辑”之独特解释
杨军 武汉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
大卫·哈维,这个名字中国的读者并不陌生。他是纽约城市大学人类学和地理学教授,曾在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英国牛津大学任教,新马克思主义的代表人物,当代最著名的人文地理学家之一,西方左翼思想家。在过去的40多年里,大卫·哈维在人文地理学、社会学、政治经济学、人类学等多个领域耕耘,在十几部著作和大量的论文中,以坚定的反资本主义立场,严谨的学风和强大的洞察、分析、批判能力,展示了强烈的现实关怀和独到的见识,提出了新马克思主义空间理论、历史—地理唯物主义、新帝国主义理论、空间—社会辩证法、后现代主义批判理论等,成为当今社会科学领域其理论被引用次数最高的学者之一,获得美国地理学家协会杰出贡献奖、瓦特林·路德国际地理学奖等多项国际大奖,被视为全球重要的思想家和批评家之一,堪称学术“大牛”。
《世界的逻辑》是大卫·哈维刚刚推出的一本文集,共十一章,内容来自他过去发表的论文或者著作的一部分。这些文章在大卫·哈维学术思想发展中占有重要地位,是他在学术发展不同阶段的代表性作品,都曾获得广泛关注和大量“点赞”。比如第一章《城市危机的起源》标志着大卫·哈维研究重点的转向,即“尝试引入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所提到的关于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矛盾关系的思想”来讨论资本主义社会的住房问题。第六章《从管理主义到企业主义》发表后就大受欢迎,是大卫·哈维被引用次数最多的文章。它强调了城市治理企业主义趋势的宏观经济原因及其影响,说明城市治理企业主义的兴起不过是维持和强化了不均衡地理发展中的资本主义关系。第七章《环境的本质》代表哈维“对自然性质以及人类在世界上所处位置思考的重大转变”,是他“定义历史地理学唯物主义原则的最初起点”。第九章《“新型”帝国主义》则首次提出了“掠夺式积累”的概念,分析了资本掠夺性积累的多种形式,等等。将这些文章集结在一起,使得这本书“阵容豪华”,精彩纷呈。如果要把握大卫·哈维的学术思想精华和他治学的心路历程,阅读这本书或许是最便捷的。
仅仅从目录来看,《世界的逻辑》的各章之间似乎没有什么关联。但“资本”“城市化”“危机”“环境”“后现代”等词语,标示出大卫·哈维在过去40多年里的学术探索。大卫·哈维坚持“地理学是自然与文化的统一,而不是通常所错误呈现的某些无意识的自然交互与反馈”的认识,扬弃了将自然与文化人为割裂的笛卡儿式僵化方法,试图运用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逻辑,从政治、社会和环境后果的角度去分析世界地理发生的变化,说明“人类对自然环境的创造性破坏”及其深层次根源,构建起他的分析框架。在研究中,大卫·哈维建立了资本的三级循环模式,找到了空间、位置和环境变化的根本动力——资本积累的需要,发现了“资本”“城市化”“危机”“环境”之间的关系,并形成这些基本观点:城市空间是资本的产物,城市化是吸收过剩资本和劳动力的主要方式;迅速积累的过剩资本在全球各地寻找出路并不断改变着世界的地理面貌,导致无序的城市化和各种现代社会问题。当前掠夺式积累已成为全球资本主义体系的“标准配置”,通过“时空修复”(将大量资本转移到其他国家)来换取资本积累的持续性。正是资本的“过度积累”,导致了金融危机的发生。这些观点铺就了《世界的逻辑》的主线,使大卫·哈维在不同时期的作品组合成有内在联系的整体。这样,这本书中无论是对具体问题的剖析,如第四章关于巴黎圣心堂建造的讨论、第八章关于牛津郡罗孚汽车工厂命运的讨论,还是对资本主义发展趋势、资本演化的宏观叙述,都在说明世界城市化进程的推进、地理景观的变迁实际遵循的是资本积累、谋利的逻辑,对当前世界政治经济体系下资本掠夺采用的“套路”给出独特的解释。
大卫·哈维认为,“应该用批判性的反资本主义视角来审视变化中的世界地理,这不仅是合乎逻辑的必要反思,更是捍卫人类未来的必需之举”。《世界的逻辑》一书彰显了这种批判精神。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质疑、批判资本积累推动下的城市化进程,因为这一过程充斥着暴力、破坏和不公。大卫·哈维一再提出这样的疑问:是否应该继续这样的城市化路径,还是应该从根本上遏制甚至消除无限度资本积累的动机?如果资本的维持和再生产必须以前所未见的速度到处开展钢筋混凝土建设,那么就应追问是否应放弃制造这些过剩资本的体系,放弃现行的以华尔街—美国财政部为核心的资本主义体系?另一方面,哈维质疑了反资本主义斗争的方式,他认为,“城市始终是反资本主义的热土”。在掠夺式积累已成为资本主义发展趋势的情况下,工人阶级应该放弃那种以控制工厂为目标的斗争。城市的各行业生产者应建立跨地域、跨产业的联合和联盟,争取“城市权利”,开展“社区革命”,由此孕育非帝国主义式的全球化。
大卫·哈维对当代中国的发展非常关注。他在多部著作和文章中都讨论了中国的城市化问题,认为中国在城市化中遵循了资本积累的逻辑,与其他国家相比“没有例外”。在《世界的逻辑》中,他将讨论中国发展模式作为引言,分析了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后中国谋求经济增长的政策与实践。应该说,哈维对于中国政府政策的理解未必准确,关于中国发展模式的看法也有值得商榷之处。比如,他认为当前中国的城镇化进程并不可取;中国的城市化进程、推进“一带一路”战略,与美国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郊区开发以及阳光工业带建设如出一辙。但是,他对“城市化进程也是各种运动、碰撞、冲突和政治斗争的过程”的分析,对“到处大兴土木以避免资金危机的方式”的质疑,对在“吞噬一切的发展”面前保持个人或集体的价值、尊严和意义的审视,对“掠夺性积累”导致城市景观的变迁和大量使用价值浪费的批判,等等,对于我们认识当代资本主义的发展、反思我国现代化进程中存在的问题确有裨益。而他关于资本积累的需求造成社会冲突和生态环境破坏的分析、关于放弃资本主义体系的讨论,对于我国在发展中如何驾驭资本、合理利用资本,以实现社会公平、保护生态环境等可谓深刻警醒。
大卫·哈维自称是“马克思主义城市学者”,努力地“按照马克思的本意去理解马克思”,也继承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批判的一些方法,但是他对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解并非完整、准确,他的分析研究与马克思有很多不同。比如,在《世界的逻辑》中,他对资本积累的分析并没有深入到资本主义自身的内在矛盾之中,而且在讨论空间问题中弱化了对资本主义社会阶级关系的分析,脱离了马克思唯物史观的分析逻辑;他认为“巴黎公社运动实质更是对城市权利的争取,而不是要求变革生产中的阶级关系”,这与马克思关于巴黎公社的评价有明显差异。
尽管如此,应该感谢大卫·哈维严谨的治学态度和深刻的批判能力,为观察、分析当代资本主义提供了独特视角,带来了诸多启示。相信读者在阅读本书之后,会体会到其中的“营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