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理学理论如何革新？要探寻答案，不妨研究所有科学门类的革新与反革新。托马斯·塞缪尔·库恩（Thomas Sammual Kuhn）1对自然科学的革新过程提出了独到见解。他指出，大部分科学活动都是所谓的常规科学，即对某具体范式（指在某特定的时点上科研人员都普遍接受的概念、范畴、关系和方法的综合）各方面的研究。但在常规科学实践中，可能会出现异常情况，这些异常情况无法通过既有范式内的观察或知识来解决。这些异常情况会越来越成为研究焦点，科学会陷入危机，在此期间研究人员会尝试一切办法来解决异常情况提出的问题。总有某次尝试能最终得出解决异常问题的概念、范畴、关系和方法，同时还吸收了旧有范式中的有用部分。由此，新的范式得以出现，然后又开始进入常规科学阶段。

库恩的理论在许多方面都不够完善。在此简述其中两点。首先，库恩未能解释异常情况如何出现，以及当异常情况出现之后又是如何引发危机的。当然，对这样的批评意见，可以解释说，异常情况也有轻重大小之分。例如，多年以来人们都知道水星的运动轨迹并不符合牛顿力学的运算结果，但这样的异常情况无关紧要，因为牛顿力学理论在日常生活中可以顺畅运用。然而，如果在修建桥梁时出现异常情况，那么显然这是很重大的问题，必须加以研究解决。因此人们依然普遍接受并认同牛顿力学的范式，除非某些具有重要实用价值和相关作用的事情无法用牛顿力学加以解决。

其次，库恩从来没有令人信服地回答过“新范式如何被接受”这个问题。库恩自己也承认，人们是否接受某种理论有时并不符合逻辑。他认为，其中更关键的作用是信仰的飞跃。那么这种信仰的飞跃又是基于什么呢？在库恩的分析之下似乎潜藏着从未清楚解释过的引导力量。在他的叙述中，这种引导力量根植于人类必须要控制和操纵自然环境的根本信仰。信仰的飞跃显然是基于这样的信念：新的范式有助于拓展并深化人类在这方面的力量。但究竟是哪个方面呢？按常理，应该是在某特定历史时点对日常活动和生活都很重要的方面。

按照上面两点批评意见，对库恩的核心批判实际上是他对科学知识形成的形而上的理解，即脱离了历史的物质条件。库恩以理想主义的方式解释了科学质变，但科学思想从本质上讲显然是服务于物质活动的。J. D. 贝尔纳（J. D. Bernal）2对科学知识发展的历史物质基础进行了研究。自然操纵中的物质活动就是为了服务于人的利益，科学理解也不能离开人的主观愿望进行独立阐释。但在这个节点上，还必须要增加新的一层视角，因为“人的利益”按照所考虑的社会阶层不同也可以有不同的解读。贝尔纳指出，直到不久之前，西方世界的科学都是服务于中产阶级的，最近甚至还出现了所谓“知识精英”的提法，科学家在其科研职业生涯中也难免受到中产阶级的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的影响。因此，似乎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自然科学实际上是隐含地反映着这样的诉求，即要操纵和控制与中产阶级相关的自然部分。但更为重要的是，科研活动的发展越来越受到资金支持和资金配置的制约，而这些资金配置背后又往往体现着控制了生产方式和金融的集团的特殊利益。企业和政府联手主导了科研的方向。因此，“操纵和控制”最终意味着为社会中具体利益集团（特别是工业和金融阶层以及中产阶级）而不是社会整体开展“操纵和控制”。3通过这些分析视角，就可更好地理解库恩所观察到的科学革新中科学质变背后的动力。

对于库恩的分析在社会科学领域是否也能适用这一问题始终存有争论。库恩似乎认为社会科学属于某种“前科学”，因为没有一种社会科学能够形成被普遍接受的由概念、范畴、关系和方法构成的统一范式。认为社会科学属于“前科学”的这种观点其实在科学哲学家中相当普遍。4但对社会科学领域思想史的研究发现，思想革新在社科领域也会出现，而且也具有库恩所发现的自然领域思想革新的特征。毫无疑问，亚当·斯密（Adam Smith）为经济学思想开辟了某种范式体系，随后李嘉图（Ricardo）等人加以完善。在现代经济学领域，凯恩斯（Keynes）的思想贡献可媲美亚当·斯密，其范式体系统治西方经济学界直至20世纪70年代前后。约翰逊（Johnson）5研究了经济学领域的思想革新。他的研究在许多方面都与库恩类似，但相比库恩要多一些拓展。例如，约翰逊分析认为，凯恩斯思想革新的关键在于，凯恩斯之前的经济学对20世纪30年代出现的大规模失业问题完全束手无策，由此经济社会出现了严重的危机。因此，失业就是当时经济学研究中的异常情况。约翰逊提出：

迄今为止，最有利于革命性新理论传播的就是存在某种传统理论，该传统理论显然与现实中最重要的事实不符，但传统理论的卫道士又极度自负，认为现有知识足以解释这些事实，然而其尝试过程恰好以荒诞可笑的方式暴露了传统理论的缺陷。

由此，当时客观存在的社会现实就超越了传统知识的范畴并暴露了其不足。

在普遍困惑以及传统经济学显然与现实脱节之时，这就为新理论的出现铺平了道路。新的理论对现实问题提出了更令人信服的解释并借此提出了系列政策主张。

至此，约翰逊的提法跟库恩还是相当类似的。但约翰逊随后又开展了深入思考，而某些思考是真正源于社会学学科。他认为，新的理论要想被普遍接受必须具备如下5个特征：

第一，新理论必须要挑战传统理论的核心论点……要以全新的但在学术上成立的分析来推翻旧的论点……

第二，理论在表面上必须要新，但也要尽量吸收现有传统理论中的合理部分或至少是无争议部分。在此过程中，最好要给旧概念换上令人疑惑的新名称，并强调此前认为是离经叛道的分析步骤其实是极其关键的……

第三，新的理论必须有一定的理解难度……这样资深学者就会认为其过于复杂且不值得研究，因此这些学者可能就会把更多精力浪费在外围理论上，由此造成的结果就是，他们在外围理论上的成果很容易招致更加野心勃勃的年轻学者的抨击。与此同时，虽然新理论要有足够难度来吸引年轻学者或学生的研究兴趣，但也不应过度艰深，年轻学者或学生在投入充分的研究精力后应能充分掌握该新理论……

第四，新理论必须给那些真正有天赋且踏实的学生提供新的方法论，其吸引力必须要超过现有的方法论……

第五，新理论必须有重要的实证关系……以供检验。

过去10年的地理学思想发展基本上延续了这样的脉络。传统地理学的核心部分是定性分析和特殊情况，但社会科学整体的趋势是向着社会操纵和控制工具的方向转变，这就要求有量化分析和对普遍情况的理解。在此转换过程中，旧的概念被赋予了令人疑惑的新名称，某些过时的假设也开始被严格剖析和验证。此外，不容否认的是，地理学领域所谓的数量化革命也使得新派学者可以嘲笑地理学科中的传统权威，尤其是当这些权威试图去解答新理论提出的相关命题时。显然，数量化革命提供了具有相当难度的学术挑战，同时也为新方法论的出现打开了通道，从最后产生的各种新分析性结论来看，许多新方法论确实让研究人员获益颇多。最后，有待检验的事物也相当多；距离衰减函数、门槛理论、物体范围以及空间模型测量成为地理学家最关注的实证研究领域，地理学家对每个课题都可投入大量的研究精力。因此，地理学中的数量化运动可看作提出一系列具有挑战性的有待回答的新观点，也可看作在某学科框架内对主导权和学术地位的争夺，还可看作在外界压力之下寻找操纵与控制意义的尝试，这一点从广义上说可定义为“规划领域”。为防止有人误读上述观点而去指责地理学中的某派，我要再次强调，其实所有地理学研究者都被裹挟于这场运动，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根本没有地理学者可以超脱于这场运动。

约翰逊还在其分析中纳入了“反革新”的概念。在这方面，他的思想并不那么具有启发意义，因为当他批判货币学派时，显然是存有私心的，尽管当时存在明显的异常（高失业率和高通胀并存）在挑战凯恩斯传统理论，但他还是将货币学派视为学术反革新者。但“反革新”一词所隐含的重要意义值得探究。社会科学观念变化似乎从直觉上判断就是基于革新与反革新的运动，而在自然科学领域，这一说法似乎并不自然成立。

我们可以通过自然科学领域的范式构建来分析反革新现象。这基于人类对自然发生现象的操纵和控制。与此类似，我们也可将社会科学领域范式构建的动力看作对人类活动和社会现象进行操纵和控制的愿望，这种操纵和控制的目的也是为了人的利益。那么问题紧接着就来了：谁去控制谁？控制事实上是为了谁的利益？如果说控制是为了大家共同的利益，又由谁去界定公共利益？因此，在社会科学领域，我们要直接面对在自然科学领域只会间接出现的问题，即操纵与控制的社会基础和影响。如果我们假定这些基础是均衡分布在社会之中，那么我们就过于愚蠢了。历史显示，通常这些基础都会高度集中于若干个社会阶层。相对于其他社会阶层，这些社会阶层可能是善意的，也可能是具有剥削性的。但这并不是重点。重点在于，社会科学所形成的概念、范畴、关系和方法并不独立于现有的社会关系。因此，概念本身就是希望描绘的社会现象的产物。只有当代表新范式的革新理论所包含的社会关系性质在现实生活中得以体现，新理论才会被普遍接受；反革新理论则是指有意与革新理论对立的说法，本来社会接受革新理论后可能产生社会变化，但反革新理论通过吸纳或推翻的方式遏制了这种变化的发生。

这种社会科学的革新与反革新正是亚当·斯密和李嘉图古典政治经济学与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根本区别所在，恩格斯在《资本论》第二卷序言中给出了深刻的解读。6有人指责马克思剽窃了剩余价值理论。马克思明确承认，亚当·斯密和李嘉图确实都讨论过剩余价值，但他们两人对剩余价值的理解并不充分。恩格斯则详细阐述了马克思对剩余价值理论的创新，以及为何马克思剩余价值理论“好像晴天霹雳，震动了一切文明国家”。为了完成论述，恩格斯还引述了化学历史上的著名故事（巧合的是，这个故事也赋予库恩7灵感来说明自然科学革新的结构），即拉瓦锡和普里斯特利发现氧气的关系。这两位化学家都进行了相似的实验并得出了相近的结果，但两者之间存在着本质不同。普里斯特利终其一生都坚持认为其实验结果是支持了当时的“燃素说”，因此他声称自己发现了“火气”；拉瓦锡则认为自己的实验结果无法用“燃素说”加以解释，因此他得以在全新的基础上开辟了化学的理论框架。因此，恩格斯以及后来的库恩都认为，拉瓦锡是真正的氧气的发现者，而其他人“只是析出了氧气，甚至不知道自己所析出的是什么”。恩格斯写道：

在剩余价值理论方面，马克思与他的前人的关系，正如拉瓦锡与普里斯特利的关系一样……在马克思以前很久，人们就已经确认我们现在称为剩余价值的那部分产品价值的存在；同样也有人已经多少明确地说过，这部分价值是由什么构成的，也就是说，是由占有者不付等价物的那种劳动的产品构成的。但是到这里人们就止步不前了。（所有经济学家）都为既有的经济范畴所束缚。于是，马克思发表意见了，他的意见是和所有他的前人直接对立的。在前人认为已有答案的地方，他却认为只是问题所在……他认为，这里摆在他面前的不是无燃素气体，也不是火气，而是氧气；这里的问题不在于要简单地确认一种经济事实，也不在于这种事实与永恒公平和真正道德相冲突，而是在于这样一种事实，这种事实必定要使全部经济学发生革命，并且把理解全部资本主义生产的钥匙交给那个知道怎样使用它的人。根据这种事实，他研究了全部既有的经济范畴，正像拉瓦锡根据氧气研究了燃素说化学的各种既有范畴一样。8

恩格斯的论述是精辟的，其实在库恩提出其有关科学进步的创新理论将近百年之前，恩格斯已经充分表述了这样的思想。马克思的经济理论显然是危险的，因为马克思经济学理论是从不掌握生产方式的无产阶级的立场为理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提供了一把钥匙。因此，根据马克思主义形成的可以构成新范式的范畴、概念、关系和方法就对资本主义的权力结构产生了根本的威胁。随后出现的价值边际理论（尤其是奥地利学派的庞巴维克和门格尔）在很大程度上推翻了亚当·斯密和李嘉图理论的许多基础内容（包括劳动价值理论），由此也不自觉地抵御了马克思理论在经济学领域的挑战。苏联在列宁去世之后对马克思主义的反革新修正以及西方社会学界对马克思主义术语的反革新收编（现在某些社会学学者甚至说大家都是马克思主义者），其实都没有采纳真正的马克思主义思想，由此影响到了马克思主义的真正传播，也使马克思所设想的人本社会始终未能出现。这些改装后的概念以及概念所隐含的社会关系都是扭曲的。

因此，社会科学领域的思想革新和反革新有着自身的特征，与自然科学领域不同。思想的进步归根到底不能与实践的进步脱节。这或许可以得出结论：社会科学确实是处在前科学的状态。但其实这样的结论是有问题的，因为自然科学从未长期脱离某固定利益阶层的控制。正是这一事实，而不是自然科学性质本身，导致了自然科学领域不太容易出现反革新。换言之，自然科学领域的思想革新并不会直接挑战现有的社会秩序，因为自然科学新思想在构建之时就大致体现了现有秩序的要求。当然，这不是说在自然科学发展过程中不会带来社会问题，因为社会发现也是不可预测的，因此也会成为社会压力的根源，但这并不意味着自然科学是处在“社会前”的状态。

相应地，自然科学方法时常试图去解决的社会行动和社会控制问题并不属于自然科学范畴。事实上，现在有一种盲目认知，认为社会科学应排除在自然科学之外，担心纳入社会科学有可能会给自然科学加上“偏见”，殊不知自然科学正是在现行社会秩序要求下开展的。这对那些有着社会责任感的科学家确实造成了道德上的困境。与普遍看法相反，现在的结论似乎是，社会科学哲学要高于自然科学，因此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的最终融合可能不是通过“社会科学的自然化”，而是通过“自然科学的社会化”。9这就意味着，新的范式是否能被接受的根本准则不是看是否有利于对自然的操纵和控制，而是看是否有利于实现人类发展的潜能。若该准则被采纳，那么所有的科学领域都要经历与社会实践革新关系相关的、有关思想的革新与反革新。

现在让我们回到最初的问题：如何革新地理学思想？为何要革新地理学思想？数量化革命方兴未艾，而边际回报递减理论也在向好，尽管分解生态学又有进步，尽管距离衰减理论又有新成果，尽管物体区间测量又有新进展，但这些研究的现实相关性越来越弱。此外，现在有许多年轻的地理学研究者，他们就像20世纪60年代初的地理定性研究者那样充满热忱，他们希望获得学术上的肯定，也急于找到有意义的研究方向。因此，虽然数理学派统治了地理学的教育和学术研究，但不满之声也在地理学科内部增加。尽管地理学科的社会学条件不足以产生地理学思想的全面革新（也没有必要），但毕竟条件已经摆在那里。更为重要的是，当前地理学所采用的成熟理论和方法论框架不足以让地理学者对发生在我们身边的地理巨变做出任何有实质意义的分析和评论。许多实际发生的事情已经远远超越了我们的认知和控制能力。现在的生态问题、城市发展问题以及国际贸易问题，地理学者几乎无法对这些重大问题做出任何深刻解释。当地理学家开口时，说的都是老生常谈或隔靴搔痒那套。总之，地理学范式不能与时俱进，而现实又需要新的范式。客观的社会条件要求地理学者合理、清晰地解释世界，否则就最好永远闭嘴（学者完全丧失公信力，或者更糟糕，客观社会条件恶化到说什么都没用的地步）。由于客观社会条件在发生变化，而地理学无力应对这些变化，所以地理思想才必须革新。

那么如何才能实现革新？有若干途径可供选择。一方面，如某些学者所言，放弃数理化运动的实证主义思想基础，转而采取形而上学的哲学理想主义，并期盼理想主义思想下的观念能够最终获得足够的实质内容，由此来推动客观社会条件的创造性转变。但理想主义的最大特征就是注定要徒劳无功地去为空泛口号寻找其实并不存在的实际内容。另一方面，我们可以放弃20世纪60年代以来的实证主义传统来回归现象学阐释。这看上去要比理想主义的路径好一些，因为至少可以让我们始终强调“人”的概念，即人始终是在感知周边的社会和自然环境。但现象学方法很容易引向理想主义道路或回到幼稚的数理实证主义路径，也很容易转变成物质主义的某种社会认知形式。

地理学中的所谓行为学革新指向了两个方向。因此，在此节点上，最有效的策略就是看实证主义、物质主义和现象学交汇的领域，由此来实现对所处社会客观现实的充分阐释。马克思主义对这些交叉领域进行了非常深入的探究。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和《德意志意识形态》（German Ideology）两本著述中，马克思为其思想体系奠定了深厚的现象学基础。

马克思主义和实证主义也有相似之处。两种思想都以物质主义为基础并采用分析学方法；但根本差别在于，实证主义仅仅满足于理解世界，而马克思主义则是要改造世界。换言之，实证主义从现存的客观世界静态得出范畴和概念，马克思主义的范畴和概念则基于对历史发展以及事件和行动的动态辩证分析基础之上。例如，实证主义方法采用了传统的亚里士多德的两分法逻辑来验证前提假设（不设前提的纯粹数据推导完全就是亚里士多德的思想产物）：前提假设要么对要么错，而且一旦对错确定后就不会变更。辩证法则认为理解是一个过程，要对对立两方面进行阐释，要纳入矛盾和冲突的视角并最终走向对立统一。在谈到真理与谬误时，真理总是在辩证过程中，而不是过程产生的结论。这些结论充其量只是在某特定的时点是“正确的”，而且总是还有与之相对的其他“正确结论”。辩证法可让我们随时逆转整个分析：解决办法有时就是问题，而问题也可能是解决办法。

现在终于要谈到贫民区形成这一现实问题了。读者可能会觉得，前面的详细论述仿佛跟理解贫民区的形成以及寻求贫民区解决之道没有太大关系。其实，前面提及的理论对于理解贫民区至关重要，因为在我看来，只有自觉地在解决问题的过程中去探求建立全新的地理学理论，我们才有可能发表对解决问题真正有帮助的观点。在此还要指出，我们可以使用许多现有的工具来构建这样的理解，当然我们必须从全新的角度来看待这些工具。总之，我们要想到氧气而不是“不含燃素的气体”。

贫民区作为美国城市中重大的社会问题，吸引了许多人的关注。在整个20世纪60年代，贫民区都是底特律、洛杉矶以及其他一系列美国城市中一次次社会骚乱的策源地，尤其是在1968年4月马丁·路德·金（Martin Luther King）遇刺身亡之后的那段时间。这成为后来所谓美国“城市危机”的起源，当时许多人呼吁政府采取措施进行干预。在英国的一些城市，对两极分化和贫民区化的恐惧也在蔓延。人们通常认为，贫民区是不好的，最好把贫民区消除掉，当然最好不用对贫民区的居民实行人口消灭［爱德华·C. 班菲尔德（Edward C. Banfield）对最后一条似乎也有些模棱两可］。在此无意对有关贫民区的问题进行文献综述或讨论贫民区具体的定义；相反，在此应分析那些似乎有助于理解贫民区形成和贫民区保持的地理学理论，那么最为明显的当然是城市土地使用理论。

地理学中的城市土地使用理论中有很大一部分都是受益于社会学中的芝加哥学派。罗伯特·埃兹拉·帕克（Robert Ezra Park）、E. N. 伯吉斯（E. N. Burgess）和R. D. 麦肯齐（R. D. McKenzie）10等学者对城市进行了大量学术探析并详解了如何从生态角度理解城市。他们注意到了在城市之中的低收入聚集区或少数族裔聚集区，他们还发现城市总是表现出某种空间分布的规律。由此出发，伯吉斯后来提出了城市同心圆学说。帕克和伯吉斯似乎都把城市视为人造的生态综合体，社会适应、城市功能以及生活方式的形成、对生存空间的竞争等组成完整的空间结构，而让整体结合在一起的就是源自某社会凝聚所产生的文化产物，帕克11将之称为道德秩序。城市系统中不同的团体和活动基本上都是通过道德秩序组合在一起的，然后在由道德秩序确定的边界内开展争夺（社会和空间）。问题的关键是找出谁最终到了城市的什么位置以及其所处位置的情况是什么样的。芝加哥学派的城市理论基本上是描述性的。这一传统对地理学和社会学思考造成了深刻影响，虽然描述的技法有所改变（分解生态学基本上取代了描述性人类生态学），但这些研究的根本方向还是没有大的改变。

芝加哥学派中的城市地理学者完全继承了芝加哥社会学派的衣钵。12但有意思的是，帕克和伯吉斯都不曾高度关注由经济系统产生的社会凝聚以及源自经济动机的社会和经济关系。当然，他们也并未完全忽略此问题，只是对于他们而言，这是次要问题。因此，他们所开创的城市土地使用理论存在重大缺陷，在解释贫民区现象时这一缺陷就突显出来。其实早于帕克和伯吉斯大概80年前，恩格斯就注意到了城市同心圆的现象，但他是从经济阶层的角度出发加以考察的。以下就是恩格斯的原文，他对理解城市的空间结构给出了深刻的见解：

在曼彻斯特的中心有一个相当广阔的长宽各为半英里的商业区，几乎全区都是营业所和货栈。这个区域几乎整个都是不住人的，夜里寂静无声，只有值勤的警察提着遮眼灯在狭窄而黑暗的街道上巡逻。这个地区有几条大街穿过，街上非常热闹，房屋的最下一层都是些辉煌的商店；在这些街上，有些地方楼上也住了人；这里的市面是不到深夜不停止的。除了这个商业区域，整个曼彻斯特本城、索尔福和休尔姆的全部……所有这些地方形成了一个纯粹的工人区，像一条平均一英里半宽的带子把商业区围绕起来。在这个带形地区外面，住着高等的和中等的资产阶级。中等的资产阶级住在离工人区不远的整齐的街道上……而高等的资产阶级就住得更远……在新鲜的对健康有益的乡村空气里，在华丽舒适的住宅里，每一刻钟或半点钟都有到城里去的公共马车从这里经过。最妙的是这些富有的金钱贵族为了走近路到城市中心的营业所去，竟可以通过整个工人区而看不到左右两旁的极其肮脏贫困的地方。因为从交易所向四面八方通往城郊的大街都是由两排几乎毫无间断的商店所组成的，而那里住的都是中小资产阶级。他们为了自己的利益，是愿意而且也能够保持街道的整洁的。诚然，这些商店和它们背后的那些区域总是有密切关系的，所以在商业区和靠近资产阶级住区的地方，商店就比背后藏着工人们肮脏的小宅子的那些商店更漂亮些。但是，为了不使那些肠胃健壮但神经脆弱的老爷太太们看到这种随着他们的富贵豪华而产生的穷困和肮脏，这些商店总算是够干净的了……我知道得很清楚，这种伪善的建筑体系是或多或少地为一切大城市所具有的；我知道，零售商因其所经营的商业的性质就必须住在繁华的大街上；我也知道，在这种街道上好房子总比坏房子多，这一带的地价也比偏僻的地方高。但是我毕竟还没有看到过一个地方，像曼彻斯特这样有系统地把工人阶级排斥在大街以外，这样费尽心机把一切可能刺激资产阶级的眼睛和神经的东西掩盖起来。然而，曼彻斯特在其他方面比任何一个城市都建设得更不合警察的规定，更没有一定的计划，而是更偶然地堆积起来的。当我连带考虑到资产阶级那种热心的保证，说什么工人生活得很好的时候，我就觉得，那些自由派厂主，曼彻斯特的大亨对该市的这种可耻的建筑体系并不是完全没有责任的。13

相比帕克和伯吉斯的文化–生态角度，恩格斯在1844年的城市分析更符合经济和社会现实。实际上，只要把恩格斯的描述略加修改，就可用来描述美国城市（同心圆空间分布，住在郊区的富人享受便利的交通，在其通勤路线上看不到城市贫民的悲惨生活等）。因此很遗憾，现代的地理学者竟然都想跟随帕克和伯吉斯，而不是从恩格斯那里汲取营养。恩格斯所观察到的“社会凝聚”并非某种超然的“道德秩序”。相反，城市的悲惨是罪恶与贪婪的资本主义体系的必然副产品。社会凝聚是通过市场交换体系的运作实现的。恩格斯还如此评价伦敦：

伦敦人为了创造充满他们的城市的一切文明奇迹，不得不牺牲他们的人类本性的优良品质；才会开始觉察到，潜伏在他们每一个人身上的几百种力量都没有使用出来，而且是被压制着，为的是让这些力量中的一小部分获得充分的发展，并能够和别人的力量相结合而加倍扩大起来。在这种街头的拥挤中已经包含着某种丑恶的违反人性的东西……所有这些人愈是聚集在一个小小的空间里，每一个人在追逐私人利益时的这种可怕的冷淡、这种不近人情的孤僻就愈是使人难堪，愈是可恨……人类分散成各个分子，每一个分子都有自己的特殊生活原则，都有自己的特殊目的，这种一盘散沙的世界在这里是发展到顶点了。这样就自然会得出一个结论来：社会战争，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争已经在这里公开宣告开始……每一个人都把别人仅仅看作可以利用的东西；每一个人都在剥削别人，结果强者把弱者踏在脚下，一小撮强者即资本家握有一切，而大批弱者即穷人却只能勉强活命……在任何地方，一方面是不近人情的冷淡和铁石心肠的利己主义，另一方面是无法形容的贫穷；在任何地方，都是社会战争，都是每一个家庭处在被围攻的状态中；在任何地方，都是法律庇护下的互相抢劫，而这一切都做得这样无耻，这样坦然，使人不能不对我们的社会制度所造成的后果（这些后果在这里表现得多么明显啊！）感到不寒而栗，而且只能对这个如疯似狂的循环中的一切到今天还没有烟消云散表示惊奇。14

如果将恩格斯的话概括一下（去掉对资本主义的抨击），那么完全可以写入美国关于全国骚乱的《科纳委员会报告》15中，这是20世纪60年代美国约翰逊总统执政期间对全美各地城市危机的权威调查文件。

因此，恩格斯以及帕克和伯吉斯所发现的城市中的常见空间结构可以通过经济和文化视角加以分析。恩格斯所提出的问题，即为何城市发展虽然没有“大亨”的直接介入却最终服务于这些富裕权势阶层，后来成为城市经济学分析中的主要课题。最初约翰·杜能（Johann Heinrich von Thünen）在研究农业区位时提出了地租法，于是就有人想通过地租的边际经济原则来研究城市区域。这为后来威廉·阿隆索（William Alonso）和R. P. 穆斯（R. P. Muth）开创城市土地市场经济理论提供了重要基础。16当然，在此无须对该理论展开详述，但还是值得研究其对理解贫民区形成的贡献。

按照该理论，城市土地使用是通过竞价来实现的。在竞价过程中，靠近商业活动中心的地租就会比较高（该理论假设所有的就业都集中在某中心区域）。现在如果我们考虑两部分人群（富人和穷人）的居住选择，选择主要是看距离就业中心的远近，通过分析其竞价地租曲线（即社会阶层能为居住支付的价格）结构，就可预测各群体的居住区位。对于穷人组来说，其竞价地租曲线是相当陡峭的，因为穷人无力承担高昂的交通费用；因此，居住地距离就业中心区越远，穷人就越无力竞价。但富人组的竞价曲线很平缓，因为其竞价能力并不受交通距离远近的困扰。当两组开始竞价时，结果必然是穷人居住在城市的中心，而富人居住在外围（如恩格斯所描述的那样）。这意味着穷人被迫居住在高地租的地段。那么穷人的唯一选择就是减少居住面积，在狭小的空间内和许多人挤在一起。这个模型最终导出的结果就是，穷人会集中居住在靠近城市中心的高地租地段，承受拥挤的居住条件。但也可以对该模型添加变量，因为富人的竞价曲线的平缓程度是由其居住空间需求以及交通成本构成的函数。莱斯特·B. 雷夫（Lester B. Lave）17指出，如果富人的偏好发生变化，那么城市的空间结构也会随之改变。例如，如果城市中心区的拥堵程度提高，那么富人可能就会觉得长途交通所耗费的时间和精力是不值得的，为此他们就会改变自己的地租竞价曲线并搬回城市中心居住。按竞价地租曲线的陡峭平缓程度可以预见不同的城市结构，如果发现富人住在市中心而穷人住在外围，那也完全正常。在这种情况下，穷人就要被迫做出调整，例如他们要重新平衡时间与成本，为了节约交通成本，穷人可能会选择步行很长距离（在拉美国家的城市这种情况相当普遍）。但无论如何，富人总是可以将由自己的偏好造成的后果强加于穷人头上，因为富人有更多的资源来应对交通成本或任何位置的地租。这就是运用边际经济原理，在贫富差距情况下分析得出的自然结论（地租竞价曲线是典型的边际图）。该理论基于房地产市场中常常被称为“帕累托最优”的状况。

为此可以运用类似的理论构建去分析城市系统中的失衡，并设计出政策将失衡状态调节回平衡状态。20世纪50年代开始，大量就业人口向美国城市集中，照理美国应当出现贫困人口向外迁移的状态（考虑到穷人的竞价地租函数），因为穷人希望居住在靠近就业区域的地方。但这种转变并未出现，因为在郊区出现了排他性的居住同心圆现象。因此，我们可以把现代社会中严重的贫民区问题视为是那些阻止人口均衡分布的社会体制造成的恶果。这些政治和体制障碍的存在本来是为了实现理性的经济方案。或许我们可以通过司法以及其他机构来挑战排他性区域的合法性或合宪性。（颇为意外的是，民权组织和企业都对这项行动表示支持，民权组织把城郊的分区视为歧视性做法，企业则担心城郊难以找到低收入的劳工。）我们也可尝试更改土地利用方法。据报道，新泽西州普林斯顿地区正规化建设可容纳120万个就业岗位的工商区，以及可容纳14.4万工人居住的居住区，这种工作和居住分开的城市分区实在是要不得。18此外，还可通过交通补贴和增设特别交通设施的办法来解决城区与郊区交通条件不足的问题，由此贫民区中的居民就可以去郊区上班。当然，这必然要求贫民区的居民用时间来换成本（在存在交通补贴的情况下）。但这些项目大部分都以失败告终。当然，也可以尝试通过城区改造和“黑人资本主义”等行动将就业岗位重新吸引回城市中心，由此来寻求新的平衡。所有这些解决方案都有一个隐含前提，即城市土地使用存在着不平衡，需要有政策来重新实现城市土地使用的平衡。这些解决方案都看到不平等的存在，但所有方案都试图在现有社会机制内（与杜能城市土地使用理论中的机制相符）去解决不平等的问题。

那么如何才能找到更有新意的解决方案呢？现在不妨回到穆斯19对杜能理论的剖析上。在对杜能的理论进行分析后，穆斯想通过芝加哥住宅土地使用的现有结构来量化验证杜能理论是否成立。他的验证结果表明，杜能理论基本上是成立的，但也有若干偏差，这些偏差可以用房地产市场中存在的种族歧视等因素来解释。由此我们或许可以推断出该理论是正确的。但通过经典实证方法验证的理论可用来帮助我们发现真正的问题。对穆斯而言，这是对某社会理论的成功检验；但是对我们而言，这可能是指向了真正问题所在。按照该理论，穷人最后必然居住在他们最无力居住的区域。

我们的目标是消除贫民区，那么，实现这一目标的唯一有效政策选择就是消除使得该理论成立的条件。换言之，我们要想方设法让杜能的城市土地市场理论变得不成立，最为简单的办法就是消除那些产生了该理论的社会机制。这里所涉及的社会机制其实很简单，即对土地使用的竞价。如果我们消除掉这个机制，那么自然会改变最后的结果。这就立刻形成了消除贫民区的政策建议，即要用社会控制的城市土地市场或房地产的社会控制来取代竞价机制。在新的体系中，杜能的理论（本身也只是常规理论）与我们对住宅土地使用空间结构的理解就不会再有数理关系。其实许多国家都开展过对这种方法的尝试。例如，古巴就在1960年将所有的住宅都收归公有，房租都是交给政府，房租被视为“居住者所有权的折旧，居住者应定期按时支付以确保房屋的可居住性”20。如果房屋的居住者发生变更，那就只能通过政府机构来变更。

那些居住在1940年以前修建的房屋中的居民，如果他们在1959年之前始终按时定期交房租，那么从1965年起他们就不必再交房租。在1961年5月之后，所有新的空置房屋都被用来分派给有需要的家庭，然后按家庭收入的10%交房租。此外，在1966年年中，古巴宣布，所有居住在旧公寓中且交租已经满60个月的租户，可终生免交房租。到1969年时，古巴有268 089户居民不再需要交房租。21

显然，对于像古巴这样处于经济发展初期的国家，住房短缺将始终是个问题，通过房屋公有化也无法改善恶劣的居住条件。但古巴所采取的措施还是值得参考的，因为这样的措施使我们完全不必用阿隆索–穆斯城市土地市场理论来理解城市居住空间结构，这可能是我们消除贫民区所必须借鉴的。

这种对贫民区土地和房地产市场的应对之道提出了分析问题和设计解决办法的不同框架。例如，假设古巴所有的房屋都不用交房租，如果我们将某城区的房地产存量视为社会（而不是个人）财富，那么显然社会已经支付了这些既有房屋的成本。按这种方法测算，所有建于1940年之前的（以及部分在这之后建造的）城区房屋都已经付过钱。这些房屋产生的债务已充分折旧或偿还，那么这些房屋的唯一成本就是维修和服务。我们的房地产市场沉淀了巨额的社会资本，但在私有土地和房屋体系中，房屋的价值不是通过其实际居住使用价值来衡量，而是按照市场交易时的价格来衡量，这就导致房屋价值可能会受到投机等外部因素的影响。在当前许多的老城区，有些房屋显然已经没有多少交换价值，但这并不表明这些房屋不具有使用价值。我们其实是在浪费这些使用价值，仅仅因为无法确定其交换价值。但这种浪费不会发生在社会化房地产体系中，这也是我们死守私有产权理念所必须承担的成本之一。当然，按照经济学理论的假设，交换价值中体现着使用价值。虽然两者相互关联，但这种关系的性质更取决于谁是使用者。在老城区的房地产市场，房屋对房东和租客来说有着完全不同的使用价值：对房东来说房屋是收入来源，对租客来说房屋才是遮风挡雨的居所。

当然，以上对阿隆索–穆斯住宅土地使用理论的评价过于简单化。因为，为了理论分析而设定的机制并不总是等同于真正制造出符合理论结果的机制，因此，如果立刻得出竞价市场机制就是贫民区形成的根本原因这一结论会太过草率。对该理论的成功验证仅仅是提醒我们现在存在这样的可能性，即结果是由竞价市场机制导致的。我们需要具体来剖析这种机制。

市场机制只有在资源稀缺的条件下才能发挥作用。换句话说，对稀缺资源的配置是市场经济的基础。因此，必须要对“资源”和“稀缺性”两个概念的内容进行研究。地理学者长期以来都认为资源是技术和社会的双重产物。22只有当出现合适的技术以及相应的社会组织形式来运用它们时，材料或人力才能成为资源。只有当人类在核物理技术方面取得突破之后，铀矿才会成为资源；也只有当人们为了生存而在市场上出卖自己的劳动时，人力才会成为资源（即人力资源或人力资本）。与此类似，稀缺性的概念也不是自然产生的，只有加入社会行动和社会目标后才具有意义。23稀缺性取决于社会而不是自然。只有在资源稀缺性条件下，市场体系才成为可能。因为只有在这些条件下，按价格发生的商品交换市场才能发展。市场体系是高度分散化的对经济行动协作和整合的控制机制。正是这种协作能力的发展，使得人类在历史上创造了难以想象的财富。这就出现了一个悖论，即财富创造要依靠一个以稀缺性为基础的机制，如果稀缺性消失了，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创造财富的市场经济也自然会随时崩塌；但资本主义又是永恒追求生产能力的提升。为了解决这样的悖论，现在有许多的机构和机制来确保稀缺性不会消失。实际上，许多机构的存在就是为了保证稀缺性（大学就是典型的例子，虽然大学总是会以控制教育质量为借口）。其他的机制则是要确保对其他生产要素流动的控制。与此同时，不断增长的生产力要求寻找释放的渠道，因此就有了浪费（军事行动、太空探索等）以及需求创造的过程。这自然表明了稀缺性会与市场经济始终伴随。在美国这样的发达生产型社会中，消除稀缺性的主要障碍就是高度复杂且相互依存的社会机构（金融、法律、政治和教育等），这些机构都支持市场经济。接下来就让我们看看，这种情况如何体现在老城区的房地产市场中。

贫民区有一些奇怪的特征。例如，越是居住人口拥挤的地段，空置房屋越多。巴尔的摩有大概5 000套空置房，许多空置房的条件其实还不错，且都位于居住人口密度最高的地区。其他城市也有这样的现象。在这些地区，还有许多房子的租金仅仅相当于地产税，因此与普遍想法不同，这些地方的房东其实并不能从房子上赚多少钱。数据显示，其实他们还不如卖掉这里的房产而投资其他地方的房产。24当然，有些房东确实品行不端，但对于品行端正的房东来说，贫民区的房租回报相对偏低。但相对于房屋质量来说，这里的房租已经很贵了，可是如果房子要转手，那么房屋售价又会很低。

银行不愿意为老城区的旧房子提供住房抵押贷款，银行这样做的理由也很充分。老城区的房子前途不明，因为房子所在的地块说不定很快就会拆迁重建。实际上，金融机构心里是清楚的，只要不给这些老房子放贷款，这些房子就会衰败得很快，然后就只能等待商业开发，此时银行再介入就可以赚得盆满钵满。因为银行的动机就是为了赚钱，所以并不能就此指责银行道德败坏。实际上，这就是所有贫民区房屋的通病，如果以社会约定俗成的生意经营或平常道德去看，几乎所有人都无可指责，尽管最终造成的客观结果是贫民区的惨状，人人都认为那是居住条件恶劣且浪费土地资源的地方。在有关贫民区问题上，各种对立的观点似乎都言之有理。因此，要想在现有的经济和制度框架内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似乎是不可能之事。给房屋提供联邦补贴的政策失败了；租房补贴作用很快就消失在市场自动调节中；公屋政策也失败了，因为公屋的数量少，只供本地分配（基本上就是穷人聚居区），而且基本上面向社会的底层民众。城市再开发仅仅是把问题挪了挪地方，有时甚至还弄巧成拙。

恩格斯在出版于1872年的文集《论住宅问题》（The Housing Question）中预测到，这种尴尬局面就是用资本主义方法来解决住房问题的必然结果。从理论批判的角度说，恩格斯对杜能的批判很像是马克思对李嘉图的批判，恩格斯正是在批判中得出了自己的预测。杜能在分析模型中对租金进行了概念化（在阿隆索–穆斯模型中也是如此），因此我们可以直接采用马克思25的思想。按马克思的说法，租金只是资本主义制度下（例如私有产权）剩余价值的表现形式，租金的性质不能脱离实际去理解。如果“就租金论租金”，而不去考虑生产方式以及资本主义制度等因素，那么就会犯观念上的错误。阿隆索和穆斯的研究就是犯了这样的观念错误。另外，这样的“错误”还在资本主义市场过程中被放大，因为资本主义市场要求实现租金（即资本回报）最大化，而不是实现社会剩余价值最大化。租金只是剩余价值各种表现形式的一种且只能部分表现剩余价值，追求租金而不是剩余价值的最大化必然会导致资本主义经济体系的紧张。实际上，这会导致与实现剩余价值本身相抵触的作用力——商业集团希望实现其控制土地的回报最大化，而社区希望能将自己辖区内的纳税人数最大化，这两种力量带来的土地变迁使潜在劳动力与劳动场所之间产生了隔离，由此导致生产的下降。在《论住宅问题》中，恩格斯指出了这种竞争性市场过程所带来的一系列后果：

现代大城市的发展，使某些街区特别是市中心的地皮价值被人为地提高起来，而且往往是大幅度地提高起来。原先建筑在这些地皮上的房屋，不但没有提高这种价值，反而降低了它，因为这种房屋已经不适合于改变了的条件；于是它们就被拆毁而改建别的房屋。首先遭到这种厄运的就是市中心的工人住宅，因为这些住宅的租价，甚至在住宅中挤得极满的时候，也永远不能超出或者最多也只能极缓慢地超出一定的最高限额。于是这些住宅就被拆毁，在原地兴建商店、货栈或公共建筑物。26

这个过程（在任何大城市都很明显）的产生是因为，资本家必然要追求某块土地上与其地理租金相吻合的回报。这与促进生产没有任何关系。这一过程也与其他的压力相关。

现代自然科学已经证明，挤满了工人的所谓“恶劣的街区”，是周期性光顾我们城市的一切流行病的发源地……统治的资本家阶级以逼迫工人阶级遭受流行病的痛苦为乐事是不能不受惩罚的；后果总会落到资本家自己头上，而死神在他们中间也像在工人中间一样逞凶肆虐。当这一点由科学确定之后，在仁爱的资产者心里就激发起了争先恐后关怀自己工人健康的高贵精神。于是就建立协会、著书立说、草拟方案、讨论和颁布法律，以求根绝时常重复发生的各种流行病。工人居住条件已经开始受到调查，做了些消除最不能容忍的缺陷的尝试……委任了调查工人阶级生活卫生状况的政府委员会。27

如今的社会病症则是毒品和犯罪，但问题在本质上并没有太大区别，所设想的解决方案也具有相似的特征。恩格斯写道：

实际上资产阶级只有一个以他们的方式解决住宅问题的办法，即每解决一次就重新把这个问题提出来一次。这就叫作“欧斯曼”的办法……我所说的“欧斯曼”，是指把工人街区，特别是把我们国家大城市中心的工人街区切开的那种已经普遍实行起来的办法，而不论起因是为了公共卫生或美化，还是由于市中心需要大商场，或是由于铺设铁路、修建街道（有时街道修建仿佛带有战略目的，要使得设置路障进行战斗变得更加困难）等交通的需要。不论起因如何不同，结果总是一个：最不成样子的小街小巷没有了，资产阶级因为这种巨大成功而大肆自我吹嘘，但是……这种小街小巷立刻又在别处，并且往往是紧邻的地方出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每夜用来禁锢我们的工人的这些传染病发源地、最可耻的洞穴和地窖，并不是在被消灭，而是在……被迁移！同一个经济必然在一个地方产生它们，也会在另一个地方产生它们。当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还存在的时候，企图单独解决住宅问题或其他任何同工人命运有关的社会问题都是愚蠢的。真正的解决办法在于消灭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由工人阶级自己占有全部生活资料和劳动资料。28

现代美国城市的城建政策执行经验与恩格斯所描绘的场景有惊人的相似之处，现在也很难不去说这是由于资本主义市场机制的内在矛盾所导致的。因此，现在有理由相信，最初的怀疑是正确的，即市场机制是导致肮脏混乱城市面貌的元凶。如果从这个角度思考，我们就可以解释为何对老城区的所有政策都会同时产生正反两方面的作用：如果重新开发，那么结果只是转移贫困；如果不开发，老城区就会日渐衰败。如果不让黑人迁入白人社区，那么黑人就难以获得住房。这种尴尬情形导致了令人手足无措的结果，很容易得出完全相反的结论。你可以怪罪是穷人导致的这样的情形（班菲尔德就觉得这是合理结论），此外还可设计基于“善意忽视”的政策，这样至少不会引发激进政策失败之后所导致的种种非议。因此，目前的城市规划政策似乎走到了这样的阶段：与其努力解决老城区的问题（某些项目注定会失败），还不如尽量保存至少市场机制还可以发挥作用并可实现部分成功的“灰色地带”。这样的政策是否能有效隔绝疾病传染或社会沦落还尚无定论。但令人遗憾的是，这意味着要放弃老城区所积累的使用价值，也可能毁掉目前正不得不在老城区中挣扎生存的1 500万~2 500万居民的命运与生活。这样的代价似乎过于高昂，但其实只要结合现实考虑恩格斯得出的结论以及结论的理论基础，住房问题应有另外的解决之道。

尽管所有严肃的分析人士都承认，贫民区问题事关重大，但很少有分析者愿意去质疑经济系统运行背后的力量，而我就是希望可以探明住房问题背后的制度因素。关于贫民区问题，似乎可说的都已经说尽，但唯独无人审视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基本特征。我们设计了种种方案，但从未想过要去挑战资本主义经济的延续性。这些不触及社会根本的讨论和方案只会让我们显得愚蠢，因为最终我们还是不得不回到恩格斯在1872年就已经意识到的问题，即资本主义解决方案无法为解决社会条件恶化创造基础。目前这些方案都只是说“无燃素气体”，但只要愿意，我们其实能够发现氧气的存在，我们完全可以用严苛和批判的视角来重新审视基本社会问题。这就是理论的革新首先要完成的任务。这种任务究竟是什么？

首先来分析任务不包含什么。首先，肯定不需要对贫民区的社会条件进行新一轮的数量统计调查。实际上，把一群人显然不合人道的处境再次完完整整地展现给另一群人看，这样的做法本身就具有反革新意味，因为这只会让观察者产生内心的错觉，自以为是在给解决问题出力，但其实并没有。这种数量化的统计实际上是于事无补的。有关贫民区的信息来源极为丰富，国会报告、新闻媒体、书籍论文等上面都有大量我们需要的证据。我们的任务不在于此，也不是去做类似于“道德自慰”的举动，以窥视狂般的姿态去大肆记录贫民区居住人口的惨状，然后在那里做义愤填膺或悲天悯人状，在摆完姿态之后又立刻回到属于自己的、有着温暖壁炉的舒适住所。这样的做法也是反革新的，因为这只是补偿内心负罪感的廉价方式，其实是在逃避根本问题，更谈不上去解决问题。那种“情感旅游”式的方法也不是解决之道。某些人就喜欢抽出“一段时间”加入到穷人的生活和工作中，然后还天真地以为自己能真正帮到穷人。这其实也是反革新的，例如在暑假期间去给贫苦地区的学校修整了操场，但如果到了秋天操场又变得坑坑洼洼没人管了，那么这样的支援又有何意义呢？这些都是我们应该尽力避免的歧途。这些只会让我们看不到真正的任务所在。

学界最首要的任务就是要增强自我意识和自我觉醒来构建社会地理学思想的新范式，基本方法就是要对现有的分析框架进行深刻反思。这是我们研究人员所擅长的。毕竟作为研究人员，我们只能以学术工具为武器。因此，我们要做的就是调动智力资源来形成概念、范畴、理论和主张，然后将之运用到推动符合人道的社会变化的事业中。这些概念和范畴不能凭空而来，必须要结合发生在我们身边的事件和行动来构建。在此就可以也必须用到车载斗量的现有数量化统计结果，以及在社区中实际观察到的经验。只有把这些丰富的数据和经验综合放置在强大的理论模式中，这些数据和经验才会有意义。

但我们的思想不能局限于既有的现实，必须充分考虑其他可能性。我们不能完全依赖实证主义理论来规划未来，因为这只会不断强化现有秩序。但正如所有新范式中的信息那样，我们必须合并和重组现有理论中任何有用和有价值的部分。我们可以根据未来可能的行动来重置现有的理论构建。我们可以将现有的理论批判地看作是对当前社会主导力量的“辩护学”，这里的“主导力量”就是资本主义市场体系以及所有伴生制度。通过这种方法，我们可以创造出两种情形：在第一种情形中，区位理论可用来谋划更美好的未来；在第二种情形中，区位理论只是强化意在维持现状的思维模式。许多时候，问题并不是边际理论方法或技术优化方法本身，而是这些方法都用在了错误的环境中。在区位理论中引入帕累托最优就是反革新的想法，实际上任何旨在实现剩余价值任一表现形式（例如租金或资本投资回报）最大化的理论都是反革新的。但设计解决方案又显然与这些工具高度相关，因为需要理解剩余价值生产过程中如何实现最优资源配置。以平均主义出发的方法构建也常常是反革新的，除非其中体现了对如何组织创造剩余价值的生产的正确方法的理解。通过分析上述问题，至少我们可以开始评估审视现有的理论，然后在评估过程中（谁知道呢）或许能形成新理论的基本脉络。

科学思想的革新需要将概念和观点、范畴以及关系引入新的思想体系，这种新的思想体系在经受现实检验时可让所有与之相对的理论体系都显得荒唐可笑。这要求思想的自我革命，因此许多人在这条道路上的最初探索会产生不适应，因为这实质上就是要自我否定，让自己在自己面前显得荒唐可笑。这种思想上的自我革命很不容易，尤其是自我意识强大的知识分子。此外，地理新思想的真正崛起还要经过创新实践的检验。毋庸赘言，大众对新理论的接受程度要看创新实践的成效和结果。这会牵涉到许多艰难的个人决定：是否要为新理论赴汤蹈火，或是仅仅对新理论表示“附议”。大部分人在真正投身于新理论之前都会犹豫，因为站在旁边静观事态发展似乎是更加安全的选择。但如果情况真的如我们许多人描述的那样糟糕，那么我们就会越来越意识到，现实既然已经如此不堪，为何不放手一搏；如果最后新理论是成立的，那么所有取得的进步和功绩都将归属于新理论。

那么，在地理学科中实现理论革新的前景究竟如何呢？这要求完成若干任务。我们必须要清除周边的反革新理论和说法，我们也要承认现有理论只不过是对现状的辩护。除此之外，我们还必须承认：

1. 任何学科都是通过对现实情况的研究来发现问题和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其途径就是包含了范畴、命题、关系建议和普通结论的理论框架。

2. 理论可分为三种类型：

（1）现状理论——直接源自现实并旨在描绘现实，且精确展示某具体时点现象的理论。但这种理论自认其主张放之四海而皆准，因此据此得出的政策措施也往往只是对现状的保护。

（2）反革新理论——表面上无法判断是否是直接源自现实的理论，可能会遮盖、误导或掩盖（有意或无意）人们理解现实的能力。反革新理论通常具有吸引力并被不少人接受，因为其逻辑自洽、易于操纵、浮华魅惑或顶着“最新理论”的光环；但实际上反革新理论与其所声称的要分析的现实相去甚远。反革新理论天生会阻碍有效政策的制定与实施，因此反革新理论是“把事搅黄”的利器，它会把注意力从根本问题转向次要表面问题甚至根本不存在的问题。此外，反革新理论也可用来给那些阻挠改革的行为提供支持和依据。

（3）革新理论——完全源自现实情况的理论，该理论中的内涵主张都是相对真理（这些主张会根据情形不同而成为真理或谬误）。革新理论是通过辩证方法构建的，因此包含着两方面的对立统一。革新理论会指出某种现存状况中的内在选择并为未来社会发展提供真正的选项。这些选项的执行会验证理论并为新理论的构建奠定基础。革新理论始终探索真理的形成，而不是去机械寻找现成的真理。

3. 具体主张和整体理论结构并不一定属于上述分类，只有当运用于某种具体社会情形时才会成为上述分类中的一项；否则主张和理论都只会是抽象的、理想化和形而上学的构建，虽有形式却无内容（仅仅是词句和表述）。反革新的理论构建就常常处在这种缺乏实质内容的状态。

4. 随着情形的变化和具体运用的变化，理论构建也可从一种类型转换成另一种类型。这就要提到必须规避的两处危险：

（1）反革新转换——革新理论转向反革新理论。

（2）反革新停滞——革新理论由于始终无法调整来适应新情况和新形势，由此革新理论就可能沦为现状理论。但同时也有两项重要的革新任务：

• 革新否定——把反革新理论拿出来并指出其漏洞错误。

• 革新重构——将现状理论和反革新理论放置在运动或具体内容中，由此来确定现状中的内在选项。

当然，只有当反革新理论的知识权威（尤其是在学科领域）的外衣被剥去，让反革新理论直接暴露在现实面前时，上述任务才可完成，上述危险也才以可避免。

小结

本文是在1971年美国地理学家协会波士顿会议上提交的文章。其背景是，在1968年4月马丁·路德·金遇刺身亡之后，巴尔的摩的黑人居住区（以及其他许多美国城市）发生了城市骚乱，黑人的居住情况被认为是导致大规模骚乱的重要原因，由此产生了许多对黑人住房问题的详细研究。我于1969年秋天来到巴尔的摩的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执教，在入校后不久就参与了这些住房问题调查。在撰写调查报道时，我尝试引入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所提到的关于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矛盾关系的思想，因为住房供应是具有商品属性的，然后得出结论：过度依赖市场机制必然导致无法为低收入人群提供良好的住房条件。同时我还指出，针对住房问题的公共政策总是无法解决问题，而只是转移问题。当然，在文中我有意隐瞒了这种理论分析的思想来源，但我惊奇地发现，所有的城市官员、土地所有者和金融机构都认为这样的理论构建有助于明白真相并值得继续探讨。他们鼓励我继续探究马克思的思想，而当时其实我对马克思思想并不熟悉。2015年4月，巴尔的摩出现了大规模住房抵押贷款无力偿还，银行强行收屋，许多单亲家庭（大部分是女性）以及非洲裔家庭受到严重冲击，为此再次发生了与1968年类似的严重城市骚乱。这次骚乱又一次暴露了美国城市化进程中低收入人群和边缘人群的悲惨境地［正如2002~2008年在巴尔的摩取景的电视剧《火线》（The Wire）所反映的那样］。恩格斯在1872年写下的文字，与我在其后百年写的文章竟然有那么多的相似之处，放在今天的伊斯坦布尔、圣保罗、伦敦和上海依然具有强烈的现实感，也贯穿了百年之前的曼彻斯特与如今的巴尔的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