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使命的三个根本问题

（2010年11月9日）

我在这里提出有关大学使命的三个根本问题。这三个问题反映了在中国办一所大学的三类关系。全世界所有大学都会面临这些关系，但对于中国的大学而言，还有特别值得关注之处。

一、什么是大学？

这个问题涉及教学与研究的关系。一所大学，即使是一所研究型大学，其使命主要是为了教育学生还是为了创造知识？事实上，中国和世界的绝大多数名牌大学都是研究型大学，它们的声誉主要源自它们从事的学术研究。近十年来这种效应增强了，是因为依据定量方法进行世界大学排名，以及以此为标准许多国家的政府都在积极推动建设“世界一流大学”。

中国在这两方面都发挥了显要作用。1998年，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提出了在中国建设若干所“世界一流大学”的目标。随之而来的是如何来衡量的问题。2003年，上海交通大学启动了世界大学排名研究，它是依据对学术刊物以及诸如诺贝尔奖获得者数量等被显著认可的客观指标进行定量测算。后来这被称为“上海交通大学世界大学学术排名”（ARWU），也称“上海交大排名”。

上海交大的世界大学排名之所以很有影响，有以下几个原因。首先，这是世界上所有大学的排名，并非只是美国或某一特定区域的大学排名。其次，它的排名以客观的定量指标为依据，并使用了公开数据。这里没有“主观”评价。它是一个普遍适用的标准，同等适用于所有国家，也独立于文化因素。排名中使用的所有相关学术论文都已在国际知名期刊上发表，涉及几乎所有的数学、自然科学和工程学领域，但在人文和社会科学领域则很少。

这个排名在欧洲有很大的影响。它令人信服地表明美国高等教育何以在世界上占有主导地位。在2003年的首次排名中，在前20所大学中，美国占15所，英国有4所，亚洲有1所，欧洲大陆1所都没有。在排名前50所大学中，美国有35所，占70％，欧洲有10所，其中欧洲大陆仅5所。这引起了欧洲人特别是大陆欧洲人的震惊。欧洲是现代大学（意大利的博洛尼亚大学和法国的巴黎大学）以及现代研究型大学（德国的洪堡大学）的发祥地。欧洲人强烈感到他们的大学远远落后于美国的大学，特别是在研究方面。

上海交大排名在发展中国家中的影响也不小。排名前两名的中国大学是清华大学和北京大学，排在200—300名之间，这清楚地表明它们还远达不到“世界一流”水平。从中国到印度，从新加坡到海湾国家，世界上许多政府都为建设世界一流大学而投入大量资源，以提高它们在排名中的位置。具体做法是增加在科学和工程方面的论文发表数量。

但这个排名也导致了偏差。当政府制定政策以提高大学排名时，他们只专注于研究，而且大多是自然科学和工程方面的研究。他们从教学，从人文和社会科学的研究方面转移了注意力，而这些领域比其他领域对教育人更有关联。在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和提高排名位次的过程中，出现了系统性的偏差。

那么大学的使命到底是什么？难道只与研究相关，而与教育无关？是否它只与在《科学》、《自然》上面发表论文有关，只与诺贝尔奖得主有关，却没有别的了？清华大学的一位教授说过一句话：“一所大学如果没有论文发表，它当然算不上是一所一流大学；但是如果在教学上失败，它甚至都不配称作是大学。”

今年年初，清华大学原副校长、现任天津大学校长龚克在香港《明报》上写了三篇文章，提出了类似的问题：学生与教师，学生与研究，学生与学术，哪个才是大学更基本的？他的看法是学生教育应该优先于教授研究。

说比做容易，因为排名带来了声誉、公众认可以及资源。研究容易度量，而教学和教育却不容易度量。

二、什么是教育？

这个问题需要处理如下关系，即传授有用的知识，还是培养一个有文化有教养的人。有两个原因使得社会压力倾向于前者，而不是后者。显然，市场力量是倾向前者的，它要求毕业生能对企业有用。除此而外，政府也要求毕业生对国家有用。市场和政府都提供了强有力的激励：学习那些对你的就业和国家立即有用的东西吧。这通常意味着技术技能，而非人文素养；这也意味着要服从、听话，而非批判性思维和创造性。

但是，大学不是培训学校、职业学校或训练营。大学教育的首要目的是教育青年成为“有教养的文明人”，不只是“有用的机器”。爱因斯坦在美国高等教育三百周年纪念会上（1936年10月15日）谈到教育时这样说道：

它应该发展青年中那些有益于公共福利的品质和才能。但这并不意味着个性应当被消灭，而个人只变成一只蜜蜂或蚂蚁那样，仅仅是社会的一种工具。

另外，我也要反对认为学校必须直接教授那些在以后生活中要直接用到的专业知识和技能这种观点。生活所要求的东西太多种多样了，不大可能允许学校采取这样的专门训练。除了这一点，我还认为应该反对把个人当作死的工具来对待。学校的目标始终应当是：青年人在离开学校时，是作为一个和谐的人，而不是作为一个专家。

不幸的是，爱因斯坦的教育理念遇到了想让学生成为有用之才并立即就能服务市场、报效国家的强大阻力。这是一种“短期功利主义”的教育观。这在穷国比在富国更加严重，因为在前者，如何在经济上能够生存是学生们更为优先考虑的问题。

三、什么是研究？

这个问题反映在从事研究以获取基本知识与从事研究为政府和企业获取眼前利益之间的关系。巨大的政治激励和财务激励容易驱动政府项目和企业后期开发阶段的项目，相对弱化对真理的求索。

这是上面讨论的第二个问题的一个镜像，是一种“短期功利主义”的研究观。在中国，这个问题尤其突出，因为中国大学历来就承担政府和企业的项目，它们往往在实用性很强的后期开发中成为企业的替代者。世界上其他大学也从事这类研究，但没有达到这种程度。

下面两个故事表明中国大学和美国大学对“研究”的理解差异。

第一个故事。一批清华大学的工科教授于2010年4月在美国伯克利加州大学工学院访问，听取了该院副院长对学院研究情况的介绍。伯克利工学院在美国和全世界的排名居前三。清华大学的工科总体上在中国也名列前茅。伯克利工学院副院长谈到他们成立了一家新的电子工程领域的研究中心，中心是由几家全球领先的公司共同资助的。对于这种情况，清华大学的教授很难理解。“你们的研究中心怎么能由相互竞争的公司联合资助呢？”答案是：我们只从事早期阶段的研究，商业应用至少要等五年以后。所以，在这个阶段这些公司之间不存在竞争关系。显然，清华大学的情况不同：研究中心多为公司从事后期开发研究，如果由不同公司赞助，相互之间就会存在竞争。这个故事说明了中国顶尖大学做研究的性质。尽管中国大学的研究经费激增，但大多数资金用到了后期开发项目的研究上。

第二个故事。斯坦福商学院副院长、经济学家约翰·罗伯茨（John Roberts）在2006年清华经管学院顾问委员会会议上，就学院建立了不少研究中心，而它们多由企业赞助一事发表了评论。他说，要想成为一所真正的世界一流大学，学院必须让教师们去做他们最喜欢做的事，也就是他们最感兴趣的事，而不是企业要他们做的事。因此，企业为其自身使命而赞助的研究中心并不一定符合“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理念。但是清华经管学院教师对此看法不同。

尽管中国的大学有着强烈动机在国际刊物上发表研究成果，但是承担政府和企业的项目在政治上和经济上具有更强的激励。这类研究在短期内对国家和企业是有用的，但是如果它们不能提供对未来有意义的知识，那就算不上长远地服务于国家和企业，而且也不会改进我们对世界的根本认识。

我在这里提出了有关大学使命的三个根本问题：什么是大学，什么是教育，什么是研究，如此之简单，却又如此之基本。但是，在当今中国，在这些涉及每一所大学的最简单而又最基本的问题上，我们还没有一致的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