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关键时刻(2)

车停了，众人一拥上前，逐一与冯玉祥握手寒暄。蒋介石等将领均佩剑着冠，衣着鲜亮，而冯玉祥穿的是一套粗布军服，且腰束布带，足踏布鞋，二者形成了极为强烈的反差。

这是蒋、冯第一次见面。老冯当时眼中的老蒋是这个样子：四十岁左右，整个人瘦瘦的，两只眼睛都凹了进去，说起话来先笑，然后就是哼哼哼。

虽然彼此都觉得对方的形象有些别扭，可是由于前面做了铺垫，会晤的气氛还是不错的。冯玉祥抵徐后，下榻在花园饭店。当晚蒋介石设宴招待，席间谈笑风生，颇为融洽。

趁谈得高兴，蒋介石便提出来，希望冯玉祥能帮他们打武汉。冯玉祥不是第一次听到类似的请求，先前汪精卫也是这一套，当然是反过来，让他帮武汉打南京。

在已经收了汪精卫好处的前提下，冯玉祥决定两不得罪，谁也不打。他对蒋介石说：“若是我们自己打起来，何以对得起孙中山先生，又何以对得住中国的人民！不论如何，我宁愿得罪你们也不愿你们自己打。我恳求你们是共同北伐，先打倒我们的敌人，这是重要的事。”

第二天，南京政府的一批文官、元老也专车抵徐，参加与冯玉祥的会商。会商过程中，冯玉祥再次表明了自己的立场和态度，一方面竭力赞同北伐，另一方面在宁汉对立上力主“调解”，并且说武汉方面已开始进行“分共”，国民党内部不能再进行自相残杀了。

蒋介石至此不再提及让冯玉祥打武汉的要求。晚宴上，冯玉祥一语惊人：“今天是南赤、北赤在这里集会！”

紫气东来

冯玉祥发动“首都革命”，后来又赴苏联考察，这让他在北方军人中几成异类。张作霖和吴佩孚都说：“南方的‘赤化头子（南赤）’是蒋介石，北方的‘赤化头子（北赤）’是冯玉祥。”

冯玉祥的惊人之语即出此典。他由“南赤、北赤”开始借题发挥：“我们哪里赤呢？我们是真真实实地赤心赤面要流赤血，保护中华民国的赤子，决不像张吴（张作霖、吴佩孚）两个样子，他们只要杀谁就给谁一顶赤帽子戴。”

有蒋介石“师爷”之称的吴稚晖心领神会，立即呼应道：“今天这里是紫气东来！”

6月21日，蒋介石拿来拟好的一份电报稿给冯玉祥看。冯玉祥看后无异议，便与蒋介石共同在电稿上签了名，这就是“马日通电”（21日的电报代日韵目是“马”字）。

“马日通电”出自于黄郛手笔。黄郛自始至终参加了徐州会谈，他起草的这份通电有两个内容最为重要，其一是要武汉政府早日送苏联顾问鲍罗廷回国；其二是呼吁宁汉合流，共同进行北伐。

生意场上，人情归人情，生意归生意。蒋介石为“马日通电”付出的代价是，允诺每月拨助冯玉祥军费两百万元，并预请冯玉祥将来任军政部长之职。

冯玉祥从徐州返回郑州后，即将“马日通电”发出。武汉政府顿时陷入孤立和被动，汪精卫曾经高喊“革命的向左来，不革命的滚开去”，以“左派领袖”的面目与蒋介石进行抗衡，如今也不得不改弦更张，宣布“和平分共”。

宁汉合流，但未能合作。吃了亏的汪精卫以“在夹攻中奋斗”为口号，派张发奎率粤军“东征”，武汉政府也准备随之东迁。为了抵抗“东征”，蒋介石将徐州前线的主力部队全部调回南京进行防御，结果造成徐州空虚，被孙传芳趁机予以攻占。

有人建议缩短战线，退守淮河，但蒋介石认为徐州乃战略要地，放弃徐州，势必助长北洋政府和武汉的气焰。他调来嫡系的第一军两师，亲自指挥对徐州发起反攻。

出师时，蒋介石誓言说，不打下徐州，便不回南京。可是事与愿违，不但徐州没有打下，而且败得很惨。

徐州反攻战的失败，让蒋介石认识到不搞定武汉就无法分身北伐。于是他召来负责前线指挥的何应钦和白崇禧，商量西征讨汉事宜，不料白崇禧却不愿服从命令，而主张与武汉讲和。

蒋介石闻言非常生气，他愤然说：“这样，我就走开，让你们讲和好了。”

白崇禧话一出口，就让老蒋栽了个悬梁的大筋斗：“我看此时为团结本党，顾全大局计，总司令离开一下也好。”又说：“总司令太辛苦了，应当休息休息，让我们试试看吧！”

蒋介石立刻意识到白崇禧并非出言无意，实际上是在“逼宫”。

“逼宫”不是偶然的，这是新桂系蓄谋已久的一次突袭行动。新桂系的“新”，乃是相对于已被他们扫荡清除的老桂系而言。在这支崛起于广西的新兴地方军事集团中，李宗仁和白崇禧分居一、二把手的位置，时人也常以“李白”并称。

“李白”的桂军第七军在北伐军中占据八分之一，蒋介石对他们不能不重视。李宗仁可以时常出入于总司令部，见蒋介石从来无须预先约定。他们谈话有时是为了公事接洽，有时只是一般的聊天。有一天李宗仁在蒋介石的办公室和他闲聊时，蒋介石突然问他：“你今年几岁了？”李宗仁回答：“三十七岁。”蒋介石便说：“我大你四岁，我和你换帖。”

所谓换帖，也就是互换兰谱，结为异姓兄弟。李宗仁连忙说：“我是你的部下，我不敢当啊！同时我们革命也不应再讲旧的那一套哇！”

蒋介石说；“没关系，没关系，你不必客气。我们革命，和中国旧传统并不冲突，换帖子后，使我们更能亲如骨肉。”

蒋介石说着打开抽屉，取出一份红纸写的兰谱，原来他已经事先填写好了兰谱。

李宗仁又推辞：“我惭愧得很，实在不敢当。”一边说，一边向后退，表示不敢接受。

蒋介石站了起来：“你不要客气，你人好，你很能干……”他抢上两步，把兰谱塞入了李宗仁的军服口袋，并叮嘱李宗仁也写一份给他。

李宗仁回去之后，把蒋介石所写的兰谱拿出来一看，上面除了一般兰谱所共有的生辰八字，以及一般如兄如弟的例行文字外，还有蒋介石自己撰写的四句誓词：谊属同志，情切同胞，同心一德，生死系之。

蒋介石写完誓词，郑重签上“蒋中正”三字，另外附有“妻陈洁如”四字。

有了敢怒敢言更敢做的资本

换兰谱，拜把子，甚至结为儿女亲家，只是当时南北双方要人拉近彼此关系的习惯做法。新桂系不是这样，他们强调的是团体，从李宗仁到白崇禧，再到留守广西的三把手黄绍竑，三人都没有金兰结盟，所以李宗仁本身对与蒋介石结拜这件事并不是很热心，除了老婆外，也没向任何一个人提及。

然而蒋介石却是认真的。他对李宗仁说：“你要写个帖子给我呀！”过些日子又继续追问：“帖子写好了没有？”李宗仁被搞得很难为情，实在推托不了，他便支吾着说不知道如何写法。蒋介石想了想说：“那你就照我给的那种方式写吧。”

蒋介石如此一说，李宗仁也就真这么做了，而且竟然一字不改地把蒋介石的四句誓词又照抄了上去，只是署名改为“李宗仁，妻郭德洁”。

白崇禧也得到了蒋介石的特别赏识。白崇禧原在第七军任参谋长，蒋介石筹组北伐军司令部时，就提议把白崇禧调升司令部参谋长。他找李宗仁商议，李宗仁还颇觉意外，说：“恐怕健生（白崇禧）资望太浅，年龄太轻，不能负此重任。”蒋介石则说：“我看还是他好，还是他好！”

最后内部探讨下来，决定由资历较深的李济深担任参谋总长，由白崇禧担任副总参谋长。李济深在广州留守，其职权由白崇禧代行，所以北伐期间，军中仍呼白崇禧为“参谋长”。

新桂系与蒋介石之间曾经有过一段时间的“蜜月期”。“四一二”前后，北伐军除留守广东的一个军外，其余开到前线的七个军大部分都反对蒋介石，倾向于武汉政府，只有新桂系的第七军、何应钦的第一军站在蒋介石一边。这种情况连老外都很清楚，四一二反革命政变爆发前，上海工部局日报就曾有过这样的报道：“据准确之观察，国民党中不久将发生分裂。白崇禧是右派的坚强支持者，他会帮助蒋介石。”

从蒋介石最有力的支持者，逆转成为最迫切的反对者。旁人或许觉得不可思议，但实际上从北伐一开始，这一阴影就已经留在了当事者心中。

当初，李宗仁曾要求把桂军编成两个军，遭到了蒋介石的坚决反对。蒋介石只允许他编成一个军，也就是第七军，并且没有在财政、军需方面给予任何补助，第七军的装备、给养完全由广西自行解决。

如果说这是因为广东政府本来就如同空架子，没有很厚的底子作为支撑，尚情有可原外，下面发生的事就很容易让“李白”感到不快了——广东政府从苏联运来一批军火，包括步枪一万多支、重机关枪一百挺，李宗仁几经交涉，蒋介石也只肯分给第七军步枪一千支、重机关枪四挺，其余的大部分为第一军所有。

北伐之初，“李白”尽管对此不满，但他们作为地方军队，需要在蒋介石的北伐革命大旗下谋求发展，所以暂时只能把怨气放在肚子里，对蒋敢怒不敢言。

其实蒋介石那时候也是有苦说不出。作为北伐军总司令，他必须经常让自己的嫡系部队承担最艰难的作战任务，否则就难以调动桂军、湘军、粤军等其他非嫡系部队。在武昌久攻不下时，他甚至对刘峙等亲信部属说出了“虽至全军覆没，积尸累邱，亦非所恤”一类的狠话。

这样做的结果，并没有能够让蒋介石获得非嫡系部队及其派系的应有尊重，反而在作战不利时，还得蒙受各方指摘。与此同时，蒋军在战斗中受到的严重削弱，又使其难以得到快速发展。蒋介石在日记中大叫撞天屈：“我忠勇将士死亡过半，牺牲程度如此之大，而反受人讥刺，中正（蒋介石名中正）之罪尚能自赎乎？”

相比之下，其他非嫡系部队的发展倒大大超过了蒋军，其中桂军就由一个军变成了两个军（第七军和第十九军）。随着羽翼渐丰，“李白”开始有了敢怒敢言更敢做的资本。

到这个时候，蒋介石对“李白”的重用，便有了新的解读。在“李白”看来，蒋表面上信任他们，实质不过是为了更好地指挥第七军，就连蒋让白崇禧当副总参谋长也被认为是别有用心。

白崇禧对李宗仁说，蒋介石私心重，偏爱第一军，容易引起其他各军的不满，由此引起的各种错综复杂的关系很难处理，这个参谋长很不好当。

白崇禧还说到，老蒋为人刻薄，事情不论大小都要由蒋一个人决定，他作为参谋长每走一步都必须向上请示。在这方面，蒋、白确实常有冲突和矛盾，比如有一次北伐军在江西缴了孙传芳部队的三万多支步枪，白崇禧当着蒋介石的面提出，打算将这批枪支分发给各军，以补充他们在作战中的损失。

蒋介石没有作声，过后白崇禧却还是自作主张地将枪支分发了出去。蒋介石当然很不高兴，认为白此举是为了讨好各军，以树立个人的威信。在同一些国民党元老谈话时，曾说白崇禧“办事越出他的职权范围”。

其实就算没有这些鸡毛蒜皮的事情，“李白”也不会甘于久居人下。毕竟桃园结义也罢，千里马、伯乐也好，与团体利益一比，分量都轻了。

新桂系反攻的架势已经摆好，蒋介石在徐州反击战后的不利处境，则正好让他们找到了一个集中发难的机会。

这还不是兵变吗？

白崇禧要往老蒋眼里插棒槌，这根棒槌搁不搁得住，就看旁边的何应钦如何反应了。

何应钦时任第一军军长兼黄埔军校教育长，在所谓的“黄埔系”中，俨然蒋、何并称，其地位仅次于蒋介石。从黄埔时期开始，蒋、何就有了默契合作，可以说是生死之交。尤其在第一次东征的棉湖之役中，当蒋介石的指挥部被包围时，何应钦曾亲自督队冲锋，挽救危局。那一天后来还被蒋介石定为他和何应钦同生死、共患难的纪念日。

在此之前，何应钦对蒋介石一直是言听计从，蒋介石对何应钦也有“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鲍叔”之感。如今遭到白崇禧的“逼宫”，蒋介石就把全部希望寄托在了何应钦身上，他希望何应钦赶紧站起来，即便不扇白崇禧一个漏风掌，起码也得让对方噎到话都说不出来。

令蒋介石万万没有想到的是，何应钦居然一声不吭，对老上司的求助暗示视若不见。

蒋介石的脑袋顿时蒙了，他气得当场拂袖而起：“好，好，我这就走罢。”

回到寓所后，蒋介石独自一个人在房间里踱来踱去达半小时之久。第一军虽然被称为他的嫡系部队，但实际上该军只有刘峙一个师算是绝对忠诚于蒋，其他两个师都不太靠得住，如果身为军长的何应钦再不表示支持，确实就完蛋了。

直到此时，蒋介石仍然不愿相信，在自己再次遭到“包围”，政治生命即将面临覆亡危险的时候，何应钦真的会见死不救。

考虑再三，他传来侍卫长：“你打电话请敬之（何应钦字敬之）来！”

何应钦接到电话后随即赶到蒋介石的寓所。蒋介石尽量用很亲切的语调问他：“敬之，你以为白健生（白崇禧字健生）的提议如何？”

何应钦回答道：“在当前形势之下，我也只能同意他们的建议。”说完，就返身告辞而去。

蒋介石把何应钦看成左右手，可是何应钦却有另外一番想法。他自认与白崇禧私交甚厚，不愿轻易与之翻脸，而且以他的眼光来看，徐州新败，南京政府腹背受敌，这种情况下，若再与武汉交锋也确实不智。

显然，今日之鲍叔已非昨日之鲍叔，蒋介石对此感到极为失望和愤怒。

见蒋介石已完全落于下风，南京政府的军人都纷纷站到了新桂系一边，有人甚至说：“不管长衫佬（指吴稚晖等文官）赞成与否，我们主张与武汉合作。”

为了达到以退为进的目的，蒋介石想到以辞职相威胁。“师爷”吴稚晖则赶紧召集在宁要员开会，要动员大家对蒋介石进行挽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