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章 老天隔不了一层窗户纸(1)

第二次北伐开始后，李宗仁及其新桂系迟迟没有动静。外界纷纷传言，李宗仁对蒋介石的成见仍然相当深，所以才采取了这样敬而远之的态度。

李宗仁越是如此，蒋介石在公开场合越要表现自己的不计前嫌和宽宏大度。他多次派辛亥元老、北伐军司令部顾问吴忠信前来劝说。最后一次，吴忠信对李宗仁说：“你如不就职，蒋先生说他就不能继续北伐了。”

看看面子也挣得差不多了，再作态下去，就怕北伐的功劳簿上只有蒋、冯、阎的名字。李宗仁也就来了个见好就收：“吴先生，蒋总司令既把事情说得如此严重，那我不敢再推辞，只有遵命去就职了。”

在冯、阎就职一个多月后，李宗仁在汉口宣誓就任第四集团军总司令，白崇禧同时就任第四集团军前敌总指挥。

第四集团军原定于4月底在武汉乘车北上，但因为车少轨坏，运输困难，遂改由白崇禧率部先期北上。经过将近一个月的运输，白崇禧到达石家庄，在那里，他见到了阎锡山。

阎锡山毕业于日本士官学校第六期。民国军政界有许多名人都出自于日本士官学校，比如蔡锷、蒋百里、程潜、赵恒惕，这些人一看就是矫健、精干之辈。白崇禧以为阎锡山也和他们一样，没有想到对方却是一个身穿棉衣裤、棉鞋，留两撇小胡子的“老朽”。

其实阎锡山当年也不过四十五岁，只是面相显老。谈话时，他讲一口山西五台的方言，不仅难懂，而且声音又很小，白崇禧听得十分吃力。

当白崇禧告诉他，自己的部队即将陆续抵达时，阎锡山高兴异常，他对白崇禧说：“你来了，胜过十万雄兵。”又说：“如果西北军不撤退，我不会着急的。”

一点脾气都没有

第二次北伐进入中期阶段后，阎锡山的晋军各部会攻冀中，在方顺桥一带与奉军展开激战。方顺桥为保定门户，一旦失守，保定即暴露于冀中平原，将导致四面受敌，奉军因此往方顺桥一线调集了大量兵力，形成了对晋军的压倒性优势。

危急时刻，阎锡山把卫队旅和宪兵营都拉上了火线，并连连致电冯玉祥，请他派位于方顺桥东南方向的韩复榘部紧急支援。

韩复榘对面已无强敌，本可兼程而进，他本人也答应支援，然而冯玉祥却以津浦线方面另有需要为由，把韩部给调走了，仅留少数骑兵在前线进行警戒。

韩部撤离后，晋军右翼顿失屏障，阎锡山用于进攻方顺桥的部队险遭奉军合围。发现形势危急，阎锡山电促冯玉祥迅速北上解围。孰料冯玉祥不但不派兵赴援，反而通令其驻扎于京汉线上的部队：“不遵命令擅自退却者，枪决！不遵命令擅自前进者，亦枪决！”

西北军不进不退，为的却是要报复阎锡山。原来几年前，冯玉祥在南口战败西撤，阎锡山曾应吴佩孚、张作霖之请，陈兵晋北，从后路进行袭击，让西北军受到了不小损失。

南口战役时，冯、阎并未站在一条战线上，阎锡山联冯还是讨冯，其实都无可厚非。现在大家已经联合北伐，冯玉祥居然还要利用这一机会来公报私仇，就显得太过分了，因此连白崇禧都为之不平，认为“冯玉祥完全是不讲信义的人”。

桂军先头部队的赴援，令晋军转危为安。至5月下旬，西北军、桂军均已进入河北境内，阎、冯、桂三路北伐大军开始向北京齐头并进。当奉军的侦察机发现南方仅装载援军的火车就达到百余列时，张作霖深感力不能敌，遂被迫离京出关，结果又在皇姑屯遭到日本关东军的暗杀。

6月上旬，北伐军占领平、津。这时全国除东北外，形式上已具备统一雏形。15日，南京国民政府改北京为北平，同时昭告天下：“中国之统一，因全国人民奋斗与牺牲，正告完成。”

北伐和统一曾是蒋介石的第一要务。可是随着这一目标的逐渐瓜熟蒂落，他不仅没有能够因此松口气，反而更加“战战兢兢，如履薄冰”。

首先是地盘的分配。第二次北伐本以蒋冯结盟为开端。这种结盟当时对双方来说都是互利的：冯玉祥对蒋介石的拥戴，不但在军事上增加了声势，更重要的是在政治上提高了蒋的个人声望。同样的，蒋介石仅手中那块中央政府的金字招牌，就让冯玉祥觉得，只要与之靠拢，一切困难和问题都会迎刃而解。

在很长一段时间内，蒋冯的关系也确实比较密切。两人在北伐进行的过程中多次会面，并且每次都进行了长时间的密谈。北伐功成，冯为了表示对蒋的拥戴，甚至提出要在郑州为蒋铸造铜像，最后在左右的劝阻下才未付诸实施。蒋对冯也是推崇备至，屡屡夸赞西北军一路披坚执锐，斩关夺隘，为北伐立下了赫赫战功。蒋的“师爷”吴稚晖有一次给冯玉祥发电报，更是称誉冯“一柱擎天，唯公有焉”。

按照蒋冯之间曾经这么亲密的关系，在地盘分配上，似乎蒋介石更有理由倾向于冯，但在与阎锡山会面后，蒋介石马上改变了主意。

就在这次会面中，阎锡山讲起了冯玉祥如何在方顺桥战役中公报私仇，拒不援助晋军的事，言下不胜唏嘘。末了又说：“请你翻开历史看看，哪个人没有吃过冯的亏？”

蒋介石先前已经从白崇禧那里知道了方顺桥战役的经过，阎锡山旧事重提，让他的后背顿起凉意。西北军的实力他是知道的，一旦有了更多更好的地盘，那他们的势力岂不是发展得更快，将来更难以控制？

阎锡山的意思也很清楚，冯玉祥倒戈之名可谓如雷贯耳。有评论者甚至说，在冯玉祥崛起的十余年间，国内掌兵符的大帅，皆畏其如虎，打仗时，他们最怕的不是冯玉祥畏战后退，而是冯主动要求“精诚合作”或“效命自驱”！

冯玉祥的反叛似乎已成为一种习惯，他勤于叛，善于叛，也乐于叛，凡此种种，其印象已深入国人之脑髓。面对这样一位从来不按常理出牌的“倒戈将军”，你老蒋能保证自己的运气会比他以前的那些倒霉上司更好吗？

经过一番计议，蒋介石决定将山东、河南、青海、陕西、甘肃、宁夏六省分给冯玉祥，将山西、河北、察哈尔、绥远、北平、天津分给阎锡山。这些地盘中，税收比较丰厚的当属山东、河北以及平津两市。冯玉祥虽得到了山东，但当时山东的胶东和济南都仍在日军的占领控制之下，乃是一个残缺不全的省份，远不如河北、平津。

估计冯玉祥可能不会同意，蒋介石又把北平市市长和崇文门统税局给了冯，依靠这两个“肥缺”位置，冯每月可多收入约二十万元。蒋介石希望以此来平衡冯的心理，但为慎重起见，在正式做出决定之前，他还是专门征求了冯玉祥的意见。让他想不到的是，冯玉祥的姿态特别高，说一切以蒋的意旨为意旨，怎么分都可以。

老冯这么可爱，反倒弄得老蒋一点脾气都没有了。他连忙跟老冯解释，自己为什么要这么分配——从地盘大小来看，西北军有六个省，不少了；晋军只有四个省，不算多。

至于平津两地，那里外交关系复杂，不易应付，万一发生意外，难保不酿成第二个济案。老蒋说老冯你性情刚直，不宜于外交折冲，所以只能把它们交给老阎去应付了。言下之意，还是为老冯着想。

老冯诺诺连声：好的，没问题，你怎么安排都行。

可是老蒋一走，老冯就骂开了娘。

表演本领

冯玉祥长期局促于西北苦寒之地，早就有了向外发展的打算。他曾对人说过：“我们连个海口也没有，要向国外购买一些武器装备，真是太不方便。”

在北伐战争进行到最后阶段时，冯玉祥十分卖力，他让鹿钟麟指挥韩复榘等部进兵河北，直取平津。鹿钟麟和韩复榘都是河北人，鹿钟麟在“首都革命”后那两年一直代表冯玉祥统治着北平，他们都抱着打回老家，取得地盘的迫切期望，也说明冯玉祥早就有了将这些地方收入囊中的打算。

老冯以为，西北军在打退奉军的过程中所付出的代价最大，就算不论他和蒋介石的那点兄弟交情，单单论功行赏，也应该把河北、平、津分配到自己名下。

结果老蒋的分配方案令他大失所望。可是不同意你就说不同意好了，老冯这人却还有个特点，在地盘、金钱之类比较“俗”的问题上，他向来不肯直截了当地说出自己的真实意图，就怕别人说他是争权夺利。

以后冯玉祥在河南新乡给部队讲话，提出“地盘要小，军队要少，工作要好”的口号，既是说漂亮话，也是发牢骚。其实他内心对蒋介石和阎锡山已极度不满，自然也再不会有给蒋介石铸像的闲情逸致了。

6月中旬，蒋介石电邀李、冯、阎到北平举行善后会议，冯玉祥便以生病为由，复电不来参加，并让其驻汉口的代表向李宗仁进行解释，希望对他原谅，实际是想探测李宗仁对善后会议的态度。

“李白”分到的地盘是广西、湖南、湖北、汉口。他们对此也十分不满，认为自己不是没有参加北伐，却未能从北方分得寸地，更没有能够拿到可从外国购买军火的出海口，乃是蒋介石从中作祟。

此时北伐刚刚结束，“李白”都还不太好意思跳出来公然争夺或吵闹，不仅如此，李宗仁还特意表现出来了一点高姿态，他一边派人到新乡去对冯玉祥进行慰问，一边给冯玉祥发电：“深盼冯公顾全大局，忍辱负重，扶病北上，参加善后会议，则公私两利，实国家之幸。”

冯玉祥一看李宗仁铁定与会，也怕不去开会要丢掉点什么，遂复电：“我兄如北上参加善后会议，弟当扶病奉陪末座。”

7月上旬，同道北上的蒋介石、李宗仁在郑州与“扶病”而来的冯玉祥会合。这时候的老冯已经是满面红光，脸上看不到丝毫病容。

可是到了中午吃饭的时候，老冯却又频频咳嗽。李宗仁望其人，听其声，便知道他是假咳嗽，于是就用膝盖碰了碰坐在他身旁的李济深。

散席后，李宗仁问李济深：“你看冯先生在害病吗？”李济深微笑道：“他在扮戏！”

第二天，一行人乘车抵达北平郊外的长辛店，阎锡山、白崇禧等人早就在车站迎接。这是李宗仁和阎锡山第一次见面。除了和白崇禧一样，觉得阎锡山“皮肤黧黑，长相看老，说一口极重的山西土音”外，李宗仁还对此人得出了另外一个印象：态度深沉，寡言鲜笑，一望而知为工于心计的人物，与冯玉祥粗放的外表，形成了鲜明对比。

阎锡山士官学校的学历依然引起了李宗仁的兴趣。李宗仁曾听阎的同学程潜说过，阎锡山在日本留学时的成绩其实一般，加上平时装扮又土里土气，当时谁也没看出他有什么过人之处。不料回国之后却渐露峥嵘，成了整个士官系中混得最好的人物。

7月6日，大家齐赴北平香山碧云寺，在孙中山灵前举行祭告典礼。蒋介石任主祭，李宗仁、冯玉祥、阎锡山任襄祭。四人行礼已毕，然后打开棺材盖，瞻仰孙中山的遗容。

这时蒋介石忽然扶着棺材哭了起来，冯、阎二人也频频擦泪，“状至哀伤”。

只有老李一个人木然肃立，并未落泪，而且他觉得其他三人都太过矫情，他本人没有这种表演本领。

民国地质学家丁文江和“李白”都很熟。他对“李白”的看法是，李宗仁比较忠厚，没有一句假话；白崇禧相当狡黠，没有一句真话。钱昌照也认同这一看法。

不过要说哭泣的三个人都是在装样子，也并不尽然。至少蒋介石的痛哭是有一些真情的，四人中以他跟随孙中山的时间最长，孙中山留给他的政治遗产也最多。再想到，如今虽然好不容易完成了北伐，可周围还是群雄环伺，难题成堆，当事者的心情确实是五味杂陈，一旦抚今思昔，难怪要“热泪如丝”了。

后面一大堆人里面，看不惯蒋介石的大有人在，有人已在嘀嘀咕咕地开骂：“这样才显出他是嫡系呢，我们都不是嫡系，叫他哭吧！”

冯阎李开始劝蒋不要再哭，这一劝不要紧，蒋哭得更厉害了。一些人不耐烦起来：“叫他哭吧，我们走了！”

蒋介石这才勉强止住哭声。孙中山的棺材盖被盖下，一场各怀心事的哭灵宣告结束。

神仙会

祭告典礼只是一个必要仪式，大家齐集北平，主要还是为了开善后会议，而善后会议的议程之一，乃是会商东北问题。

蒋介石的幕僚、国民党元老李石曾在一年前提出过一个“分治合作”理论，主张在特定情况下，允许分立的地方政府在政治、军事、财政上保有自主地位。蒋介石又考虑到北伐军若出兵东北，日军必然又要像“济案”那样加以阻挠，于是便倾向于将“分治合作”理论运用于东北，这就有了改旗易帜。

改旗易帜简单说来就是将东北政府的五色旗改成国民政府的青天白日旗，以表示归顺中央，但实际仍处于半独立状态。在召开善后会议之前，蒋介石特派吴铁城等人到东北进行了改旗易帜的游说。

张作霖被暗杀后，张学良子继父业，出任东北保安总司令，从此开启了东北的张学良时代。张学良自知凭实力难以与北伐军抗衡，同时也认识到仅凭东北一隅无法抵抗日本人的入侵，只有通过中央政府才能有效地牵制日本，因此很快就接受了改旗易帜，并派代表到北平做进一步接洽。

有人认为，东北易帜乃中央与地方势力妥协的产物，是一种不成熟的国家统一。北伐军高层在对此展开讨论时，大家的意见也不一致。冯、阎和奉系之间有宿怨，同时又都有分割东北之心，两人便力主在东北辄失领导中心、士气涣散的情况下，继续向关外发动进攻。

与他们相反，新桂系的根据地位于南方，桂军也主要都是南方人，不耐严寒。李宗仁估计即使顺利拿下东北，他也沾不得多少光，那里必然是冯阎的天下，所以主张对东北停止用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