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9章 走出低谷，你就多收获一份坚强(3)
在我透析的那四个小时里，她拿着我的所有病历和各种证明材料跑了一个又一个地方，民政局、妇联、红十字会……目标只有一个，凑够肾移植手术的费用。我不知道她受了多少委屈、看了多少脸色，才把我们的求助信息一层层递了上去。
反正最后，县里的领导们都知道我了，甚至想起了多年前我曾在县文联杂志上发表过的文章。然后，各种救助政策都降临到了我身上。虽然这在十几万的手术费用面前只是杯水车薪，但有了保障，爸妈决定马上带我去配型。
那天，我和妈妈是坐火车去昆明的。12月，最冷的时候，妈妈用大衣紧紧裹着我，我的手冰凉，内心却翻腾得厉害。
之前妈妈已经查过血型，和我一样，都是O型。我知道血型相同的母女配型成功率可以高达90%，但我很恐慌。坐在火车上听着单调的铁轨撞击声，忽然难过得想哭。我害怕配型成功，怕妈妈真的要割一颗肾给我，那是我无法承受的生命之重。虽然，她是我的母亲。
我们在云大医院对面的小旅馆住下，40块一晚，夜里透风。所有的毛衣外套都盖在了身上，她搂着我沉默不语，只有窗外呼呼的风声一阵阵刮在心上。
在昆明待了四天，查了各种项目，医生得出的结论却是妈妈并不适合作为供体，因为她的肾功能已经不算太好，捐出一个肾脏对她来说将是致命的损伤。我暗暗松了一口气，她却黯然神伤，带着我回小旅馆收拾东西，但嘴里一直念叨着一定还有别的办法，一定可以治好。
4.我再次捡回一条命
我的配型资料被寄到全国各地的同学手里，他们帮我在各大医院排队，等待那个几乎不太可能出现的希望。
爸爸忙着跑车赚钱，妈妈则找了一个在大棚里干活的工作，每天清晨5点就出门，晚上7点回家。草草扒几口饭，再顶着月光去给自家的田地拔草、施肥、浇水。父母开始夜以继日地挣钱以备不时之需，他们都以惊人的速度飞快瘦下去。
我不能多喝水，因为心衰常常睡不着，希望在日复一日的伤痛里磨光。我越来越黑，瘦得皮包骨头。贫血、高尿酸、心脏肿大，并发症接二连三地出现。大部分时候，我都病恹恹坐在阳台上发呆晒太阳，一天天的日子不过混吃等死。失去活着的信念，身体似乎也在逐渐失去支撑。到了2014年春天，我竟得了严重的肺感染。送到医院时，高烧40度，胸腔深度积液，整夜咳嗽无法入睡，昏昏沉沉。
入院、输液、透析、插管排水……大把大把的现金交进去，可是前前后后十多天，依旧不见半点好转的迹象。
我以为活不了了，精神好点的时候，开始有意识地交代后事。
我说：“妈妈，寿衣太丑了。到时候给我穿一件旗袍，化个妆。”她默默听着，不赞同也不反对，看向窗外的眼睛里却噙着一包泪。
“妈妈，我有两张银行卡，密码是爸爸、你还有我生日的日子组合。”她摇着头，摸过来拉我的手，“一定会好的，所有人都说你有福气。”
隔壁病房的家属都劝她放弃，这个无底洞填不满，最后的结果只能是人财两空。她也痛苦万分，躲在病房外给爸爸打电话时，总是哭个不停。可是一旦来到我面前，就会擦干泪，执着地相信我会好起来。
看到她憔悴的脸，我开始特别特别怕死，不是留恋这个花花世界，是怕我的离去会让她也失去活着的动力。
可能是她的诚心感动了上天吧，也可能是我的求生欲发挥了作用。半个多月后，高烧渐渐退了，再经历一轮上吐下泻，我开始胃口变好。病情却反反复复，从4月到7月，住了100多天的医院后，我终于再次捡回一条命。
5.女子本弱，为母则刚
出院后，她开始严格监督我的饮食，定时给我量体温、测血压。我不再惧怕病痛，和父母一样接受了现实，试着和命运握手言和。
那年是我的本命年，24岁，最好的年纪。经过与死神的一场殊死搏斗，我却在两个月后意外迎来好消息——肾源找到了！
我们一家三口马上赶到武汉，在一个完全陌生的城市，完成了这个对我、对这个家庭都意义非凡的手术。
安顿好我们，爸爸便返回云南照料年迈的奶奶。我还在ICU里接受观察，妈妈就睡在外面的走廊上，和我一门之隔却无法相见。
她是个从没到过大城市的农村妇女，不会说普通话。即使弟弟从苏州赶来陪在身边，我还是无法想象她怎样和医生护士交流，怎样去食堂买粥买鸡蛋，怎样一个人坐着地铁去农贸市场给我买一只纯正的土鸡炖汤……
答案应该只有八个字：女子本弱，为母则刚。
出院后她又陪着我在武汉待了三个月。没有朋友、没有亲戚，也没有事做。我躺在床上刷手机，做完仅有的几件家务，她就坐在床边看我，像刚刚开始透析时那样，深情而饱含希望。
6.我所有的福气都是她和爸爸给的
然而她的操劳还没有结束，肺感染与肾移植手术欠下的巨额债务迫使年近半百的妈妈又踏上了外出打工的路。
她去了昆明的一家大酒店洗盘子，每天工作近12个小时，挣1500元工资。拿了工资后她总是兴高采烈给我打电话：“够你一个月的抗排药了！”但有时候她也发愁，“手术完了也要一辈子吃药，要一辈子好好养着，等我和你爸爸干不动了怎么办？”
我握着手机不敢哭出来，据说我刚刚生下来的那一个月，几乎每天晚上都在哭，她和爸爸整夜整夜抱着我不能合眼。后来，作为农村难得一见的尖子生，他们又含辛茹苦，把我一路供到了大学。大学毕业，以为可以放下重担，想不到等到的却是生死较量……
我来到她身边，好像就是为了讨账。
又过了一年，我上了班，遇到了上天给我预备好的另一半。第一次见面时，她想到的只是叮嘱那个即将成为我丈夫的男人：“她有很多忌口，油盐都不能多吃。她生过大病脾气不好，你多让着她。她身子弱，大概不能要孩子……”
她说着说着就开始流泪，脸上却一直都是笑着的。有邻居来串门，好奇地打量我的未婚夫。她和她们闲聊，笑得很大声：“当时好几位大仙都说，我家姑娘是最有福气的！”
其实我所有的福气，都是她和爸爸给予的。
比起被看不起，我更害怕被同情
1.小摊前做作业的小女孩
几年前的一天，我曾路过一个被小贩占领的地下通道，看见卖袜子的小摊前，趴着一个做作业的小女孩。
女孩八九岁的样子，穿着校服，书本摆放在一把窄小的高脚椅子上，而她本人则坐在矮凳上，弓着身子认认真真地写着什么。
这些小摊，多卖些琐碎的生活用品，叫卖声此起彼伏。外界的喧嚣嘈杂似乎并没有对女孩构成什么影响，她时而蹙眉思索，时而挥笔疾书，连鬓角散落的发丝也来不及捋一捋。这样认真的读书场景，在那个灯火昏暗的地下通道里，就仿佛一道明媚耀眼的光，充满了正能量。
不只是我注意到了她，一个镜头对准了女孩，只听“咔嚓”一声，刺眼的闪光灯呼啸而过。女孩条件反射地抬起头，“哇”一声哭了出来，然后便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冲到拍摄者面前，哭喊着说：“删掉！快删掉！”
拍照的是个年轻小伙子，挎着专业的摄影器材。小女孩忽然爆发出的呼喊明显令他蒙了，他举着相机解释道：“叔叔是记者，这张照片发出去，就会有很多人来帮你的。”
“我不要！我不要！”小女孩边哭边摇头，拉扯着年轻人不肯放他走，无奈之下，那位记者只好依从了女孩，删掉了照片。小女孩这才松开手，抽泣着擦了一把眼泪。站在一旁的我心酸不已，想要上前抱一抱她，可又怕再次伤害了这颗稚嫩而敏感的心。
那时微博还很火，时不时会有一张偷拍的照片刷屏，多是此类底层生活里的片刻美好，以供广大网友安放泛滥的同情心。可从来没人公开问过一句，被偷拍的人是否愿意。忽然成为网红，对他们来说意味着什么。
我想，滋味应该不会太好受，这样被动的爆红多少带着些低姿态，将自身的贫穷困苦赤裸裸地揭开给大众观赏。
并非所有穷人都志短，并不是每个人都想要通过卖惨来获取生存筹码。
2.我是个病人又怎样
透析时的某一天，有个亲戚得了糖尿病住院，在内科楼三楼。趁着透析前的半小时空闲，我买了糖尿病人专用饼干去探望。
陪床的是他女儿，我称为姐姐。见了我，那位姐姐站起身，连声说着客气话，又招呼我坐，热情地询问起我的病来。
“你现在怎么样？没有什么危险吧？一个月需要多少医药费？”
问题一个接一个地抛过来，我有些蒙，还没整理好回答的思路，她又把头转向隔壁床的家属：“我这个妹妹真是可怜啊，年纪轻轻就得了这种病，也不知道还能活多久……”
那几个婶子、大妈把目光齐刷刷转向我，带着点怜悯又带着点庆幸，也纷纷开口表示了关爱和同情。
于是，来探望病人的我，反而变成了被慰问的病人。我马上低落了起来，有一搭没一搭聊了几句，就匆匆告辞了。
出了门，我还感觉得到自己被那些满是同情的目光追随着，浑身不自在。
实在不喜欢这种被同情的感觉，因为那些空荡荡的、千篇一律的、表示关心的话语总要将我隐秘的伤口再撕开一次，供他们找到苦难生活里的另一丝慰藉。
这样的同情无关善良，因为它总带着一丝淡淡的优越感，将两个人置于完全不平等的位置。
我是个病人又怎样，我有头脑有手脚也有思想，我并不需要从你们的三言两语里得到人世温暖。
3.我们可以靠双手养活自己
从报纸上看过一则新闻，主角是相依为命的祖孙俩。家里的青壮劳力都在意外中死去，留下两人老的老、小的小，日子过得异常艰辛。好心人看不过去，提出要为她们搞一场募捐。
可老奶奶不假思索地拒绝了，理由是自己还有一口气在，孙儿也不算太小，两个人可以靠双手养活自己。
这样的人，其实并不少。靠着别人的同情来生活，自尊总要打点折扣。对有骨气的人来说，被同情的难受度，可能远大于被看不起。
大学时评助学金，除了出具村（居）委会开具的贫困证明，还需要在班会上轮番上台讲述自己的家庭情况。通常情况下，说得越惨，越有可能拿到高级别奖学金。
两三千块钱，不算多，但对一个贫穷大学生来说，可大大缓解燃眉之急。因此，为评助学金争个你死我活，极尽卖惨之能事的，大有人在。
那会儿我认识一个学弟，父亲已经不在了，靠着母亲打工供他和妹妹读书。他本已开好贫困证明，却在上台前两分钟悄悄撕毁了手里那页纸。
助学金于是泡了汤，他找了几个兼职，在食堂洗过碗、做过家教、发过传单，靠着零零散散的收入养活了大学里的自己。
我问过他为什么，他的神色有些凝重：
“我只是害怕同学们看我的怜悯眼神，特别不舒服。”
那种感觉我明白，你会觉得自己处处矮别人一头，在那个敏感的年纪里，别人随意的一个眼神就能击败你所有的自尊和自信。
4.请别急着去施舍泛滥的同情心
是的，比起被看不起，我更怕被同情。
因为随着同情而到来的，就是弱势群体的标签。而没有谁，会心甘情愿沦为弱势群体。
或许同情也是一把双刃剑吧。你自以为付出了爱心，却从未换位思考，探究过对方真实的内心世界。
看过一个故事，作者提到小时候，有个残了一只手的乞丐乞讨到了家门口，他的母亲让年轻的乞丐用单手搬完角落里的一堆砖头后，给钱作为劳动报酬。
乞丐闪着泪光深深鞠躬，他大概已经历了无数同情的眼神，在内心深处默认了自己的叫花子身份。只有那几张浸透着汗水的钞票，让他摆脱了被可怜被同情的困境，往后的人生，应该能够走得更有底气。
对身处低谷的人，请别急着去施舍泛滥的同情心，不如先俯下身来，跟他处于同一高度，再看看他的眼睛……
最温柔的善意，从来都不是赤裸裸的同情。
不过是被命运雪藏了两三年
1.22岁，活下去成了我唯一的目标
22岁，是我前半生与后半生的分界线。
这个分界线的具体时间在2012年的春天，那个春天，我拿到了一纸化验单，上面显示我一项叫作“肌酐”的指标，高出正常值一大截。在此之前我并无异常，只是偶然间发现自己的血压高达180/120，于是我来到医院，做了全面检查。
没有任何过渡和预示，晴天霹雳一样到来的诊断，迅速开启了我那仓皇的下半生。
那时我刚过了22岁生日，离大学毕业不到三个月。
第一次住院，正值人间四月天，内科楼下的小荷初露尖角，而我生命里的春天，似乎也随着季节的交替远远地去了。
周围的同学都已经找好出路，考研、工作、留学，只有我，放下了雄心万丈，把活下去当成了唯一目标。
6月初，我仓促出院，坐了一天一夜的火车匆忙赶回学校参加答辩。到处都是聚餐与合影，一副离别前的兵荒马乱与真情流露。可热闹都是别人的，我小心翼翼遵守着医生的嘱咐，不喝酒不吃辣，在别人聚餐时躲在宿舍喝中药。
药特别苦，一如我那时的心情。心情特别孤独，就像我接下来要走的路。
毕业照上的我，一副臃肿而憔悴的模样，大量的激素应用让22岁的我变成了一个50多岁的大妈。我疲惫不堪地喘着粗气站在角落里，看着同学们摆着一个又一个pose，看着本也应属于我的狂欢。只是，那份宽大的学士袍里笼着的悲伤和凄惶，没人看出来，那一刻的我就像一只离水的鱼，离死亡那么近。
出了校门就直接进了医院，尿毒症确诊，脱下学士服便穿上手术服，我的脖子大动脉上开了刀插上管，从此要依靠透析机来活命。
那是离开校门第七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