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章 译序(4)

在年轻一代的人当中，最值得注意的是安德烈·鲍尔康斯基公爵和皮埃尔·别祖霍夫伯爵。这两个人就外表、经历、性格、气质和对生活的看法来说，都有很大的不同。安德烈公爵身材不高，面貌英俊，表情严肃冷淡，有头脑，博学多识，有精神需求，对上流社会的生活感到厌倦，在这一点上似乎与普希金笔下的奥涅金有些相似。他有功名心，曾一心想建功立业。幻想遭到破灭后陷入过失望和厌世。后来重新振作起来，参加了斯佩兰斯基的改革。一八一二年投入了保卫祖国的战斗，在波罗金诺会战中受重伤，不久死去。皮埃尔是老别祖霍夫伯爵的私生子，在巴黎受的教育，他高大肥胖，经常带着一副漫不经心的神情。他为人正直、善良，喜欢进行思考，可是意志薄弱，缺乏办事能力。他不满足于过上流社会的生活，可是又经不起它的诱惑。他不断地探索着生活的真谛，如他自己所说的那样，曾在慈善事业中，在共济会中，在上流社会的消遣中，在酒杯中，在自我牺牲的英雄业绩和爱情中寻求安宁和内心的和谐，结果都是失望。卫国战争中，他亲临波罗金诺战场，与普通士兵有了接触，产生了做一个士兵的愿望。在敌人占领后的莫斯科为卫护一个亚美尼亚女人而被捕后，历经磨难，最后被游击队救出。在《尾声》里皮埃尔和娜塔莎结了婚，建立了幸福的家庭，但是他看到社会政治情况很糟，觉得有义务尽自己的力量阻止局势这样发展下去，于是参加早期十二月党人的活动。尽管安德烈公爵和皮埃尔的性格有很大的差别，但是两人有一个共同点，即他们都不愿遵循现行的生活准则，有精神和道德上的追求，都有接近和了解人民群众的愿望。根据小说《尾声》中所写，皮埃尔可能成为十二月党人，安德烈公爵如果不死，也可能像他一样。这可由这样的一段话来证明。安德烈公爵的儿子尼科连卡问皮埃尔：“要是爸爸在世，他会同意您的看法吗？”皮埃尔回答说：“我想他会同意的。”而尼科连卡表示一定要做出连他的父亲也满意的事，这说明他将继承父志，也许五年后会成为一个年轻的十二月党人。根据鲁萨诺夫回忆，他曾问托尔斯泰，尼科连卡是否会在十二月党人时代出现，托尔斯泰表示肯定。[21]

在安德烈公爵和皮埃尔希望脱离上流社会的环境和改变自己生活时，鲍里斯·德鲁别茨科依和贝格却一心一意地想挤到那个社会中去。鲍里斯出身于破落贵族家庭，他的生活目的就是安排好自己，争取好的前程。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他便去接近和迎合那些地位比他高而可能会对他有用的人。为了得到陪嫁，向他并不爱的朱丽求婚。著名批评家皮萨列夫把他称为“上流社会的莫尔恰林”。[22]利夫兰的无名小贵族的儿子贝格具有德国人的精明，服役时斤斤计较职位的高低和饷银的多少。他追求的目标是“一切完全和别人那里一样”，他说的“别人”指的就是当时的达官贵人。关于他家举行晚会的描写令人发噱，而他在莫斯科即将放弃的兵荒马乱之际买便宜货，请求伯爵派人替他运送的做法使人厌恶。这里要顺便提一下瓦西里·库拉金公爵的两个宝贝儿子：冥顽不灵、几乎达到白痴程度的伊波利特和卑劣胆小、腐化堕落的阿纳托利，他们完全是社会的寄生虫。

尼古拉·罗斯托夫与上述两类人都不一样。一方面，他正直侠义，珍惜名誉，热情而爱冲动，另一方面他思想简单，目光短浅，不善于思考，“凡是没有被所有人认可的事，他怎么也不会同意”。像他这样的人最后只能成为旧的生活秩序和旧传统的维护者。在小说《尾声》里他在听皮埃尔讲秘密组织的活动时激动地说：“如果你成立秘密团体反对政府，不管这政府怎么样，我知道我的天职是服从这个政府。如果现在阿拉克切耶夫要我率领一个骑兵连弹压你们——我一秒钟也不会犹豫，立即去执行命令。”他像他自己说的那样为了让儿女们不去要饭，整顿好了家业，博得了“好东家”的名声。可见，他走的是一般贵族的老路。在整个贵族阶级正在走向腐朽没落时，这种重振家业的描写也许只是作者的一种希望而已。

小说中居于年轻的女主人公的一端的是娜塔莎和玛丽亚公爵小姐，在另一端的是埃莱娜·库拉金娜。娜塔莎和玛丽亚公爵小姐的性格也截然不同。娜塔莎天真烂漫，自然率直，感情外露，容易冲动。父亲说她是“急性子”，阿赫罗西莫娃称她“哥萨克”，而杰尼索夫又叫她“女魔法师”。在她的爱情生活中出现的波折，在一定程度上正是她的这种性格的表现。如上所说，她在思想感情上是与平民百姓相通的，有俄罗斯人的民族感情。在小说的《尾声》中娜塔莎变成一个只顾生儿育女和照顾丈夫的贤妻良母型的女人。有的论者认为作者这样写反映了他对妇女解放运动的怀疑态度，违背了女主人公性格发展的逻辑。其实娜塔莎的这种变化并不奇怪，这是符合她的性格和有生活依据的。像她这样的人还有可能再次发生变化。可以作这样的设想，如果皮埃尔在十二月党人起义失败后被流放到西伯利亚，那么娜塔莎有可能像历史上的某些十二月党人的家属一样，抛弃家庭，跟随丈夫去西伯利亚。

玛丽亚公爵小姐与娜塔莎相反，性格内向，思想感情隐而不露，有时只能从她的那双闪闪发光的眼睛里窥见她内心的秘密。她信仰上帝，对一般穷人有特殊的仁爱之情。她默默地忍受着家庭生活环境的折磨，表现出了很强的道德责任感以及体谅别人和自我牺牲的精神。她有丰富的内心生活，有得到爱情和享受生活乐趣的热切愿望，但是常常克制着自己。她在碰到罗斯托夫后，才逐步把自己的丰富精神世界在他面前展现出来，使得观察能力不强的罗斯托夫，也对她的特殊的、精神的美感到惊讶。

埃莱娜徒有漂亮的外貌，但是空虚，愚蠢，放荡。皮埃尔曾对她说：“只要您到哪里，哪里就出现道德败坏和罪恶的行为。”这句话非常概括地说明了埃莱娜的为人。在娜塔莎和玛丽亚公爵小姐与埃莱娜之间还有像小公爵夫人、薇拉·罗斯托娃、朱丽·卡拉金娜这样一些人。她们既无高尚的志趣，也无深刻的思想，更无精神上的追求，习惯于上流社会的那种空虚无聊的生活。

上面提到过，小说中塑造了一批下层人物的形象。首先这里要指出的是，托尔斯泰塑造两个下级军官的生动形象，一个是季莫欣，另一个是图申。他们两人都貌不惊人，外表似乎不招人喜欢，在上司面前羞怯腼腆，可是作战勇敢，在关键时刻表现出了大无畏的英雄气概。其次，小说塑造了一些农民的形象，例如罗斯托夫伯爵家的那个并不惟命是从而且感到自己比老爷们强的驯犬师达尼洛、老鲍尔康斯基公爵的仆人吉洪、杰尼索夫的仆人拉夫鲁什卡、游击队员吉洪·谢尔巴特等，其中吉洪·谢尔巴特的形象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可以说他是劳动人民的聪明机智和勇敢的化身。小说还写了一个名叫普拉东·卡拉塔耶夫的农民，他的特点是逆来顺受，宽恕一切，相信事物发展的进程都是预先安排好的。这个人物反映了俄国宗法制农民的某些特点，与吉洪·谢尔巴特形成鲜明的对照。从卡拉塔耶夫身上可以看到作者后来的那种勿以暴力抗恶的思想的萌芽。但是总的说来，小说中行动积极的农民形象占有多数。在《战争与和平》最初的构思中并没有卡拉塔耶夫这个人物，后来作者把他加进去并在他身上花了相当多的笔墨，让他给正处于紧张的精神探索中的皮埃尔以启示，想必是有深刻用意的。这个形象的塑造表明作者的世界观正在酝酿着新的变化，预示着他后来将站到宗法制农民的立场上。

在《战争与和平》的由几百个历史人物和虚构人物构成的形象体系中，占有重要地位的是历史人物拿破仑、库图佐夫和虚构人物安德烈公爵、皮埃尔·别祖霍夫、尼古拉·罗斯托夫、娜塔莎和玛丽亚公爵小姐。这些人物贯穿于整个叙事的始终，承担着作品的思想重荷，支撑着各条情节线索。他们相互之间以及他们与周围的其他人物之间形成错综复杂的关系，以他们为主角演出了一幕幕悲剧、喜剧和悲喜剧，他们和他们周围的其他人物的活动编织成了一个个生动逼真的历史画面。他们是这部史诗性作品的主要主人公。

四

《战争与和平》是一部现实主义的杰作。它的一个突出的特点在于它的真实性。为了真实地描写重大历史事件和各个历史人物，传达出那个特定的时代的“气味和声音”，托尔斯泰在创作前做了大量的调查研究工作。他亲自动手和发动亲戚朋友收集材料，查阅档案，与有关事件的参加者和目击者交谈，进行实地考察。他曾在《关于〈战争与和平〉一书的几句话》一文里说过：“在我的小说里，在历史人物说话和行动的地方，我都没有进行虚构，而利用了各种材料，我在写作时积累了一大批书籍，我认为没有必要在这里列举这些书的书名，但是我随时可以援引这些书里的话。”这段话绝非虚夸。在他的藏书中，有关的书刊就有七十四种，此外还有一些书刊他使用过而没有保存下来。在这些书刊中，有一类是史书，其中包括军事史家米哈依洛夫斯基-丹尼列夫斯基描述一八〇五年到一八一二年的历次战争和一八一四年远征法国的史书、波格丹诺维奇的《根据可靠史料奉旨撰写的一八一二年卫国战争史》、梯也尔的《执政府和帝国时代的历史》和《帝国的历史》以及达维多夫、叶尔莫洛夫、格林卡、希什科夫、日哈列夫、梅斯特尔、拉普、拉斯卡斯等人的笔记和回忆录等等。托尔斯泰对官方文献和钦定史书抱怀疑态度，认为其中有“不可避免的谎言”，因此非常看重事件的参加者和目击者的笔记和回忆录。

托尔斯泰根据所掌握的史料，把大量历史事件和历史事实写进了小说。它强调在对待历史事实上艺术家的做法应与历史学家有所区别。他曾在一八五三年的日记中说过：“每一个历史事实都必须从人的角度进行解释，避免历史的陈词滥调。”[23]也就是说，他认为艺术家应从表现人的目的出发对历史事实进行审美的掌握，然后通过生动的艺术形象把这些事实表现出来。在他笔下的各种历史事件一方面有史料作为依据，叙事上具有编年史的精确性，另一方面他又在深切感受的基础上发挥想象，对史料进行艺术的加工和处理，因此描绘出来的画面既真实可信，又鲜明生动，同时揭示出了事件的某些本质方面。例如，小说在写奥斯特利茨战役和波罗金诺会战时，主要事实、战事发生的时间和地点、双方军队的数量、参战部队的番号、指挥官的姓名、作战部署和总司令的命令等等，均取自史书的记载和其他材料，完全符合实际情况。但是作者经过对史料的深入研究，形成了对事件和历史人物的独特看法和评价，并根据这种看法和评价运用艺术手段进行了描述。这就从历史的真实提高到了艺术的真实。我们可以从两次战役的艺术描写中体察到它们之间的某种本质上的区别。对其他重大事件（例如俄法两国皇帝的蒂尔西特会晤、斯佩兰斯基的改革、斯摩棱斯克的失守、莫斯科的大火、游击战争等）的描写也都参照了各种史料，或者有各种史料作为佐证，因而也都是符合历史真实的，同时这又是作者所创造的艺术真实的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