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班牙文学:中古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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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西班牙拉丁文学(上)

公元711年夏,阿拉伯人从北非进入伊比利亚,三年后征服整个半岛(今天的葡萄牙和西班牙)。此后的数个世纪,西哥特人逐渐退守北部山区,并联合法兰克王国以比利牛斯山为屏障,阻断了阿拉伯人的北扩。阿拉伯人以科尔多瓦为中心,建立了伊斯兰文明,史称阿尔——安达卢斯文明,取代了罗马帝国留下的文化真空,从而使西班牙在数个世纪内成为西欧的文化中心,并在科技、军事、医疗、农业、文学艺术等诸多方面领先于西方诸国。

在此期间,退守北部山区的原西哥特西班牙人和葡萄牙人,由退守到“光复战争”经历了漫长的时期,其中前几个世纪是毫无威胁的局部争斗,真正的战斗是从11至13世纪真正展开的。在西方看来,“光复战争”是基督教反击伊斯兰教侵犯的重要组成部分,故而也是罗马教廷号召的十字军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从公元8世纪初至11世纪,拉丁文学继续存在,而以卡斯蒂利亚语为代表的拉丁俗语文学也开始产生并于公元12至13世纪趋于成熟。

花开两朵,各表一枝。本节旨在概略梳理阿拉伯占领时期拉丁文学的有关情况。首先,阿拉伯人的突然降临对于沉溺于宗教氛围的西哥特伊比利亚何啻于震惊。王室和教会纷纷撤退,百姓仓皇逃窜。阿拉伯人长驱直入,如入无人之境。曾经摧毁罗马帝国的彪悍民族在强大的敌人面前一时间毫无招架之功,遑论还手之力。文学的重心发生变化,边境纪实和简信短札超越了冗长的说教,成为首选体裁。当然,惯性使然,宗教文学依然存在,并牢牢掌握着道德的尺牍。换言之,无论英雄如何了得,最终必得是虔诚的天主教徒,然后才是王国的卫士。

一、埃万西奥(Evancio)

埃万西奥(?—737)生于托莱多,曾任托莱多副主教。主要作品仅留下一封信笺,名曰《西哥特信笺》(“Epistula Visigothica”),其余皆已散佚。埃万西奥在信中援引了奥古斯丁、哲罗姆和格列高利。三位天主教先哲恰好也是阿拉伯占领区基督徒的主要阅读对象,有研究者故此推断他的信笺是发往安达卢西亚的。信笺的核心内容据称是针对犹太教和素食主义者的诘问,并且断言“没有任何东西是肮脏的,包括血液”。作者认为上帝创造了植物,也创造了动物。因此,素食和杂食不能用道德尺牍来衡量。信笺回响着毕达哥拉斯主义余音,盖因有关素食主义和杂食主义之争早在古希腊时代就已展开,只不过随着希伯来文化的融入,这一源远流长的论争不断衍生出新视角、新观点。8世纪,随着阿拉伯人的入侵,这一话题再次变热,盖因穆斯林统治者给予天主教徒以一定的宽容度,但前提是后者不能食用猪肉。多年以后,《754年纪事》[Crónica del 754,又称《莫斯阿拉伯西班牙纪事》(Crónica Mozárabe)]是这样评价埃万西奥的:“在那个时期……因其美妙的赞歌,阿克西塔纳主教乌尔巴诺(Urbano)和托莱多天主教堂的副主教埃万西奥素有智者之称。” Gil,Juan(ed.):Corpus scriptorum muzarabicorum,Madrid:Instituto Antonio de Nebrija, CSIC, 1973, p.38.

二、《741年纪事》(Crónica del 741

《741年纪事》又称《拜占庭——阿拉伯》,由四十三个片段组成。它们按时序排列,记录了拜占庭皇帝利奥三世(Leo Ⅲ)自717年登基至741年谢世在东西方(拜占庭和穆斯林西班牙)所发生的重大事件。但作品并未局限于这短短的24年,它同时讲述了雷卡雷德一世之后的西哥特西班牙的历史变迁。穆斯林占领伊比利亚半岛后,拜占庭帝国遭到波斯人的进攻,而佚名作者对西哥特王国的怀念显而易见让位给了对东罗马帝国的关切。

在西班牙,纪事文学或文学纪事可以追溯到比克拉罗的胡安和更为久远的伊西多尔。作品(手稿)没有署名,学术界普遍认为此乃作者有意为之,盖因时人并不重视署名权,况且从风格角度看,《741年纪事》非但并未超越前人,反倒显得十分拘谨。此外,由于作者有可能借鉴了伍麦叶王朝从阿拉伯文翻译至希腊文的《世界纪事》(Crónica Universal),故而有意隐藏姓名也未可知。《世界纪事》完成于7世纪末叶,而且着重描述了7世纪末叶发生在阿拉伯帝国及周边地区的重要事件。再则,作品较为客观地记述了伍麦叶王朝入主伊比利亚半岛后致力于文化建设的事实。这也许同样是一般基督徒比较敏感,并多少需要避讳的内容。然而,正因为作者较为客观地展现了阿拉伯人的所作所为,有学者认为《741年纪事》的作者有可能是刚刚改宗为穆斯林的西班牙人。同时,鉴于作者广征博引,迪亚斯·伊·迪亚斯认为《741年纪事》应该是在当时的文化中心塞维利亚、科尔多瓦或梅里达创作的。首先,作品是用拉丁文创作的,但同时明显夹杂着阿拉伯词汇;作者对穆斯林西班牙和拜占庭帝国的近况十分了解,还多次提及穆罕默德(Muhammad)。其次,上述城市拥有庞大的图书馆,而阿拉伯人将它们完好无损地保存了下来。再次,除却安达卢西亚,是年已鲜有胡安和伊西多尔的相关手稿流传。Díaz y Díaz:“La historiografía hispana desde la invasión árabe hasta el año 1000”, De Isidoro al sigloⅪ.Ocho estudios sobre la vida literaria peninsular, Barcelona: El Albir, 1976, pp.203—234.

然而,何塞·卡洛斯·马丁(Martín, José Carlos)却颠覆了前人的观点。在他看来,《741年纪事》完全有可能出自阿拉伯人之手,理由是:第一,作品固然是用拉丁文创作的,但夹杂着大量拉丁化阿拉伯词汇,并对穆斯林西班牙和拜占庭帝国的近况十分了解,还多次提及穆罕默德;第二,作者对西哥特王国的态度完全可以用冷漠来形容。相反,他明显倾向于认同阿拉伯文化。更有甚者,作者在前三分之一处放弃了西哥特王朝的纪年方式,转而改用阿拉伯人的纪年方式;第三,作者显然熟谙阿拉伯语,否则很难驾驭来自东方的大量信息。马丁甚至认为作者之所以很少提及天主教,也是因为他心目中的唯一真神是穆罕默德。Martín, José Carlos: Chronica Byzantia-Arabica. Contribución a la discusión sobre su autoría y datación, y traducción anotada, URL: E-Spania 1, Junio, 2006 (e-spania. Revues.org.es).马丁的观点也许不无道理。且不说价值取向,让西班牙人在短时间内学会阿拉伯语恐亦殊是不易;而阿拉伯人占领伊比利亚半岛后所做的第一件大事恰恰是文化建设,这其中自然不仅是翻译。事实上,一直要到几个世纪之后才慢慢有西班牙人熟练掌握阿拉伯语,并开始用阿拉伯语写作。当然,那是后话;而反过来看,安达卢斯穆斯林却从一开始就有不少人熟练掌握了拉丁文,这有伍麦叶至阿拔斯王朝的“百年翻译运动”为证。

三、《754年纪事》(Crónica del 754

《754年纪事》又称《穆斯林西班牙纪事》,是继《741年纪事》之后出现的又一部佚名作品。作品明显继承了《741年纪事》,但篇幅更大,视野更广。毫无疑问,它是公元8世纪前几十年西班牙历史的重要表征,而且叙述典雅,具有极高的文学价值。作品从611年出发,至754年戛然而止,凡77章。尤其重要的是,作品格外重视叙事方式,多次提及波斯叙事诗、阿拉伯叙事诗、罗马叙事诗、拜占庭叙事诗,乃至西哥特叙事诗。遗憾的是作品涉及的大量文献并未留存下来,今人因此只能从后来的西班牙叙事诗和谣曲揣摩有关作品的风采。

迪亚斯·伊·迪亚斯同样认为《754年纪事》出自天主教僧侣之手。Díaz y Díaz:De Isidoro al sigloⅪ.Ocho estudios sobre la vida literaria peninsular, Barcelona: El Albir, 1976, p.165.理由与其对《741年纪事》相仿。但更多学者倾向于认为《754年纪事》的作者并非基督徒,而是穆斯林。虽然后者用拉丁文创作,但字里行间充满了对西哥特王国失败的反思,而且这种反思并不关涉宗教原因,尽管在我们看来西哥特贵族的全面天主教化极大地削弱了西哥特民族的尚武精神。从某种意义上说,选择天主教,尤其是随着大批西哥特贵族子弟遁入“空门”,西哥特这个曾经以彪悍彪炳于世的民族开始丧失军事优势。这在《754年纪事》中可见一斑。

和《741年纪事》一样,《754年纪事》被公认为是描述阿拉伯占领伊比利亚半岛的最早文献。在阿尔巴兰·伊鲁埃拉(Albarran Irruela)看来,阿拉伯人是在对西哥特王国的强大的军事压迫和不断的协商和谈中占领伊比利亚半岛的,他们并未对居民造成伤害。他们根据人们拥有的财产制定税收政策,因此安抚和稳定了原住民的正常生活,而且在宗教信仰方面也给予了相当程度的宽容。阿尔巴兰·伊鲁埃拉同时认为《754年纪事》无论在可信度还是艺术性方面均大大超过了《741年纪事》。Albarran Irruela, Javier:“Dos crónicas mozárabes, fuentes para el estudio de la conquista de al-Ándalus”, Revista Historia Autónoma, número 2, Madrid, marzo 2013, p. 51.

有学者认为《754年纪事》的作者应该是科尔多瓦人,理由是他称科尔多瓦为首都。Dozy,Reinhart:Recherches sur l'histoire et la litterature de l'Espagne pendant le moyen age,2 Vol.,París:Maisonneuve,1881; Tailhan,Jules:Anonyme de Corduve.Chronique rime des derniers rois de Tolède et de la conquête del'Espagne par les árabes,París:Imprimerie National,1885; Colbert,Edward: The Martyrs of Córdoba(850—859):A Study of the Sources,Washington:Catholic University of America Press,1962.也有学者认为他来自托莱多,理由是他对托莱多的关注。Madoz, José:“La literatura en época mozárabe”, en Díaz-Plaja (coord.), Historia general de las literaturas hispánicas,Vol.1,Barcelona:Editorial Barna,1949; Sánchez-Albornoz,Claudio: Investigaciones sobre historiografía hispana medieval (siglosⅤⅢ—ⅩⅢ),Buenos Aires:Instituto de Historia de España,1967; Díaz y Díaz, Manuel Cecilio:“La historiografía hispana desde la invasión hasta el año 1000”, en La storiograffa altomedievale.Settimane di studio del Centro italiano di studi sull'alto Medioevo,17 (1970),pp. 313—355; Gil, Juan; Corpus Scriptorum Muzarabicorum, Vol. 1,Madrid: Instituto Antonio de Nebrija, 1973,pp.15—54; Collins,Roger:La conquista árabe.710—779,Barcelona:Ed.Crítica,1991,p.31.第三种观点则认为他生活在穆尔西亚一带,是某位天主教僧侣也未可知。López Pereira,José Eduardo:Continuatio Isidoriana Hispana.Crónica Mozárabe de 754.Estudio,edición crítica y traducción,León:Centro de Estudios e Investigación San Isidoro, 2009, pp. 55—61.这些观点大都基于作者对这些地区的偏爱。如此,有关作者来自何方,迄今未有定论。而他对天主教历史和西哥特王国宗教事务的了解一直是学术界关注的焦点。大多数学者也据此认定他曾是西哥特王朝的天主教高级僧侣。

作品由三大部分组成:一是拜占庭帝国,二是穆斯林安达卢斯,三是西哥特王国。这三部分齐头并进,直至阿拉伯人占领伊比利亚半岛。至此,三条线索合为一体:穆斯林西方帝国的诞生。作者显然不仅是《741年纪事》的继承者,而且同时熟谙胡安、伊西多尔、胡利安等西哥特王朝的前辈作家。另一方面,从他对伍麦叶王朝的友好态度,以及对阿拉伯历史文化的了解程度,不难想见他与阿拉伯人的密切关系。鉴于作品起讫时间是649至754年,作者用了不少篇幅以叙述阿拉伯帝国的崛起。作者对大马士革的历任哈里发及其事迹如数家珍。更有甚者,他还十分了解伊斯兰教,并熟练掌握阿拉伯语。他盛赞伍麦叶王朝的王子们勇武异常,“在完全没有上帝相助的情况下横扫前罗马帝国的疆域”。López Pereira,José Eduardo:Continuatio Isidoriana Hispana.Crónica Mozárabe de 754.Estudio,edición crítica y traducción,León:Centro de Estudios e Investigación San Isidoro, 2009, p. 231.

为使作品尽可能保持客观公允、不偏不倚,作者对苏维汇人抵抗阿拉伯人入侵的战事进行了动情的描述,直至双方于713年达成停战协议(是为《特奥多米洛和约》)。至此,西哥特王朝大势已去,除少数军队退守伊比利亚北部山区外,王朝臣民几乎悉数归顺伍麦叶王朝。关于西哥特末代君王罗德里戈(Rodrigo), 《754年纪事》是这样描写的:“因桑乔(Sancho)罗德里戈的叔父。的请求,受命于危难之际。”López Pereira,José Eduardo:Continuatio Isidoriana Hispana.Crónica Mozárabe de 754.Estudio,edición crítica y traducción,León:Centro de Estudios e Investigación San Isidoro, 2009, p.225.

奇怪的是,作品只字未提越过直布罗陀海峡直取伊比利亚半岛的穆斯林统帅将领塔里克·伊本·齐亚德(āriq Ibn Ziyād)。711年末,罗德里戈因西哥特军队溃逃,甚至倒戈之故命丧黄泉,随后西哥特贵族围绕王位之争发生内讧。经过一番纷争,阿吉拉二世(Agila Ⅱ)登上王位,而当时西哥特王朝实际上已经不复存在,阿吉拉及其后续的阿尔多(Ardo)朝廷只不过是苟延残喘罢了。对此,作者明显表现出了感情色彩,一些段落堪称如诉如泣。“面对如此灾变,笔何以达?面对如此灾变,情何以堪?西班牙所遭受的灾难实非人类可以承受,亦非人力可以描述……”Op. cit., p. 229.作者固然不讳言战争的残酷,却从未提及宗教对抗。事实上,穆斯林确实未曾将自己的信仰强加给伊比利亚原住民。

四、托莱多的西克西拉(Cixila de Toledo)

西克西拉(774?—783? )之所以为后人所关注,是因为一部叫作《伊尔德丰索生平》(Vita Ildefonsi)的作品。关于这部作品是否出自西克西拉之手,学术界尚未达成共识。作品全名为《圣徒伊尔德丰索生平及其丰功伟绩》(La Vita vel Gesta Sancti Ildefonsi),顾名思义,是7世纪托莱多大主教伊尔德丰索生平传略。相当一部分学者认为托莱多的埃拉迪奥(Eladio de Toledo)才是它的真正作者。不仅作品的归属有待考证,其确切的生成时间也一直使学术界众说纷纭,莫衷一是。

然而,重要的是《伊尔德丰索生平》作为穆斯林统治期间产生的天主教圣徒列传或传略,本身就值得关注。这是因为:一、它可以证明科尔多瓦哈里发们对原住民的宗教信仰大体上持宽容态度;二、原西哥特臣民,尤其是天主教僧侣并未完全抛弃自己的传统。至于缘何选择伊尔德丰索而非他人,学术界并不关心。这大抵是因为伊尔德丰索本人是《续名人传》的作者,同时他作为大主教曾名噪一时,对故都托莱多和西哥特王国的宗教事业更是功不可没。《伊尔德丰索生平》概略地记述了这一切。除此而外,作品几乎是乏善可陈。

五、埃利潘多(Elipando)

埃利潘多(717—800)是托莱多人,因宣扬基督并非上帝之子而闻名遐迩。在他看来,基督降生是人类自然繁衍的结果,而非圣灵之功。为了自圆其说,他认为基督是上帝之选,而非上帝之子。后人称之为“选择主义”。这一观点可能受到了伊斯兰教的影响。盖因当时穆斯林西班牙天主教徒和穆斯林和平共处,《古兰经》和有关穆罕默德的一些著述也相继移译到了拉丁文。伊斯兰教,甚至更为悠远的佛教等其他东方宗教关于“觉悟者”的说法无疑进入了埃利潘多等天主教僧侣的视阈。这或可反证天主教正统对此观点大为不满的原因。由是,埃利潘多引发了大多数天主教僧侣的批判,一时间舆论哗然。但哗然的结果使“选择主义”不胫而走,并得到了一些穆斯林的支持,同时也为费利克斯(Félix)、费德利奥(Fidelio)等少数天主教僧侣所认可。后者认为“圣灵——圣母”之说不合自然法则,对约瑟也大为不公。反之,承认基督乃上帝所选,才令人信服。Flórez,Enrique:Symbolus Fidei,t.Ⅳ,Madrid:Antonio Marín,1750,pp.533—562.

埃利潘多的主要作品有《信征》(Symbolus Fidei)和若干信笺。800年,埃利潘多死于穆斯林的一次谋杀。时任科尔多瓦哈里发的阿尔——哈盖姆一世(Al-Haqam Ⅰ)对托莱多的“混乱状态”十分不满,故派其亲信阿穆鲁(Amru)前去治理。根据《特奥多米洛和约》,托莱多作为西哥特王国的故都享有高度自治。因此,那里除了穆斯林,还集居着大量西哥特——西班牙人和犹太人;宗教信仰也比较庞杂,可谓伊斯兰教、天主教和犹太教三教并列。关键是大批前朝贵胄和宗教僧侣继续对伊比利亚半岛发挥影响力,从而危及安达卢斯的稳定。阿穆鲁抵达托莱多之后,设宴“犒劳”各界名人,凡四百余,其中就有埃利潘多。是夜,赴宴宾客陆续到齐,阿穆鲁命人关闭门窗,四百人全数遇害,无一幸免。遇害者被连夜埋入预先挖好的巨坑之中,是谓托莱多大屠杀,史称“坑宴” 西班牙语原文为“Jornada del Foso”。

六、列巴纳的信徒(Beato de Liébana)

列巴纳的信徒,生卒年月不详,真实姓名不详,是阿斯图里亚斯地区的宗教僧侣。曾游历法兰克王国,回国后致力于信仰重建。作为埃利潘多的主要诤友和对手,他的《反埃利潘多二人书》(Aduersus Elipandum Libri Duo)被认为是穆斯林时期维护天主教正统的重要神学著作。其他著述有《伊连塞纪事》(Chronicon Iriense)、《孔波斯特拉纪事》(Chronicon Compostelano)、《论世界末日》(In Apocalypsim libri Duodecim)、《圣地亚哥之歌》(Himno a Santiago)等。

虽然个别作品的归属尚有争议,但列巴纳的信徒作为埃利潘多“异端邪说”的反诘者却历来为学术界所公认。在《反埃利潘多二人书》中,作者与奥斯马的埃特里奥(Heterio de Osma)联袂对埃利潘多的宗教观进行了严厉的批判。他们以利金、可敬的比德等先哲的著述为证,雄辩地“证明了”埃利潘多的离经叛道。Beato de Liébana y Heterio de Osma:Aduersus Elipandum Libri Duo,Paul Tombeur (ed.), Turnhout: Brepols Publishers, 2009.

七、阿斯卡里科(Ascarico)和图塞雷多(Tuseredo)

阿斯卡里科和图塞雷多,皆生卒年月不详。有关的情况,今人只能从1047年发现的一些信笺查考。通过这些信笺,人们得知他们是埃利潘多的支持者。

除了胡安·希尔等极少数学者偶尔提及外,迄今为止有关这两个人物及其著述的描述几乎等于零。希尔在《西班牙莫斯阿拉伯作家》(Corpus Scriptorum Mozarabicorum)中概略地提到了阿斯卡里科和图塞雷多,谓二者可能是穆斯林西班牙天主教僧侣;其中后者可能还是高级僧侣,并熟知格列高利一世、奥古斯丁、哲罗姆和胡利安、伊西多尔等人的作品。Gil, Juan: Corpus Scriptorum Mozarabicorum, Madrid: Consejo Superior de Investigaciones Científicas, 1973, p.483.

八、《穆罕默德传》(Historia de Mahomet

《穆罕默德传》是佚名作品,产生于8世纪末叶。当时,无论是因为改宗,还是讨好科尔多瓦穆斯林朝廷,或者出自穆斯林之手,有关穆罕默德生平、业绩的作品时有出现。而这部传略是一名叫作欧罗西奥(Eulogio)的僧侣在前往潘普罗纳的旅程中偶然发现的,他随即将其纳入《先烈传》(Liber Apologeticus Martyrum)。作品本身无特别之处,其价值在于“锦上添花”,即为西班牙的伊斯兰化和不断涌现的穆罕默德传加量。

九、《以诺、以利亚和敌基督的来临》(Indiculus de Aduentu Enoch et Eliae atque AntiChristi

《以诺、以利亚和敌基督的来临》的产生时间约为8世纪末9世纪初,作者不详。作品预言1000年将是世界末日,而以诺、以利亚和敌基督将先后出现。佚名作者借鉴了列巴纳的信徒的《论世界末日》,同时从伊西多尔、格列高利一世和哲罗姆的相关著述中汲取了养分。这类著述公元10世纪广为流传,但正所谓事实胜于雄辩,千禧年之后它们也便自然而然地被人们忘却,成为文人墨客偶作谈资的存在了。

十、欧罗西奥(Eurosio)

欧罗西奥(?—859)便是前述发现《穆罕默德传》的那位穆斯林西班牙的天主教僧侣。有关他的生平,早在9世纪就已由科尔多瓦的阿尔瓦罗(Albaro de Córdoba)记录下来。后者是前者的挚友,曾同为僧徒埃斯佩兰德奥(Esperandeo)的弟子。

欧罗西奥有三个兄弟,两个姐妹。自罗马帝国时期,欧罗西奥一家祖祖辈辈生活在科尔多瓦。著述颇丰,主要有《圣徒回忆录》(Memoriale Sanctorum)、《先烈史料》(Ducumentum Martyriale)和《先烈传》等。上述作品中最为后人称道的是记录两位女狱友的《先烈史料》。在这部札记中,作者高度赞扬两位女教徒的人格和虔诚。他记述了她们所遭受的威胁和凌辱,称她们是“真正的贞女”,“圣洁的灵魂永远不会受到玷污”。Díaz y Díaz:De Isidoro al sigloⅪ.Ocho estudios sobre la vida literaria peninsular,Barcelona:El Albir, 1976, p.332.同样,在《先烈传》中,欧罗西奥表示他宁死也不会改宗信奉伊斯兰教。

欧罗西奥就义(油画)

据阿尔瓦罗在其《欧罗西奥生平》(Vita Eulogi)中的记载,欧罗西奥曾赴西班牙北部潘普罗纳旅行,返回科尔多瓦时带来了不少书籍,其中包括维吉尔、奥古斯丁、瓦莱里奥等人的作品。这引起了科尔多瓦穆斯林当局的关注。嗣后,时任科尔多瓦主教的欧罗西奥在前往罗马朝圣路上(另说因窝藏一名改信天主教的阿拉伯女子)被捕,并被羁押于科尔多瓦郊区的一座监狱。《先烈史料》等多部著作正是他在狱中创作完成的。两个圣女被穆斯林当局处死后,欧罗西奥获得释放,但很快又被捕入狱,直至就义。

十一、科尔多瓦的阿尔瓦罗(Albaro de Córdoba)

阿尔瓦罗(?—861)生于科尔多瓦,曾在修道院接受教育,期间结识欧罗西奥,二人成为莫逆之交。但阿尔瓦罗并未遁入空门、成为教士,却仍与欧罗西奥过从甚密、友情益笃。后者被捕后,他着手撰写《欧罗西奥生平》。他写道:在埃斯佩兰德奥的指引下,“我们如饥似渴地阅读文学作品,每发现一部,就好像发现一个黑海。我们沉溺于美妙的诗韵、悠远的诗意,仿佛潜入了蜜罐”。Díaz y Díaz:De Isidoro al sigloⅪ.Ocho estudios sobre la vida literaria peninsular,Barcelona:El Albir, 1976, p.332.同时,阿尔瓦罗认为欧罗西奥的诗韵“前所未有”。Ibid.他虽曾一度还俗,并结婚生子(另说他一直是某修道院修士),但始终视欧罗西奥为知己,二人鸿雁往来,从未间断。遗憾的是在后者第二次被捕之前,他们以约焚烧了所有信笺。

年青一代开始漠视天主教传统,拉丁文也在急剧蜕变,阿拉伯习俗开始在基督徒中蔓延,这使阿尔瓦罗唏嘘叹惋。有学者认为,阿尔瓦罗是9世纪最重要的拉丁文人,在《欧罗西奥》及有关信笺中,广征博引。仅在致弗拉维奥的信笺中,他五十次引证哲罗姆,十五次引证奥古斯丁,八次引证伊西多尔,五次引证维吉尔,三次引证利金、格列高利一世和利奥一世(Leo Ⅰ)。其他被引证的罗马和西哥特作家诗人不计其数。

在《光明真道》(Indiculus Luminosus)中,阿尔瓦罗以匿名方式直击《古兰经》(Coran)。作品写于854年,是年穆斯林当局大肆逮捕包括欧罗西奥在内的“不安分子”。愤慨之余,阿尔瓦罗奋笔疾书,表现了他对格列高利一世、哲罗姆、伊西多尔等天主教先哲的崇敬和对伊斯兰教的不屑。859年,欧罗西奥殉难,阿尔瓦罗创作了《忏悔》(Confessio)。改著效法奥古斯丁,但字里行间充溢着对故友的怀念。《欧罗西奥生平》也是在这一期间开始写作的。

此外,阿尔瓦罗还是一位诗人,他的一些抒情诗曾广为流传。这些诗篇继承了欧亨尼奥等前辈诗人的传统,直接将笔触伸向自然深处。它们以鲜花、公鸡、夜莺、狼等为对象,展示了诗人古典风范及其对自然的热爱。

天庭的和煦阳光

同百合融为一体,

心花怒放的玫瑰

将大地染成紫色。

当星星闪烁天际,

光芒再沐浴百合,

濡湿少女的秀颈,

与僧袍交相辉映。

……Gil, Juan (ed.): Corpus scriptorum muzarabicorum, Madrid: Instituto Antonio de Nebrija, CSIC, 1973, p.347.

不少学者称阿尔瓦罗是公元9世纪穆斯林西班牙最重要的诗人。他的抒情诗虽未完全超越宗教意境,却多少保持了古典韵味。在他的作品中,人们可以找到维吉尔、奥维德甚至荷马(Homeros)的影子。在他的笔下,自然在言说,古老的传说似乎也被部分地激活了。譬如他歌颂普罗克涅和菲洛墨拉,称夜莺为“恬美的妻子”。读过奥维德《变形记》(Metamorphoses)的人都知道,普罗克涅和菲洛墨拉因为忒柔斯的恶行而让他吃下自己的孩子,两人在逃跑途中变成了燕子和夜莺,而忒柔斯为追捕他们将自己变成了体型硕大的戴胜鸟。

哦,菲洛墨拉,我的妻子,

释放你竖琴般甜蜜的歌喉,

让伟大而温柔的诗意发散。

菲洛墨拉,恬美的妻子哦,

你的歌声赛过缪斯的竖琴,

更超过七弦琴百倍、千倍,

撩拨人心,令人无限陶醉。

……

用美妙的歌喉让天籁绕梁,

……

用动人的歌喉让心弦颤动。Gil, Juan (ed.): Corpus scriptorum muzarabicorum, Madrid: Instituto Antonio de Nebrija, CSIC, 1973, p.344.

这些作品在中世纪实属罕见。它们像鲜花绽放,鲜艳夺目;它们似夜莺歌唱,温婉诱人。然而,他的宗教作品就没有这么美妙了,尽管他的《圣欧罗西奥墓志铭》(Epitaphio a Eulogio)、《圣欧罗西奥日颂歌》(Hymno en la Fiesta de S. Eulogio)、《圣哲罗姆之歌》(Versos en alabanza de S. Jerome)、《十字架之歌》(Versos en alabanza de la Cruz)、《图书馆之歌》(Versos en alabanza de la Biblioteca)等也曾广为流布。Op. cit. p. 350.

十二、萨姆森(Samsón)

萨姆森(?—890),天主教僧侣,出生时间、地点不详。主要作品为《守望》(Apologeticus)和《论血缘关系》(De Gradibus Consanguinitatibus),它们旨在传承西哥特拉丁文化经典,故涉及从奥古斯丁到伊尔德丰索等一大批拉丁——西班牙先哲、僧侣。作品辑录(抄录)了有关先哲的重要思想。除弗罗雷斯(Floréx)等极少数学者外,萨姆森及其作品基本乏人问津。

然而,萨姆森的一些墓志铭得到了时人的重视,可惜目前仅有三首墓志铭留存并藏于马德里的西班牙国家图书馆。在《奥费隆墓志铭》(Epigrama de Offilón)中有这样几行:

不征服人心难以征服世界,

小女孩也懂得用俏皮可爱

令人过目不忘、无法抗拒。

……Gil, Juan (ed.): Corpus scriptorum muzarabicorum, Madrid: Instituto Antonio de Nebrija, CSIC, 1973, p.665.

十三、莱奥维希尔多(Leovigildo)

莱奥维希尔多生卒年月不详,可以确定的是他曾担任科尔多瓦主教,故又名科尔多瓦的莱奥维希尔多。萨姆森在其《守望》中提到了他,阿尔瓦罗则在其诗作中称他是位致力于诗书的西哥特后人。主要作品为《僧侣操守》(De Habitu Clericorum)。它明显继承伊西多尔,同时大量援引《圣经》。作品凡十章,其中第三、第四和第十章较受关注。第三章写天主教僧侣的剃度方式及其原因;第四章写东方的宗教僧侣可以蓄胡须,而西方的天主教僧侣则不然;第十章解释为什么东方的宗教僧侣可以结婚,而西方的天主教教士却不然,如此等等。这其中充满了偏见和无知,譬如他完全不了解佛教僧人的戒律,它们(除个别情况外)通常都要比基督教戒律更为严格。

据有关资料显示,莱奥维希尔多也是一位诗人,尽管其影响力远逊于阿尔瓦罗。

十四、西普里亚诺(Cipriano)

西普里亚诺,科尔多瓦大司铎,生卒年月不详。他是公元9世纪穆斯林西班牙重要诗人之一,但流传至今的只有7首诗作,现存马德里国家图书馆(10029号)。这些作品被统称为《诗铭》(Epigramas)。根据它们所提供的信息,我们大抵可以确定作者为科尔多瓦人,而且是天主教神职人员,其生活时间应为公元9世纪末至10世纪初。作品歌颂图书馆、歌颂阿杜尔福伯爵(El Conde Adulfo)、歌颂阿西斯克罗(Acisclo)、歌颂吉弗雷多(Guifredo)和吉辛多(Guisindo)等。余下为墓志铭,如《萨姆森墓志铭》。在献给佐伊罗(Zoilo)的诗篇中,西普里亚诺写道:

鸟儿飞回绿色的草地,

你听到它们唏嘘慨叹,

悲伤哀悼,令人落泪。Gil, Juan (ed.): Corpus scriptorum muzarabicorum, Madrid: Instituto Antonio de Nebrija, CSIC, 1973, p.687.

《萨姆森墓志铭》写于890年,它不仅为我们确定西普里亚诺的生活年代提供了参照,而且也为我们了解另一位作家萨姆森提供了帮助。后者于890年谢世,生前曾担任修道院院长。西普里亚诺高度赞扬萨姆森,谓其“丰富了语言”。

十五、维森特(Vicente)

有关维森特的生卒年月学术界至今没有定论。但他留下了一份珍贵的手稿(马德里国家第13062号),体现了时人除颂歌而外,最重视的体裁还有悲歌和忏悔诗。

表痛苦淋漓尽致;

魔鬼赢得了胜利,

我所为非尔所愿。

其中,第一和第三行既有尾韵,也有内韵:

didi os uersus idem tristis et amarus quidem;

……

Miscerique sanctis tuis non confido bonis meis.

这样的处理或许是后来十六或十二音节西班牙语谣曲的基础之一。在有关学者看来,这种内韵和尾韵相结合的诗韵具有古代谣曲的遗风,有利于吟唱。如果说古代谣曲的类似押韵是行吟诗人吟唱的需要,那么维森特的处理显然受到了颂歌的影响。在一首《辟邪诗》(“Carmen Sicut Exorcismus”)中,诗人写道:

Ne fraude nostrum possis adire torum.

Ne turbes nec mortis uincla ministres,

Ne fallax animam sordides ipse meam.


去你的迷惑,我们不惑。

我们不惑呵,无论如何;

我们不受惑,神清志醒。

大意如此。此诗保持了古典“对歌”的某些风格,但“对话”的对象并非恋人、情敌、政敌等,而是魔鬼。这类作品保存了原始巫歌的某些特征,而在当时则介于巫蛊/宗教/迷信之间,应该为数不少,但因不登大雅之堂故保留至今的寥寥无几。中世纪末叶的某些传奇体现了这类作品的遗风。同时,一些加利西亚——葡萄牙现代民歌从中萃取了一些因素,是谓“诅词”(“Mal decir”)。

十六、佚名诗人

公元8世纪初,西哥特王国基本完成了拉丁化进程。然而,囿于天主教僧侣掌控了话语权和几乎全部文化资源,世俗文学濒临灭绝。同时,鉴于公元8和9世纪在拉丁读者中流传的大量诗作的归属难以确定,一般文史学家认为除少数诗篇可以确定其作者外,绝大多数为佚名作品。

毫无疑问,8世纪的拉丁文学延续了西哥特时期的文学传统。而这一传统在诗艺方面并不给力,遑论创新。自罗马帝国盛极而衰至文艺复兴运动之前,伊比利亚半岛,乃至整个西方世界再无大诗人现世。杜米奥的马丁、欧亨尼奥、胡利安、西塞布特(Siseburt)、瓦莱里奥、伊西多尔、西斯贝托等,被认为是西哥特时期的重要拉丁诗人。美国学者拉比认为无论西哥特时期还是后西哥特时期,颂歌都是伊比利亚拉丁诗歌的重要组成。Raby,Edward:A History of Christian-Latin Poetry From the Beginnings to the Close of the Middle Ages,Oxford:At The Clarendon Press; New York:Oxford,1953,p.128.这并非毫无根据。事实上,早在罗马教廷与西哥特王朝之间的第四份《托莱多协约》(Concilio de Toledo)中,颂歌就被写入了章程。这奠定了颂歌在西哥特文学中的独特地位,从而使天主教精神得到了有效的发扬光大。当然,出于艺术需要,少数世俗(非天主教经典)颂歌也被分别纳入了《颂歌集》(Liber Hymnorum)、《颂歌目录》(Repertorio Hymnologicum)、《穆斯林西班牙作家》和《拉丁时期诗人》(Poet Latin Aeui Carmina)。

学者佩雷斯·德·乌贝尔认为《颂歌集》中的大多数作品创作于西哥特时期,而且绝大多数篇什是佚名作品。Pérez de Urbel, Justo:“El orígen de los himnos mozárabes”, en Bulletin hispanique,28,Bordeaux,1926,p.211.进入公元10世纪后,拉丁文学因为众所周知的原因逐渐衰微。其中最重要的原因无疑是来自穆斯林当局的压力。这在托莱多的“坑宴”和科尔多瓦欧罗尼奥等人的遭际中可见一斑。

(一)颂歌

圣地亚哥:圣雅各

公元8世纪,圣地亚哥以耶稣使徒圣雅各(Sancti James)命名的这座城市,也是“摩尔人的屠夫”孔波斯特拉的圣地亚哥(Santiago de Compostela)的故乡,二者逐渐被确立为西班牙的保护者。圣城起源于一次“发现”:传说中的耶稣使徒圣雅各被处死后,骸骨埋葬在孔波斯特拉。这次发现由两大因素构成,首先,随着穆斯林人的长驱直入,西哥特王国退守至伊比利亚北部山区。在孔波斯特拉建造教堂时出土了一具骸骨,被认为是使徒雅各。后者是加利利的渔夫,是耶稣另一使徒圣约翰的兄弟。耶稣死后,圣雅各在巴勒斯坦宣讲福音,直至被罗马人斩首示众。他可能于公元44年殉难,因此是第一个殉难的使徒。据说,他曾在西班牙布道,死后被信徒辗转运往加利西亚埋葬。其次,公元8世纪以雅各命名的西哥特僧侣圣地亚哥(故译,以示区别)因率众顽强抵抗穆斯林入侵,素有“摩尔人的屠夫”之称,并因此成为日后基督徒“光复战争”的传奇人物之一。8世纪以降,以雅各和圣地亚哥命名的孔波斯特拉(现全称为圣地亚哥·德·孔波斯特拉)也便成了西方基督徒朝觐的圣地(是谓“圣地亚哥之路”)。

由是,献给圣地亚哥的颂歌大量产生。其中,重要的有收藏于马德里国家图书馆的第10029号佚名颂歌二首。第一首开篇写道:“哦,神的话语被父辈出卖。”父辈指谁?有学者认为他是指莫雷加托(Mauregato),而呼之欲出的“明主”则无疑是阿尔丰索二世(AlfonsoⅡ)。众所周知,阿斯图里亚斯是西哥特人于公元5世纪初在南欧建立的第一个领地。阿拉伯人入侵时,西哥特人又退守至阿斯图里亚斯,即除巴斯克 巴斯克地区依仗着难攻易守的有利地形,从未被罗马帝国和西哥特人占领。因此,巴斯克语不仅不属于拉丁语系,而且几乎没有受到拉丁文的浸染。地区之外的几乎整个伊比利亚半岛北部。这时,西哥特人已经拉丁化并与伊比利亚半岛的基督徒通婚。于是,被半岛天主教徒称为继耶路撒冷、梵蒂冈之后的第三圣地——圣地亚哥,自然而然地成了朝圣之地。天主教徒们无论贵贱,毕生皆会想方设法前去朝拜。圣城拥有西班牙最古老的天主教堂,基下埋有天主教圣徒的遗骸。

同样,第二首也是开宗明义:“以全部的虔诚守护信仰。”而另一佚名诗篇《缪斯诗》(Carmen Musarum)则明显具有世俗化倾向。作品仅留下九行,每一行对应一位缪斯:

……

克利俄她娓娓道来。

欧忒耳珀诗意相随。

墨尔波默涅刚教哭泣。

塔利娅就让颜开。

波吕谟尼娅五色修辞。

厄拉托一路情歌。

忒普西科瑞舞蹈曼妙。

乌拉妮娅八方远眺。

卡利俄普滔滔不绝。Gil, Juan (ed.): Corpus scriptorum muzarabicorum, Madrid: Instituto Antonio de Nebrija, CSIC, 1973, p.693.

此诗是佚名作者在抄录伊西多尔《词源》时兴意所致插入其间的。当然,歌颂缪斯是古典传统,但是,如前所述,这一传统在西哥特时期因(天主教)宗教精神高涨而逐渐淡出人们的记忆。有关诗人“老话重提”显然意在重拾古希腊罗马传统。

(二)存疑作家作品

由于战乱,加之来自穆斯林当局的压力和宗教诗人大都不重视署名权、版权意识远未确立等原因,公元8和9世纪伊比利亚半岛流散着大量佚名诗篇。与此同时,北方非伊斯兰领土的存在也不断诱使天主教文人骚客心向往之,从而导致一些反伊斯兰教匿名作品的产生。二者相加,其数可观。

在这中间,不乏少数逃离西班牙,并在流散中写作的诗人。譬如有个叫作皮尔米尼奥(Pirminio)的僧侣,于公元8世纪成功逃离伊比利亚半岛。随行的还有其他一些教士和西哥特文献资料。他们从今加泰罗尼亚北部经地中海逃至罗马,后到莱茵河流域及今瑞士、比利时和卢森堡一带,一路上传教、布道,并创办了若干修道院。

1.皮尔米尼奥(Pirminio)

有关皮尔米尼奥的身世,学术界至今没有达成共识。大多数学者认为皮尔米尼奥实非西班牙人,唯有佩雷斯·德·乌贝尔从皮尔米尼奥有关作品内容断言后者确系西班牙僧侣。在其《萨卡拉普斯典藏》(De singulis libris canonicis Sacarapus)等著述中,佩雷斯发现了皮尔米尼奥大篇幅援引了胡利安、马丁、伊尔德丰索、伊西多尔等西班牙作家。

皮尔米尼奥的另一部作品是后人编纂的《皮尔米尼奥主教文存》(Dicta abbatis Pirminii de singulis libris canonicix)。它收入了作者的宗教文稿和少量颂歌,史料价值固不容否认,然文学价值不大。也正是基于其对天主教会的贡献,一些后世教士曾为他树碑立传,其中较为著名的有9世纪教士霍恩巴赫(Hornbach)的《第一生平》(Vita Prima)、沃曼(Warmann)的《第二生平》(Vita Secunda)和赖歇瑙(Reichenau)的《第三生平》(Vita Tertia)。

2.贝尼托(Betoni)

贝尼托据传系西哥特贵族爱古尔福伯爵(El Conde Aigulfo)次子,阿拉伯人入侵后加入法兰克加洛林王朝查理大帝(Charlemagne)的军队,在罗兰(Roland)麾下参加抵抗运动。没有阿拉伯人的入侵,也就没有加洛林王朝,更不会有西班牙及西班牙的崛起。查理大帝(742—814),又称查理曼大帝,法兰克王国加洛林王朝国王,以集权形式改变了王朝成员以“宫相”的身份涉理王国朝政的传统。同时也是神圣罗马帝国的奠基人。罗兰则是查理大帝的十二禁卫骑士之一,因战功卓著而成为传奇人物。后在圣塞纳修道院任职。据此,有不少学者认为贝尼托原本就是法兰克人。

贝尼托毕生致力于正本清源,曾对埃利潘多的“选择主义”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主要作品有《和谐教规》(Concordia Regularum),关涉法兰克王国教会改良。对作品是否属于贝尼托,学术界无有定论。作品表现出强烈的厚今薄古倾向,他甚至很少提到西哥特作家作品。

3.《奥尔良的特奥多尔福》(Teodulfo de Orleans)

《奥尔良的特奥多尔福》是一部相当怪异的作品。首先,特奥多尔福据称生于萨拉戈萨,却缘何唤作“奥尔良的特奥多尔福”?其次,有关文献资料既谓他举家逃离了穆斯林西班牙,又缘何再被查理大帝逐出法兰克王国?传说中的三大发现(类似于风水先生或道士作法、帮助查理大帝未雨绸缪、免灾祛弊)毕竟是传说,否则也不至于因为“参与意大利东哥特人的密谋”之嫌而被羁押和驱逐。

特奥多尔福(Teodulfo de Orleans)据称是饱学之士,而且激情澎湃,被认为是仅次于阿尔瓦罗的中世纪西班牙拉丁诗人。然而,迄今为止罕有作品被确认出于其手。在貌似所属的诗作《赞美你的荣耀》(Gloria Laus et Honor Tibi Sit)中,歌颂天主的美丽诗句光焰四射、柔情横溢,为一代代天主教徒所传诵,至今仍在复活节期间被吟唱、朗诵。Alfonsi,L.:La Letteratura Latina Medievale,MilanLUM,1972,p.77.此外,应查理大帝之邀创作了去希腊化著作《论圣灵》(De Spiritu Sancto),以及狱中札记《反指控》(Contra Indices)和明显模仿奥维德的《列女志》(Heroidas)等。以下是特奥多尔福歌颂诗艺自由的作品:

世界被抛光后盛进盘子,

树上装点着一枚枚果实。

树下是巨大的语法根基,

孕育出无数清新的作品。

我们人人都是参天大树,

艺术是大树结出的硕果。

有人左手持鞭右手执剑,

……

艺术头脑无须皇冠装饰,

只须美好的情感和意志,

它们高耸入云,犹教堂,

如大树:它们有权向着

四面八方伸展尖塔肢体。

……

修辞和思辨拣选了你们,

……

赋予你们鸟的自由翅膀、

狮的非凡勇气、建筑师

一样灵巧的双手和头脑。

……

诗人将诗艺比作美女:

她亭亭玉立,婀娜多姿,

……

就像喷泉水柱随风摇曳。

她口吐莲花,字字珠玑。

……

她与虔诚同名,是书的

伴侣,守护她就是美德。

……

她一手握剑,一手持盾,

驱逐了一切恶习和幽灵。

……Recensuit Ernestus Duemmler (ed.), Poetae Latini Aevi Carolini, t.1, Berlin:Weidmann, 1964, pp.544—547.

4.阿戈瓦尔多(Agobardo)

阿戈瓦尔多于769至840年生活在穆斯林西班牙,一生坎坷,但虔心不渝。据传,他曾因《为王子告路易皇帝书》(Liber Apologeticus pro Filiis Ludouici Imperatoris Aduersus Patrem)开罪虔诚者路易一世(Ludwig Ⅰ),故而被逐出里昂。被归入他名下的作品主要有《论圣赞》(De Diuina Psalmodia)和《论赞美诗修正》(De Correctione Antiphonarii)。据说二者是在他流放期间,应人之邀编纂的。它们都是颇具宗教改良意味的作品,在这些作品中作者有意删除了大量天主教繁文缛节,删除了大量花里胡哨。有鉴于此,这些作品文风简洁明快、清新爽朗,为几个世纪后路德改革埋下了伏笔。与此同时,他也曾参与“选择主义”之争,并坚定地支持埃利潘多。

5.阿尔贝尔加的萨尔维奥(Salvio)和维吉兰(Vigilan)

萨尔维奥(?—962)曾在阿尔贝尔加任修道院院长,故名。据传为《贞女守则》(Regula enim sanctus Virginis)的作者。此外,还有一些颂歌也被归入了他的名下。维吉兰是前者的弟子,生卒年月不详。《圣地亚哥颂》(Hymno a Santiago)被认为是他的作品。

(三)纪事

阿尔丰索三世(中世纪插图)

阿尔丰索三世(Alfonso Ⅲ)在位期间,出现了大量诗体和散文体纪事。这与北方天主教后方的存在和穆斯林西班牙发展方向紧密相关。在众多纪事文学中,留存至今的主要有以下作品:

1.《阿尔贝尔登塞纪事》(Chronica Albeldense)

《阿尔贝尔登塞纪事》创作于9世纪80年代,因最早发现于阿尔贝尔登,故名。由于是佚名作品,作者情况不详。但是,根据其所记述的大量历史事件可以推断作者是穆斯林西班牙天主教僧侣。迪亚斯·伊·迪亚斯是持此观点者之一,Díaz y Díaz:De Isidoro al sigloⅪ.Ocho estudios sobre la vida literaria peninsular,Barcelona:El Albir, 1976, p.179.理由是作品的西哥特王国部分大量借鉴了伊西多尔。据此,佚名作者的主要贡献在于梳理与记录8和9世纪穆斯林西班牙及其周边地区如阿斯图里亚斯的重要历史事件。作品对托莱多西哥特王朝及其继承者阿尔丰索三世的思念之情溢于言表。

2.《纪事与预言》(Chronica et Profetiae)

《纪事与预言》同样创作于9世纪80年代,或者稍早一些。其中的一个预言(或伪预言)多少使它有些与众不同。佚名作者预言883年(随后又说是886年)阿拉伯人将被逐出伊比利亚半岛。作品视阿斯图里亚斯为西班牙合法政权之所在,同时预言穆斯林占领区的天主教徒将发动起义,以推翻哈里发的统治。诸如此类,不一而足。

作品由三大部分组成。第一部分写西哥特王国,直至预言阿尔丰索三世将领导西班牙人将阿拉伯人驱逐出境;第二部分写关于穆斯林西班牙,其中既有对科尔多瓦哈里发谱系的详尽描述,也有对穆罕默德生平、事迹的记叙;第三部分是关于阿斯图里亚斯等基督徒退守地区的。作品在描写穆斯林入侵时批评了西哥特王国的种种弊端。

佚名作者被认为是穆斯林西班牙天主教教士,其明确的政治立场和宗教精神都证明了这一点。作者的另一个重要特征是其拉丁语的蜕化或谓变异。有学者注意到,公元9世纪末叶,穆斯林西班牙地区的拉丁文已经受到阿拉伯语的浸染,加之大多数天主教徒既不懂拉丁文,也不会阿拉伯语,作为方言或口语的卡斯蒂利亚语、加泰罗尼亚语、加利西亚——葡萄牙语等拉丁俗语在相关地区进一步流行起来。后者也开始反过来弱化拉丁文的存在基础。

3.《阿尔丰索三世纪实》(Chronica de AlfonsoⅢ)

在现存的两部同名作品中,罗达版《阿尔丰索三世纪实》较为粗粝;相形之下,奥维耶多版显得更为典雅、细致。有学者认为前者可能是阿尔丰索三世的手笔,而后者虽则行文更加典雅,但内容却与前者如出一辙。因此,不少学者径直视后者为前者的典雅版;甚至刨根问底、钩沉索隐,发现后者极有可能只是前者的修订版,而修订人很有可能是与阿尔丰索三世过从甚密的奥维耶多的塞巴斯蒂安(Sebastián)主教。两个版本均吸收前述《纪事与预言》中的883年和886年预言。

然而,根据阿尔特塔(Arteta, Ubieto)的考证,作品的创作时间不会早于905年,而这时塞巴斯蒂安已离世多年。此外,作品写到德约等地的光复过程,可见一定是在883年之后,盖因阿拉伯人是在883年之后被迫撤离德约等北部地区的。此外,有学者认为奥维耶多版应该早于另一个罗达版才是,而后者只不过是前者的一个蹩脚的仿本或抄本。本著在意的是阿尔特塔对两个版本的语法分析。他从五个方面分析了罗达版的语法问题,并且得出结论:一、罗达版很可能属于几个作者,因此是一个结集本;二、罗达版显示了拉丁文的退化,而语言的退化妨碍了时人了解和理解历史文献、前朝典籍的可能性。用我国古人的话说,“灭人之国,必先去其史”;而欲去其史,必先去其文。

中世纪城堡

无论科尔多瓦哈里发如何开明、包容,拉丁文在穆斯林西班牙的急剧退化不仅是事实,而且不可避免。这其中的原因不言自明:一是阿拉伯语的强势存在;二是拉丁俗语的不断发展;三是早在西哥特时期,拉丁文就已然与古希腊罗马文化割裂,并迅速转化为天主教罗马教廷的御用工具,故而也几乎仅仅是伊比利亚各级天主教组织传教、布道的载体。如是,它脱离一般民众的趋势早已形成。

4.海纳迪奥(Genadio)

海纳迪奥(?—926)曾在阿斯托尔加任主教,故人称阿斯托尔加的海纳迪奥。但是,由于他生在别尔索,故又被称为别尔索的海纳迪奥。史称他与阿尔丰索三世过从甚密,因此被钦定为阿斯托尔加主教。晚年离职,但继续致力于创办修道院、传教布道,同时可能组织编写了《圣约书》(Testamentum),并传抄了伊西多尔、格列高利一世和哲罗姆等人的作品。

《圣约书》当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旧约》(Vetus Testamentum)或《新约》(Novum Testamentum),而是带有大量主观解释、夹叙夹议的神学著作,其间甚至不乏自传内容:“有一天,我带着十二名同道和阿兰迪塞罗(Arandiselo)院长的祝福,离开了阿赫奥修道院,渴望找到一个静谧的处所。我们来到圣彼得修道院,它早已是一片废墟。我为了修复这座修道院,造了房子,种了葡萄、草木和庄稼……直至被任命为阿斯托尔加主教。” Pérez de Úrbel, Justo: El monasterio en la vida española de la Edad Media, Barcelona: Labor, 1942, p.42.

5.里波尔学派(La Escuela de Ripoll)

加泰罗尼亚北部与法兰克王国接壤,因此二者历来关系密切。同时,与阿斯图里亚斯不同,加泰罗尼亚与阿拉伯人保持着亦敌亦友的关系。后来以卡斯蒂利亚和阿拉贡为主体的“光复战争”证明了这一点。里波尔学派正是借助于加泰罗尼亚的这种“得天独厚”的优势应运而生的。其主要成员希尔贝托(Gerberto)于公元10世纪中叶从法兰克王国抵达加泰罗尼亚里波尔,用了3年时间学习阿拉伯语和阿拉伯数学。嗣后,他当选教皇,史称西尔维斯特二世(SilvesterⅡ,999—1003)。他的第一个重大举措便是号召在神圣罗马帝国废黜罗马数字,改用阿拉伯数字。这一重大举措为稍后西方数学的发展奠定了基础。而里波尔则早在10世纪末、11世纪初就出现了一部阿拉伯化《日历》(Kalendarium)和两部《几何学》(Geometriae) (Liber Geometricae)。前者为佚名作品,后者被认为是希塞蒙多(Gisemundo)的著作。

与此同时,希尔贝托通过拉丁文了解阿拉伯文学,尤其是阿拉伯诗歌。Bodelón, Serafín: Literatura Latina de la Edad Media en España, Barcelona: El Albir, 1976, p.70.

另一位里波尔学派的重要成员是所罗门(Salomon)。此人应为犹太改宗者,于公元10世纪后半叶在加泰罗尼亚创作《判决书》(Sentencias)。该书多处借鉴了伊西多尔。

鉴于加泰罗尼亚的特殊地位,里波尔学派的诗人曾经这么歌颂加泰罗尼亚乌赫尔伯爵苏尼弗雷多(Sunifredo):

他光辉灿烂、和蔼可亲,

英勇善战也是世所罕见,

其英名使敌人闻风丧胆。

他是臣民的骄傲和救星。Pérez de Úrbel, Justo: El monasterio en la vida española de la Edad Media, Barcelona: Labor, 1942, p.87.

同样,苏尼弗雷多之子维尔弗雷多(Wilfredo)在佚名诗人的笔下熠熠生辉:

他的高尚品德无与伦比,

他高瞻远瞩、礼贤下士。

旷世英名哦,光耀寰宇,

星辰簇拥哦,金冠天赐。Ibid.

苏尼弗雷多父子造福一方,并以乌赫尔为原点,于公元10世纪统一了巴塞罗那、海罗纳、塞尔达尼亚、贝萨卢,并为里波尔、奥索纳、贝尔加达等地带来了繁荣,从而奠定了加泰罗尼亚在西班牙的地位。

公元10世纪末11世纪初,另一位里波尔佚名诗人发明了一整套曲谱。可惜时移世易,不仅这些曲谱散佚殆尽,残存至今的也成了天书,好在所填诗词留了下来。

截至10世纪末,里波尔的教会图书馆馆藏图书中除了大量基督教神学著作和古希腊罗马经典,凡十二万册。这在当时无异于天文数字,而且这个数字在11和12世纪继续扩大,尽管其中的相当一部分为佚名作品。这是因为里波尔学派的大多数作者没有署名的习惯。他们几乎是清一色的僧侣,“劳心而述,劳力而作”乃是修行传统。加之加泰罗尼亚的繁荣和发展为一方百姓提供了良好的生活环境,宗教事业也得到了明显的复苏。僧侣们事主之余歌颂太平、歌颂苏尼弗雷多父子,亦在情理之中。

绵延一个多世纪的里波尔学派留下了不少诗篇,其中不少作品体现了世俗化倾向。无论是《论时钟》(De Horologio)、《论星盘》(De Astrolabio)等世俗或科学题材作品,还是宗教诗篇如《韵律经文诗》(Carmen de Metricalibus Uersibus)、《舍此其谁》(Eum sine Doctrina Nulla)、《圣婴》(Sancte Puer)等,甚至都不同程度地具有阿拉伯化倾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