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回传统

中国电影资料馆国片放映的策划与影响

〈策展故事〉不知不觉地，已经在电影资料馆工作了八个年头。这八年间几乎每一个星期都会有同样的问题摆在我的面前：未来我要为观众安排什么样的电影节目，以及如何吸引尽量多的观众来到影院看这些节目。虽然作为“吃皇粮”的国家事业单位，电影资料馆绝不以赚钱作为第一要务，但对我这个节目策划而言，自己搜肠刮肚、挖空心思设计出来的片单，假使上映时总是门可罗雀，那一定不是什么光彩的事情。

也正是基于这个原因，我一直在努力地做到与时俱进，即充分地利用互联网这个免费的好东西为策展宣传服务。最初有时光网的时候，托人在上面发布每月的放映活动，再不厌其烦地把此帖复制粘贴到每个资料馆周边高校的论坛里。后来，文艺的豆瓣火了，“文慧园路三号”小组被影迷领袖建立了起来，我每天在里面“忽悠”，迎接各路好手的“挑战”（大多是对资料馆各种放映及服务问题的抱怨和投诉），有时候免不了面对熟悉又陌生的ID，打上半天口水仗。小组功能弱化之后，我又建立了同名的小站用于发布活动和广播信息，直到今天，已经有超过150多万次的访问量。再后来，微博、微信等真正革命性的移动互联媒体应运而生，我也紧跟时代步伐，开始了艰苦而又充满乐趣的“练号”历程。几年下来，微博有了七万多粉丝（其中估摸着有不少僵尸粉），“文慧园路三号”微信公众号受众超过五万人。而我为此付出的代价是，每天至少要在微博微信上消耗五六个小时进行打理。但成绩也是相当显著的，那就是电影资料馆的受众真的有了很大幅度的增长，我们放映的频率也从2007年的每周一次（两部）发展到现在每周两个影院六天、多厅多场次的放映。我有时摆弄着手机，看着每天微信增长的粉丝数字，也会不禁得意地空想：不要多，大凡只要有1%的人被影讯信息蛊惑前来观影，资料馆就躺着赚钱喽！

但空想就是空想。事实证明，即便是拥有两千多万人口的国际大都市北京，也养活不了几家真正的艺术影院。而有积极性的影迷，对于节目质量的要求是非常挑剔的，否则他也不会下了班舟车劳顿地大老远跑过来花钱买票不是？那么，观众爱看什么？实话讲，首先当然是好的外国电影。这方面电影资料馆确有其政策和条件优势，我仍记得2014年11月做国内首次库布里克回顾展，每天影迷都能排上几百米曲曲折折的购票长龙，20场放映的场均上座率都在95%以上，其中14场爆满，仅此一项活动的收入便超过了2007年资料馆全年的票房总额。但即便如此，我们也一定不要忘了，任何一个电影资料馆除了宣传世界优秀电影文化以外，它最重要的职能，都是宣传、推广、普及本国本地区的电影文化。而这恰恰是中国影迷普遍存在的短板：你时常可以见到对外国大师、外片经典口若悬河滔滔不绝的超级影迷，但对于华语电影，了解和喜欢的人就少得多。影迷们不仅对民国时期的电影十分生疏，对建国后的也不够了解，因为建国后很长一段时间内都是主打政治文艺、工农兵电影，缺乏商业娱乐趣味，因此难以积累跨年龄段的拥趸。那么针对这些影片又该如何进行推广？这是我们必须花大力气解决的问题。

 

毋庸置疑，近年伴随着中国电影业又一个快速发展的“黄金时代”的到来，电影学术研究的热点也由过去偏重于传统史论转而向产业政策研究急剧倾斜。从学术刊物、网络自媒体一直到微信朋友圈里，关于电影产业现象的讨论是此起彼伏、热闹非凡。当然，在这个时候往往学界就会出来一种声音善意地提醒和警告说：大量关于电影产业毫无个性和见解的研究，正在滋生着电影学科建立以来最大的学术泡沫。但无论如何，还是要乐观地看到，电影从来没有如此多地受到国人的青睐和关注。学界自不必提，有时你去饭店吃饭或者去咖啡馆和朋友闲谈，都能经常听到隔壁几个有志青年正在踌躇满志地规划着自己的电影梦想。2014年中国电影票房距离300亿元人民币仅有“一步之遥”，五年后有望超越北美成为世界第一票仓，而由此回望短短十几年前电影产业化改革初期的艰难求索，仅从票房这一最“简单粗暴”的指标衡量，真的已有天渊之别。而对我本人而言，虽然不在产业内部，对产业没有什么发言权，但我却也时常思考作为“电影事业”范畴的资料馆国片策展放映工作和电影产业时代的关系，直白点说，便是在当下的产业环境中，如何能够更好地激发馆藏档案资料影片的功能。

今天，观众走进现代化的商业影院可以有丰富的选择，这得益于电影生产数量持续地高企，那种若干年内全国人民只能看到八个样板戏的日子已经一去而不复返。2015年春节大年初一这天，仅扎堆上映的国产电影就有七八部之多，这充分体现出电影产业化改革与建设的杰出成就。不过同时，从各个媒介渠道我们也可以得知，很多观众对于国产影片的质量还有着这样那样的批评，认为精品力作还是较少，对此我们电影工作者尤其要注意和警醒。这不由得让我联想起1956年，那个时候电影业公私合营改造基本完成，全国观众人数从1949年的4731万人次增长到13亿3000万人次（那时全国人口6亿左右，人均年观影在2次以上，比现在可要高得多哩）。而正是在这表面的一片大好态势下，上海《文汇报》在1956年11月展开了一个很严肃的讨论——“为什么好的国产片这样少？”之所以要讨论这个，是因为当时很多一线的创作者都比较困惑：电影业在新中国成立以后，数量（1956年生产38部国产电影，相比五十年代初已算是多的了）、质量对比兵荒马乱的早些年反而都有不同程度的退步，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不少著名的电影前辈站出来发表了自己的观点。比如，曾拍摄过《大路》《小玩意》的孙瑜先生就指出，我们应该尊重电影的艺术传统；导演在电影制作流程中要起到统帅作用；行政部门不要粗暴地干涉艺术处理；电影不能光为政治来做，还要接近观众，讲一些非常现代的具有影响力的观点。我个人最喜欢的中国演员、导演石挥先生也写了文章，主旨和孙瑜的很类似，即强调要重视电影的文化传统，接受观众的批评。其他还有像老舍、陈白尘、师陀等也陆续发表了文章，老舍的文章标题甚至直接就是“救救电影”（后面我在本书中将单辟一节做个案分析），可见当时电影确实是出现了一些问题。

这些老前辈们在“双百方针”的环境背景下非常坦诚地说了实话，不幸的是，当政治风暴到来的时候，这些实话成为他们的罪状，为此让他们担受了很多委屈，有的甚至酿成了难以挽回的悲剧。相比起来，今天的电影人无疑是幸福的：文艺不再完全与政治挂钩，电影生产越来越回归其本来的经济运行规律，创作者则拥有前所未有的自由度，可以游刃有余地处理各种类型的题材内容。不过，面对着中国电影“大转强”的时代要求，面对我们精品力作还不够多、观众还不十分满意的现实，我们电影档案工作者应该达成很清晰的共识，那就是：首先，电影产业是整个国家电影工作的核心，如若产业都不能解决自身的生存问题，以档案影片为重要基础的艺术电影放映不可能有健康发展的任何可能。道理很简单，电影宏观环境都不好，全国几十万电影从业者饱一顿饿一顿，焦头烂额的政府主导部门又怎会有余力为艺术电影放映配置优厚的政策和资金；就算政府支持，艺术电影也不可能找到足以支撑自身发展的受众，独立的艺术影院也就难以维系，更遑论全国性的艺术院线。第二，在这个快速变革又充满机遇的时代，档案影片可以为电影产业提供有效的文化支持，从而最终实现一荣俱荣。这是我在本文中要重点论述的观点。

我们首先来看电影资料馆的功能。电影资料馆是干什么的？一般人真未必了解。八年前进馆工作时，母亲就以为我在一家图书馆机构供职。其实两者同属档案机构，性质有相似之处，但电影资料馆不光跟图书资料打交道，更和影像记忆天然关联。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期，台北的《电影欣赏》杂志专门组织撰写、译介了洋洋洒洒18篇文章来介绍电影资料馆的功能以及资料馆在欧美主要电影国家的发展（见《电影欣赏》总48—49期）。上面罗列了诸如搜集、保存、修复、资料整理、国民教育等功能，当然有时还有更为专业性的指向，比如法国电影资料馆的功勋馆长亨利·朗格卢瓦就认为成立资料馆是为了“培养未来优秀的电影工作者”。这种精英主义式的观点到今天仍然被不少迷影者们认同。他们认为，电影资料馆的艺术电影放映，与主流的电影院线放映不同，应该是“阳春白雪”的，应该是小众甚至边缘的，应该不放商业娱乐片，只放侯孝贤、安哲罗普洛斯、塔尔科夫斯基这些艺术大师们的作品。我觉得，这种将资料馆赋予精英标签的做法，在今天的中国需要根据现实环境有所调整和改变。电影资料馆的放映虽然主要是面向特定区域（北京）人群，影片放映具有鲜明的学术性，但是这种放映不应该与商业院线的主流放映对立起来，而应该成为主流放映的助力和补充；电影资料馆也不应该成为一小部分知识精英的电影资料馆，由于受配额及商业利益驱动，正规渠道主流放映的影片数量、形式还比较有限，电影资料馆的放映首先应该起到大众文化普及（而非小众迷影）的作用。通过我们富有策划性、引导性的放映，让公众不仅愿意来看艺术电影，更能够学会艺术地看电影；让电影从一般性的消遣娱乐中跳脱出来，从而推动公众文化素养的稳步提升。

我个人曾参与中国电影资料馆的“十二五”规划撰写工作，这种规划相当于国家文化机构发展的核心指导。当中明确指出，要进一步树立服务意识，提高公益服务能力，拓展服务方式，推动电影档案资源的深度利用。而电影放映就是我馆公益文化服务体系建设中非常关键的一环。因此，自从我个人逐步熟悉了电影资料馆的节目策划工作之后，一直在摸索、尝试电影学术放映的形式，并且寄希望于让这种形式与当下电影主流放映能够产生“对话”。因此，当我重新翻看到五十多年前孙瑜、石挥这些老前辈写的尊重电影艺术传统的文章时，突然有种豁然开朗的感觉，我意识到，他们所屡屡提及的“寻回传统”，就应该是我们国片放映的一个主导思想。

大家都知道，在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国电影过去的一些良好的有意义的传统，正如孙瑜和石挥所困惑的那样，因受政治影响而被人为地切割掉了。像如今很多电影产业中的行为，如电影娱乐报刊、明星制、类型片创作、民营电影制片公司，甚至八卦炒作，在1949年以前的中国电影中都是普遍存在的。那个时候国民政府并非完全不拍摄政治主导的意识形态作品，但位居绝对主流的，还是普通观众喜闻乐见的商业类型片。这些作品可以是纯粹的娱乐，成为给眼睛吃的冰激凌、给心灵坐的沙发椅，也可以巧妙地融合不同诉求的意识形态（比如左翼电影），但归根结底是一门生意经。而这些恰恰都是早期电影能够反射今天电影产业时代的地方。因此对于中国电影资料馆来说，我们需要做的一项重要工作，就是取其精华，去其糟粕，通过有机地选择、编排，让观众能够有机会触摸过去的优秀文化传统。举例来说，在我们今天的武侠片当中，大家经常可以看到男侠女侠在天上施展轻功飞来飞去，大家觉得可以理解和认同。有没有人想过，为什么我们观众可以认同？如果主角换成一个老外，你又会不会认同？也许你就会觉得别扭。实际上，轻功的电影化呈现，就和我们传统的侠义公案文学、早期的中国电影类型片创作以及清末民初中国近代幻想科学的发展有着直接的联系。它当然受到西方文化和技术的影响，但终究融入到了中国人的骨血里，变成了被广泛认同的民族性的艺术形式。

文化和艺术的发展与科技生产力水平不同，并不完全符合与时俱进的规律。这就像现代的作曲家没法超越几百年前的巴赫、莫扎特，诺兰的《星际穿越》仍然难以和库布里克的《2001太空漫游》比肩，都是同一个道理。因为文艺需要天时、地利、人和多种因素的偶然碰撞。东晋“书圣”王羲之固然艺术水平超绝，但要不是有一天在会稽山阴和朋友们喝大发了，也许就诞生不了一代名章《兰亭序》。早期的中国通俗文化，虽然诞生在我们国家积贫积弱的时候，但是恰恰在那种半殖民半封建、西潮东渐的环境中滋生出很多今天看来都令人啧啧称奇的文化产品。比如清末民初的小说和电影中已经出现的诸如以下种种奇观：唐僧骑摩托车去西方取经，贾宝玉坐潜水艇入海，诸葛亮穿越古今大战北洋军阀孙传芳……（是不是突然觉得《步步惊心》逊色许多？可惜早年的这类电影影像基本荡然无存，我们只能从评论家留下的充满讥讽和鄙夷的影评文字中推敲一二。）这些听起来很搞笑的内容其实显示出早期中国通俗文化中所蕴藏的超越性的先锋思想。1928年，侯曜给民新公司拍《西厢记》，在高潮部分的梦中，张生骑着一支巨大的毛笔飞到天空当中去拯救崔莺莺，这个段落十分精彩，令人不由击节叹赏！之后，国内又拍了无数部《西厢记》影视剧，但没有一部像1928年这部有灵活性和想象力。而从至今侥幸保存下来的一些诸如《红侠》《甘氏两小侠》《荒江女侠》等影片，以及2014年中国电影资料馆刚刚千辛万苦从挪威寻回的西游记故事《盘丝洞》残本中，也都能一睹早期武侠神怪片中腾云驾雾、轻功、掌中飞剑、怪鸟、变身、三昧真火等怪力乱神的视觉奇观。显然，我们今天所能理解的武侠文化和风格形式，跟这些早期电影建立的视觉传统都是一脉相承的。

因此，我们中国电影资料馆现在正在做的，就是把过去电影的优秀文化传统以及一些被忽视遗忘的有价值的作品重新介绍给公众。要实现这个目的，还需要两个工程做我们强大的后盾。第一个工程是国家电影档案数据库建设。电影资料馆作为电影国库，仅现存的国产影片就有两万余部（几十万本胶片）之多，为了更方便地使用，防止老胶片在放映中毁损，我们正在陆续把传统拷贝（包括相应的文图档案资料）进行数字化的高清转换，这样使用、调用起来就稳妥得多。第二个工程是中国电影数字化修复工程。电影拷贝受物理化学等因素影响，在时间进程中会出现各种问题（譬如受潮、卷曲、收缩、断裂、颜色脱落等），一旦由此造成损坏，将造成无法弥补的遗憾。因此，对于重点影片的修复抢救工作是必不可少的。国家对此也十分重视，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从2007年以来已经陆续投入了3亿多元巨资进行修复，放眼全世界这都是很罕见的。电影修复中我们又分两种：一般性影片做普通修护，主要以机器修复为主，到现在我们已经完成3000余部；而对于影史上特别重要的影片，我们需要采用手工精修修复。比如费穆先生的代表作《小城之春》（1948），就是在扫描完翻正拷贝后完全使用人工修复完成的，这是项非常艰巨的工程，需要一个团队手动一帧帧地完成每一格画面的处理。大家都知道，电影一秒钟就有24格，那么修复一部100分钟左右的电影需要耗费的工作量是十分浩大的（十几万幅画面）。通常一个10人左右的团队，需耗时一个月，花费数十万元人民币经费，才能完成一部影片的精致修复工作，因此没有国家的大力支持是不可能实现的。

有了数据库和影片修复工程做支持，我们的国产影片放映活动才得以常态化地进行。过去电影资料馆还是主要以放西方电影为主，这在北京已经形成了品牌，由于常常是独一份儿，因此不用怎么宣传，观众也会比较踊跃。但是国产电影就不同，必须通过专业人员进行引导。2011年11月，我们国产影片开始实现常态化放映。一开始每周三晚上放映一场，为了吸引观众进场，票价也仅定为10元，同时借鉴了美术馆中的“导览”机制，在片前增设15分钟的介绍讲解环节。在内容编排上，我们基本上都是以专题小影展的形式，打包向公众推荐。比如三年多来我们陆续做了“伟大的石挥”、“古典·歌舞·诗情”、“银幕摩登：都会上海与影像中的白话现代主义（1922-1938）”、“北京电影：老舍作品单元”、“现实主义在四十年代”、“吴天明作品回顾展”、“谢飞作品回顾展”、“曹禺戏剧作品的电影改编”等几十个专题放映，通过引导和培育，逐步受到了公众的关注和喜欢。我们的放映，有些是偏重回顾性质。比如2012年11月做的“史东山专辑”，为的就是纪念这位才华卓越、风格多样的艺术家诞辰110周年。为了突出电影资料馆的档案优势所在，除了《银汉双星》《新儿女英雄传》之外，我们专门选择了《奋斗》《新闺怨》两部平时难得一见的杰作。前者数十年来一直被封在库房中，完全被研究者遗忘；后者所探讨的职业妇女在婚姻和事业中的两难问题，和当下也几乎没有两样，因此颇得公众共鸣。还有些放映，则是和当下的文化事件有着直接的关系。比如莫言先生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后，我们就趁势策划了“文学、电影暧昧相遇的辉煌八十年代”专题放映，当中尤其选择了面向公众重映张艺谋的成名作《红高粱》。经过三年半的持续放映，周三国片专场的观影人数平均可以达到每场150人以上，对于老电影而言，这已相当不易。

除了每周的例行放映，每年10月27日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世界视听遗产日”。每年这个节日，全世界的音像资料馆、博物馆都会把压箱底儿的早期视听影像珍品拿出来向公众展示，宣传保护视听遗产的重要性。中国电影资料馆则是从2009年开始做此类活动。2009年放映了《木兰从军》、动画片《抗战歌辑》、纪录片《总理奉安大典》及《第一届政协会议筹备会》;2010年放映了《银幕艳史》《甜甜蜜蜜》、动画片《乌鸦为什么是黑的》;2011年开始首次放映我馆精致修复影片《劳工之爱情》《关连长》;2012年则是费穆先生两部杰作《孔夫子》和《小城之春》;2013年是吴永刚在“孤岛时期”的童话片《中国白雪公主》;2014年借着《盘丝洞》回归的契机，主题定为“向但杜宇先生致敬”，安排了他与陈实在香港合作导演的《苦恋》，这同样是一部半个世纪以来从未有人研究涉猎的珍贵电影，但杜宇和殷明珠夫妇的后人专门受邀到场观看了影片。配合这类放映，我们往往还会设计制作专门的纪念品，安排相关的电影修复讲座和电影艺术讲解，公众对此反响十分踊跃。每年的世界视听遗产日活动，观众均能达到四五百人，多家电视台、报纸刊物对活动进行了报道宣传。

以上这些主题放映和专题策展，大多还只是从文化渊源上和今天的电影产生了呼应和交集，虽然资料馆也经常邀请电影人来馆里交流，但实际上还没有和当下电影的创作产生直接的碰撞。对此，2014年下半年我们积极地深入探索，终于取得了意想不到的突破和社会反响。其一，是2014年11月，在北京市广电局的支持下，资料馆和北京市其他两家商业影院组成了惠民影院团队，分别以“艺术”、“经典”、“儿童”为主题，以10元低廉的票价，每家影院每周为北京市民提供2场放映，影片选片、制作加工均由资料馆承担，市广电局每场给予一定补贴。电影资料馆承担了“艺术”主题放映，即是支持当下的青年导演和优秀作品，为他们提供平台，让他们的作品有机会通过大银幕的形式和观众见面。通过我们的邀请，郝杰、范立欣、黄璐、李明航、邢健、赵晔、吴琦等多位青年电影人都亲自到现场和观众进行了互动交流。这样，加上每周三两个影院的国片放映和从2015年3月新增的“银海戏苑”戏曲片专场，现在资料馆每周的国片放映已经达到五场。我们还将在近期新开纪录片专场，进一步加大国产影片的推广力度，支持青年导演展示新锐风采。

让电影资料馆更具有社会影响的，则是为进入主流院线的优秀影片提供首映和相关策展服务。经过多年的耕耘，电影资料馆已经积累了相当多的铁杆粉丝，这些观众同样也是院线艺术电影的主要消费群体之一。很多片方基于资料馆良好的软硬件条件，和我们进行了深入合作。2014年9月，我们举办了许鞍华新作《黄金时代》北京首映，配套进行了回顾展活动和剧照展览，许鞍华、李樯、王千源到场和观众交流；11月，我们举办娄烨新片《推拿》首映和相关回顾展活动，娄烨导演率领庞大的演职员阵容参加；12月，搭着《一步之遥》和《一代宗师3D》的顺风车，我们同时举办了姜文表演作品回顾专题和内地第一次正规的王家卫作品回顾展，两位世界顶级大导演在12月7日和8日接连出现在艺术影院，让无数观众为之疯狂；2015年1月，借着台湾导演吴念真在国家大剧院公演《台北上午零时》的机会，我们又策划了台湾新浪潮经典回顾展，把百忙之中的吴导演邀请过来。资料馆艺术影院虽然有600个座位，但只要碰到上述这种见面活动，观众往往可以在数小时之内在影院外排起几百米的长队，将电影票一扫而空；而众多媒体也常常不请自来，主动地为我们做起了宣传工作。

通过这种“接地气”的活动，电影资料馆不仅赢得了合作方的认可，也获得了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双丰收，有时甚至还能延伸出新的合作项目。像王家卫导演在2014年12月举办个人回顾展后，于2015年1月再次造访资料馆，他此行的目的便是要同资料馆合作，将一批具有东方鲜明服饰特点的影片（如《神女》《舞台姐妹》）送至世界知名的美国大都会博物馆办展，而这不正是中国电影文化走出去难得的机遇和形式么！总之，借由以上各种国片放映的策展实践，我们已经切实地认识到：要想更好地提高国片放映的影响力，在文化层面上，要寻回中国电影的优秀传统，从各个维度找寻档案影片与当代电影的联系，将其普及给公众，提高公众的电影欣赏水平；在服务形态上，电影资料馆要带给受众具有鲜明特点的社交品质，这需要在场馆空间、观影模式等各方面继续多下工夫；而在更宏观的单位规划建设方面，要从过去独立、封闭、自足且相对边缘的垂直型机构，转变为积极与政府、制片业、影人、观众紧密互动的网状平面机构。电影资料馆不能等着食“嗟来之食”，而要主动出去“抢食”，这样才不会陷入“抱着金饭碗要饭”的尴尬境地，才能实现和这个电影大时代的共振。比如，2015年4月电影资料馆作为承办方，深度参与了第五届北京国际电影节展映单元的整体策划邀片、宣传排片等工作，将近300部中外影片带到北京公众面前，900场放映实现票房近800万元，创下了北京国际电影节举办以来的最佳成绩和口碑。下一步，我认为电影资料馆还有望取得突破的，是在国民教育这一块，尤其是和相关高校、中小学之间，应该可以找到更紧密的合作模式。现在，我们每周还为研究人员和研究生进行专门的电影放映。与别的学校不同，电影资料馆自己培养的研究生都是通过大银幕去观片学习，这已经成为二十多年来资料馆研究生教学中最大的特色，也是各兄弟单位非常艳羡的地方。那这种模式，可不可以另辟场次，按照学科建设和中外电影史的正规脉络，向北京市的艺术高校、研究所相关人员开放呢？我觉得不是没有可能。总的来看，今天电影资料馆的国片放映已经取得了不小的成绩，形成了一定的品牌效应，但是距离国际先进水平肯定还有不小差距。这种差距有体制的原因，但我个人认为，更重要的还是人的问题，尤其专业人才的缺口太大。因此，也希望我们自身能够不断地学习成长，从细节方面不断完善服务水平；未来不仅能够在北京为影迷服务，也能够走出去和其他城市的相关机构加强合作，让中国电影资料档案能够更好地造福公众，为中国电影事业的蓬勃发展添砖加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