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局外人(2)
院长告诉我他会参加葬礼，我向他致了谢意。他在写字台后面坐下，叉起两条小腿。他告诉我送葬的人除了执勤的女护士外，只有我和他。依据惯例，院里的老人是不允许送葬的，只许参与守灵。“这是基于人道所做的决定。”不过他又跟我说，这次他破例允许我妈妈的一个老朋友多玛·菲赫兹也来为她送行。说到这里，院长笑了下，他对我说：“您知道，这种感情有些天真。他和您母亲几乎是形影不离。在养老院里，大家常拿他们开玩笑，他们总是对菲赫兹说：‘你的未婚妻呢。’他听了总是会心一笑。他们两位都被逗得很开心。可想而知，这次默尔索太太的死令他非常难过，我想我不应该拒绝他的请求。但是，根据医生的嘱咐，昨天晚上没让他守灵。”
说完这些，我们默默地坐了好一会儿，院长才站起身来朝窗外观望。看了一会儿，他突然说：“马朗戈的神父来了。他提早到了。”他告诉我，步行到教堂至少要走四十五分钟，因为教堂在村子里。我们下了楼。神父和两个唱诗的小童在太平间门口等着。其中一个男童的手上拿着香炉，神父弯着腰，正调着香炉上银链子的长度。他看到我们的时候，立即直起身子，对我说了几句话。他叫我“孩子”，然后领我走进屋里。
我一眼就看见棺材上的螺钉已经被钉紧，旁边站了四个穿黑衣服的男人。同时院长跟我说车子正在路上等，神父开始了祈祷。从这时起，一切都进行得很快。那四个男人走向棺材，把一条毯子盖在上面。神父、唱诗的小童、院长和我则先在外面等候。门外有一位我不认识的女士。“这是默尔索先生。”院长向女士介绍我。我没听清这位女士的名字，只知道她是护士的代表。她面无表情地朝我点点头，瘦骨嶙峋的长脸上没有一丝笑容。我们站在一旁，让抬棺材的四人先过去，然后我们跟在棺材的后面，走出了养老院大门。
送葬的车就停在大门口，又长又光亮的外形让人联想起铅笔盒。旁边站着个身材矮小，衣着有些滑稽的葬礼司仪，还有一个看上去局促不安的老者，我想他应该就是那个菲赫兹先生。他戴着一顶圆顶宽檐软毡帽（当棺材经过时，他摘掉帽子表示敬意），松垮的西装长裤在鞋子上面堆了好几层褶，白色领衬衫太大了，而黑色的领花又太小。鼻头上布满了黑点儿，嘴唇在不住地颤抖着。最令我印象深刻的是，一双下垂而卷曲的耳朵露在稀疏的白发外面，血红的耳朵跟他苍白的脸形成强烈对比。司仪安排了我们每个人在葬礼仪式中的位置。神父走在最前面，然后是车子，车子旁边是四个抬棺材的。其后面是院长、我以及护士代表和菲赫兹先生。
天空已经是阳光普照，直射到大地上，地面温度迅速升高。我不知道为什么要等这么久才正式出发。老菲赫兹把帽子戴上了又重新摘下来。一身黑色的衣服更让我觉得酷热难当。院长跟我谈到他时，我转向他那边一点，望着他。院长告诉我，我母亲和贝莱兹先生在傍晚的时候经常由一个女护士陪着，到村庄去散步，有时候会一直走到村子里去。我环顾四周的田野，体会妈妈的心情：一排排柏树延绵通向天边的山冈，一望无际的田野红绿相接，零星的、相隔甚远的房屋若隐若现……这该是一个令人感伤的时刻。而白天，火辣辣的阳光让在热浪中炙烤的风景显得更加无情而又令人沮丧。
我们终于启程。这时候我才发现菲赫兹有点一瘸一拐的。车子越走越快了，老人被落在了后面，脱离了送葬的队伍。车子旁边也有一个人跟不上速度，在后面和我并排走着。我感到有些诧异，太阳怎么升得那么快。我惊觉田野里早就充满了嗡嗡的虫鸣和草地的沙沙声。我头上的汗开始不停地往下流。我没有帽子，只好拿手帕扇风。殡仪馆的那个伙计跟我说了句什么，我没听见。他用右手掀了掀鸭舌帽的帽檐，左手用手帕擦着额头上的汗。我问他说什么。他指了指天空，连声说道：
“晒得够呛。”“是啊。”我附和道。过了一会儿，他又问我：“里边是您的母亲？”我回答：“是的。”
“她年纪大吗？”我又回道“差不多。”其实我也不知道妈妈究竟多少岁了。他不再说话。我回头望见老菲赫兹已经落后了五十多米远。他摆动着抓着帽子的手，急忙忙地往前赶。我又看了看院长。他维持着一贯的从容风度，没有一个多余的动作，尽管额头上渗出了汗珠，他也不伸手去擦。
我感到一行人走得更快了。四周仍然是一片被阳光照得耀眼的田野。烈日直射下来，天空亮得有些让人受不了。行程中有一段新修的公路，太阳晒得柏油路面直发亮，脚踩在上面，留下许多闪烁的脚印。车顶上，车夫油亮的黑皮帽子，好像在黑油泥里浸过似的。头上天空的蓝白，柏油路面的亮黑、丧服的暗黑、灵车的漆黑……我有点迷失在周围这些单调的颜色里。
毒辣的阳光、难闻的皮革味、马粪味、漆味、香炉味，加上一夜没有睡觉的疲倦，让我有些神志不清。我又回头看了眼，菲赫兹已经离我们很远了，消失在一片热空气之中，然后不见了。我搜寻他的身影，才发现他已经离开了大路，从田野里斜着穿过来。我看到前面大路有个弯，原来熟悉路径的菲赫兹，正抄近道追赶我们。果然，在大路的拐弯处，他追上了我们。接着我们再次将他落下，他就又斜穿田野追上来。就这样重复了好几次。而此时的我，感到血直往太阳穴上涌。
后面的一切都进行得非常迅速、准确和自然，没能在我的记忆里留下多少痕迹。唯有一件事例外，那就是在村口的时候，护士代表跟我说了话。她的声音很特别，好听而颤抖，和她的样子很不协调。她说：“走得慢，会中暑；走得快，就会出汗，到了教堂就容易着凉。”她说得有道理。这真是进退两难，无可奈何。此外，我脑中还保留着这一天的几个影像，比如说菲赫兹最后在村子追上我们时的那种神情——又激动又难过，大滴的泪珠划过他的脸颊，被遍布在脸上的皱纹截断，分开又聚合，最后在那张心力交瘁的脸上化为一层光润的水；还有教堂和人行道旁的村民，坟墓上红色的天竺葵，像木偶般昏厥的菲赫兹，撒在妈妈棺材上血色的红土和混入土中的雪白的树根，人群，嘈杂声，村庄，在咖啡馆门前的等待，无休止的汽车轰鸣声，以及当公共汽车开进万家灯火的阿尔及尔时我的喜悦，我想象飞奔上床倒头睡它十二个钟头。
2
睡醒后，我明白了为什么当我向老板请那两天假时他显得不太高兴，因为今天是星期六。我当初完全没有想到这一点，直到今天起床才想到。老板必然是想到了的，这样一来加上周日我就有了四天的假，而这当然会令他感到不快。不过第一，安葬妈妈是在昨天而不是在今天，这并不是我的错；第二，无论如何，星期六和星期天都是我的。虽然如此，我还是能理解老板当时的心情。
昨天一天累得我筋疲力尽，早上简直起不了床。在浴室刮脸的时候，我一直在想待会儿要做什么，最后我决定去游泳放松下。于是我乘电车去了海滨浴场。一到那儿我就扎进了水里。今天有很多年轻人在这游泳，我遇到了玛丽·卡多娜，我们曾经在一个办公室里工作过，当时她是打字员。那时候我就想把追到手，我认为她也喜欢我。但是不久她就离开了那里，我们没有机会发展。
我帮她爬上浮台。扶她的时候，我碰到了她的胸部。她躺在浮台上，我继续留在水里。过了一会儿，她转过头来对着我笑，发丝沾满脸颊。接着，我也上了浮台，坐在她身旁。天气很宜人，水温很舒适，空气中弥漫着令人愉快的气息，我半开玩笑地将头后仰，枕在她肚子上。她什么都没说。于是我就一直躺着没动。我睁着眼仰望着天空，碧蓝的天空中夹杂着一缕金色，我感觉到脖子下玛丽的腹部在轻轻地起伏。我们就这样半睡半醒地在浮台上待了许久。当阳光变得强烈起来时，她便潜入水里，我跟着她下了水，追上后伸出手抱住她的腰，我们一起游着。她始终开心地笑着。
当我们在岸上晒身体的时候，她对我说：“我晒得比你还黑。”我问她晚上要不要一起去看电影。她又笑了，说她正好想看一部费尔南德尔（法国喜剧电影演员）的片子。
我们换好衣服出来，她惊讶地看见我系了一条黑色的领带，问我是不是在服丧。我告诉她我妈妈死了。她问是什么时候的事情，我回答：“昨天。”她听后脸色有些变化，但没表示什么。我本想告诉她这不是我的错，但还是把话咽了回去，我想起同样的话我已经跟老板说过了，结果毫无意义。反正，人总是有点什么过错。
晚上看电影的时候，玛丽已经把这些事情都忘干净了。电影里许多地方很滑稽，但情节真的很烂。她的腿和我的腿挨在一起，我抚摸着她的胸部。在电影结束前，我笨拙地吻了她。电影结束后，她便跟着我回了家。
第二天我醒来时，玛丽已经走了。她跟我说过她要去她婶婶家一趟。我想起今天是星期日，这让我有些心烦，因为我从来就不喜欢星期日。于是我翻了个身，沉浸在枕头上残留的玛丽头发上的海水味。然后又睡到了十点。醒来后我继续躺在床上抽烟。我不想像往常那样去赛莱斯特的饭馆吃午饭，他们一定会问我很多问题，我不喜欢这样。我没吃面包，因为家里没有了，我也懒得下楼去买。于是我煮了几个鸡蛋吃。
吃过午饭后，我感到有点无聊，就在屋子里来回走。妈妈在的时候，这套房子大小还合适，现在我一个人住就显得太大了，于是我把餐桌搬到卧室里。我就住这一间，每天所能看见的，就是几把已经有点塌陷的椅子，一个镜子发黄的柜子，一个梳妆台，一张铜床。其余的都被我丢在一边闲置了。
闲着无聊，为了找点事做，我拿起一张旧报纸读了起来。我剪下克鲁申盐业公司的广告，贴在一本旧簿子里。凡是报上让我感兴趣的东西，我都会剪下贴在一本旧簿子上。然后我洗了手，走出房间，坐在阳台上。
我的卧室临着城区的主干道。午后天气晴朗，路面油亮，行人稀少但都很忙碌。我先是看见出来散步的一家子，前面是两个穿海军服的小男孩，短裤长过膝盖，笔挺的衣服使他们显得有些笨手笨脚；之后是一个小女孩，头上别着一个粉红色的蝴蝶结，脚上穿着黑色皮鞋。他们后面，是一位身材高大的母亲，穿着一身栗色的丝绸连衣裙，还有一位相当瘦弱、矮小的父亲。我经常见到这个人。他戴着一顶平顶窄檐的草帽，扎着领结，拿着一根手杖。看到他和他老婆走在一起，我才明白为什么大家都说他是个高尚有教养的人。他们过去不久，来了一群小区里的年轻人，头发油得发亮，红领带，衣服腰身紧，衣袋上绣着花，方头皮鞋。我猜他们是准备去市中心的戏院，所以才这么早出发，他们一边赶电车，一边高声说笑。
他们走后，路上就没什么人了。这个时候下午场的表演都开始了。街道上只剩下看店的店主和猫。街道两旁的榕树上，天空纯净，没有一丝云，却不见灿烂的阳光。对面卖烟的店主搬出一把椅子，倒放在门前，两腿骑上去，又把两只胳膊搭在椅背上。刚才拥挤的电车现在几乎是空荡荡了。烟草店旁边那家叫“彼埃罗之家”的小咖啡馆里也已经空无一人，侍者正在扫地。这真是再典型不过的星期天的景象。
我把椅子也倒了过来，学卖烟的店主那样坐着，确实很舒适。我抽了两支烟，回到房间拿了一块巧克力靠着窗嚼起来。一瞬间，天阴了下来，我以为是要下暴雨了。谁知乌云又慢慢散去。飘过的云层像是要下雨，这样一来街上显得阴沉。我望着天空出神，就这样不知过了多久。
五点钟一到，电车轰隆隆地开了过来。车里挤满了从郊外体育场看比赛回来的人，有的就站在车阶上，有的扶着栏杆。后面几辆车里面坐着运动员，我是从他们的小手提箱看出来的。他们大声唱歌，为自己的队伍高喊万岁。有几个朝我指手画脚，其中有一个喊道：“我们赢了！”我挥了挥手，大声地对他们表示祝贺。从这时候起，路上的小汽车就多了起来。
天空再次转变，屋顶的上方，出现了红色的晚霞。随着夜晚的到来，街上也就热闹起来。散步的人渐渐回来了，那位高尚的父亲又出现了。孩子们不是哭着，就是被大人拖着跌跌撞撞地向前走。没多久，电影院差不多也都散场了，从里面出来的人涌上街头。年轻人迈着大步，比平时更精力充沛，我想他们刚才看的一定是一部冒险电影。从市中心回来的男孩们则稍微晚一些出现，他们显得更加严肃，尽管他们脸上挂着笑容，但看上去非常疲倦，他们在街对面的人行道上徘徊。这时候一群姑娘相互挽着胳膊走了过来，男孩子们故意迎上去与她们擦身而过，向她们讲笑话，弄得那些姑娘们一边笑一边回头来看。我认出她们是镇上的，其中两三个我认识，她们向我挥手打招呼。
街上的路灯突然亮了，夜空中的星星陡然失去了光芒。我望着满是行人和灯光的街道，感到眼睛有些疲倦。灯光把潮湿的路面照得闪闪发亮，间歇驶过的电车车灯，照在女孩子们光亮的头发上、笑容里或者她们的银手链上。
不久后电车少了，夜色越来越浓，树木和路灯的上空变得一片漆黑，路上的行人在不知不觉中也散了，直到第一只猫缓缓地穿过再次变得空无一人的马路。
我想自己还没吃晚饭。因为靠在椅背上太久，脖子有点儿酸痛。我下楼买了些面包和意大利面，回来自己做好，站着吃了晚饭。我本想在窗边抽支烟，但是入夜天气转凉，我觉得有点冷，只好关了窗户。当我回到房间，在镜子里看见桌子的一角上，酒精灯旁摆着几块面包。我心想星期天总算过去了，现在妈妈已经安葬，明天我又该像往常一样上班了。总之，我的生活跟从前一样，没有任何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