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章 局外人(6)
火辣辣的太阳热得伤眼，海浪就像是大海的喘息声，一些细小的浪花被吹到沙滩上。我慢慢地向岩石堆走去，感觉额头要被晒裂开了。热气压迫着我的身体，不让我前行。每当一阵热气扑到我脸上，我就咬咬牙，握紧插在裤兜里的拳头。我全身都绷紧了，决心战胜太阳，战胜它试图灌入我体内的麻醉剂。沙砾上、雪白的贝壳上，或者是一片碎玻璃上反射出一阵阵亮光，就像是一把把利剑向我劈来，每当剑光一闪，我就咬紧牙。我就这样走了很久。
远远的，我看见了那一堆黑色的岩石，被阳光映射在海水薄雾上所形成的光晕包围。我想到了岩石背后那清凉的水流。我想再听听潺潺的流水，想逃避阳光的照射，不再走，不再听到女人的哭声，总之，我想找一片阴影休息一下。然而当我走近时，我看见雷蒙的对头又回来了。他只有单独一个人，仰面躺着，双手枕在头后，他的脸隐没在岩石的阴影里，身体露在太阳底下，蓝色的工作服热得直冒烟。我有些吃惊，我本以为这件事已经完结了，我来这里之前压根儿没想那事。
他一看见我，稍微欠了欠身子，把手插进了口袋里，而我也自然握紧了口袋里雷蒙的那支手枪。他见状又朝后躺下，手还留在口袋里。我离他有些距离，大概十几尺，我隐约看见他半闭着的眼皮下目光不时在闪烁，不过更多的是他的身影在我眼前的热浪中跳动。比起中午时分，海浪的声音更加慵懒平缓。白昼在岩浆般的大海中抛锚，整整两个小时了，没有丝毫的变化。
一样的烈日，一样的光线，延伸到这里的同一片沙滩上，海天交接处驶过一艘小轮船，我仅仅是瞥见了那个小黑点，因为我的目光一直没有离开那个阿拉伯人。
我想只要我转身往回走，事情就不会发生了。可是，整个海滩在阳光的热气中颤动，让我举步维艰。我向泉水的方向挪动了几步。阿拉伯人没有动。不管怎样，他离我还有点距离。也许是他脸上的阴影的缘故，他看上去像是在笑。
我就这么等着。猛烈的阳光烤着我的脸颊，汗珠在我的眉峰上聚集。太阳和安葬妈妈那天的一样，头也和那天一样痛，皮肤下面所有的血管都在一齐跳动。我热得忍受不了，就又向前迈了一步。我知道这很愚蠢，就算走一步也不能逃离太阳，但我还是跨了出去。这一次阿拉伯人马上出了刀，太阳光溅在刀片上，细长的光刃抵在我的额头上。与此同时，眉头上的汗珠终于跌下，我的眼前顿时蒙上了一层模糊的水幕。一时间我什么也看不见了。只有太阳依旧扣在我头上。朦胧中，闪闪发光的刀锋总是在我眼前晃悠，穿过我的睫毛，钻进我疼痛的眼睛。
从这时开始，整个世界变了调。自大海涌来厚重炽热的风，整个天空像是裂开了口，倾泻下巨大的火焰。我全身僵硬，握枪的手猛地一紧，枪的扳机扣动了，我摸着光滑的枪柄。在这声干涩、震耳欲聋的枪响中，一切开始急转直下。我甩了甩汗水以及紧贴在我身上的阳光，我发现自己打破了这一天的完美，毁掉了海滩上的平静安详和我在此拥有的快乐。于是，我又朝着那具一动不动的尸体开了四枪，子弹陷进他的身体，不见踪迹。这四枪枪响声仿佛短促的叩门声，让我亲手为自己敲开了厄运之门。
Part 2
1
我被捕之后，立即被审讯了好几次。不过那只是一些关于身份的例行讯问，时间都不长。初到警察局时，似乎没有人对我的案子感兴趣。不过，八天之后，当我遇到预审审判长，却发现他盯着我的眼睛里充满了好奇。开始时，他也只是问问我的姓名、住址、职业、出生日期和地点，接着他问我是否已经选好了辩护律师。我说没有，还问他是否一定要请一个。
“为什么这样问？”他说。我回答他说自己的案子很单纯，因此不需要律师。
“这是你的看法。不过，法律自有其规定。如果你不找律师的话，我们会替你指派一位。”我觉得法院还管这些小细节的事，倒是挺方便的。我跟他说了这一看法，他表示赞同，说法律制定得很完善。
起初我并没有认真地对待与他的会面。他办公室的窗帘紧闭，桌子上只有一盏灯，照亮了我坐的那把椅子，而他自己却坐在一片黑暗中。
我曾经在书里读过对类似场景的描述，在我看来，这一切像是一场游戏。开始谈话后，我才看清他的外貌。他的身材高大，轮廓分明，有一双深蓝色的眼睛，蓄着灰色胡须，头发浓密而且发白，看起来非常理智。尽管他的嘴角时不时地会不自然地抽搐一下，但整体来说还是给人一种和蔼可亲的感觉。要不是我及时地想起自己杀了人，离开办公室时，我甚至一度想要和他握手告别。
第二天，一位律师到监狱来看我，他的身形矮胖，很年轻，头发梳得服服帖帖。尽管天气很热（我穿着背心），他却穿着一身深色的西装，硬领子，还系了一条很怪异的黑白宽条纹领带。他把夹在胳膊下的皮包放到我床上，做了自我介绍，并告诉我他研究了案件的材料。他说我的案子虽然有些棘手，但只要我信任他，与他合作，仍有胜诉的把握。我向他表示感谢，他随即说：“那么我们切入正题，说说案子吧。”
他在我的床上坐下，对我说，他们已经调查了解了我的私生活。知道我母亲不久前死在了养老院。他们去马朗戈做过调查，警察已经知道我在母亲下葬那天表现得有点“无动于衷”。
“您知道吗，”律师说，“向您问这些事我有点尴尬。不过这真的非常重要，一旦我在法庭上找不到替你辩护的论点，这就将成为起诉您的一条重要根据。因此，您必须协助我。”他问我在葬礼当天是否有感到“难过”，这个问题令我非常震惊。如果换作我问别人这个问题的话，肯定也会相当为难的。
我坦言自己已经不太有自省的习惯，因此很难回答。毫无疑问，我是很爱妈妈的。然而这并不能代表什么。每个心智健全的人，或多或少都曾盼望自己所爱的人死去。
听到这里，律师突然打断我，显得很不安。他要我保证绝对不要在庭训或预审审判长面前说这番话。
我继续尝试对他解释，身体的生理因素会让我的情感酝酿发生混乱。妈妈下葬那天，我非常疲惫，非常困倦，所以没能真正意识到当时发生的事的意义。我能确定的是，我宁愿妈妈没有死。律师看上去并不满意，他说：“这是不够的。”他略作思索后，问我是否可以说那一天是我努力克制住了内心的情感。我说：“不能，因为这不是事实。”他用一种很奇怪的眼神看着我，好像我有点令他反感。接下来他几乎是不怀好意地警告我说，无论如何，养老院的院长和工作人员会出庭作证的，结果将会对我很不利。我提出母亲的死和我的案子没有什么关系，他听了只是说：“很显然，您对法律完全不了解。”
最后他离开了，看上去有些生气。我很想叫住他，说明自己希望得到他的同情，不是希望他能更卖力地为我辩护，而是希望他能自然而然、真正发自内心地怜悯我。我看得出自己让他不快。他无法理解我，有点怨恨我。我想对他保证自己跟所有人一样，是个普通人。可是，这些话似乎起不了什么作用，而我也就懒得多费唇舌了。
不久之后，我又被带到预审审判长那儿。时间是午后两点钟，阳光穿透薄薄的窗帘，照亮了整个办公室，室内依然很热。
他先请我坐下，很客气地对我说我的律师“因为突发状况”不能前来，他又补充说在我的律师未到场之前，我可以不回答他的问题。
我告诉他我可以单独回答。他按了桌上一个按钮，一个年轻的书记官走进来，在我背后坐下。审判长和我都坐好后，审讯就开始了。首先，他说有人认为我是一个生性缄默孤僻的人，他想知道我对这种说法有什么看法。我回答：“那是因为我从来都觉得没有什么可说的，所以我宁可把嘴巴闭上。”
他像第一次询问我时那样笑了笑，并承认这是最好的回答。“再说，这一点也无关紧要。”他注视着我停顿了一会儿，然后突然坐正，咄咄逼人地说道：“真正让我感兴趣的，是您本人！”我不是很理解他的意思，所以没有答话。
“在您的罪行中，有些事情让我很费解。我很想弄个明白，希望您能配合我。”
我表示事情发生的过程其实很单纯。但他仍要求我把那天发生的所有事再描述一遍。于是我把上次对他讲过的内容又重复了一遍：雷蒙、海滩、游泳、打架、又是海滩、泉水、太阳和开枪击出的五发子弹。每当我说完一句他都点点头，“没错，没错”。当我讲到躺在沙滩上的尸体时，他特别强调了下：“对。”就这样，他让我从头到尾又把事情的经过重复了一次，我觉得反复说同一件事情让我很疲惫，我觉得自己这辈子也没有说过这么多话。
又停了一会儿，他站了起来，对我说他愿意帮助我，在上帝的协助下，他也许要为我做点什么。但是在此之前，他想先问我几个问题。没等我反应过来，他就开门见山地问我爱不爱妈妈。“当然，”我回答，“和所有人一样。”这时在我身后一直有节奏地敲着打字机的书记官一定是按错了键，因为我听到他很尴尬地退回去重新打了一遍。接着审判长又问了另外一个没有任何逻辑关联的问题，“您是不是连着开的，那五枪？”我想了想，然后解释说并不是，我先开了一枪，隔了几秒钟后又开了另外四枪。“那为什么您在第一枪和第二枪之间要停顿呢？”我的眼前又浮现出那火红色的沙滩，又感受到了太阳炙烤着我的额头。然而这次我没有回答。在一片沉默中，审判长看上去有些烦躁，他坐回椅子上，抓了抓头发，把胳膊肘支在桌子上，以一种奇特的态度微微朝我俯下身来：“那么，为什么，为什么您还要向一个死人开枪呢？”这个问题，我也不知道如何回答。审判长把双手放在前额上，换了一种语调重复他的问题：“我在问你，为什么？您得给我一个答案。”而我一直保持沉默。
他猛然站起身，大步走到对面墙边的档案柜前，拉开一个抽屉，拿出一个银制的耶稣十字架，举着朝我走来。他几乎是颤抖着大声喊道“您知道他是谁吗？”我回答说当然知道。于是他又快又激动地说他相信上帝，坚信这个世上没有人罪孽深重到上帝不可饶恕的程度，前提是人必须心存悔意，像一个孩子一样，将自己的灵魂敞开，准备好全然地接受信仰。他的整个上身都俯在桌子上，在我的头顶挥舞着十字架。
说实话，他的这番理论我只能勉强理解，一来我有些热，他的办公室里有几只大苍蝇，时而飞来落在我脸上；二来他让我感觉有些害怕。不过我认为这有点荒谬，因为不管怎样我毕竟是犯了罪。但是他仍然滔滔不绝，我大概听懂的是，在他看来，我的证词中只有一点不清楚，那就是为什么我稍作停顿后才开的第二枪，而其余的事情都非常明了，只有这一点他无法了解。
我本想告诉他别再这样固执地追根问底，因为这一点其实并不是那么重要。但是他打断了我，站直身子问我信不信上帝。当我回答说不，他愤怒地坐回椅子上。
他说这是不可能的，每个人都信仰上帝的存在，即使是那些背弃上帝的人。这是他的信念，如果他对这有半点怀疑的话，那么他的人生便将失去意义。“难道您想要让我的生活失去意义吗？”他叫嚷着。我认为这和我无关，并且如实告诉了他。
话刚说完，他已经隔着桌子把刻有基督受难像的十字架伸到了我的眼皮底下，疯狂地大叫起来，“我是一个基督徒，我请求他宽恕你所犯的过错，你怎么能不相信他曾为你而受难呢？”
我明显注意到他对我不再以礼相待，已经用“你”来称呼我了。不过我也受够了，房间里越来越热。跟平时一样，当我想摆脱某个我不愿意听他说话的人时，就会做出赞同的样子。令我吃惊的是，他一脸惊喜，得意地说：“你看，你看，你还是相信并愿意依赖上帝的？”我再次否定了他的推论，他又一屁股坐回了椅子上。
他沉默了很久，看上去有气无力。一旁不停记录我们谈话内容的机器还在继续嗒嗒地响着，打着最后的几句话。他注视着我，看上去有些难过，轻声说道：“我从未见过您这样顽固的灵魂，在我面前的嫌犯看到上帝承受苦难的样子，没有人不掉泪。”我正想说那纯粹是因为他们犯了罪。但是很快我意识到自己跟他们一样，只是一时还没法把自己与他们联想在一起。
这时审判长站了起来，告诉我审讯告一段落了。他看上去依然很疲惫，只问我是否后悔自己的行为？我思考了下，回答他与其说悔恨，不如说是某种厌烦。我感觉他听不懂我的意思。不过，这一天的事，就到此结束，没再有任何进展。
在这之后，我经常看到这位警官，但每次都由我的律师陪同。他们只是让我再明确下说过的事的某些细节。有时审判长也和我的律师讨论我受到的指控。他们谈论这些细节的时候，从来不曾留意在一旁的我。总之渐渐的，审讯的氛围变了调，审判长对我的案子似乎不再有兴趣，某种程度上他就像把我的案子已经了结了一样。他不再和我讨论上帝，我也再没有看他像那天一样激动过。结果，我们的会面变得简短扼要许多，提几个问题，和我的律师交换下各自的观点，审讯就结束了。正如审判长所说，我的案子进展得很顺利。如果谈论的是一般性的问题，他们就会邀我加入进来。我开始能自在地呼吸，讯问中没有人再厉声对我说话，一切都进行得很自然，解决得恰到好处，以至于我竟然产生了一种“我是他们的一分子”的荒谬错觉。预审持续了十一个月，我甚至发现，这十一个月，是有生以来使我快活的为数不多的几次。审判长把我送到办公室门口，拍着我的肩膀亲切地说：“今天就先到这里吧，反基督先生！”然后，他们把我交到法警手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