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女子上书引发的大变革

——文景刑制改革

西汉初年，经济凋敝，国家贫穷，统治者吸取秦实行暴政而迅速覆亡的教训，采取了“务在宽厚”“与民休息”的黄老无为政策，但在刑罚制度上却基本沿袭秦朝，继续使用黥、劓、斩左右趾等肉刑。汉文帝十三年（公元前167年），齐太仓令淳于意犯了罪，按规定应当处以肉刑，被押往长安。他的小女儿缇萦非常悲痛，一路跟随父亲来到长安，向汉文帝上书说：“我父亲做官时，人们都称赞他为人正直廉洁，现在他犯了法要受肉刑处罚。被处死的人不可复活，被残损的肢体不能再生，即使想改过自新，也为时已晚。我甘愿入身官府为奴以赎抵父罪，使他能有改过的机会，重新做人。”文帝被缇萦的孝心深深感动，也觉得她所言确有道理，感叹道：“法律规定了肉刑，但仍有作奸犯科的人存在，问题出在什么地方呢？难道不是因为我恩德少、教化不明吗？施行肉刑断裂人的肢体，削刻人的肌肤，使人终身残疾，这种刑罚是多么不人道，这怎么称得上是民之父母所为呢？我得要废除肉刑，用其他刑罚来代替。”于是文帝免除了对淳于意的处罚，并下令御史提出废除肉刑的办法，从而拉开了汉代刑制改革的序幕。丞相张苍、御史大夫冯敬等经过商议，拟订了具体的方案：把墨（脸上刻墨）改为髡钳城旦舂（头发剃光、脖子上套铁圈服劳役），把劓（割鼻子）改为笞三百（打三百板子），把斩左趾（斩去左脚）改为笞五百（打五百板子），把斩右趾（斩去右脚）改为弃市（死刑）。

汉文帝决意进行刑罚改革，并不单纯是因为对孝女缇萦动了恻隐之心，而是有着深刻的历史背景。汉文帝时期，西汉的社会经济刚刚复苏，需要大量劳动力的投入，而肉刑使犯罪者的劳动能力丧失或受到减损；当时阶级矛盾仍很突出，仅靠轻徭薄赋的经济政策还不足以缓和。文帝废肉刑，乃是顺应形势的需要，以发展经济缓和社会矛盾。事实上，早在汉文帝进行大规模改革之前，汉朝统治者就已采取了一些废除酷刑的措施，如高后执政时正式废除夷三族刑，文帝刚即位不久即下诏废除连坐。到他改革前夕，汉朝已是刑罚大省、刑政宽简，废除肉刑是大势所趋。缇萦上书只是导火索，最终促成了刑制改革的出台。

这次改革刑制，汉文帝本意是在废止肉刑，宽缓刑罚，但因在取代肉刑的手段上存在一些弊端，所以在某些方面其效果是增加而不是减轻了刑罚的残酷程度。如把原先斩右趾的刑罚上升为弃市，处刑上是从轻改重了；又如用笞五百和笞三百来代替斩左趾及劓刑，笞数太多，也难保活命，往往是笞未毕而人已死。因而有人评论说“外有轻刑之名，内实杀人”，“不忍残人肢体而忍杀人”，虽有失偏颇，但说明改革留下了后遗症，因此文帝的后继者景帝在此基础上又进行了进一步改革。

汉景帝有感于文帝规定的笞刑过重，受笞者即使幸免不死，也往往落下终生残疾，因而改革主要针对笞刑进行，措施有二：一是减少笞数。景帝两次下诏减少笞数，第一次把笞五百减为笞三百，笞三百减为笞二百；第二次又把笞三百减为笞二百，笞二百减成笞一百。二是颁布法令，明确规定刑具规格、受刑部位和行刑程序。刑具笞杖用竹板做成，长五尺，宽一寸，末梢厚半寸，须削平竹节；笞打的部分是臀部；笞打过程中不得换人。这样就减轻了笞刑的强度，降低了笞刑对犯罪者身体的伤害程度，也减少了受笞刑而死的数量。由文帝开始的刑制改革，至此基本告成。

文景二帝的刑制改革虽然还不甚彻底，而且后来又出现了一些反复，肉刑中最残酷的一种——宫刑，也没有得到废除，但却是我国古代刑罚制度发展过程中的一个重大的进步，对我国封建法律制度的发展有深远的影响。以残人肢体，损人机能，使人终身残废为特征的肉刑，本是奴隶制的刑罚，它在汉初的使用是奴隶制残余在刑罚制度上的反映。文景二帝废除肉刑，顺应了历史发展的趋势，有利于保护社会生产力，促进了生产的发展和经济的恢复，同时，也使刑罚手段由野蛮残酷变得相对文明宽缓。改革后的汉朝刑罚以徒刑、笞刑为刑罚的主体，从而为封建制五刑（笞、杖、徒、流、死）的确立奠定了重要基础。因此，文景二帝改革刑制，是我国古代法制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事件，是由奴隶制五刑向封建制五刑过渡的重要标志。

这场刑制改革的指导思想可以说是“礼法并用，罪刑相称”，这接近于儒家的主张，说明文景时期，法律已经开始呈现出儒家化的征兆。而在此之前的诸多改革变法都采用的是法家的思想，最突出的是商鞅变法。商鞅本人就是法家的重要代表人物，他进行变法的指导思想是法家所倡导的弃礼任法、轻罪重罚的理论。为什么对封建法律制度的改革会以不同的思想学派为指导呢？这是因为各个理论学说功能不同，因而各自适应不同历史阶段的需要。法家思想峻急，儒家思想迂缓；法家长于强硬的一面，易于进取，而儒家精于怀柔的一手，可以守成。商鞅等所处的战国时期为封建社会的开端，地主阶级面临着巩固新生的封建制度、打击奴隶制残余势力和实现国家统一的艰巨任务。那个血与火的时代靠的是武力说话，谁的拳头硬，谁就是胜利者，因而采用讲求功利性、注重增强国家实力的法家学说无疑是一种正确的选择。而汉朝时期，封建制度不仅已经牢固地确立起来，而且成为不可逆转的历史趋势。尽管封建王朝的统治者可以更替，但封建政权的地主阶级专政的本质却是不会改变的。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统治者关注的重心是如何稳定和巩固统治，所以在指导思想上又开始向儒家倾斜。文景时期这种倾向已初露端倪，封建法律的指导思想由法家过渡到儒家。到了汉武帝时期，大儒董仲舒主张以儒学为至尊，被武帝采纳，中国古代的政治法律制度遂开始走向儒家化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