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章 译序(2)

“世上最强有力的人是最孤独的个人。”（易卜生语）萨德在大牢里度过大半生，领衔最孤独的人应当之无愧，被称为戴镣铐的哲学家，创立了“绝对否定”的理论。他奋起反抗的上帝，是一个牺牲创造物的上帝。既然上帝和永生都不存在，就应许可新人成为上帝。于是施蒂纳应运而生。他把现实个体的“我”凌驾于一切之上，以“我”的名义，把上帝以及形形色色的神祇、国家、契约、协议等等统统舍弃，其后果必然引发无数的个体冲突，而唯一留存于世的则是施蒂纳这个所谓独善其身者，带着胜利的笑容统治着一座大坟墓。他自诩是世上“唯一的人”，独领风骚面对任何毁灭，决不退缩。这个极端虚无主义反抗者醉心于毁灭，要么死亡，要么重生，直奔极限边缘：“发现沙漠之后，就不得不学会生存下去。”

尼采则比施蒂纳高明得多，他给世人的启示是，反抗者只有放弃一切反抗才能成为神明，甚至放弃为修正这个世界而创造神祇的反抗：“假如有个上帝，怎么忍受自己不是上帝呢？”尼采公然忌妒斯当达的名言：“上帝唯一的托辞，就是上帝并不存在。”世界既然丧失了神明的意志，也就丧失了一统性与合目的性。因此世界不可能被判决。尼采为此承受着虚无主义反抗的全部重负，自诩是欧洲第一个彻底的虚无主义者。这并非意趣使然，而是身世所驱，更有甚者，因为他太过伟大，拒绝不了自己时代的遗产。

确实，尼采是虚无主义的良心，他认为形而上反抗始于“上帝死了”，但他自己并没有像萨德和施蒂纳那样制订过扼杀上帝的计划，只是发现了上帝死于他那个时代的灵魂之中，从而使反抗精神迈出决定性的一步：“我们否定上帝和否认上帝责任，唯其如此，才能解救世界。”既然世人的得救不靠上帝去完成，那就应当在人世间自我完善。既然世界没有方向，世人一旦接受这个世界，就应当给它一个方向，以便达到高级的人类社会。

加缪对尼采的《权力意志》情有独钟，因为尼采破题儿第一遭叩问人生：世人可否毫无信仰地活着？这在西方是十足的虚无主义疑问。尼采说“上帝死了”，此言既非攻击耶稣本人，亦非抨击教会犬儒主义，而是否认教会的替代品：道德、人道主义或社会主义（系指德国国家社会主义）。上帝死亡的后果，使世人孤独了，也给世人自由了。然而世人一旦获得自由，即刻发现责任重大，困难重重：所谓“一切皆许可”，其实什么也做不成，不知所措了；既没有禁忌，也没有法则了。世人只有被抛弃的感觉，进入一个无目的的社会，怎么办？回答只能是彻底的、激进的：自由在于介入社会，参与崇拜神人，强化普适性，比如充当酒神狄俄尼索斯的化身，甘愿湮没于茫茫宇宙。

加缪从尼采的虚无主义中吸取某种积极的意义，对他而言，虚无主义在于不再相信现实存在和人生，虚无主义者把人生隶属于某些价值，以致很难摆脱现实困境。一旦这些所谓的价值崩溃了，世人就会产生两种态度：消极虚无主义，表现为绝望、消沉、无欲、疲乏、无聊，而积极虚无主义则求助于意志、活力、投机、冒险、行动。比如萨特《恶心》的主人公罗冈丹属于消极虚无主义者，而马尔罗《征服者》中的加里纳和《王家大道》中的彼根则是积极虚无主义者。《西西弗神话》中的荒诞人和《局外人》结尾中的默尔索，以及加缪笔下的其他两个人物：卡利古拉和玛尔塔均为积极虚无主义者。这是加缪第一阶段的荒诞感知；第二阶段他转为反抗：在《反抗者》中，他把荒诞隶属于虚无主义，并将两者进行广泛的比较研究，认为荒诞是虚无主义的一种表现，进而断定虚无主义与荒诞是同根同族，也是一种疾病（尼采最终不也成了疯子吗？），所以必须与这种疾病斗争到底，坚持反抗绝望。

以上是加缪通过论述尼采来阐释其形而上反抗的一个方面，他还着重通过论述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的人物来阐述另一方面，比如陀氏化身之一的伊凡·卡拉玛佐夫。此人的生命历程逆理悖道：他以正义的名义进行反抗，把宽恕、情爱、真理置于上帝之上，即使错了，也坚持反抗。假如上帝存在，他仍一味无条件认可宽恕：“窃以为没有永生就没有德行”，进而就没有法律，结论是“一切皆许可”。伊凡拒绝个人单独得救，把“要么得到一切，要么啥也得不到”改为“要么人人得救，要么谁也别得救”。伊凡并不否定上帝，因为上帝一旦被否定了，伊凡在反抗的尽头发现的自由即刻变成上帝。因此，伊凡始于热爱正义，终于听凭父亲被杀而变成疯子。总之，加缪在比较陀氏和尼采的虚无主义之后，得出结论：“没有好的虚无主义和坏的虚无主义，就像没有好的荒诞和坏的荒诞之分。”

此外，正如萨德选择“城堡”，陀氏选择“地下室”作为场景，主人公皆为荒诞人，即为现世灵魂磨难的典型，具有强烈的地狱意识，其文学意义可以说预示未来战壕阵亡和集中营灭族屠杀。不同之处在于，萨德式人物欲主宰地狱权力，而陀氏荒诞人则逆来顺受，只求灵魂高尚。但两者都进入人生存在层面，跨入形而上反抗的精神层面。

我们上述加缪的形而上反抗，是指世人自身始终如一的存在，不是憧憬，也不是希望。这种反抗，只会遇到不可抵抗的命运，又缺乏本应与命运形影相随的逆来顺受。这里指的是，人与其自身的阴暗面进行永久的对抗。世人总要求透明，而透明在荒诞人生中是不可企及的。于是，只能在荒诞的形而上孤独中叩问个体存在的意义。“我”，这个孤独的人，虽然“我身上的这颗心，自己能体验到，并能判定其存在”，但这个“我”只不过是“一掬之水，会从我的指缝流走”。我可以把这个“我”可能摆出的各种面孔一张张描绘出来，还可以描绘别人给予这个“我”的各种面貌，但不可将其相加。这颗孤独的心即使属于我，也永远无法让我确定我自己：“我永远是自己的陌路人。”

因此，必须知道世人能否光凭荒诞而活着，或者逻辑要求世人因荒诞而自杀。然而，自杀是一种忘恩负义。荒诞人只能耗尽一切，包括耗尽自己。荒诞使他极度紧张，于是他不断孤军奋战，维持紧张。因为他知道在日复一日的觉悟和反抗中，他表现出自己唯一的真理，即挑战。“重要的不是永恒的生命，而是永恒的活力。”（尼采语）“上帝死了”之后，信仰失落的无家可归感，引起对存在意义的叩问。发现人生无意义，就是人对自身被抛入荒诞之中的自我发现。西西弗被定罪，被抛入历史，孤独无奈艰难地活下去，这本身就是对自身存在的一种叩问，更是一种自我觉醒。

加缪，如同马尔罗和萨特，也是法国二十世纪作家中叩问人生存在意义的先锋派。他们仨都是尼采的信徒，同时又以各自的方式偏离尼采主义。但不管怎么说，他们共同的视野源头都是尼采的论断：“上帝死了”，进而“价值死了”，再而“理想死了”。一言以蔽之：“创始原理缺失。”然而作为彻底的反抗者，他们的一切精神生活都是想自己成为精神上帝，站在某个道德的制高点上，创造一种崭新的精神形态赋予人类命运。虽然他们的精神作品能否永存还需历史来检验，但他们都竭尽人事了。

沈志明

二〇一二年春末于上海

注释：

[1]参阅加缪名著《堕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