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章 情志(4)
前一首以谢安自比，希望得到重用。当时，他被永王璘从庐山上请下来当了幕僚，这不过是借他大名招揽人才，并未真正当作足智多谋的军师或能征惯战的将领，他不测深浅，冒昧自荐。后一首又公开要权。另外，他还在《在水军宴赠幕府诸侍御》中再次表态：“卷身编篷下，冥机四十年。宁知草间人，腰下有龙泉。浮云在一决，誓欲清幽燕。愿与四座公，静谈金匮篇。齐心戴朝恩，不惜微躯捐。所冀旄头灭，功成追鲁连。”这是自诩鲁仲连。虽有报国雄心，何尝有力挽狂澜的本领。所以宋人评他：“盖其学本出纵横，以气侠自任。当中原扰扰之时，欲借之以立奇功耳……大抵才高意广如孔北海之徒，固未必成功。而知人料事尤其所难……若其志亦可哀已！”【27】李白全凭狂热，不省时势，做了李家王室争权夺位的牺牲，结局可叹。这如白璧微瑕，当然损不了李白的伟大，不过可以说明，主观情志的外在真实，对于任何诗人也是重要的。
情志内外相符，才能真挚感人。这是古典诗学的基本观念。元好问《论诗三十首》有云：“心声心画总失真，文章宁复见为人？高情千古《闲居赋》，争信安仁拜路尘！”西晋潘岳（安仁）《闲居赋》说什么“览止足之分，庶浮云之志”；“身齐逸民，名缀下士”；“仰众妙而绝思，终优游以养拙”，把自己描绘成恬淡高洁、与世无争的逸人雅士，实际却与石崇等谄事权贵贾谧，每候其出，辄望尘而拜（《晋书》本传）【28】。老子说“美言不信”，道出了这种文化现象，也说明古人对虚伪的痛绝。诚然，写作诗文，难免增饰夸张，但从古人的观点看，应该如《文心雕龙·夸饰》所说“夸而有节，饰而不诬”。否则难以动人。
（二）雅正
雅正，即合于礼义，真善一致。
诗歌的基本性能，对内是抒发情志，对外是陶冶性灵。《文心雕龙·明诗》说：
诗者，持也，持人性情。三百之蔽，义归“无邪”；持之为训，有符焉耳。
“持”，扶持，也即教化、陶冶。诗的功能既然是陶冶人的性情，所以孔子把《诗经》三百篇的要旨归结为“思无邪”。刘勰认为，以这种观点来解释诗歌的宗旨，是符合诗道的。刘熙载也认为，正是根据孔子的思想，孔门后学才在《毛诗序》中提出了诗歌应“发乎情，止乎礼义”的命题。即是说，不发乎情，没有真情实感固然不叫诗，但抒发的情不合乎礼义要求也不算好诗，因为它不能“扶持”人的性情使之合于封建伦理道德。把诗歌及一切艺术同伦理道德、政治教化结合，是中国古典诗学与美学的传统。
这种把艺术美与伦理善紧密相连的美学思想，在西方美学中也有相当地位。柏拉图要把诗人逐出他的“理想国”，主要理由就是他认为诗人“培养发育人性中低劣”的情感【29】。
如果剔除封建礼义的糟粕，要求诗歌情志合乎道义、真善一致，这应该是具有普遍意义的一条原则。古今中外诗歌的实际，是这条原则的体现。就我国古典诗歌而论，凡是爱国怀乡、吊古伤时、离愁别绪、写景状物、相思恋情、逸趣杂感等人之常情，只要脱离低级趣味和迂腐气息，都应是合乎雅正之道的。这就不能以儒家“温柔敦厚”的诗教来规范。如果遵照这种诗教，被奉为经典的《诗》三百，第一首就很成问题。鲁迅曾幽默地说：“‘漂亮的好小姐呀，是少爷的好一对儿呀’，是什么话呢？”【30】其实，这真是表达爱情的淳美诗篇，所以“圣人不废”，存于卷首。卫道者硬要贴上“后妃之德”的标签，反而模糊了真美。又如《诗·召南·野有死麕》：
野有死麕，白茅包之；有女怀春，吉士诱之。
林有樸樕（音素，树苗），野有死鹿；白茅纯（音屯，包裹）束，有女如玉。
舒而脱脱（音兑，缓慢）兮，无感（同撼）我帨（音税，佩巾）兮，无使尨（音芒，狮子狗）也吠！
诗歌描写了一个生动的恋爱情境：一位美丽如玉的姑娘正渴望爱情之际，有个英俊的小伙子（也许是猎人吧），用白茅草包着獐、鹿等猎物去讨她的欢心。大概这小伙儿情不自禁，不大文明；胆小的姑娘吓坏了，惊呼：“放开我，离远点儿！不要动我的佩巾，我的狗儿要叫了！”小伙儿的急不可耐，小姑娘的稚气机灵，写得一派天真，既合人之常情，又无鄙俗之嫌，完全合乎雅正之道。真可以赛过后世无数情歌。
与西方的情感宣泄及外在冲突不同，中国古代文人的美感心态，是在理性精神的笼罩之下，主体意识未能充分发展的文化背景中形成的，有人称这种现象为“自我萎缩”。其特点是中和：悲不大哭，喜不大叫，表达含蓄，永远微笑。正合乎儒家“温柔敦厚”的诗教。这种传统理念应该突破，但似乎也该有个限制。例如，南朝的某些宫体诗就过分了。试看：
绣帐罗帷隐灯烛，一夜千年犹不足。
惟憎无赖汝南鸡，天河未落犹争啼！
这是梁简文帝萧纲的《美女晨妆诗》。他反对当时的腐儒，力主“立身先须谨重，文章且需放荡”，导致艳冶轻薄。末二句视女性为玩物的猥亵之态，赫然在目。再看：
北窗向朝镜，锦帐复斜萦。娇羞不肯出，犹言妆未成。
散黛随眉广，燕脂逐脸生。试将持出众，定得可怜名。
这是徐陵《乌栖曲二首》之二。对于女色的贪婪和情欲的放纵毫不掩饰，或者可能借《齐风·鸡鸣》为辩。但那是女子规劝男人勿恋温柔之乡，应早起上朝：两种境界，岂可同日而语！这类诗的格调卑下，有伤雅道，也许可看作题材拓展，以见宫体诗的特点而不必苛究；那就权当一说吧！
性灵派的诗作亦易流为轻佻。清袁枚《随园诗话》卷一载：
苏州舁抬山轿者最狡狯。游冶少年多与钱，则遇彼姝之车故意相撞，或小停顿。商宝意先生有诗：“值得舆夫争道立，翻因小住饱看花。”
虎丘山坡五十余级，妇女坐轿下山，心怯其坠，往往倒抬而行。鲍步《竹枝》云：“妾自倒行郎自看，省郎一步一回头。”【31】
单从技巧上看，商、鲍二位的诗句似有新意，而品其情志，与拈花惹草的花花公子的儇薄有多少差别？可袁枚视为“生新”加以赞赏。这是否从反理学、反复古而走到了另一极端？
（三）深远
情志深远，指情感深醇、意趣新幽。
这是在真诚、雅正的基础上，对诗歌情志所作的进一步要求。《文心雕龙·明诗》赞《诗经》“六艺环深”；称阮籍诗意“深遥”，《体性》篇说“嗣宗俶傥，故响逸而调远”。钟嵘《诗品》夸《古诗十九首》“文温而丽，意悲而远”“清音独远”等。我们说的“深远”，与这些论断是一脉相承的。
情感精深，即情感的深厚精醇，来源于感受的深切、涵盖的博大。感受深切，情感必然厚重或精醇；涵盖博大，情感又必然超越个人的狭隘私利而关注他人或国家民族的命运，而令诗歌赋有震撼力或启发性。正因为如此，情感深的诗篇，无论题材大小，对于读者都会产生极大的撞击、感染和同化的艺术魅力，也会具有长久的艺术生命。请看杜甫的七律《又呈吴郎》：
堂前扑枣任西邻，无食无儿一妇人。
不为贫困宁有此，祗缘恐惧转须亲。
即防远客虽多事，便插疏篱却甚真。
已诉征求贫到骨，正思戎马泪盈巾。
这是杜甫晚年之作。公元767年秋，杜甫从夔州府的瀼西迁居东屯，把瀼西草堂借给刚从忠州来的吴某居住。吴在州里当司法参军，是杜甫的亲戚，这首诗是杜甫迁居东屯以后写给吴某的。在诗中，杜甫特地告诉他一件事情：在草堂西邻住着一个孤苦伶仃的妇女，常到草堂前打枣吃，杜甫一向不加干涉，而且知道她贫苦无奈，还对她很亲切；现在你来住草堂，并不知道这个原委，将枣树编进了篱笆。显然，这不是为了防范远来的过客，因为远客临门当热情接待，不会舍不得几枚枣子；那么，也就用不着这么认真编插篱笆去防范一个孤苦无依的妇人了。但诗人说得很委婉：在说明妇人孤苦无奈才来打枣，因为她心怀恐惧更应对她亲切之后，退一步讲，（这位妇人）虽然恐防你这位远来的新房客不让她打枣是多余的事（你一定不至于如此），但编插起篱笆来，尽管这不一定是防范她，那她也会当真认为你是对付她的。最后一联，照应前面，说明这个孤寡妇人并不是因为懒惰，平时已诉说过由于官税、地租等搜刮压榨，使她穷到骨髓；从这个贫困孤寡妇人想到兵荒马乱、连年战祸给人民造成的深重灾难，真令人泪流满襟！
本诗写的是一件小事，却让人感到了诗人襟怀的博大。从对一个孤寡妇女的同情，流露出诗人对处于水深火热中的劳苦大众深切关注的仁者之心，也透出了对连年战乱之中日渐衰微的国家前景的深沉忧虑。这种思想情感，是以深切的感受为基础的。长安宦游，西南漂泊，他经历了皇朝腐败、官场黑暗、战乱残酷、人民涂炭的现实，他遭受过身陷贼窟、妻室离散、幼子饿死、携家逃亡的苦难。到了成都之后，由于老友严武等人的资助，他的生活相对安定一些。但他的诗歌，仍然承续了“三吏”“三别”的精神，抒发了人民的苦情和对国家的隐忧。无论什么时候，他都关注着国家民族。他到夔州之后的这首《又呈吴郎》，比之《茅屋为秋风所破歌》来，似乎不太出名，但它饱和的忧患意识更为深挚。感受的深切、涵盖的博大，已如上述；体察的精微，也是非常突出的。他对这位孤寡妇人的心情的体贴、对吴郎心理的洞察，都细致入微。所以，这首诗不仅是循循善诱、谆谆忠告，而且是情真意厚、娓娓感人。对吴郎固然是动之以情，对读者又何尝不是一种情感的熏陶与提升？
诚然，由于情境的差异，即使同一诗人，其情感的深浅程度和表现方面都会有所出入，既不能一概而论，也不当苛求于人。但有一点可以肯定：诗人如果一味无病呻吟，或仅感叹个人得失，便不可能有深厚的情感，甚而格调低下。韩愈在《荐士诗》中贬斥六朝颓靡诗风说“众作等蝉噪”，元遗山讥孟郊是“高天厚地一诗囚”，都是从思想感情贫乏针砭的。外国也有这种观点，如俄国别林斯基就指责那些只写个人情感的诗作“不啻是小鸟的啼叫”。
旨趣新幽，即意念新鲜幽远，趣味深曲。源于体验精微，善于发现和表达婉妙。如此，即使小诗，也可能是旨趣新幽的。试看王维的《鸟鸣涧》：
人闲桂花落，夜静春山空。月出惊山鸟，时鸣春涧中。
从表层看，这首小诗虽为名作，不过一幅“春山月出图”，写的是春天静夜山涧的瞬间印象，创造了一种悠闲自得的意境，但它的旨趣却值得玩索。一、二句，人闲、花落、夜静、山空，强调的是“闲”和“静”，本来充满生意的“春山”，这时都似乎暂停了生命的律动；但三、四句突然逆转，月出、鸟惊，鸣声不已，暂时停息的生命又活跃起来。这景象，令诗人顿悟：生命的潜流，是在按它自身的节奏永恒地搏动的。为了突出生命意识，在二十字中，“春”字两出。“春”，是中国文化中象征生命的原型意象，与之相应，还有“月”“桂”，都使这首小诗蕴含着悠远的意趣。《诗纬》说，“诗者天地之心也”，这心，即宇宙间生生不息的生命之流。诗人以追光蹑影之笔，写出了通天尽人之怀。题材虽小，意趣何其深曲而幽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