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外商直接投资、收入差距与就业转移的文献研究综述
近年来，中国就业量总体增长缓慢，就业特征在一定程度上表现为区域间和产业间的就业转移所引致的就业结构变迁。造成就业转移的因素有很多，其中一个原因就是FDI流入引致的行业和区域收入分配的差异，劳动者为了较高的报酬从一个地区或行业流转到另一个地区或行业。梳理国内外的文献，学者们对就业转移问题的研究主要是围绕劳动力流动进行。劳动力流动与就业转移是两个非常相似的概念，宏观上二者都表现为有劳动能力人口的流动，但严格地说，二者存在细微差别：劳动力流动是指劳动力在地区间，产业间的转移，表现为人口的流动；而就业转移是指就业在地区间，产业间的转移，表现为就业量的变化。在实证研究中，就业量比劳动力流动获取资料更容易，并且本书的研究重点为就业的转移，因此，在书中的就业转移指的是导致就业人口发生变化的所有的劳动力的流动。劳动力流动与就业转移的概念在本书可以互用。
本章文献综述包括四部分的内容：第一节梳理了劳动力流动相关理论；第二节阐述了外商直接投资对劳动力就业的影响，重点总结FDI的就业效应的文献；第三节归纳了FDI与收入分配差距关系的研究；第四节归纳了收入差距对就业转移影响的文献；第五节在前面文献综述的基础上，对国内外研究的贡献和不足进行总结和评述。
2.1 劳动力流动的相关研究
劳动力流动是18世纪工业革命以来出现的现象，它是劳动力市场配置的重要保证，有关劳动力流动的研究可谓是汗牛充栋。本节归纳总结已有的劳动力流动理论，探讨劳动力流动的影响因素。
2.1.1 劳动力流动理论的系统阐述
西方学者的研究归纳起来分为发展经济学理论、新劳动力流动理论和微观主体的决策理论三类。
2.1.1.1 发展经济学理论
发展经济学理论将劳动力流动的问题放置于宏观经济发展的框架之下进行分析，在分析传统部门和现代部门之间结构性差异的基础上，将经济增长和劳动力流动结合在一起进行研究。代表性理论有：刘易斯的二元经济模型（Lewis，1954）和托达罗模型（Todaro，1969；Harris和Todaro, 1970）。
（1）刘易斯的二元经济理论。刘易斯（Lewis，1954）提出了劳动力流动与经济发展的二元经济模型，认为处在经济发展初期的国家具有二元经济结构特征，即经济结构中包括两个部门，一个是传统的自给自足的农业部门，一个是开放的现代城市工业部门。农业部门缺乏资本，劳动生产率低，但存在大量的剩余劳动力；工业部门资本丰富，劳动生产率高。随着资本积累的增长和社会生产力的提高，工业部门发展迅速，对劳动力的需求加大，会吸收一部分农业部门的剩余劳动力，资本家不断的将获得的利润投入到再生产中，工业部门的规模会进一步扩大，从而不断的吸收农村的劳动力。这个过程不断循环，直至农业部门的剩余劳动力完全被工业部门吸纳，劳动者在两部门间与城乡间形成合理的配置，二元经济向一元经济转型结束，各部门的劳动生产率和工资差距逐渐减小直到消失。
在上述的整个过程中，劳动力流动包含两个层次，一是产业上的转移：从农业部门转向工业部门；二是空间上的转移：从农村转向城市（Lewis，1954）。刘易斯认为，部门间的收入差距导致了非熟练劳动力的流动，工业部门的工资水平只要在一定程度上高于农业部门，非熟练劳动力就会由农业部门向工业部门流动。部门间收入水平的差距是导致城乡收入差别扩大并且农村劳动力大量流入城市的原因。
（2）费景汉-拉尼斯的补充性研究。费景汉和拉尼斯（John C H Fei and Ranis，1961）引入了技术进步因素，对刘易斯模型进行了补充和完善。他们仍然假设劳动力无限供给，将经济发展分为三个阶段：在第一阶段中，农业部门的边际生产率等于零，农业部门里存在大量剩余劳动者，农村人口流向城市不会减少农业部门的产出；在第二阶段，农业部门的边际生产力大于零且小于不变的制度工资，劳动力向城市流动会减少农业部门产出，根据供求理论，农产品价格将会上涨，工业部门由此提高工人工资；在第三阶段，农业部门的边际生产力大于制度工资，农业部门的剩余劳动力已经全部流入到工业部门，农业部门的工资收入由市场决定，工业部门要吸收劳动力就必须提高工资，与农业部门竞争。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农业部门需与工业部门均衡发展并且应保持农业部门劳动生产率的提升，由此来增加农村剩余劳动力数量因而农业部门才能够释放更多的劳动力。他们同样认为部门间的收入差距导致了劳动力的流动。
（3）乔根森理论。乔根森（Jorgensen，1961）认为在经济发展初期，社会上只有农业一个部门。随着经济发展的加快，工业部门在此基础上发展起来。劳动者工资的水平由劳动边际生产率决定，技术进步因素会使农业部门和工业部门的工资均有不同程度的增长，但两部门的工资差距程度基本不变，工业部门有必要与农业部门保持一定的工资差距，这有利于劳动力从农业部门向工业部门流动，来扩大工业部门的生产规模，农村剩余劳动力在工业部门的发展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对劳动力流动贡献最大的是消费因素，根据恩格尔定律，随着收入增加，居民对食物等农业产品的需求相对减少，而对工业产品的需求逐渐扩大。因而，为了满足人们对工业产品的消费需求，农业劳动力流向工业部门以保证工业品的生产。
（4）托达罗的迁移模型。托达罗（Todaro，1969）在二元经济框架下构建了劳动力转移的经典模型，并与次年由Harris与Todaro将模型完善。该理论通过预期收入差距解释了发展中国家劳动力流动的问题，该理论认为：城乡间的预期收入差距导致了农村劳动力流向城市，只要城镇存在相对较高的预期收入，那么城乡间劳动力流动就不会停止，直到两者达到均衡状态。托达罗模型的政策内涵是为了缓解城市的失业问题，政府应缩小城乡间的收入差距。为此，政府应大力发展农业经济，提供农业的就业机会。
2.1.1.2 新劳动力流动理论
新劳动力流动经济学家斯塔克（Stark，1984）研究了家庭对劳动力流转决策的影响，该理论提出流动的动因一方面来自两部门的收入差距，另一方面来自家庭的效用最优，这种家庭效用最优表现在几个方面。
一是家庭的社会阶层地位最优。斯塔克与泰勒（Starkand Taylor, 1986）认为劳动力流动可以看作居民对自身的收入相对于所处的位置或区域内的收入水平比较结果的反应，也就是如果居民觉得自己的生活在所处环境内处于“相对贫困”的水平，他就有流动的可能，因而劳动力流动的主要目的是为了提高自身或家庭的社会阶层地位。
二是家庭的收入风险最小。农业生产容易受到天气和自然灾害的影响，加上农产品的价格不稳定，农业部门的收入是波动的，如果家庭成员全部从事农业劳动，家庭的总收入也是波动的，为了保证家庭收入的稳定，从资源最优配置的角度来看，家庭中的劳动力资源也需要重新配置，如一部分成员从事农业生产，一部分成员外出到其他部门劳动。这样看来，劳动力流动的一个原因是为了规避风险，以获得长期稳定的家庭收入。流动可以看作家庭为了获得稳定收入的一种自我保护行为，是家庭的整体效用最大化（Stark，1991）。
2.1.1.3 微观主体决策理论
发展经济学和新劳动力流动的理论认为，收入因素是影响劳动力流动最重要的因素，收入差距直接或间接的影响劳动力流转活动，如流动方向、流动量等。劳动力流动的行为受很多因素的影响，微观决策理论在收入的基础上强调活动主体的个人特征，重点分析个人和家庭因素对流动决策的作用。
（1）经济效益最大化模型。从经济学的视野来看，理性的个人追求活动的经济效益最大化，在就业流转方面也不例外，劳动者在选择就业时会兼顾考虑收入与成本的因素，追求利润的最优。经济效益最大化的研究着重讨论流动活动的成本与收益问题，有代表性的有：舒尔茨（Schultz, 1961）创立了人力资本投资模型，认为劳动力流动是一种个人的投资活动，他把工资收入看作投资的收益，流动的费用、生活费用等一切费用看作流动成本，只有在收益大于成本时流动行为才会发生。斯加斯塔德（Sjaastad，1962）从广义的角度分析，认为劳动力流动的收益可以分为可见的货币收益和不可见的非货币收益，货币收益直观表现为收入，非货币收益是流动行为带来的其他效用，如生活条件、心理满足和职业环境等；成本包括有形的货币成本和无形的非货币成本，有形成本直观表现为流动活动及在外地生活的花费，无形的非货币成本包括不平等待遇的心理适应、对原有工作的放弃等。劳动力流动会带来社会收益和社会成本。
（2）个人特征与决策。劳动者的人口特征如年龄、性别、教育程度等与其流动的决定有密切的联系。一般而言，年龄与流动呈反向关系；男性劳动者更倾向于流动；教育程度与流动呈正向关系；个人决策的研究更侧重于讨论人力资本水平与流动活动的关系；有代表性的研究有：卢卡斯（Lucas，1985）应用非洲博茨瓦纳国家的微观数据发现，受到教育程度高的人口更倾向于迁移到城市中，他认为这个现象可能的原因是受教育程度高的人口在城市更易于获得工作机会。布加斯（Borjas，1987）通过分析流动决策的内生性，研究了劳动者的自我选择与其收入之间的联系，认为个人流动决策由三个因素决定，一是个人可视和不可视的个人能力“可转移度”；二是迁入地与迁出地的相对收入差距；三是两个地点的相对平均收入水平。布加斯发现，高素质劳动者通常会受到收入差距较大的工作的吸引，而低素质劳动者更倾向于选择收入差距较小的劳动力市场。Agesa利用肯尼亚的经验数据证实了劳动力流动是一种自我选择机制，它根据劳动者个人的特征将劳动者分为迁移者和非迁移者，高素质劳动者会选择迁移到城市中，因为他们会面临较高的城乡期望工资的差异。卢卡斯（Lucas, 2004）用城市人力资本的外部性解释了劳动力流动现象，提出了城市吸引劳动力流动的原因在于城市是一个积累人力资本的好地点，他将流动活动看作劳动力从土地密集型的生产向人力资本密集型生产的转移，流动的过程会给经济发展带来巨大潜力。
（3）家庭决策。尽管劳动力流动是个人的活动，但作为社会成员之一，个人的决策难免会受到家庭因素的影响，很多研究从更宽泛的角度考虑劳动力流动的决策，更加细致的探讨家庭因素、社会联系等对流动行为的影响。明瑟（1972）研究了家庭因素对流动决策的影响，发现家庭因素，尤其是婚姻关系会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个人的决策，迁移的家庭收益只是家庭迁移决策的必要条件而不是充分条件，流动给家庭成员尤其是夫妻两人带来的影响会被考虑进流动决策。结论是与单身的人相比较，结婚的劳动者迁移的可能性更小。
总体来看，国外关于劳动力流动的相关研究理论是分析中国劳动力流动的基础，为促进中国劳动力合理流动提供了的理论基石，但这些理论是从不同国家经济发展和社会实践中总结出来的，各自的研究社会背景不同，研究的侧重点也不同，加上中国特有的经济和社会结构，这些理论在中国的适用性和解释能力还有待于进一步发掘。
2.1.2 促使中国劳动力流动的因素辨析
在国外劳动力流动理论的基础上，本节对关于中国劳动力流动影响因素的研究观点进行整合，有如下四类观点。
（1）收入差距因素。在中国，收入差距依然是导致劳动力流动的主要因素，但由于中国特殊的经济社会体制，二元经济理论在中国的应用发生了一些变化。赖小琼（2007）在二元经济结构理论及托达罗模型的基础上，从成本支出和工资收入的比较探讨了农村劳动力转移的问题，认为追求利润最大化是农村居民做出流动决策的前提，形成了成本-收益模型；蔡昉（2005）从转移决策的机会成本的角度分析，认为乡村和城市收入的差别大小成为流动程度的影响因素，他揭示了流动决策主要由农户对流动成本和预期收益的比较决定；王德文、蔡昉、张国庆（2008）通过研究发现，农村劳动力由农村向城市转移的动力是多方面的，巨大的收入差距是劳动力持续转移的主要原因，农村内部分化导致的收入差距也是其流转重要原因；蔡昉（2010）在分析中国民工荒问题时指出，收入差距的波动是农村劳动力回流的主要原因，他通过对地区农村的人均收入与全国农村的人均收入的比值与劳动力迁移的情况研究中发现：具有较低农业收入的居民最倾向于流转，相对收入差距是导致农村劳动力转移的重要原因。
（2）经济发展因素。高国力（1995）认为经济区域发展的不平衡是导致劳动力转移的因素之一，经济发展水平高的地区吸引劳动力向该地区转移；李实（1997）、都阳（2001）从农村资源禀赋的角度解释了中国农村劳动力流动的原因，他们认为农业部门的资源禀赋缺乏是造成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原因；朱农（2005）建立了多个Logit模型，实证考察了GDP等宏观经济因素对劳动力转移的效应，发现城镇的人均GDP越高，对劳动力转移的拉力就越大，而农村的人均GDP越低，劳动者转移的意愿就越强；白云涛和甘小文（2005）构建了一个动态博弈模型，采用博弈分析的方法得出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动因之一是经济因素。
（3）人口特征因素。人口特征因素包括个体的性别、年龄、婚姻状况及受教育程度等。大量研究认为，男性做出就业转移决策的概率高于女性（史清华、林坚、顾海英，2005）；婚姻状况对劳动力流动有一定的负效应（朱农，2002）；人口特征因素方面研究最多的是关于个体受教育程度与就业流转关系，有代表性的有：程名望、史清华、徐剑侠（2006）认为教育水平对劳动力做出流转的决策影响很小，反而促进了劳动力从农业部门转移到非农部门；危丽和杨先斌（2005）运用博弈分析的方法，研究了中国低素质劳动力和高素质劳动力就业流转的动因和阻碍；李勋来和李国平（2006）认为劳动力的内在素质决定了其是否流转，建议加大对农村的教育投入从而提升劳动力流动的效率；蔡昉等（2009）的研究表明农村劳动者收入中非农收入部分的多少主要由其受教育水平和技术技能的高低决定。
（4）其他因素。除了以上诸多因素以外，劳动者的就业流转还与经济地位、信息和社会关系网络等因素有关。相关研究有：王春超（2009）在理性经济人的框架下，发现在劳动力流转过程中，农村居民的就业转移呈现大规模集聚的趋势，就业集聚形成的信息和社会网络对农民外出就业的正效应显著地影响着农民的就业决策；蔡昉等（2010）研究得出，城乡收入差距不是农村劳动者向城市流转的唯一动力，而收入差距扩大带来的相对经济地位变化则是推动农村劳动者向城市流转的一个重要原因。
2.1.3 中国劳动力流动的模式
不同于其他发展中国家，中国的劳动力流动具有“候鸟式”特征，对于许多流到新地区就业的劳动者来说，他们可能在流入地找到就业机会，但能留在就业地定居的概率却很小，中国劳动力流动分为两个过程：流出的过程和回流的过程（蔡昉、王德文；2003）。
关于造成中国劳动力流动“候鸟式”流动模式的原因，制度因素（如户籍制度）、居民福利体系等是直接原因（赵耀辉、徐建国；2001）；杨德才（2007）认为除了户籍制度以外，农业生产的所有制形式也是影响农民工流动模式的重要因素。此外，孟新（2001）研究认为个人受教育程度、劳动者技能和工作经验等也是影响农村劳动力流动模式的因素，高素质的劳动者的迁移意愿更强。章铮（2006）生命周期角度估算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农民工的收支，分析了影响这类劳动者定居决策的重要因素，认为恶劣的工作环境是影响这类劳动者决定回乡的原因。还有一些研究从社会网络缺失，社会歧视等多角度探讨“候鸟式”流动模式的原因：Fuchs（2003）从福利得失视角分析，认为所处的社会地位的差异是农村劳动力就业的特殊模式的原因；谢嗣胜、姚先国（2006）通过实证分析，认为59.4%的城乡就业者的工资差异可以归因为社会歧视；徐玉龙等（2007）提出对农民工的就业机会歧视，待遇歧视等四种歧视是城乡劳动力资源合理流动和有效配置的重大障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