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 外商直接投资与就业的关系

在劳动力流动理论的基础上，本节总结关于外商直接投资与就业的关系及影响以及其带来的地区就业不平衡问题，其中重点分析外商直接投资流动的就业效应，这为后面的研究打下基础。

2.2.1 外商直接投资与就业需求

钱纳里和斯特劳特（Chenery and Strour，1966）提出“双缺口”模型，认为发展中国家的特征是劳动力资源充沛，自然资源丰富，但国内投资能力不强，并且在开放经济条件下，它们的出口能力弱，缺乏发展所需的国外投资。他们将这些问题概括为“三种约束”，即储蓄约束，表现为国内储蓄额低，不能满足发展所需的资本的需要；外汇约束，表现为外汇额低不能满足进口的需要；吸收能力约束，表现为技术能力和管理技术低，不能满足资源利用的需要。其中，储蓄约束和外汇约束是二人的重点研究对象，他们认为一国可以通过引进和利用国外的资本来弥补本国经济发展过程中储蓄和外汇这两个缺口，从而丰富国内资本，促进经济发展和就业。

对于外资如何对就业需求产生影响，克里斯托夫（Christoph，2005）以拉美国家为案例的研究表明，FDI以私有化或并购的形式进入东道国时，会导致劳动力失业，这是因为FDI挤出了东道国的国内投资，造成了该国经济的不稳定，为此要保证一国经济和就业的持续增长，政府应创造良好的引资环境，吸引外资进入本国创办新企业，增加投资。田素华（2004）构建了FDI与就业的几何模型，并将FDI分为流量和存量两种形式，着重分析了FDI流量的如何影响就业，认为当FDI以新增企业形式流入东道国时，会提升劳动边际价值从而创造新增就业机会；而当FDI以并购或兼并的方式流入东道国时，这种影响有两方面，如果FDI进一步扩大投资规模会增加就业，如果FDI以技术替代或资本替代劳动力则可能会减少就业。总体来看，FDI对东道国就业的影响由该国劳动力市场的完善程度决定：东道国劳动力流动程度越高，外资对就业的影响就越明显。

2.2.2 外商直接投资对就业的影响

FDI理论提出至今已经有了很大发展，而FDI与就业关系的研究也羽翼渐丰。从作用对象上分为FDI对投资母国和投资东道国的就业效应；从作用内容上包括FDI对就业的数量效应、质量效应和人力资本效应；按其作用方式可以分为直接就业效应、间接就业效应；就其作用性质包括正面的就业促进效应和负面的就业替代效应等。

有关FDI对投资母国就业的影响研究主要围绕其就业的替代效应和促进效应以及对就业规模、区位分布的影响来进行的，并形成了就业替代理论（Kravis、Lipsey，1988；Lipsey，1999）、就业补充理论（Andersen、Hainant，1998）、就业差别论（Debaere、Peter、Lee，etal，2010）等。Tain Chen和Ying-Hua Ku（2003）形成就业就业组合效果论。他们以中国台湾省为例，用联立方程实证分析了对外直接投资对台湾省内部就业可能产生的影响。认为对于台湾而言，在大部分情况下对外直接投资对于台湾就业有正面影响，但是对于不同类型的劳动力的影响是不同的，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从对外直接投资中受益，体力劳动者可能不会受益，相反利益会受损。

一些国外学者对FDI在东道国的就业效应从正负两个层面展开了研究，并形成了积极贡献论（Greenwood，2006；Williams，2003；Xiaolan、Balasubramanyam，2005）、就业差别论（Williams，2003；Ernst，2005）、就业复合作用论（Chang-Tai Hsieh，2006；Santos-Paulino、Wang，2009）等。部分学者对FDI的就业结构效应和质量效应进行研究，认为：FDI就可以增加东道国的就业量并影响就业结构（UNCTAD，1994），FDI与就业结构有显著相关性（Tomasz，2000）。陈和张（Chanand Zhang，1999）的研究表明：外商直接投资对沿海地区就业的正效应较大，而对内陆地区的就业效应不明显。格拉汉姆与和田（Grahamand Wada，2001）以FDI的来源以及在中国投入时分布的地区为分析的切入点，指出了在20世纪90年代后期FDI主要来源于欧洲、北美和日本，投资更加集中在市场、资金更加集聚在沿海省市，这使得劳动力的数量和质量上的地区分布不平衡加剧，对中国整个劳动力市场的健康发展有一定的局限作用。FDI对发展中国家劳动力素质的提升，主要通过FDI对人均工资的影响，如芬斯特拉和汉森（Feenstraand Hanson，1997）对墨西哥的研究，利普西和肖霍姆（Lipsey and Sjobolm, 2001）对印度尼西亚的研究，Wu（2000）对中国的研究，都表明FDI扩大了东道国的熟练劳动力需求，提高了东道国的平均工资水平。

为比较内资与外资对就业的影响，阿戈辛和迈尔（Agosin and Mayer, 2000）采用了1970—1996年间39个发展中国家的面板数据，建立回归方程。结果表明，外商直接投资的挤入或挤出效应在亚洲、拉丁美洲和非洲国家有不同的表现。其中，在拉丁美洲国家有明显的挤出效应，在亚洲国家有明显的挤入效应，在非洲国家有挤入效应但不太明显。他们同时认为，与亚洲国家相比，在拉丁美洲国家产生挤出效应的原因之一在于其总投资水平较弱，以及拉美国家对外商直接投资的引入没有太大的选择性。缪和汤米克（Miun and Tomik，2002）把对捷克的考察期间扩大到1990—2000年。结果表明，外商直接投资的挤入效应并不明显，甚至可能产生挤出效应。

国内学者主要在FDI的就业效应和就业结构效应等方面做了一些有益的探索。其对FDI的就业效应研究主要从就业的正负效应、数量和质量效应、直接和间接效应角度开展，主要观点有：FDI的进入为中国劳动者提供了更多的就业岗位，使得中国就业总量增加。从这个层面来说，FDI对就业产生了正效应（牛勇平，2001；蔡昉、王德文，2004），长期而言，FDI与中国就业之间存在均衡关系（沙文兵，2007）。王剑（2005）基于实证分析表明外商直接投资一方面通过直接效应带动中国就业，另一方面通过国内投资和提高生产率水平产生了减少就业的间接效应，但总效应是积极的；黄旭平、张明之（2007）运用面板VAR方法研究FDI对就业的动态影响，发现FDI对就业有正向影响，但其冲击反应总体上是负向的，尽管程度非常有限。毛日昇（2009）利用中国制造业面板数据分析得出，FDI显著促进了制造业就业增长；刘志中（2011）通过实证分析指出中国服务业FDI能够改善就业。

国内学者对FDI就业结构效应的研究主要从区域结构和产业结构角度开展。蔡昉、王德文（2004）从人力资本的分析框架的分析表明：FDI对增加就业、促进劳动力市场发育以及人力资本积累具有积极作用；FDI主要集中于东部沿海经济发达地区和制造业，这种结果实际上与刚性的工资制度、劳动力市场发育状况、产业的开放程度密不可分。朱金生（2005）认为区域就业差异是解释中国转型时期外资与区域就业结构关系的一个新的分析框架。他指出，随着FDI的大量进入，中国的劳动就业在总量增长缓慢的情况下呈现出明显的区域分布不均和替代特征。这种区域就业差异与FDI的区域偏向和选择有很大的关联性，其作用机理在于FDI的直接效应和间接效应带来了区域间就业机会特别是非农就业机会的转移。张二震、任志成（2006）分析了FDI与中国就业结构演进的关系，认为FDI促进中国就业结构演进主要有两个途径：一是推进农业劳动力向非农产业的转移；二是促进劳动力素质结构升级。郑月明、董登新（2008）认为：随着FDI流入在不同区域上的倾斜，其对就业产生的区域差异性影响越来越显著。对东部地区而言，FDI对就业有显著的负效应，而对中、西部地区就业的效果不明显。蔡兴等（2009）通过实证研究，得出外商直接投资对国内就业弹性呈现出从东部往西部递增的结论。温怀德（2010）通过比较中国加入WTO前后的数据，得出FDI促进了就业的增加，但拉动作用在减弱，加入WTO后，东部地区FDI对就业的拉动作用不再显著，而中、西部FDI显著促进就业的结论。

2.2.3 FDI流入与地区就业差距

上述研究表明，中国FDI的区域分布差异已成为学者们关注的话题，各地区由于其独有的外部环境和内部条件因素，吸引的FDI的规模不同，那么，FDI的地区差异是否会导致地区的经济发展、收入水平和就业的差异？差异程度又如何？相关研究据此展开。

布兰施泰特和芬斯特拉（Branstetter and Feenstra，1999）通过调查分析发现：在东部沿海地区，FDI与经济增长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也就是说，FDI对东部地区的经济增长有积极的拉动作用；但是西部地区FDI与其经济增长的关系并不显著，他们认为中国东、西部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主要是FDI分布差异造成的。

魏后凯（2002）利用中国1985—1999年省际数据构成的聚合数据，实证检验了FDI与中国区域经济增长的影响，得出FDI对东部地区GDP的增长具有显著的积极作用，而对西部地区经济增长的作用不具有显著性的结论。同时他计算了FDI差异对两地区经济发展差异的贡献，认为在研究时段内，约90%的东西部地区间经济增长率的差异是由FDI差异引起的。

王成歧等（2002）提出，外商直接投资与地区经济发展程度的关系密切，外商直接投资在经济发达的地区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显著，而在不发达的地区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不明显。在中国具体表现为外商直接投资对东部地区经济增长作用明显，而对西部地区的经济增长效应不显著，这与魏后凯的结论一致。

马岩（2006）构建了一个类似魏后凯对FDI差异分析的模型，选取中国省际的面板数据和时序数据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证实了FDI对中国经济有着积极的促进作用，但同时这种正效应正在逐渐缩小，并且FDI在区域间分布的不平衡加剧了地区间发展的不平衡。

朱金生（2005）通过泰尔指数分解发现，区域间FDI差异与区域间的就业差异有密切的联系，并运用回归分析证实了这种联系的存在，即在相当程度上，区域间FDI的差异导致了区域间就业的差异，外商直接投资对就业的区域差异效应十分显著，但由于中国引资结构的优化和西部大开发政策，这种效应会随时间的流逝而减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