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章 FDI流动、收入差距与就业转移的相关理论
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后，世界GDP增长经历了1970年之后最强劲的一个增长期，FDI大量流入中国东部沿海制造业，对我国的剩余劳动力转移、就业增长和二元结构转换发挥了积极的推动作用（江小涓，2003；任志成，2008）。然而，在很大程度上由FDI引致的区域和产业间的就业转移和就业替代（杨云彦等，2003），也带来了一些新的不平衡问题：我国设立的外商投资企业80%以上集中在东部沿海地区，使得企业的劳动就业也都集中在沿海地区，一方面沿海地区的劳动力相对不足，另一方面内陆地区的劳动力又严重过剩，从而加剧了年复一年的民工潮等社会问题；中西部农村劳动力特别是素质较高的劳动力的大量外流产生的在我国具有重要地位的中西部农业发展阻滞；由于沿海地区对内地的产业替代，内地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的发展遇到严峻挑战，内地农村非农就业机会减少，农村劳动力大量外流，造成内地城市劳动力市场就业供给增加，就业矛盾加剧。包括劳动力在内的大量的生产要素往东部沿海“聚集”“流动”和“转移”，一方面造成中西部经济的“外围化”、内地发展的“边缘化”，另一方面将给聚集地区带来新的不可避免的“城市病”问题。FDI大量流入第二产业，不利于第一产业的稳定和第三产业的发展，影响我国产业结构的优化和升级等。本章总结梳理了FDI、收入差距与就业的相关理论，分析了中国劳动力市场的特点和就业转移对社会和经济的积极影响和消极影响，阐述了就业转移的动因与内部和外部影响因素。
3.1 相关理论研究
3.1.1 FDI理论
在国际投资学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中，国际间接投资理论形成的时间较早，国际直接投资（FDI）理论形成的时间较晚，这与国际投资发展的历史进程是一致的。但是，由于国际直接投资所涉及的问题比国际间接投资要复杂得多，并且已成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许多国家参与国际经济的首选方式，因此经济学界着重对国际直接投资进行了研究，国际投资理论也主要是指国际直接投资理论（吴文武，2000）。
国际直接投资（FDI）理论着重研究跨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决定因素、发展条件及其行为方式等。目前西方学者在这方面的研究暂时走在前面，国内才刚刚起步。FDI理论大体可分为宏观理论和微观理论两类。宏观理论主要考察一国国际投资地位与该国宏观特征和经济发展水平的关系，考察国际资本流动对国别经济和国际经济的宏观影响；微观理论主要考察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行为。然而，现有的FDI理论还很不完善，一个综合性的理论框架尚未形成。FDI理论的发展远远没有满足实践的要求，距成熟的理论体系尚存在相当长的距离。当前的FDI理论在特定范围、特定时期、一定程度上能够说明某些国家的外商投资行为，但普遍适用于世界范围、合理解释和预测所有国家的外商投资行为的理论尚未形成。即便如此，在研究中国外商投资问题时，西方理论的分析框架或许不是最适宜的，但起码是可以借鉴和在一定程度上使用的。事实上，这些分析框架即使在分析西方发达国家之间的跨国投资时，也并不见得十分贴切，理论本身也仍然在发展与变化过程中，适宜总是相对的。因此，借鉴西方跨国投资理论研究中国问题，对于理解跨国公司在华投资行为和提高中国理论研究的学术水平具有重要意义（魏后凯等，2001）。下面仅简要介绍FDI理论中较有代表性的理论。
（1）海默（Stephen H.Hymer）的垄断优势理论：垄断优势理论是西方最早系统研究对外投资的独立理论。1960年，海默的博士论文《民族企业的国际经营：FDI研究》在理论上开创了以FDI为研究对象的崭新的研究领域。他第一个论证了FDI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对外金融资产投资（间接投资），其论文标志着FDI理论的诞生。该理论认为，对外直接投资是市场不完全和寡头垄断的产物，是拥有某些垄断优势的大企业为追求控制不完全市场而采取的一种行为方式。在完全竞争中，所有企业都能生产同一产品并能同样容易地获得生产要素，但现实中绝大多数市场是不完全的。海默认为，正是这种市场不完全造成的垄断优势，构成国际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决定因素。如果产品和生产要素市场运行完全有效，对外直接投资就不会发生。对外直接投资的实质乃是培植、拓展和充分利用跨国公司总部所享有的特定垄断优势（specific advantages），以谋取高额利润。
（2）弗农（Raymond Vernon）的国际产品生命周期理论：美国哈佛大学商学院教授弗农于1966年发表《产品周期中的国际投资和国际贸易》一文，提出了国际产品生命周期理论。弗农认为，垄断优势理论并没有彻底说明跨国公司需要通过FDI，而不是通过产品出口和技术转让来获取利润的根本原因。他指出，国际产品的生命周期的发展规律决定了企业为占领国外市场而进行对外投资。由于世界各国在科技进步及经济发展水平等方面存在差别，使得同一产品在各国开发生产、销售和消费上存在时间差异，这种时间差异就是国际产品生命周期。根据国际产品生命周期理论，企业从事对外直接投资是遵循国际产品生命周期即产生、成熟、下降的一个必然步骤。
（3）邓宁（John H.Dunning）的国际生产折衷理论：针对以往FDI理论中存在的某些局限性，英国经济学家邓宁于1977年在一篇题为《贸易、经济活动的区位与多国企业：折衷方法探索》的论文中提出了国际生产折衷理论（OLIModel）。折衷理论认为，一个企业从事对外直接投资必须具备三个方面的优势即所有权特定优势（ownership-specific advantage）、区位特定优势（location-specific advantage）和内部化特定优势（internalization-specific advantage）。企业缺乏任何一个优势，都不可能或不应该从事直接的海外生产活动。
（4）小岛清（Kiyoshikojima）的“比较优势论”:小岛清是日本一桥大学教授，于1978年在其代表作《对外直接投资》一书中阐明了他的“比较优势论”。它是在分析和总结“垄断优势论”的基础上，结合日本的具体情况，坚持从宏观经济出发，提出了以比较利益为中心的FDI理论。这个理论突出了以下三点创新（任承彝，1998）：摒弃了“市场不完全竞争”的论点，提出了从日本宏观经济利益出发的发展对外直接投资的论点。要求从本国具体情况出发，强调对资本输出国和资本输入国的比较成本（利益），必须给予同等的重视，并据以制定对外直接投资的策略，从而使东道国乐于接受日本的投资；摒弃了“垄断优势”的论点，提出了维护比较优势的论点；摒弃了“贸易替代型”的论点，提出了与贸易导向并行不悖的FDI理论。
（5）发展中国家FDI理论:上述理论属于传统的FDI理论，主要是以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的对外投资为研究对象。20世纪70年代以后出现了一些解释发展中国家对外投资动因的新理论。美国经济学家刘易斯·威尔斯（Louis J.Wells）于1977年在题为《发展中国家企业的国际化》一文中提出“小规模技术理论”。1983年威尔士在其专著《第三世界跨国公司》中，对小规模技术理论进行了更详细的论述。威尔士认为，发展中国家跨国公司的竞争优势主要表现在三方面：第一，拥有为小市场需要服务的劳动密集型小规模生产技术；第二，在国外生产民族产品；第三，产品低价营销战略。该理论对于分析指导发展中国家的跨国公司在国际化的进程中怎样争得一席之地是具有启发意义的。英国学者拉奥（Sanjaya Lall）于1983年提出了技术地方化理论来解释发展中国家跨国公司竞争优势的来源。技术地方化理沦认为，发展中国家跨国公司的技术特征虽表现为规模小、使用标准技术和劳动密集型技术，但这种技术的形成却包含着企业内在的创新活动，发展中国家对发达国家的技术引进并不是被动的模仿和复制，而是进行了改造、消化和创新，正是这种创新活动给引进的技术赋予了新的活力，给引进技术的企业带来新的竞争优势，从而使发展中国家的企业在当地市场和邻国市场具有竞争优势。
（6）竞争优势理论:哈佛大学教授迈克尔·波特（Michael E.Porter）于1990年提出了竞争优势理论，对国际直接投资理论研究产生了重大的影响。竞争优势理论研究的核心问题是国际竞争环境与跨国公司竞争战略和组织结构之间的动态调整及相互适应的过程。波特认为，跨国公司的各种职能可以用价值链的构成来描述，价值链是跨国企业组织和管理其国际一体化生产过程中价值增值行为的方法。跨国公司在国际竞争中确定并开拓构成价值链的各种活动和联系的能力是企业竞争优势的重要来源，而跨国公司进行的对外投资战略，无非是对不同活动的国际区位和对企业所控制的各类实体的一体化程度作出的选择。波特的理论是国际直接投资理论的最新发展，其中的菱形动态模式指出了跨国公司对外投资应该采取“先内后外”的顺序，具有理论创新的意义。另外，该理论关于激烈的国内竞争导致对外投资的发生，在激烈的竞争中获得的竞争优势是对外投资成功的关键的论断无疑也是正确的。但竞争优势理论仅仅是波特针对日本企业的情况提出来的，对其他国家的适用性还有待检验。
（7）FDI理论简评：综观FDI理论的发展历程，早期的经典FDI理论主要是西方学者从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角度探讨了企业组织跨境成长的经济合理性FDI的动因、决定因素和条件，后来随着一些发展中国家经济的快速发展和对外投资规模的扩大，出现了解释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的理论。但是，由于FDI的投资来源国不同，跨国公司的自身条件各异，进入的产业、区域、方式、动机及外溢效应发挥的差别较大，加之各国的经济发展规律及宏观经济政策有其特殊性，因而这些FDI理论的普适性和应用性还需要经过实践的进一步检验。特别是在经济全球化快速推进、世界经济周期剧烈波动给跨国公司的投资战略及行为带来越来越大影响的今天，如何将FDI行为与经济周期波动联系起来，如何利用理论与实证相结合的方法进一步研究FDI的经济效应及国民福利后果将是未来FDI理论的重要发展方向。
3.1.2 就业理论
就业问题从表面上看是一个经济问题，但从深层探究它也是一个社会问题、政治问题，因此始终是当今世界各国社会经济发展的重大问题。从系统的理论研究角度来说，如果从19世纪初期法国经济学家让-巴蒂斯特·萨伊在其1803年出版的《政治经济学概论》中提出的所谓“萨伊定律”算起，就业理论已有200余年的历史了。就业作为一个重大的理论问题受到西方经济学界的重视，应是从20世纪30年代经济危机时期开始的。此后，就业问题一直困扰着世界绝大多数国家。在经济全球化迅猛发展的今天，劳动就业日益成为经济社会发展中的突出问题。回顾和总结就业理论，对于进一步提高对就业问题的认识，明确本课题研究的价值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就业理论简单分类来看，可划分为西方经济学的就业理论、发展经济学的劳动力转移理论、马克思主义的就业理论等。这里主要概述前两种就业理论。
3.1.2.1 西方经济学的就业理论
（1）古典学派的自愿失业理论：1803年，法国经济学家萨伊在其《政治经济学概论》一书中提出“供给会自己给自己创造需求”，即“萨伊定律”，它是西方传统就业理论的基石。萨伊认为，在资本主义自由竞争制度下，如果工资不是刚性的而是具有弹性的，则根本不会发生真正的失业；只要人们愿意按照现行工资水平受雇于资本家，就都会有工作。充分就业被说成是社会经济活动中的自然的倾向。庇古对就业问题的看法是从萨伊定律出发的。他认为，只要存在完全竞争制度下的劳动力市场，那么，工资就可以随着劳动市场供求的变化而变化，就业量也将随之而自行调整；只要工人愿意接受现行工资水平，就都能就业。
（2）凯恩斯主义的非自愿失业理论：1929—1933年的经济大危机给人们带来了巨大的灾难，英国失业人数一度高达3500万人以上。传统的西方经济学就业理论不攻自破。在此背景下，凯恩斯在其1936年出版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中，提出了一种与传统的西方经济学就业理论不同的就业理论。他认为，资本主义社会有“非自愿失业”，但失业并不是资本主义制度的必然产物，而是“有效需求”不足的结果，只要采用国家干预经济的政策，增加“有效需求”，就可以实现充分就业。凯恩斯就业理论一出现，就引起了整个西方经济界的轰动，被称为“凯恩斯革命”。此后，西方一些主要国家的政府均接受凯恩斯理论，宣告以实现“充分就业”作为制定经济政策的目标。凯恩斯认为，只要消除了“非自愿失业”，就意味着充分就业。“非自愿失业”是指工人愿意按照现行货币工资水平受雇于资本家，却仍然找不到工作的一种情况。
（3）新古典综合派的就业理论：按照凯恩斯的就业理论，在失业和通货膨胀之间存在一条分界线，即只有超过了充分就业的总需求才会有通货膨胀。他没能解释失业与通货膨胀并存的现象。即凯恩斯理论只能说明需求过度引起的通货膨胀，而不能解释成本增长推动的通货膨胀。1958年菲利普斯在《英国的失业和货币工资变动率之间的关系，1862—1957》一文中，绘出一条表示失业率与货币工资变动率之间关系的曲线，这条曲线被萨缪尔森和索罗称为“菲利普斯曲线”。该曲线表明：失业减少，工资增长就快；失业增加，工资增长就慢。由于失业率与工资增长率之间的关系可以表述为失业率与物价上涨率（通货膨胀率）之间的关系。所以菲利普斯曲线可表明失业与通货膨胀之间的关系。菲利普斯曲线的出现，为西方国家政府制定宏观经济政策提供了一个依据。即当政府认为通货膨胀已经成为经济不稳定的主要因素时，可以用提高失业率的办法来降低通货膨胀率；当政府认为失业率已经成为经济不稳定的主要因素时，可以用提高通货膨胀率的办法来降低失业率，使失业率和通货膨胀率都控制在社会可以接受的范围之内。
（4）现代古典学派的就业理论：从20世纪60年代初开始，凯恩斯主义的就业理论又受到一些经济学家的怀疑，以弗里德曼为代表的货币主义学派就是反对凯恩斯就业理论的先锋。1968年，弗里德曼提出“自然失业率”假说。他认为，自然失业率是“在任何时候，都存在与实际工资率结构相适应的某种均衡失业水平”。由此出发，弗里德曼强调政府不必干预，听任市场的自发调节，让失业人口自行消长。他认为，“如果依靠‘单一规划’使资本主义经济保持稳定，那么整个经济也就会正常地运行，就业问题将在这个正常的经济环境中逐步得到解决，最终使高于或低于‘自然失业率’的市场失业率接近于‘自然失业率’水平，也就是接近均衡的失业率水平。”
与货币主义相类似，反对凯恩斯就业理论的还有20世纪70年代兴起的供给学派和理性预期学派。供给学派批评凯恩斯学派片面注重需求而忽视供给，认为美国经济的主要问题在于供给，所以他们重新搬出“萨伊定律”，认为只要市场机制发挥作用，就业问题可以自行解决，国家没有必要干预经济，刺激需求。理性预期学派认为，人们的理性预期会抵消政府干预经济的政策的作用，使之化为乌有。经济的运行有它自身的规律性，它主要受人们的心理活动的支配，不受外界力量的支配，因而提出：政府不应当违背常规行事，一切应当顺乎经济的自然。政府越是背离常规行事，它在公众心目中的信誉就越差，公众越要设法对政府可能采取的政策进行估计和采取预防性的对策，即任何形式的国家干预经济的措施归根到底是徒劳无益的。
由此可见，货币主义、供给学派和理性预期学派的就业理论从某种意义上说都是古典就业理论的复归，他们再次强调自由放任、反对国家干预。
3.1.2.2 发展经济学的就业理论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许多殖民地国家纷纷独立，世界经济与政治格局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为了维持世界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也作为对世界经济格局变化的一种反应，经济学家们开始关注第三世界国家的经济发展和就业问题。其中，刘易斯·费·拉尼斯的二元经济发展模型和托达罗的劳动力转移模式在理论界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威廉·阿塞·刘易斯于1954年发表了《劳动力无限供给下的经济发展》一文，最早系统提出了经济发展中劳动力由农村向城市流动的转移模式，受到经济学界的高度重视。刘易斯把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分为传统的“维持生计部门”和“现代资本主义部门”两个部分，并由此称之为二元经济。刘易斯认为随着这些国家经济的发展，传统部门的劳动力将不断地被吸收到现代部门，现代部门的发展过程中，能以几乎保持不变的低水平工资不断从传统部门获得充裕而又廉价的劳动力。
1961年，费景汉和古斯塔夫·拉尼斯合作写成了《劳力剩余经济的发展》一书，对刘易斯的二元经济模式给予了补充和发展。在他们的模型中对农业也给予了必要的重视，他们把二元经济的发展分为三个阶段：第一，农业中存在大量过剩劳动力，劳动的边际生产力接近于零，工业部门能得到无限的劳动供给；第二，工业吸收劳动力达到一定数量以后，农产品开始出现短缺，工业贸易条件恶化，工资开始较快地上升，工业吸收劳动力的进程变缓；第三，农业劳动生产力明显提高，市场化进程加快。等到城乡工农业市场趋向统一，劳动力流动及其工资率趋于均衡时，二元经济将不再存在。费·拉尼斯同样认为，要使发展中国家实现工业化，增加工业部门中的劳动力就业，必须使工业部门获得更多的利润。一方面使工业部门愿意增加劳动力的雇佣；另一方面使工业部门有足够的利润被用于再投资，以便吸纳更多的劳动力。
刘易斯·费·拉尼斯的二元经济发展模型以城市中不存在失业为前提，注重发展城市经济，忽视农村的发展及城乡结构的平衡与协调，因此存在较大的局限性。针对这一弱点，迈克尔·皮·托达罗对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与就业问题进行了独到的研究，提出了他自己的劳动力转移和就业理论。他认为大量劳动力向城市流动在发展中国家是经常发生的，关于这一劳动力转移的动因问题，他引进了两个主要变量，概括地说，由乡村迁往城市的决定与两个主要变量有关：①城乡实际收入的差异；②获得城市工作的可能性。后一个变量在分析中起关键作用。与刘易斯·费·拉尼斯的模型不同，托达罗强调收入预期因素在劳动力迁移中的作用，迁移者要考虑预期的收入差异与迁移代价的比较，不仅限于现实的收入差异。他认为发展中国家城市失业和农村劳动力过剩是一个长期性的问题。
3.1.2.3 就业理论的新发展——就业观点重心从宏观到微观的深入
随着经济学家对就业问题考察的不断深入，他们的视线也不断地从宏观层次转向微观层次，理论研究也不断地由抽象变得具体，这反映了就业理论的“重心”出现不断下移的倾向。在古典经济学方面，就业理论主要存在于他们抽象的理论假设之中：只要市场正常运转，就能实现充分就业。20世纪30年代世界经济危机以后，经济学家们开始真正重视就业问题。凯恩斯正是看到市场解决就业问题中出现失灵的事实，发现有效需求不足的市场“惯性”，进而从宏观上提出刺激需求、促进就业的经济学说和政策主张。然而凯恩斯的就业理论只是一个总量理论，很难适用于深入的具体操作。20世纪60年代西方失业问题又显突出，并日益与通货膨胀交织在一起，于是引导出劳工市场的结构分析。托宾的劳工市场技术结构分析、希克斯的劳工市场部门结构分析等都可谓是凯恩斯以后就业理论从总量向结构的深化。
20世纪60年代以后，就业理论的另一个演变就是向以劳动力供给为重点的微观层次发展。贝克尔通过家庭产出（home-production）法来分析家庭的行为模型，把家庭的许多活动看作“家庭生产”，例如，做饭、购物、洗衣服等都被看作给家庭带来效用的生产活动，这些家庭效用可以通过对“生产时间”与“购买物品和劳务”进行不同的组合而获得。这样具有不同规模、不同收入及不同劳动优势与偏好的家庭会在就业、家庭生产以及休闲之间进行不同的选择，决定或影响着劳动力供给。
在劳动力供给的理论方面更为值得一提的是人力资本理论。20世纪60年代，美国著名经济学家西奥多·舒尔茨从长期的农业问题研究中发现，促使美国农业产量迅速增加和农业劳动生产力提高的重要原因是人的能力和技术水平的提高，它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远比物质资本和劳动力数量的增加更为重要。基于这一思想，舒尔茨提出了人力资本的概念（manpower capital），它是体现在劳动者身上以劳动力数量和质量表示的非物质资本。人力资本概念提出以后就在劳动就业理论中得到广泛的运用，人们开始运用它来分析劳动者技能差异的原因、个人收入差异的原因、教育与培训的投资行为及劳动力流动等问题。它在更大程度上动摇了以往建立在劳动力匀质性前提下的劳动就业理论，更有效地促进了就业理论向纵深发展。
在最近20多年的时间里，就业理论又在许多方面取得了更新的进展，主要包括工作寻访理论、隐性合约理论、内部人-外部人理论和利润分享制理论等，由于篇幅关系，在此不再赘述。
3.1.2.4 就业理论简评
就业理论的所有这些演变过程以及诸多新理论的出现，都反映出一个明显的特征，就是就业理论的重心正日益地从宏观向微观下移，并且越来越侧重于劳动力的供给方面。
纵观每一个就业理论的产生，无不与当时特定的政治、经济环境相适应。就业理论的演变正是为了适应社会发展的现实需要。可见，就业理论的更迭并不能说明哪一个就业理论更为成熟。因为就业问题从来没有令人满意地解决，而且这些就业理论本身也存在缺陷。
另外，上述关于就业理论的研究，主要局限于从一国内部来研究就业问题，尤其是就业的数量问题，缺乏从全球化视角探讨经济周期波动下国际资本流动给各国带来的就业结构和就业转移效应，这给本研究留下了一个新的切入点。
3.1.3 劳动力流动与收入差距的关系理论
关于劳动力流动对城乡收入差距影响的问题，国外学者从不同角度出发进行了大量研究：部分学者认为，劳动力的流动将有益于城乡收入差距的缩小。Lucas和Stark（1985）认为，流动劳动力的利他性程度决定了其对家庭收入分配的影响。如果流动者流动的动机是“利他”的，那么这种流动将改善家庭中低收入人口的收入分配状况；如果流动的动机是“自利”的，那么这种流动将仅仅改善流动者的福利。20世纪80至90年代，Yang（1989）通过运用超边际分析的方法，认为人们的自由择业、城乡劳动力的自由流动都是推动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消除其城乡二元经济状况的必要条件。随着交易效率的提高，经济将逐步向完全分工的状态发展，二元经济结构最终将消失，城市和农村之间的生产力、生产结构和收入将趋于一致。Barro（1992）利用美国1800—1990年的州际数据，研究劳动力流动与经济增长和收入的关系，结果发现，劳动力流动对地区收入的收敛有促进作用。Razin、Yuen（1996）通过实证研究发现，农村劳动力流动对于收入趋同有正向作用，如果将农村劳动力流动的条件加以限制，将导致收入呈发散状况。Hare（1999）利用河南省夏邑县的农户调查数据，发现劳动力流出地会通过汇款流入和回流劳动力人力资本的增加而获益，从而为农村劳动力流动有利于城乡收入差距缩小提供了经验支持。Zhang和Whalley（2007）在对我国劳动力流动和收入平等问题的研究中，分别在劳动力存在差异、劳动力无差异、城乡房屋价格存在差异三个不同假设条件下，引入国际贸易模型，经过数据模拟分析，发现农村劳动力流动在取消户籍制度阻碍的情况下，将显著改善城乡收入差距。
同时，也有学者认为，劳动力的流动对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作用是负面的。Lipton（1977）认为农村劳动力向城市流动可能将对农村产生各种形式的负外在性，导致农村收入分配恶化。Adam（1989）通过模拟埃及家庭收入方程，比较存在汇款和不存在汇款条件下埃及的收入分配状况，结果发现流动劳动力的汇款使该国的收入分配恶化。De Hean（1999）认为，劳动力流动随着地区和时期的不同对收入分配的影响存在较大差异，农村劳动力流动不一定能提高农村居民的收入水平或缩小城乡收入差距。Martin和Taylor（2001）指出，随着农村劳动力的外流，大量农村劳动力自身的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也同时外流，将有可能降低流出地的劳动生产率和收入水平。Lin、Wang、Zhao（2004）考察了我国1985—1990年和1959—2000年两个时期农村劳动力流动与城乡、地区收入差距的关系。他们指出，随着农村劳动力流动规模增加，我国沿海地区和内陆地区的城乡收入差距不断拉大，并认为农村劳动力流动数量没有达到足以缩小收入差距的规模是关键因素之一，根本原因是政府对农村劳动力流动的限制政策。
国内学者关于劳动力流动与城乡收入差距关系的研究，起步相对较晚。但随着我国城市化进程的不断推进，农村劳动力流动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成为学界关注的焦点之一。
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致力于这方面的研究。从现有的文献看，国内大部分学者认为农村劳动力流动有助于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姚枝仲、周素芳（2003）认为，农村劳动力流动一方面可以改变城乡需求结构，消除要素禀赋差异；另一方面使流出地与流入地的要素收入趋同，有助于缩小城乡收入差距。他们指出，我国农村劳动力的流动没有对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发挥作用，很大程度是由于我国劳动力流动受到较大限制。林毅夫等（2003）运用弹性分析方法对我国劳动力流动和收入差距进行研究，得出农村劳动力流动是缩小收入差距的重要机制的结论。但由于我国特殊户籍障碍的存在，目前的劳动力流动尚未达到足以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规模。郎永清（2007）指出，农村劳动力的流动对缩小城乡收入差距是至关重要的。同时，为实现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目标，在推动农村劳动力流动的同时，还要注意农村劳动力流动数量与农村人力资本流动的均衡，降低农村劳动力流动对农业生产活动和农村经济发展的消极影响。张世伟等（2007）以吉林省农户数据为样本，在农村劳动力流动收入分配效应的经验研究中发现，农村劳动力流动显著提高了农村居民的收入水平，改善了农村社会福利，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城乡收入差距的扩大。侯风云、张凤兵（2007）指出，农村的人力资本将随着农村劳动力的流动向城市溢出，有可能影响农村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因此，在推动劳动力流动的进程中，必须加强政府对农村的教育投入，加大对农村的人力资本投资，缩小城乡人力资本投资差距，这是缩小我国城乡收入差距的有效措施。
也有少数学者持有不同的观点。李实（2003）指出，农村劳动力流动有助于缩小富裕地区和城市的内部收入差距，却扩大了贫困地区和农村的内部收入差距，农村劳动力流动对城乡收入差距缩小的作用甚微。陈静敏等（2008）认为，在我国城市化和农村劳动力流动的进程中，劳动力市场的城乡分割、各种歧视性和限制性制度、户籍障碍等都使农村流动劳动力无法在城市中享受与城市居民等同的社会保障和受教育权利，导致农村流动劳动力的实际收入长期处于较低水平，人为地扩大了城乡收入差距。姚上海（2008）认为，当前我国农村劳动力流动呈现劳务东进、资金西流、回流资金使用效益大打折扣的新特征。农村流动劳动力每年打工回流家乡的资金总额数千亿，但大部分回流资金缺乏投资引导，使用效益大打折扣。绝大部分流回资金投向生活消费领域农业科技投入不足、农业产业化发展资金积累不足、农业基础设施建设落后、农村公共设施缺乏，影响了农村的经济发展，也不利于改善城乡收入差距扩大。
3.1.4 FDI流动→收入差距→就业转移→就业结构变迁：一个新的分析框架
以上我们分别对FDI理论、就业理论、劳动流动与收入差距的关系理论进行了全面的回顾与梳理，这为本项研究的新的理论分析框架的提出奠定了很好的基石。下面我们将把上述几方面的关系做一个完整的链接，找出它们之间的内在逻辑关联和新的理论构思的线索。
FDI与就业的关系。关于投资和就业的内在联系，凯恩斯主义者的观点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和开创性，凯恩斯本人认为“不论投资增量如何微小，有效需求将作累积的增加，一直达到充分就业为止”（凯恩斯，1936）。他的意思是说，通过增加政府支出以增加总需求，通过投资乘数原理，新增加的投资引起对生产资料需求的增加而引起生产资料部门的就业人数及收入多倍增加，实现充分就业。发展经济学家费一拉尼斯与刘易斯都认为发展中国家就业问题的实质是资本积累的问题，托达罗主张调整发展中国家的投资结构，以实现国内地区间经济的平衡发展，进而解决就业问题。舒尔茨的“人力资本理论”从劳动力供给的角度拓宽和加深了我们对于劳动力素质与就业关系的认识。钱纳里和斯特劳特提出的“两缺口”模式强调了外资对于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和就业增长的积极作用。上述理论主要使用的是总量分析方法，缺乏对外资结构的具体分析，过分强调外资对经济发展和就业的积极作用，忽视了其不利影响等。从理论上我们认为，FDI流入对一国就业的影响是多方面的，既有总量效应也有结构效应；既有直接效应也有间接效应；既可以增加或减少就业的数量也可以提高或降低就业的质量，还可以改变就业的区位结构、产业结构和职业结构等。FDI对就业产生的总效应是所有这些效应共同作用的结果。下面主要从就业创造、就业替代和挤出以及就业转移三大层面来具体分析。
（1）就业创造效应。FDI与劳动力作为要素投入，在规模效益一定时通过增加其投入量可以推动产值的增长。但FDI流入与劳动力之间更多地表现为二者的要素配比关系，在技术一定的条件下，增加一定量的资本则必然要求增加相应的劳动力投入。FDI流入通过资本供给的增加实现企业的扩大再生产，从而扩大就业规模。FDI流入通过溢出效应促动内资企业技术水平提高，市场竞争力加强，推动内资企业与外资企业形成良性竞争和互动，促进国家宏观经济稳定增长、市场需求扩大、劳动就业市场繁荣，不仅自身创造了大量的就业，而且带动内资企业提供了众多的就业机会。相反，FDI流出会对就业产生消极影响。
（2）就业替代和挤出效应。一方面，FDI流入不仅直接增加了各产业的资本供给，还以技术外溢等方式增加了产业内的其他要素供给，提高了要素生产率，推动各行业技术水平和资本有机构成的提高，在产出规模一定的情况下，将出现资本、技术替代劳动力的现象，从而产生就业的替代效应；另一方面，当FDI过多地进入竞争性行业，或国内投资机会有限，外资与内资争夺稀缺资源的情况下，FDI流入与内资会呈现挤出效应。通常处于竞争弱势的部分内资企业会面临经营困难甚至关门倒闭，职工下岗失业，因此，FDI流入对就业产生一定的挤出效应。同理FDI流出会对就业产生反方向的影响。
（3）就业转移效应。全球化下世界经济周期波动必然会引起FDI流量和方向的变化，并通过经济空间重构引致东道国的国内就业转移。
最后，我们对FDI流动→收入差距→就业转移→就业结构变迁：一个新的分析框架做出全面的解读。我们认为：
经济周期波动影响一切经济活动，以跨国公司为主体的外商直接投资也必然受经济周期的影响。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后，世界经济步入黄金增长期，FDI大量流入中国东部沿海制造业，对我国的剩余劳动力转移、就业增长和结构转换发挥了积极的推动作用。然而，FDI在很大程度上也给我国区域、产业、城乡结构带来了一些新的不平衡问题：在区域结构方面，FDI大量流入我国东部地区，致使我国包括劳动力在内的大量的生产要素往东部沿海“聚集”“流动”和“转移”，这一方面造成我国中西部地区的“外围化”“边缘化”，区域差距扩大；另一方面将加剧年复一年的“民工潮”等社会问题；在产业结构方面，FDI大量聚集在我国制造业也是导致我国产业结构失衡的一个重要原因；在城乡结构方面，FDI的流入表现出较强的城镇偏好，不仅使得我国城乡差距进一步扩大，也造成我国农村劳动力大量外流。由此可见，FDI在产业和空间上的扩张伸缩、流入流出，从一定程度上造成了我国区域、产业、城乡结构的失衡，进一步导致我国经济空间重构。因此，FDI流动是导致我国经济空间重构的重要原因之一。
近年来，由于国内外多重因素的作用，中国的就业问题日益凸显。就业问题的严峻性不仅反映在失业人数和失业率的居高不下，也表现在就业结构的极度不平衡，中国的劳动力就业在总体缓慢增长的情况下，呈现出了明显的区域分布不均和替代的特征。这种就业替代和就业转移很大程度上是由FDI流入所导致的地区差异造成的。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随着中国对外开放程度的不断加深，外商直接投资的不断流入，沿海地区的区位优势得以充分的释放，以高新技术产业和劳动密集型产业为主的制造业和服务业发展迅速，对国有部门和传统工业地区形成了刚性就业替代，地区差距在就业机会方面的表现十分突出。随着沿海出口导向型工业的大发展及产业结构的演变，大量广大农村劳动力离开农业，转入非农产业，从“离土不离乡”到“离土又离乡”，流向沿海地区和各级城镇，基本改变了过去人口稀疏区扩散的模式，转而向人口密集区集聚。在改革开放背景下，中国劳动力的流动实际上是中国就业岗位空间分布不平衡的结果，全球化以及由此导致的外商直接投资的流动是出现这一结果的重要原因。FDI一方面通过投资倾斜驱动中西部地区人口和劳动力加速向东部沿海地区迁移流动，带来新增就业机会，对就业转移产生直接影响；另一方面通过加快经济全球化进程、拉大区域经济发展差距、带动技术创新和技术进步，促进区域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升级等对就业转移产生间接影响。就业转移实质上是生产要素的流动，劳动力通过由流出地向流入地的流动，一方面影响了流出劳动力的收入；另一方面也通过各种途径作用于流入地经济发展，影响着流入地劳动力的收入，导致了流入地与流出地之间的居民收入差距的相对变化。因此，经济周期波动→FDI流动→经济空间重构→就业转移→收入差距，这是解释转型时期中国外商直接投资与就业关系的一个新的分析框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