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后,FDI大量流入中国,对中国的收入增长和就业结构转换发挥了积极的推动作用。然而,FDI的区域和产业投资倾斜也导致了中国收入分配不公和就业失衡等问题,影响到国民经济持续均衡发展和社会公平稳定。基于此,本书以当前中国利用外资进入新的发展阶段,国内收入分配和就业结构调整面临新形势为背景,沿着理论分析→机理探源→实证研究→政策设计的研究路线,运用历史主义与抽象归纳、统计描述、联立方程等计量的方法,对论题进行研究。
首先,在理论和机理研究上,论述了影响劳动力流动及就业转移的因素,揭示了FDI对就业转移的直接效应和间接效应;探讨了FDI如何通过收入分配影响就业转移的传导机理和作用路径,提出了FDI流入→收入差距→就业转移的新分析框架。其次,在实证分析层面,总结了中国劳动力流动和就业转移的空间格局;描述了FDI、收入分配与就业转移在中国的区域分布特征;运用泰尔指数等数理统计的方法定量测度了FDI、工资收入和就业人口在我国的区域分布差异及其影响因素;基于CES生产函数,推导出就业的决定方程,构建FDI、收入差距与就业转移的联立方程模型,测算了FDI流入对就业转移的直接效应及其通过收入分配因素对就业转移的间接效应。最后,在政策设计中,基于对FDI流入导致的收入差距及就业失衡给国家经济安全和社会公平稳定带来的影响评价,提出了中国引资和劳动就业政策调整优化的必要性,以及合理利用外资、促进中国收入分配公平与就业和谐的政策取向。
研究结果表明:
(1)FDI流入→收入差距→就业转移的作用关系。FDI流入会导致收入差距的扩大,而收入差距的扩大导致了劳动力的就业转移。这其中的传导渠道为:FDI通过提高员工收入的直接效应和通过影响区域结构、产业结构、贸易结构和技术溢出的间接效应来影响收入分配差距;收入差距通过消费结构和消费水平的差异及劳动者心理因素和家庭劳动力资源优化配置的两个渠道最终影响劳动力就业转移。
(2)中国外商直接投资、收入差距及劳动力就业转移的差异现状。从描述FDI、工资收入和就业在三大地区间的差异现状入手,通过历年的标准差数据揭示了三者区域差异的变化趋势,使用泰尔指数对三个变量区域差异的影响因素进行分解,得出区域间差异对造成FDI、工资收入和就业区域差异的贡献最大。FDI和工资收入的区域差异导致了劳动力就业转移,根据2000年和2010年的两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比较分析了人口迁移的区域特征。
(3)劳动力就业转移的成因。中国人口流动和劳动就业转移的区域特征比较明显,主要表现为区域内部人口的迁移和区域间人口的迁移。根据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的数据:1990—2000年人口总迁移中,人口由中部向东部的迁移占41.5%,由西部向东部的迁移占19.3%,中西部合计向东部地区的迁移占60.8%,而东部向中西部迁移的占比合计为5.91%。第六次人口普查的数据表明:2000—2010年,人口由中部向东部的迁移占43.18%,由西部向东部的迁移占20.04%,中西部合计向东部地区的迁移占63.22%,而东部向中西部就业转移的占比合计为4.48%。从两次人口迁移的数据对比来看,由中、西部流向东部的占比分别上升3.8%和3.6%,而由东部流向中、西部的占比下降,两地区合计下降16%。
(4)FDI对区域就业差异和就业结构变迁的作用。从整体上看,FDI加大了东、西部地区的就业差异,缩小了中部地区的就业差异。从区域发展的趋势来看,FDI首先流入我国东部地区,进而向我国中、西部地区转移。随着FDI流入的增加,东部将成为吸纳就业人员的主要地区,并带动大量劳动力转移到此,但其吸纳就业人员的能力将严重下降。由于FDI对就业作用的滞后性,区域就业不均衡的状况短期内不会改变。从长期来看,中部未来可能会成为吸纳就业的主要区域之一。
(5)FDI流动与就业的长期均衡与短期波动的关系。VAR模型和脉冲相应分析的结果表明:FDI与三大区域就业人数之间存在长期协整关系。FDI流入每增加1个百分点,会引起东部地区就业人数的减少,其他地区就业人数的增加。FDI的就业效应具有滞后性,且长期吸纳效应和短期挤出效应并存。FDI对东部地区就业的贡献率较大,中部地区利用FDI促进就业的效率最高。
(6)FDI对中国就业转移的直接效应和间接效应。FDI流入每增加1%,对东、中、西部地区内部就业转移的直接效应分别为:0.0786、-0.0348和0.004;间接效应分别为:0.0225、-0.181和-0.1971,对三大区域间就业转移的直接效应为0.0516,间接效应为0.034。FDI因素对三大地区内部就业转移的净效应为:0.1011、-0.2158和-0.1931;对区域间就业转移的净效应为0.0856。收入差距是FDI流入就业转移效应的重要传导渠道。
(7)FDI流入与就业转移的评价。就业转移带来的影响包括积极影响和消极影响,FDI流入对国家经济安全的影响总体上是积极的。
本书是作者博士论文的研究成果,在博士学习期间,感谢武汉理工大学经济学院为我提供了一个温暖而宽厚的学习环境,感谢导师朱金生教授的辛勤培育和严格鞭策,感谢王仁祥教授鼓励和支持,感谢博士开题、盲审和答辩老师提出的宝贵意见,感谢同学和家人的鼎力支持……真诚地感谢所有关心我、帮助我、支持我的人。
王鹤
2015年6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