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辽宁省竞技体育发展历程及影响
新中国成立65年来，辽宁省竞技体育事业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为国家培养了大批的优秀运动人才，为国家奥运争光计划的实施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在中国竞技体育格局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从半个多世纪以来辽宁省竞技体育所取得的成绩来看，既有辉煌的时刻，也出现过令人担忧的下滑期，这充分体现了辽宁省竞技体育发展的坎坷历程。继成功举办2008年北京奥运会足球比赛后，辽宁省成功举办了第12届全国运动会。两次大型赛事的成功举办，充分表明辽宁省竞技体育事业的发展步入了成熟期：不仅能够培养运动员创造辉煌的运动成绩，而且有实力举办大型的体育赛事，体现出了较强的综合实力。面对历史机遇和过去的业绩，辽宁省竞技体育目前的重要任务之一，就是对65年来的发展历程进行深刻、全面的总结和分析，以先进经验和理论成果启迪可持续发展的思路，在保持体育大省和体育强省历史地位的基础上，争取在更高的平台上为国家体育事业做出更大的贡献。对辽宁省竞技体育优势地位形成的历史进行科学梳理，客观分析各历史分期的特点，既可以清醒地了解历史与现实，又能够在此基础上为未来制定行之有效的战略，使辽宁省竞技体育步入可持续发展的良性轨道。因此，笔者对辽宁省竞技体育发展进行研究具有极强的历史与现实意义，符合科学发展观的要求，契合唯物辩证法的实质，能够促进辽宁省竞技体育实力的提高，并为中国竞技体育的发展提供极为有益的借鉴。
第一节 辽宁省竞技体育的发展历程
一、辽宁省“体育强省”地位的形成（1949—1993）
1. 第一阶段：初步发展阶段（1949—1959）
新中国诞生以后，全社会百废待兴，竞技体育事业更是一片空白，党和国家以苏联的发展经验为借鉴，初步建立了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体育事业同样以国家为唯一主导，在废墟上开始起步发展。1952年11月15日，中央体育委员会成立，贺龙任委员会主任，标志着国家统一管理体育运动的体制正式确立，该体制至今还影响并决定着中国竞技体育的发展，被称为“举国体制”。此时期，在支离破碎的旧中国竞技体育基础上，辽宁省竞技体育在排球、篮球、足球等球类集体项目上显示了得天独厚的优势，并多次获得全国冠军。1959年，新中国第1届全国运动会在北京召开。辽宁省取得了4金、9银、15铜的成绩，位列第15名，居全国中游；田径项目获得1金、6银，并打破男子4×400m接力和10000m两项全国纪录，初步展现了实力。该阶段辽宁省竞技体育发展主要有以下几个特点：
（1）政治因素是主要发展的动因。新中国巍然屹立在世界的东方，辽宁人民与全国人民一样扬眉吐气，奋发图强，在各个方面都力争创造优异成绩。体育工作者同样不甘落后，艰苦奋斗。竞技健儿们继承刘长春的爱国主义传统，为甩掉“东亚病夫”的屈辱而努力拼搏，所爆发出的能量是惊人、感人的。旧中国辽宁省竞技体育的优势顺利地转化为新中国竞技体育的实力，完成了两种体育文化的对接，融合为初始阶段的社会主义体育文化，且未产生较大的体制性摩擦和阵痛。
（2）身体的先天优势与工业基地的经济优势整合出超强的体育生产力。辽宁地处北方，寒冷的气候和祖辈的生活方式使得大多数民众身体强壮、高大，常年与冰雪等恶劣气候的抗争，使民众具有与生俱来的良好意志品质，这也为从事艰苦的竞技体育工作打下了良好的生理与心理基础。当时辽宁是东北工业基地的“排头兵”，鞍山的钢铁工业、抚顺的煤炭工业、阜新的电力工业、沈阳的装备制造业、大连的造船和化学工业，均是国家“一五”规划的重要内容，享誉中外。先进的大工业生产能够为竞技体育的发展提供充足的物力、财力、人力资源。如当时的大连造船厂足球队就是辽宁足球队的主体。两大优势的结合，使辽宁省竞技体育形成了得天独厚的优势，顺理成章地取得了辉煌的成就。
（3）以集体项目为主要特色。受传统思想的影响，当时辽宁的足球、排球、篮球等集体项目深受群众欢迎，并且始终保持国内领先地位。因为集体项目更符合当时政治观念的表达，所以集体球类项目的发展得到了各方面的重视。
（4）学校竞技体育成就突出。由于政治、经济、文化等因素的影响，当时辽宁的沈阳、大连等城市集中了相当数量的高等院校。在大环境的影响下，这些高校的竞技体育开展得有声有色，充分发挥了独有的智力支持、知识支撑的作用，形成了辽宁省竞技体育新的增长点。以沈阳体育学院为例，仅在1958年，该院就有4名学生获得“运动健将”的称号，50名学生进入一级运动员行列，112名学生达到了二级运动员标准；学生乔成明先后在全国比赛中以51分45秒6和1小时39分37秒的成绩打破当时男子10km和20km竞走全国纪录，并超过了美国运动员赫逊当年创造的1小时41分15秒的男子20km竞走世界最好成绩；学校足球队获得全国体院足球比赛冠军。1959年5月，沈阳体育学院学生佟作林在辽宁省第1届运动会上以10秒6的成绩打破了刘长春保持了26年的男子100m辽宁省纪录，实现了当时辽宁人民打破最后一项旧田径纪录的愿望。
该阶段也暴露出一些问题：①缺乏清晰而完整的发展规划，相关制度建设仍处于低水平发展阶段。受各方面条件的限制，以及当时历史环境的制约，主管部门无法及时制订长期而具有指导性、前瞻性的竞技体育发展规划、战略；各种制度、机制均围绕政治功能执行，缺乏主动性、创造性。②隶属关系一度比较紊乱。当时很长时间内东北大区的区位概念与辽宁省域概念同时并存，因此当时辽宁省竞技体育与东北竞技体育在相当长的时期内难以区分，隶属关系不清。③体制混合，管理职能模糊。由于照搬苏联经验，难免过于机械呆板，致使竞技体育与学校体育、群众体育界限不清。特别是竞技训练、体育教育混为一体，如当时的东北体训班与东北体育学院就彼此交叉，较长时间没有分离，无法明晰各自的功能、目标。总之，这个阶段辽宁省竞技体育呈现蓬勃发展的态势，在国内居中游地位。由于当时特殊的历史环境所决定，政治因素主导的管理体制促成了辽宁省竞技体育的初步发展。各种积极因素的充分发挥，形成了强大的动力，为辽宁省竞技体育的进步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同时政治因素的过度延伸，也混淆了政治与体育的区别，致使两者成为上位与下位的统属关系，没有体现体育的特殊性，也为以后辽宁省竞技体育的发展埋下一定的隐患。
2. 第二阶段：曲折前进阶段（1960—1970）
这一阶段的初期，正逢全国性的自然灾害，人们疲于保命；到了中期，于1966年爆发的“文化大革命”，致使全国竞技体育的发展停滞不前，各级各类运动机构无法正常运转，使竞技体育运动处于停顿的状态。辽宁省竞技体育也没能从这一政治灾难中幸免。1965年举行的第2届全国运动会是此阶段最具实际意义的赛会，辽宁省获得了9金、9银、11铜的成绩，位居全国第10名，已处于全国上游水平，与第1届全国运动会相比，产生了较大幅度的飞跃。但纵观辽宁省竞技体育发展的历史可以看出，此阶段辽宁省的运动成绩是非常差的，当然全国的水平普遍较差。该时期辽宁省竞技体育表现出的特点如下：①继续在集体球类项目上保持优势。辽宁女排获得1962年全国女排甲级联赛冠军、1965年第2届全国运动会亚军。辽宁男、女篮球队开始成为国内一流运动队，1966年男队两胜国家队、女队3次战胜第2届全国运动会冠军解放军队。②体操、武术、射击等项目初见成效，提高了辽宁省各项赛事的奖牌增长点。辽宁体操队运动员在1962年获得全国体操个人冠军赛男子鞍马第1名。辽宁武术队运动员在1960年举行的全国武术比赛中，获得全能冠军、短器械冠军和长器械冠军。辽宁射击女选手在1964年10月的全国射击冠军赛中，打破自选小口径步枪50m 60发卧射的世界纪录。③坚定信念，保留火种。受“文化大革命”的严重影响，辽宁省竞技体育的管理制度、运行机制和人才培养体系等均遭到不同程度的破坏，上升势头被暂时遏止，但这种影响是全国性的。在这样让社会发展倒退的历史背景下，辽宁省竞技体育工作者用坚定的信念及依然坚持为祖国和人民争光的神圣使命感、责任感，苦撑危局，激流勇进，在田径、体操、球类等项目上保留了一批种子队员，为后来辽宁省竞技体育的崛起奠定了良好的人才基础。
3. 第三阶段：复苏徐行阶段（1971—1978）
1971年“九一三事件”之后，国家和人民开始对“文化大革命”的错误进行深刻的反思，拨乱反正成为共同的心声。周恩来总理过问了停滞不前的体育工作，要求体育工作者打破“左”的束缚，有所作为。同年发生的“乒乓外交”事件，成为中美建立正常外交关系的媒介，体现了体育重要的职能。辽宁省竞技体育被压抑和限制的激情得以爆发。以球类运动为例，足球在1972年全国足球分区赛中获得冠军，1975年再获全国运动会冠军；乒乓球共获9次世界冠军；羽毛球崭露头角，1977年获得世界锦标赛男子单打冠军。在1975年举行的第3届全国运动会上，辽宁省以13金、15银、15铜的成绩名列全国第7名，继续保持强劲的上升势头。这一阶段辽宁的田径项目成绩喜人，邹振先在1976年凭借16.60m的成绩创造了全国三级跳远纪录，位居亚洲前列。体操、射击、武术等项目也取得较好的成绩。这一阶段辽宁省竞技体育的特点：①军队、厂矿等企业是竞技体育发展的基础。由于“文化大革命”的影响，专业运动队在该时期初期无法正常工作，各级各类学校的竞技体育也陷于沉寂之中。此时军队和厂矿的竞技体育比较活跃，既丰富了人民群众的业余文化生活，也为竞技体育的发展保留了人才。②青少年体育人才培养初见成效。沈阳体育学院、辽宁体工队、沈阳军区体工队等体育教育、训练单位纷纷举办各类培训班（队），承担了青少年竞技体育人才的培训工作，解决了竞技体育人才“青黄不接”的问题。③传统项目巩固优势，崛起项目崭露头角。球类项目继续保持并扩大优势，田径、体操、武术、射击等继续巩固优势，乒乓球、羽毛球等新崛起项目崭露头角。辽宁乒乓球队队员在第28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中获得女子单打和女子双打第3名，在第32届锦标赛中获得混合双打冠军。辽宁羽毛球选手在1977年世界羽毛球锦标赛上获得男子单打冠军。总之，这一阶段辽宁省竞技体育在曲折中艰难前进，开始摆脱极左政治路线的制约，逐步复苏，向健康的方向发展。从横向比较来看，在第3届全国运动会上，吉林省位居全国第5名，黑龙江省位居全国第6名，因此从区域角度来看，这一时期辽宁省竞技体育并不占优势。但从取得的成绩来看，由于辽宁省竞技体育工作者的努力奋斗，已经为辽宁省竞技体育“体育强省”地位的形成准备了良好的前提。
4. 第四阶段：攀上高峰阶段（1979—1993）
粉碎“四人帮”以后，中国各项事业都逐渐步入正常发展的良性轨道。1978年底，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新时期战略方针，把全党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开启了社会主义建设的新篇章。在三十年积累的基础上，辽宁省竞技体育以改革开放为推动力，在制度建设、队伍管理、竞训改革、人才培养等方面都取得了大幅度的进步。1979年第4届全国运动会上，取得28金、28银、16铜的优秀成绩，位列全国第7名。但这届全国运动会的各项奖牌数已经比前三届的总和还多了。1983年第5届全国运动会上，取得22金、18银、21铜的优异成绩，位列全国第3名，首次进入全国前列。1987年第6届全国运动会上，以32.5金、30银、19铜的优异成绩，继续位列全国第3名。1993年第7届全国运动会上，凭借44金、48银、44铜的卓越战绩，毫无争议地成为中国体坛的“巨无霸”，标志着辽宁省竞技体育鼎盛期的到来，也标志着辽宁省竞技体育“体育强省”地位的形成。特别要指出的是，由于种种原因的影响和桎梏，中国竞技体育前三十年无法真正走出国门，处于“闭关锁国”的状态。1978年以后，中国重返国际奥运体坛，先后参加了三届奥运会。在1984年洛杉矶奥运会上，辽宁籍运动员姚景远夺得男子举重67. 5kg级冠军、李玉伟夺得男子射击移动靶冠军、姜英夺得女排冠军（集体项目，为老女排“五连冠”立下汗马功劳）。占中国15枚金牌的五分之一，显示出辽宁省竞技体育已经具有走向世界的实力。在1992年巴塞罗那奥运会上，陈跃玲获得女子10km竞走冠军、庄晓岩获得女子柔道72kg以上级冠军、王义夫获得男子射击气手枪冠军，仍然保持强劲势头。辽宁男子足球队称霸国内足坛十年，并在1989年获得第9届亚洲足球俱乐部杯赛冠军。至此，辽宁省竞技体育的“体育强省”地位已经无可非议，也就此被称为“辽老大”。这一时期辽宁省竞技体育的特点：①均衡发展，形成集团优势。足、篮、排三大球雄风不减，田径、体操、武术、射击、乒乓球、羽毛球等稳步上升，游泳、柔道、举重、赛艇等项目后来居上。以游泳为例，辽宁游泳队1993年5月出战亚运会，夺得了3个第1名、2个第2名； 12月辽宁游泳队5人随国家队出征首届世界短池游泳锦标赛，获3项个人冠军、3项接力冠军，均创造了这些项目的世界纪录。②重点项目突飞猛进。这一时期田径是辽宁省竞技体育的“重头戏”，政府予以了大力扶持。中国第一个田径世界冠军徐永久，中国第一个奥运会田径冠军陈跃玲，中国奥运会长跑项目的第一个冠军王军霞，都出现在这个时期。“马家军”是辽宁田径的代表。在第7届全国运动会上，“马家军”包揽女子800m到马拉松的全部冠军，独得金牌13枚。1993年8月，“马家军”参加第4届世界田径锦标赛，在3000m比赛中包揽前三名，夺得1500m和10000m的金牌。10月马家军又参加了世界马拉松赛，获得团体冠军，并包揽个人前四名。世界田坛为之震惊。王军霞获得1993年第14届杰西·欧文斯奖。③改革先行，竞训管理模式居全国领先位置。20世纪80年代中期，辽宁省运动技术学院开始进行教练员负责制、运动员奖励机制等制度层面的改革，强化了目标管理体制，明确了责、权、利，使一大批优秀体育人才脱颖而出。王魁、鲁永明、马俊仁、刘永福等著名教练员大展宏图，徐永久、王军霞、庄晓岩等著名运动员大显身手。另外，辽宁足球队已经开始尝试企业与运动队联办的方式，初步引进了市场经济机制。改革开放给辽宁省竞技体育带来了繁荣局面，使辽宁省竞技体育优势地位更加稳固。这一阶段存在的问题，是辽宁省竞技体育并未从管理体制、运行机制等要素上实现根本性转变，过于依赖政府政策倾斜支持、地方经济扶持等，运动队思想政治工作等精神激励机制有所弱化，不利于辽宁省竞技体育优势地位的保持。
二、辽宁省“体育强省”地位的发展（1994— ）
1. 第一阶段：人才外流，实力下降趋势隐现（1994—2001）
登上中国竞技体育的历史制高点之后，如何保持旺盛的发展势头、巩固领先地位，成为辽宁省竞技体育的首要任务。1992年邓小平同志赴南方视察，发表了关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讲话。同年10月，党的十四大胜利召开，确定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战略决策。在改革开放过程中先行一步的南方沿海省份，取得了飞速发展，竞技体育实力也不断增强，对辽宁省竞技体育领先地位形成赶超之势，给予辽宁省竞技体育以很大的压力。与此同时，辽宁老工业基地建设由于种种原因的制衡，发展速度减缓，局部地区甚至出现经济严重滑坡的窘况，在经济上无法给予辽宁省竞技体育强大的支持。而依然沉浸在喜悦之中的辽宁省竞技体育管理部门和从业者，对悄然而至的历史巨变缺乏敏锐的洞察力和必要的思想准备。一些竞训单位领导和教练员出现故步自封的现象，缺乏接受新事物、新思想的胆略和气魄。人才培养更新换代的动力不足，运动队伍动荡不安。最典型的事例，是“马家军”如流星般盛极而衰、辽宁男子足球队由甲级联赛掉入乙级联赛。该时期人才流失严重。仅从1998年到2001年，共有13个大项的75名教练员流入外省。运动员流失的情况则更为严重，在全国运动会上出现代表外省的辽宁人与代表本省的辽宁人激烈竞争的情况。辽宁省竞技体育赖以生存发展的“三级训练网”规模缩减，运动员和教练员数量、质量均不足，部分项目已经出现选材面极为狭窄的窘境。1997年第8届全国运动会上，辽宁以39.5金、43.5银、29.5铜的成绩位列全国第2名，没有实现蝉联第一的目标。2001年第9届全国运动会上，辽宁再以41金、31. 5银、28. 5铜的成绩排在第2名。从这两届全国运动会的成绩可以看出，辽宁省竞技体育没有适应市场经济出现后所带来一系列问题，如竞赛制度、人才流失和激励机制问题等。从全国来看，辽宁省竞技体育虽雄风犹在，但优势地位已今非昔比。虽然出现了动荡趋势，甚至个别项目明显下滑，但辽宁省竞技体育依靠雄厚的基础，继续在奥运会上大显身手。1996年亚特兰大奥运会时，孙福明获得女子柔道72kg以上级冠军、王军霞获得女子5000m跑冠军。2000年悉尼奥运会上，王楠获得乒乓球女子单打冠军和双打冠军、丁美媛获得女子举重75kg以上级冠军、袁华获得女子柔道78kg以上级冠军、王丽萍获得女子20km竞走冠军，占中国代表团28枚金牌的近四分之一，表明了辽宁省竞技体育优势依然存在。但人才流失的现象也日渐严重，为第十届全国运动会辽宁省竞技体育的“低谷”埋下了隐患。这一时期辽宁省竞技体育的主要特点：①改革开放的步伐减缓，竞技体育的发展遇到了“瓶颈期”。由于辽宁省竞技体育改革开放的持续动力不足、思想更新不及时，因此面对市场经济体制的冲击显得无力应对。如何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宏观背景下构建竞技体育发展的新模式、新机制，如何实现竞技体育的市场化、产业化和可持续化，是全国体育工作者必须面对和回答的严峻课题。应该说辽宁省竞技体育交出的答卷是无法令人满意的，始终没有有效地解决体育管理体制、机制适时转型的关键问题，缺乏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行之有效的竞训模式。②经济因素对竞技体育的制约凸显。由于国家大力发展沿海地区的经济，辽宁乃至于整个东北老工业基地的经济处于缓慢发展的状况，已经位居全国中游，无法像广东、上海、山东等沿海发达省市一样给予本地区竞技体育以巨大的物力、财力支持，致使经费投入有限，是造成辽宁省竞技体育人才外流的一个主要原因，从客观上制约了辽宁省竞技体育优势地位的巩固和提升。这一时期具有代表性的明星队员转入其他省份的情况包括：乒乓球运动员马琳1997年代表广东获得全国运动会冠军、游泳运动员刘子歌2002年从沈阳队转入上海队、赛艇运动员金紫薇2000年到了江西省⋯⋯③部分优势项目下滑趋势明显，且短期内无法回升。田径、游泳、球类等均不复昔日荣耀，纷纷由“第一集团”退至“第二集团”，个别项目已经没有复苏的基础。例如辽宁男篮的成绩下滑：1988年、1989年、1991年、1992年蝉联全国联赛冠军；1996—1997、 1997—1998、 1998—1999CBA联赛亚军；1998年全国男篮俱乐部杯锦标赛季军；1999—2000滑落到CBA联赛第七名；2000—2001CBA联赛第五名。总之，这一阶段从几届全国运动会成绩看，辽宁省竞技体育仍然算是“体育强省”，但发展势头不尽如人意，出现了实力下降的隐患。尽管如此，辽宁省竞技体育的基础仍然存在，优势地位依然保持，各方面坚持不懈地进行市场化、产业化的尝试，保证了辽宁省竞技体育精神薪火相传，没有出现急速下滑的势头，体现了辽宁省竞技体育工作者不服输、不低头的韧性和崇高的精神境界。
2. 第二阶段：从低谷中走出，再创辉煌（2002— ）
由于前一阶段人才流失所带来的惯性影响，辽宁省竞技体育在此阶段初期（第一个全运期）尽管努力拼搏，但还是没能挽回低谷时期的到来。2002年7月，中共中央、国务院颁发《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新时期体育工作的意见》，明确规定了新时期发展体育事业的指导思想、工作方针和总体要求。2002年辽宁省共有65名运动员、10名教练员和1名官员共76人参加第14届亚运会。有27人在27个项目上获得31枚金牌，金牌总数列全国前茅。在国际重大比赛中，辽宁省选手张宁、张爽、马弋博、高丽华、王义夫、张喜燕、王霞等在羽毛球、曲棍球、射击、女子拳击等项目上，获得12个世界冠军。2003年9月10日，国务院常务会议研究实施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振兴战略，提出了振兴东北的指导思想、原则、任务和政策措施。2005年第10届全国运动会上，辽宁以31金、 35银、 33铜的成绩位列全国第5名，跌入所谓的“低谷”，引起国内外关注。
辽宁省体育代表队在第10届全国运动会滑入所谓的“低谷”后，省委、省政府加大了竞技体育改革的力度。在体制改革的层面上，进行了积极的探索：①完善人才培养机制。针对竞技体育人才大量外流的情况，为留住人才和吸引人才，2008年省政府及时出台了《辽宁省引进优秀奥运项目竞技体育人才办法》，制定了《辽宁省竞技体育人才培养办法》，将竞技体育人才培养纳入了法制的轨道，为人才培养和使用提供了宽松的宏观环境。2008年8月，第29届奥运会和第13届残奥会在北京举行。以全面建设社会主义小康社会和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为出发点，辽宁省竞技体育工作者紧紧抓住这一难得的历史机遇，开始了新的征程。在保持传统优势、汲取成功经验的前提下，适时融入先进的发展理念、体制，有效地整合体育人力、物力、财力资源，使辽宁省竞技体育步入现代化发展的轨道，真正显示了可持续发展的制度因素和动力因子。2008年北京奥运会赛场上，辽宁运动健儿再创辉煌，杨秀丽获得女子柔道78kg级冠军，杜婧、于洋获得羽毛球女双冠军，张宁获得羽毛球女单冠军，王楠、郭跃获得乒乓球女团冠军，王娇获得女子自由式摔跤72kg级冠军⋯⋯以8.5枚金牌的骄人战绩位列全国第1名，金牌总数、奖牌总数和参赛人数均列全国第1名，再次证明了体育大省的雄厚实力。2009年，竞技体育经过优化项目布局，完善激励机制，强化作风建设，加强训练和管理等项工作，经过广大运动员、教练员的刻苦训练、努力拼搏，在2009年10月举行的第11届全国运动会上，辽宁选手参加了29个大项、243个小项的角逐，以48金、45银、34铜的成绩位居金牌榜第3名，实现了预期目标，仍居全国前列。同年，乒乓球、羽毛球、赛艇、柔道、摔跤、举重等项目在各级比赛中获得了好成绩，全年共有4人7次获得7项世界冠军，228人98次获77项全国冠军，2人4次超3项世界纪录，2人4次创2项全国纪录。2010年16届亚运会上，辽宁有109名运动员参赛，共获得43枚金牌、65枚奖牌，获金牌总数、奖牌总数全国的第三的好成绩，金牌数、奖牌数、参赛人数、参加项目，全面超过历届亚运会，辽宁省体育局被国家体育总局授予“第十六届亚运会贡献奖”。2011年，辽宁足球、女子篮球、女子乒乓球、女子重剑、女子摔跤、男子体操、女子羽毛球等项目在国内外比赛中取得了突出成绩：高台滑雪运动员徐梦桃在第12届冬运会上，夺得了第1枚全国运动会金牌。其他如田径、游泳、激流回旋、男子皮艇、男子摔跤、举重等一些项目也取得了优异成绩和新的突破。全年辽宁选手在国内外重大比赛中，有1人16项获得了24个世界冠军，12人9项获得9个亚洲冠军，156人91项获得111个全国冠军，1人3项4次打破世界纪录。2012年伦敦奥运会上，辽宁共有41名运动员随中国体育代表团出战伦敦奥运会，他们共参加了乒乓球、羽毛球、体操、赛艇、田径、篮球、排球等15个大项及34个小项的角逐。若按人数统计，辽宁获得5枚金牌、 2枚银牌、2枚铜牌，共9枚奖牌，以及5个第4名、9个第5名、9个第6名和1个第8名，完成了“获金牌数、奖牌数名列全国各省区市前茅”的征战目标。2013年9月举行的第12届全国运动会上，辽宁选手参加了31个大项、40个分项、350个小项，以56金、49. 5银、39. 5铜的成绩位居第2名。该阶段辽宁省竞技体育发展的特点：①继续深化竞训体制改革。通过实行聘任制和主教练负责制，打破了教练员终身制。将有市场需求的项目实行职业化，寻求竞技体育新的发展道路。围绕改革做文章，是辽宁省竞技体育优势地位保持的有效途径。尽管改革会带来一定的风险，有时甚至要付出惨痛的代价，但决不能因噎废食，要通过改革解决存在的问题，闯出一条新路。②优势项目和潜在优势项目构成体系。围绕奥运争光计划打造竞技体育核心竞争力，使得田径、女子柔道、女子摔跤、拳击、乒乓球、皮划艇等优势项目和艺术体操、女子曲棍球、女排等潜优势项目均得到一定的发展，初步构成比较合理的体系。在每个优势项目的建设上，注意营造集团优势，如女子柔道、女子举重等，能够保证长盛不衰。③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注重对人才的科学使用、管理和安置。以人为本是科学发展观的核心，相当长的时期里，有关部门对教练员、运动员等竞技体育人才的关心爱护不够，尤其没有从制度层面上给予落实，一定程度上挫伤了他们的积极性。随着伤病治疗、文化教育、保险、福利、激励、奖励、退役安置等制度和机制的逐步完善，已经形成尊重竞技体育人才合法权益的良好氛围，稳定了运动队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