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辽宁省竞技体育的发展对我国竞技体育格局的历史性影响

一、与时俱进的“举省体制”为“举国体制”提供了强大的助推力

所谓“举省体制”，是指我国各省市自治区按照“举国体制”的部署和要求，赋予竞技体育发展更多的地域特点，使“举国体制”更加细化、深化和强化，最终形成的一系列管理体制的总称。从1949年至今，历届辽宁省委、省政府，十四个城市的历届市委、市政府，以及各区县党政领导机关，都极为重视竞技体育事业的发展，不仅建立了“区县体校一市体校一省体校”一条龙的训练体制、“县区体育局一市体育局一省体育局”的管理体制，而且建立了卓有成效的后备人才培养体制、后勤补充体制和科学支撑体制，为竞技体育提供了源源不断的人、财、物资源。1959年至1961年三年困难时期，我国处于全国性的饥荒状态，人民的生活受到严重影响。即使在如此严峻的时刻，辽宁省委、省政府仍然最大限度保证了教练员、运动员等竞技体育工作者的食品供应。改革开放后，尤其是在十运会滑入所谓的“低谷”后，省委、省政府加大了竞技体育改革的力度。在体制改革的层面上，进行了积极的探索：①完善人才培养机制。针对竞技体育人才大量外流的情况，为留住人才和吸引人才，2008年省政府及时出台了《辽宁省引进优秀奥运项目竞技体育人才办法》，制定了《辽宁省竞技体育人才培养办法》，将竞技体育人才培养纳入了法制的轨道，为人才培养和使用提供了宽松的宏观环境。②健全福利保障机制。改革开放后，竞技体育的主力军——运动员面临再就业的严峻课题。为解决运动员的后顾之忧，根据市场经济的现状，参考国家的有关政策，省政府及时出台了《辽宁省退役运动员自主择业经济补偿办法》，拓宽了退役运动员的就业渠道。截至2008年，已有654名退役运动员选择了自主择业，领取经济补偿3354万元。尽管经济情况并不乐观，省政府仍然想方设法筹措资金，先后投入120万元为运动员办理奖学金、助学金、老运动员、教练员“关怀基金”，并逐年加大投入，温暖了运动员，产生了一定的凝聚力和向心力。在辽宁训练、比赛、产业开发、人才培养等方面，制度、机制的改革同样取得优异的成绩，产生了深远的现实与历史影响。

二、创新的竞训模式为全国竞技体育改革开放的深化提供了参考

在不断坚持“举国体制”和完善“举省体制”的同时，辽宁省竞技体育工作者始终没有停止探索和改革的步伐。在计划经济时代，辽宁最先学习和消化“三从一大”的训练原则，创建了行之有效的竞训模式，使辽宁省竞技体育呈现上一个项目就能见到成效的效果。改革开放以后，辽宁省竞技体育率先摆脱极左路线和思想的束缚，为天下先，敢闯“禁区”“雷区”，实行了教练员聘任制、主教练负责制，优胜劣汰，使优秀人才得以脱颖而出；辽宁男子足球队最先进入市场，首先尝试了与企业联办的模式，继而完成了股份制和俱乐部制改革；运动员激励机制也不断完善，保证了运动员的个人权益，调动了他们的积极性、创造性。以辽宁女子柔道队为例，坚持主教练负责制近二十年，为国家培养了庄晓岩、孙福明、袁华、杨秀丽等奥运冠军。辽宁后备人才培养也走在全国前列，截至2013年，全省已建立市级体育学校12所、体育传统学校2085所和53个省级高水平后备人才培养基地，拥有比较完善的三级训练网，体育后备人才的培养已经制度化。由于辽宁经济不景气宏观背景的影响，竞技体育市场化、产业化的改革之路并不平坦，甚至产生过负面影响，但总体看辽宁竞训模式的改革是成功的，取得了优异的成绩。其他兄弟省市，特别是经济发达省份（如广东、江苏、山东等），从辽宁汲取了丰富的经验，创建了符合自己地域实际的竞技体育竞训、管理模式，同样取得了不俗的成就。国家体育总局对辽宁竞训模式也给予很高的评价，认为辽宁竞训模式改革推动了中国竞技体育的发展，应该说这样的评价是客观和正确的。

三、与群众体育、学校体育形成良性互动，构建了浓郁的体育文化环境

辽宁省竞技体育从来不是孤立发展的，而是与群众体育、学校体育并驾齐驱，互相补充，互相支援，互相促进。辽宁人民热爱体育，体育人口、体育家庭、体育观众（主要指球迷）等数量均居全国前列，体育观念、体育习俗等同样领风气之先。沈阳、大连、丹东、阜新等城市的冬泳活动几十年如一日，参加者既有少年儿童，又有老人妇女，最长者为82岁；既有工人农民，又有干部教师；沈阳市冬泳协会成立于1995年，截至2009年已经拥有注册会员873人，长年活动在北陵公园、五里河公园、棋盘山秀湖水库等地，强壮了体魄，抵御了疾病，磨练了意志。各市充分发挥地域、人才优势，创建了极具区域特色的群众体育：“篮球城”阜新、“足球城”大连、“乒乓球城”抚顺、“羽毛球城”丹东、“自行车城”本溪闻名遐迩，“柔道之乡”铁岭、“田径之乡”鞍山、“皮划艇之乡”营口、“柔道、摔跤之乡”朝阳名副其实，省会沈阳则是项目最多、实力最强的中心枢纽城市。学校体育同样自成体系，小学、中学、大学竞训活动频繁，形成良好的体育氛围。东北大学男子篮球队多次进入全国大学生篮球赛（CUBA）八强，沈阳体育学院培养出韩晓鹏、刘忠庆、贾宗洋、齐广璞、徐囡囡、李妮、徐梦桃等雪坛名将。群众体育和学校体育为竞技体育营造了发展环境、输送了人才；竞技体育反哺群众体育和学校体育，为后两者提供了指导和帮助。正是由于竞技体育、群众体育和学校体育“三驾马车”的有机结合，最终形成了先进的体育文化，使辽宁省竞技体育能够不断汲取丰富而先进的理论、科学、文化、民俗营养，保持了可持续发展的良好势头。

四、竞技体育史上涌现出一大批体育人才，赢得了无数荣誉

在辽宁省竞技体育优势地位的形成与发展中，培养和造就了一个完整的教练员、运动员方阵，尤其是缔造了许多杰出的竞技体育人才，产生了辉煌灿烂的“明星效应”；几代入的艰苦奋斗，尤其是具有全国影响的体育明星，又推动辽宁省竞技体育不断进步。田径的邹振先、王魁、马俊仁、陈跃玲、王军霞、王丽萍、徐永久，游泳的鲁永明、韩冰岩、陈妍、戴国宏、战殊，体操的李月久，足球的王寿先、王政文、王礼宾、郭鸿滨、倪继德、李应发、杨玉敏、马林、唐尧东、肇俊哲、李金羽、韩端、马晓旭、毕妍，篮球的蒋兴权、柳继增、吴庆龙、郭士强、王芳、陈晓丽、马增玉、张瑜、张伟、杨半伴，排球的岳金库、姜英、赖亚文、杨昊、刘亚男、王一梅、隋盛胜，乒乓球的朱香云、谷振江、王楠、郭跃，羽毛球的韩健、陈昌杰、李永波、张宁、杜婧、于洋，射击的王义夫、李玉伟、高娥，举重的刘殿武、姚景远、丁美媛，柔道的刘永福、庄晓岩、李忠云、冷春惠、孙福明、袁华，赛艇的唐宾、田靓，摔跤的王娇，射箭的郭丹，曲棍球的马弋博、高丽华，都是在国内外享有一定声誉的优秀教练员、运动员。他们是辽宁省竞技体育工作者的杰出代表，其中邹振先、马俊仁、王军霞、王楠、刘永福、王义夫等更是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体坛人物，对于中国乃至世界体育都具有重要的影响。辽宁体坛“明星”不但彰显了辽宁省竞技体育的强大实力，而且为中国竞技体育赢得了无上的荣誉。

通过六十余年的不懈努力，辽宁省竞技体育的优势地位已经形成，目前已进入成熟期，并取得了辉煌的成就，共获得34个奥运冠军、402个世锦赛和世界杯冠军、342个全国运动会冠军，为中国体育事业做出了突出贡献。尤为可贵的是，辽宁省竞技体育在竞赛、训练、科研、管理、保障等方面均为我国体育事业的发展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在体育改革大潮中创建了卓有成效的模式、体系，成为举国公认的体育大省，并朝着体育强省的奋斗目标迈进。乘改革开放的东风，借优势地位造就的实力，辽宁人民一定能够在成功举办第12届全国运动会的基础上，为中国体育事业做出更大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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