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三省边际到区域中心：城市形成发展的历史轨迹

一、地理区位与自然环境：诸省边际的自然空间

1．地理区位：“黔之腹、滇之喉”

贵阳坐落于云贵高原东部黔中地区的山间盆地中央，地理坐标为北纬26.35度和东经106.42度，苗岭横延黔中境内，地形总体特征为西部、北部和东部较高，中部和南部较低，整个地势除西部和北部边缘地带分别向西和西北倾斜外，均自东西两面向南明河谷地倾斜，山地、丘陵、盆地、谷地、洼地相互交错，属于以山地、丘陵为主的丘原盆地区。贵阳为西南巨镇，地处西南腹地，战略地位十分重要，居于中枢地位，扼守贵阳可以“东阻五溪，西距盘江”, “内藩楚蜀，外控蛮粤”, “据荆楚之上游，为滇南之门户，富水达前，贵山拥后，沃野中啓”。向东可通到湖南，向南可抵达广西，向西可牵制云南，向北可行至四川和重庆，素有“川桂锁钥”“黔之胸腹”和“滇之咽喉”等称谓，是重庆、成都、昆明、南宁、长沙几大城市之间的地理中心，是西南地区东进西出、南来北往的必经之地。

从中国的地理分布考察，云贵高原位于中国西南部，西起横断山脉，北邻四川盆地，东到湖南雪峰山，正好处于云南省哀牢山以东和中国东南丘陵以西，是我国第一阶梯向第三阶梯过渡的中间部位。云贵高原西部山岭基本上以南北走向为主，东部山岭基本上是东北——西南走向，是我国南北走向和东北——西南走向两组山脉的交汇处，耸立于四川盆地与广西丘陵之间，成为四川、湖南、云南、广西之间往来的天然屏障，将四川盆地与广西丘陵隔开。由于云贵高原贵州境内起伏较大，山脉较多，在很长的时间里，交通极为不便，与中原的联系时松时紧，时断时续。元明时期，西南边疆纳入全国的驿道网络，随着湘黔、滇黔、川黔、黔桂和龙场九驿等驿道的开通，黔中地区的区位优势日益凸显。

云贵高原纬度低、海拔高，属亚热带湿润区，受季风气候制约影响，形成四季温差小、干湿分明、气候资源垂直变化显著的低纬高原季风气候，冬无严寒，夏无酷暑，喀斯特地形分布广泛，很早就有人类生活居住。考古发现，贵阳地区目前已有从旧石器时代晚期至新石器时代的古人类遗址达28处，这是黔中地区在旧石器时代晚期已经出现了一定数量的古人类生存生活遗迹的有力佐证。战国秦汉时期，黔中地区为古夜郎的主体部分。汉武帝元鼎六年（公元前111）平夜郎置牂牁郡，下设17县，黔中地区属且兰县。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央王朝势力衰弱，地方势力相继崛起，“牂牁大姓”控制了黔中。唐代，黔中地区设有矩州、清州、蛮州、功州。宋开宝七年（974），统治黔中的首领普贵以所领矩州归附，由于土语读“矩”为“贵”，宋太祖赵匡胤下《敕普贵书》诏书，有“予以正义邦、华夏蛮貊，罔不率服。惟尔贵州，远在要荒”之语，封普贵为矩州刺史。黔中地区从此有了“贵州”之名。明隆庆三年（1569），改程番府为贵阳府，自此，“贵阳”之名沿用至今。

2．山川形胜：“五虎三狮—凤凰”

坐落于黔中地区高原盆地的贵山富水之间的贵阳城，因其地处贵山之南而得名。山中有城，城中有山，内部河流密布，四面群山环抱，是典型的高原山城，有40余条山脉绕着城市边缘而行，20余座山峰坐落城中，山势奇特险要，形成天然屏障，使贵阳成为一个易守难攻之地。贵阳城的山川形胜，人们习惯概述为“五虎三狮一凤凰”, “五虎”是指五座形状像虎的山，“三狮”是指三座形状像狮子的山，“一凤凰”是指凤凰山。明（弘治）《贵州图经新志》记载：“五虎山在治城周遭，山形如虎者五。故老云郡有五虎三狮之胜。”“狮子山有三：一在治城东里许，昂首扬吻，形态宛然；一在治城西里许；一在治城南三里，形似尤切。”“凤凰山在治城南五里，山形如凤舒翼。”由于年代久远，加之史籍文献资料的记载不详，相传的“五虎三狮一凤凰”具体指现在的哪几座山已经很难考证。

除此所述的“五虎三狮一凤凰”等名山以外，明（弘治）《贵州图经新志》还记载了贵阳城周边其他比较有名的山川。

铜鼓山：古为贵阳八景之一，在贵阳城东二里许，高与余仞，山半崆峒，每阴雨闻其中有声如铜鼓，相传为诸葛武侯所藏。

白崖山：在贵阳城北二里者，处贵山之麓，岩障如削，官道经其下，贵州名仕王训曾经归隐于此。

贵山：在贵阳城北二里许，孤峰峭拔，兀出群山鸦关，在其后有贵人峰，郡之称名。

骊珠山：在贵阳城北五里，峭峰崛起，其北日犬坡而此山图勇其领下，故名。

此外，清（道光）《贵阳府志》《山水图记》和《山水副记》等文献也对贵阳城及其周边的山川形胜进行了详细介绍，将贵阳的山分为城内山、城东附郭山、城南附郭山、城西附郭山、城西北附郭山、城北附郭山、城东北附郭山及城东山、城南山、城西山、城北山等。

城内山有翠屏山、藏甲岩等。城东附郭山有东山、螺丝山（又名扶风山）、铜鼓山、栖霞山、真武山、相宝山（俗名照壁山）、狮子山等。城南附郭山有飞凤山、高连山、南岳山（又名长连山）、文笔山、笔架山、金猫山、梯岭等。城西附郭山有五虎山、金钟山、饮马山、罗汉山等。城西北附郭山有黔灵山。城北附郭山有天马山、贵山、骊珠山、八角岩（亦名关刀山）、白岩山、金鳌山等。城东北附郭山有崆笼山、石洞山等。

贵阳甲秀楼现刻存有清朝进士刘玉山的传世长联，上联为“五百年稳占鳌矶，独撑天宇，让我一层更上，茫茫眼界拓开。看东枕衡湘，西襟滇诏，南屏越峤，北带巴夔，迢递关河。喜雄跨两游，支持起中原半壁。却好把乌蒙箐扫，马撒碉隳，鸡讲营编，龙香险扼，劳劳缔造，装构成笙歌间里，锦绣山川。漫云筑壤偏荒，难与神州争胜概”；下联是“数千仞高凌半渡，永镇边隅，问谁双柱重镌，滚滚惊涛挽住。忆秦通僰道，汉置牂牁，唐靖直兰，宋封罗甸，凄迷风雨。叹名流几辈，销磨旧迹千秋。到不如月唤狮冈，霞餐象岭，岗披风峪，雾袭螺峰，款款登临，领略这金碧亭台，画阁烟景。恍觉蓬州咫尺，频呼仙侣话游踪”。上联内容涉及贵阳城市的四周景物和地理区位的重要性，下联内容概述了黔中地区的开发历程，以及贵阳城市的发展变迁，这正是贵阳城市山川形胜和人文历史发展进程的集中写照。

3．河流分布：“城穿玉带、南明环统”

黔中地区地处长江水系与珠江水系的分水岭地带，两大水系大致以贵阳市花溪区的桐木岭为界，桐木岭以南的河流属珠江水系，以北的河流属长江水系。古代贵阳城内河流众多，其中最主要的有贯城河、南明河、市西河、小车河等。贯城河自东北向西南穿城而过，为古代贵阳城市的内河，南明河似绿带绕过城南。贯城河与南明河的接口处，正是元代顺元城的腹地。

贯城河又名玉带河，发源于贵阳北面山麓，流经杨柳井、大营坡等地，在盐务桥与盐务大沟交汇，自东北向西南方向流动，形如一条柔滑的玉带蜿蜒地穿过贵阳城，在城西南部汇入南明河，形成古代贵阳城的内河。据民间轶闻相传，旧时贵阳的风水先生们就说贯城河形如道家的阴阳鱼穿过贵阳城，而群山环绕的贵阳城又像菩萨座下盛开的莲花一般，所以佛道两教都庇佑着贵阳这块风水宝地，有“城穿玉带化两仪”的说法。贵阳城最早形成于贯城河与南明河入口处修建的顺元城，之后，贵阳城的发展也是沿着贯城河两侧自南向北逐渐拓展的，最终形成今天贵阳城市一环内的主体构架。

市西河原名水磨河，发源于贵阳西郊山麓，流经今天的三桥、二桥、转弯塘、头桥等地后由西面进入贵阳城区，再途经浣纱路、市西路、瑞金路、都司路等地，在两江口处汇入南明河。市西河旧时水量大，贵阳最早的自来水就是取用清亮碧绿的市西河水。古代沿河有许多水车，碾房一座连着一座，水磨转动声不绝于耳，人们习惯也称为水磨河。

小车河发源于花溪麦坪红岩，与金钟河汇合处被截断，形成阿哈水库（今贵阳市民的饮用水源地之一），其出口再流经今南郊公园，在太慈桥汇入南明河。《徐霞客游记》提到：“五里，有溪自西谷来，东注入南大溪，有石梁跨其上，曰太子桥。此桥谓因建文帝得名，然何以太子云也？桥下水涌流两岸石间，冲突甚急，南来大溪所不及也。”西谷来之溪即指今天的小车河；南大溪即指今天的南明河。

南明河系乌江南岸支流，发源于平坝县与贵阳市花溪区交界处，自西南向东北流经花溪后进入贵阳城，在贵阳城内自西南向东北绕城而过，再流经乌当，至龙里两岔河纳独水河，再折向北至开阳县清水江口注入乌江。流经花溪区段称花溪河，入贵阳城区后称南明河，纳独水河后称清水江，流域面积较广，水力资源丰富，现为贵阳市工业、生活用水和农田灌溉的重要水源，被人们广泛称为贵阳城市的母亲河。

二、顺元城到贵州宣慰司城：区域性军事重镇形成

1．驿道开辟与黔中地区战略地位显现

黔中地区地处西南的腹心地带，但由于特殊的地理条件和自然环境，在元代开通驿道以前，交通极为不便，与周边的联系较少，战略地位的重要性长期没有得到人们的重视，仅仅体现为西南地区的地理中心。元朝统一以后，在西南地区建立了四川行省、湖广行省、云南行省，黔中地区正处于三个行省的边际结合部以及中央王朝与边疆少数民族政权的缓冲地带。为加强对全国各地的有效统治，元朝大兴“站赤”，其中在四川、湖广、云南设站达数百处，“站赤”之间通过驿道连接，彼此之间的联系和往来逐步加强，三省边地的地缘劣势由此演变为多条驿道干线的交接地，地理区位优势和地缘政治的重要性日益突出，黔中地区逐步由三省的边际发展演变为新的区域性地缘政治中心。

元代设置站赤，修建驿道，目的是强化封建中央集权政治，加强中央对地方的有效控制。站赤的主要功能是“通达边情，布宣号令”，遇军务之急，“则又以金字圆符为信，银字者次之；内则掌之天府，外则国人之为长官者主之”。站赤之间修建驿道相连，驻守站赤和驿道的官员，“皆总之于通政院及中书兵部”，站户阙乏逃亡，则又以时签补，以确保“朝令夕至，声闻毕达”，使“四方往来之使，止则有馆舍，顿则有供帐，饥渴则有饮食”。通过设立在全国各地的站赤和驿道，确保统治者对全国各地进行有效统治以及国家政令的有效执行，同时也可有利于官员调动、行军作战、运送物资等任务。平时运送国计民生所需的各种物品及御用诸物，朝觐时转运各地贡品，战时则运输军械、粮秣和各种战略物资。由此可见，元代站赤及驿道的修建，对贵州开发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加速了黔中地区形成为新的交通中枢的发展进程。

元代经过黔中地区的驿道干线主要有五条，即湘黔驿道、滇黔驿道、川黔驿道、川滇黔驿道和黔桂驿道，除川滇黔驿道过黔西北的毕节、威宁等地外，其余四条都在今贵阳交会。湘黔、滇黔两条驿道，共同组成了由湖广通往云南的主干道，横穿今贵州全境，不仅是由内地通往西南边疆的大动脉，而且是我国南方的国际大通道，从昆明往西，经大理、永昌、金齿，可达到今缅甸、老挝、泰国等东南亚国家。川黔和黔桂通过贵阳连接，纵贯贵州，是沟通四川和湖广的主干线，由重庆西北可达成都，沿江上下可达武昌、宜宾，与广西的驿道相连后可经南宁到达越南等地。

站赤和驿道的修建对贵阳城的形成发展影响较大，元代驿道途经贵州并在黔中交聚，通过驿道，将黔中地区与武昌、成都、昆明等地相连，使黔中地区从诸省边际的偏僻之地逐渐演变为西南地区的交通中心和军事要地，为顺元城的创建和发展奠定了基础。明代洪武年间，彝族首领奢香开设“龙场九驿”。龙场九驿是一条由黔中龙场通往黔西北毕节的驿道，起于龙场，途经陆广、谷里、水西、奢香、金鸡、阁鸦、归化，到达毕节。龙场九驿的开设，沟通了川滇黔驿道，并与湘黔、滇黔、川黔和黔桂四条驿道在今贵阳衔接，把贵州境内的五大驿道连接为一个庞大的交通网络，形成了贵州驿道交通的基本骨架，从而进一步凸显了黔中地区在西南驿道网络中的重要地位，助推了贵阳城的兴起和发展。

2．顺元城的修建及都元帅府的设置

元朝为加强边疆地区的统治，在西南地区先后设立了四川、云南、湖广三个行省，地处三省交接地的黔中地区，因驿道的修建而成为战略要地，为加强对黔中地区的控制，元朝廷派遣大将率领军队招附今湖南、广西、贵州的大片土地，同时驻扎军队，广泛设置宣慰司、安抚司，宣慰使、安抚使之职，其中有的由地方土酋大姓担任，有的由元军将领担任。

在八番地区，至元十六年（1279），潭州行省派遣两淮招讨司经历刘继昌招降西南诸番，八番土酋相继归降，元廷以原八番之地设九安抚司和三长官司，以其酋龙方零等为安抚使，并怀远大将军、虎符，仍以兵三千戌之。是年，宣慰使塔海以西南八番、罗氏等国已归附者，具以来上，洞寨千六百二十有六，户凡十万一千一百六十有八。西南五番千一百八十六寨，户八万九千四百。西南番三百一十五寨，大龙番三百六十寨。至元二十一年（1284），八番酋龙昌宁、龙延万等入朝，置八番宣慰司，招抚西南诸番。至元二十八年（1291），元朝廷招降八番罗甸诸蛮，割八番洞蛮，自四川行省隶湖广行省。

在亦溪不薛，至元十七年（1280）9月，命湖南行省讨亦溪不薛，亦溪不薛酋遣从子入朝，帝曰：“亦溪不薛不禀命，辄以官授其从子，无人臣礼，侯其酋出，乃罢兵。”至元十九年（1282），亦溪不薛降元。至元二十年（1283）, “亦溪不薛军民千户宋添富及顺元路军民总管阿里等降，立亦溪不薛总管府，以阿里为总管”。不久后改设亦溪不薛宣慰司。

在罗氏鬼国，元至元十七年（1280），阿里海牙带领元军分三道进攻罗氏鬼国，罗氏鬼国归降后，以其地置顺元路宣抚司，以鬼主阿察为宣抚使。至元十九年（1282），元廷设置顺元宣慰司都元帅府，以速哥为宣慰使，也速答尔为都元帅，留军镇守，命药刺海总领之，目的在于防御亦溪不薛。至元二十年（1283），元廷于九溪十八洞设置管番民总管府，并置贵州等处长官司，隶顺元路宣慰司节制。

至元二十九年（1292），元廷合并八番、顺元二宣慰司及八番顺元等处都元帅府，改设八番顺元等处宣慰司都元帅府。因军事需要而修建城廓，取名顺元城，既是地方行政机关，又是军事指挥机关，有归顺元朝统治之意，此为贵阳建城之始。亦溪不薛宣慰司受其节制，八番宣慰司并入其中，九安抚司以及三蛮夷司皆隶于都元帅府。八蕃顺元等处宣慰司都元帅府治所设于顺元城，隶湖广省，直接管辖1府、10安抚司等。

顺元城坐落于贯城河与南明河入口处，初为土城。元八番顺元宣慰司副宣慰范汇《八番顺元宣慰司题名碑记》记载：“八番顺元，相传为夜郎、牂牁之表，殆古鬼方之境欤？蛮僚种落杂处，叛服不常，我大军徇其地，更贵州为顺元，屯驻城中。”明郭子章《黔记》载：“国初建贵州省城，率因元旧城址狭隘，城垣卑薄。”说明明代的贵州省城是以元代的顺元城为基础进一步修建发展而成。明人白圭《钟鼓楼记》记载：“钟鼓楼未建前，都知监太监深水郑公作镇于兹，历十五年，是为成化癸已，公于暇日访求故老，知其故址于城之北隅正街，盖自前元尝为顺元都元帅府所建城楼，国初展其城于今北门，而陵彝其废址，世远人亡，无以考其沿革。”（弘治）《贵州图经新志》载：“谯楼，在治城内宣化坊北，即元故城北门之址，本朝拓城而北，楼废。”谯楼为元代顺元都元帅府所建的土城之楼，是顺元城北门地址之所在。综合已有资料记载，可以窥见元代顺元城的概况，即东至今老东门，南临南明河，西至今大西门，北至谯楼。元代修建的顺元城，面积狭窄，人口不多。元末明初，顺元城废。

3．贵州卫城和贵州宣慰司城

明朝建立后，随着军事和政治发展的需要，重新修建城垣成为必需。洪武五年（1372），顾成开始修建新城，历时十年，洪武十五年（1382），马烨完成修城工程，改土城为石城，极大地拓展了城垣的面积。明（弘治）《贵州图经新志》记载：“司城围九里，周建五门，东曰武胜，南日朝京，西曰圣泉，北曰柔远，次南曰德化，皆镇远侯顾成、指挥马烨因前元故城而拓建者也。”明代新修后的城垣，为贵州卫和贵州宣慰司的共同治所。当时的城垣周围约九里，凡一千三百零九丈。城垣高两丈两尺，基宽两丈，设有垛口两千两百四十三个，建有六座城楼和五座小月楼，城垣四周建有五个城门，东部为武胜门，南部为朝京门，西部为圣泉门，北部为柔远门，次南方向有德化门。此外，在城垣北部贯城河的入口处设有北门水关，在城垣南部贯城河与南明河的入口处修建南门水关。城市结构更加完善，城市功能进一步增强。

在顺元城废址新修的城垣，是贵州卫、贵州都指挥司、贵州前卫和贵州宣慰司的共同治所。贵州卫、贵州前卫和贵州都指挥司分别治于城南，贵州宣慰司治于城北。明朝建立后，自京师及于全国各地遍设卫所，卫所有自己的管理区域，与所在府、州、县严格分开，官兵均编入“军户”，父子相承，不得脱籍，战时执行各项军事职役，平时主要是就地屯垦。明代在今贵阳地区设置的卫所主要有贵州卫、贵州前卫、威清卫、平坝卫、龙里卫、新添卫等，后又以水西土司所献“水外六目”地设镇西、敷勇两卫。洪武四年（1371）贵州卫设置，洪武十五年（1382），贵州都指挥司设立，洪武二十四年（1391）增设贵州前卫。贵州卫和贵州前卫的主要任务是控制途经黔中地区的各条驿道的安全，贵州卫驻防城南及城西南沿南明河一线，守卫朝京门和德化门；贵州前卫驻防城西、城北一线，守卫圣泉门和柔远门；贵州都指挥司居中指挥，统管各地卫所事宜，为区域性的地方军事指挥中枢。

洪武五年（1372），改元朝所置程番等6个安抚司为长官司，并增设木瓜长官司，置贵竹、中曹等8个长官司，八番宣慰司及新添、卢番、洪番、小程番4安抚司归降明廷。为加强对黔中地区的控制，明廷合并水西、水东两大土司为贵州宣慰司，设贵州宣慰司司署与贵州卫同城，称为“贵州宣慰司城”。“故元贵州宣慰使郑彦文及土官宣慰使霭翠、叔禹党、宣慰宋蒙古歹并男思忠等来朝，贡马及方物。诏赐文绮袭衣各有差，彦文等皆仍旧职，宋蒙古歹、霭翠并世袭贵州宣慰使如故。”洪武六年（1373），诏贵州宣慰使霭翠位居各宣慰之上，住贵阳城中。明洪武十七年（1384），明廷召见代袭贵州宣慰使奢香，奢香回贵阳后修筑驿道，开龙场九驿，促进了黔中地区与外界的往来联系，推进了地方经济社会的发展。明正统年间，“洪边十二马头”激起民变，宋氏势力逐渐衰弱，崇祯年间，将水东宋氏土司改流，以其地置开州。

三、贵州省城到省府同城：军事政治中心的融合

1．贵州行省的建立和都布按三司同城

中国行省制度正式施行于元朝，元代为加强对西南边疆地区的统治，在西南地区相继设置了四川行省、云南行省和湖广行省，并通过站赤和驿道对所经区域进行控制。明朝建立以后，为进一步加强中央集权，明初承袭元制，在中央设立中书省，管理全国行政事务。在地方，洪武九年（1376），明太祖朱元璋废除了行中书省，设立布政司分管地方行政、都指挥司分管地方军政和按察司分管地方监察，合称“三司”。三司分别隶属于中央有关部门，地方权力因此集中到了中央。洪武十三年（1380），朱元璋诛杀宰相胡惟庸，借此裁撤中书省，废除了丞相，全国政务由六部分理，六部直接对皇帝负责，秦以来一直实行的宰相制度从此废除。通过系列举措，进一步规范和完善了行省制度，并在西南增设了贵州行省。

贵州建省以前，贵州地域处于诸省的边际之地。元代开辟驿道，贵州的战略地位引起了人们的关注。明洪武十四年（1381），明廷任傅友德为征南将军，蓝玉为左副将军，沐英为右副将军，率步骑30万出征云南。傅友德亲率大军由辰州、沅州趋贵州，经镇远、偏桥、普定、普安而入云南。为“开一线以通云南”，明朝统治者意识到稳定贵州局势的重要性，没有贵州，虽有云南亦难守也。永乐年间，思南宣慰使田宗鼎与思州宣慰使田琛因争夺地盘而长年发生战争，朝廷屡禁不止。为加强对边疆地区的统治，保障中央王朝政令的畅通，户部尚书夏原吉献计：“琛、宗鼎分治思州、思南，皆为民害。琛不道，已正其辜，宗鼎灭伦，罪不可宥。其思州、思南三十九长官地，可更郡县，设贵州布政使司总辖之。”永乐十一年（1413），明成祖朱棣果断采取军事行动来解决二田争端，命蒋廷瓒前往召之，敕镇远侯顾成统兵5万平其纷争，并进而废除了思州宣慰司和思南宣慰司，设八府四州，改派流官统治。不久，设贵州布政司，以蒋廷瓒为布政使，贵州作为省级行政区划自此开始。贵州布政司司署与贵州宣慰司同城，贵州宣慰司城由此升格为贵州省城。

贵阳作为贵州省会城市地位的形成，进一步加强了贵阳城军事政治功能的辐射力。自明初以来，贵州卫、贵州前卫、贵州宣慰司的驻地都设置在贵阳城，洪武十五年（1382），贵州都指挥司设立，永乐十一年（1413），贵州布政司设立，永乐十二年（1414），贵州提刑按察司设立。“三司”分掌地方军政、民政、刑狱，司署仍然设在贵阳城，其本身就是贵阳城市功能加强的体现。都指挥司为明代地方军事指挥机关，统率其所辖卫所，掌一方之军政，而听于兵部。布政司为省级行政机关，主管民政，秉承和宣布贯彻朝廷政令，掌管民众各项事务，统领省内各府、州、县及大小土司。提刑按察使司掌一省刑名按劾之事，兼具司法和监察职能。贵州都、布、按三司同城，所属机构也设立其中，附近更有重兵屯驻，“一时衙署纷呈，冠盖相望，军民辐辏，商旅往来，人文荟萃，街巷纵横交错，已远非过去情况可比”，省会城市地位的确立，以及“三司”治所的确定，强化了贵阳城的军事政治中心功能，促进了贵阳城从黔中地域的军事政治中心向贵州全省的军事、政治和文化中心城市的转型演变。

2．程番府移驻省城与省府同城

“府”为中国古代地方一级行政区划。程番是宋元时期黔中地区的“八番”之一，元代设有程番等九安抚司，受八番顺元等处宣慰司都元帅府节制。明朝初年，程番等安抚使归附，朝廷改置为长官司，隶属于贵州卫。正统三年（1438），将程番、小程番、大龙番、小龙番、卧龙番、金石番、罗番、方番、洪番、韦番、卢番、上马桥、卢山等13长官司划归贵州宣慰司。成化十二年（1476），划13长官司及金竹安抚司与木瓜、麻响、大华3长官司地置程番府，设治于小程番，隶于贵州布政司。程番府设置后，负责统领所属州、县，大事秉呈布政使司、按察使及抚按各官。嘉靖四十五年（1566），增设程番府通判1员驻省城，专管支放军粮，从而加强了程番府与贵州省城之间的联系。

明隆庆二年（1568），贵州抚按官杜拯、王时举言：“各省会城，府、县并置，而贵州独网，军民讼谍、徭役诸事皆委之三司首领、两卫指挥及宣慰司官，类多不谙政体，宜移程番府入省城。其贵竹长官司所辖皆流寓子孙，与夷民不同，平伐司长官庭希印诛削已久，尚无所属，改为二县，附之程番为便。”穆宗皇帝采纳了建议，移程番府入贵州省城，与贵州宣慰司同治，省城同时成为府城，次年改程番府为贵阳府，清代沿袭此名称未改变，直至民国建立，从此，贵阳之名沿用至今。

省府同城地位的形成，进一步推动了贵阳城市的发展。除加强了城内军民讼谍、徭役诸事等的管理外，还主要体现在加强了城市及其周边地区的联系，提升了贵阳城市的辐射能力和聚集能力。程番府移入省城后，万历十四年（1586），根据形势发展需要，以原来程番府地设定番州，以贵竹长官司地置新贵县。万历二十九年（1601），升贵阳府为贵阳军民府。万历三十六年（1608），以大平伐、小平伐、把平等司地置贵定县。万历四十年（1612），革除金竹安抚司，以其地置广顺州。后来又将原属贵州宣慰司在贵阳的属地改为贵阳府亲辖地。通过行政区划的不断调整，贵阳府经济实力有了一定的发展。贵阳军民府和贵州宣慰司经济的发展，进一步强化了贵阳城与周边地区的联系。

3．安邦彦围城以及贵阳外城的修建

安邦彦是水西土司贵州宣慰使安位的叔父，任水西宣慰同知。明末万历、天启、崇祯间，四川永宁宣抚使奢崇明叛乱，攻占重庆、遵义。当时，安位年幼，水西土司的统治实权几乎由安邦彦一人独揽。安邦彦企图凭借鸭池河天堑，依托水西大本营，夺取贵阳，割据称雄，独霸一方，就诱挟宣慰使安位响应奢崇明叛乱。明朝天启二年（1622），安邦彦挟持安位兴兵反明，自称罗甸王。当地四十八支地方武装以及其他部分土司头目也群起响应，安邦彦旋即率领大军攻占毕节，进而攻占安顺、平坝，派遣部将王伦挥师瓮安，偷袭偏桥，并招纳红边土司头目宋万化，攻克了龙里。安邦彦则亲率水西大军数万人，直接向贵阳进发。贵阳以西的千里之地，全部属于安邦彦的统治地区。

安邦彦叛乱长达八年之久，曾经多次向贵阳城进军，最长一次是以10万之众围攻贵阳城达300余日，严重威胁到了贵阳城的安全。天启二年（1622）二月初，贵阳城就被安邦彦的叛军围困，时间长达十个月之久。城中粮食吃光了，将士饿得无力作战，贵阳城十分危急。十一月，新任贵州巡抚王三善从湖南沅州率兵进驻平越，为了尽快解除贵阳之危，王三善派遣裨将商士杰率兵数千人，分别控制了新添和威清卫，然后分兵三路向贵阳进发。王三善亲自率领大军由中路挺进贵阳，十二月初一到新添，初六抵达贵阳次南门外，并在泽溪大败水西军，安邦彦带兵向六广撤退，长达十个月之久的贵阳城之危得以解除。

安邦彦多次率军围攻贵阳，使贵阳城的重新修建再次提上日程。明万历年间，鉴于贵阳城北门外移民的增多，以及商业贸易往来的发展，贵州巡抚郭子章奏请仿效广州、扬州之例，在北门外修建外城，此奏未获得批准。天启六年（1626），安邦彦过鸭池河进攻贵阳，为进一步增强贵阳城的防御能力，总督张鹤鸣、巡抚王瑊于北门外扩修新城，设威清、六广、洪边、小东四门，增砌外城六百余丈。这次修建实际上是在贵阳原城区北门外另建一座新城，将城区扩大到威清门、六广门、洪边门和新东门。新旧两城之间以北门相通，并在贯城河上修建北门桥，共有城门九座，即老东门、大南门、次南门、大西门、北门、威清门、六广门、洪边门和新东门。外城修建以后，贵阳城南北长，东西短，似为一个不规则的椭圆形，城市面积扩大了一倍，城内外逐步形成了多个较大的商业市场，城市经济有了些许发展。

4．清代贵阳城的修葺与结构

清顺治十五年（1658），顺治帝决定大举进攻西南地区以云贵为根据地的南明永历政权，命贝子罗托为宁南大将军、都统赵布泰为征南大将军，与洪承畴、吴三桂配合，分三路联合进攻贵州。中路托罗由湘入黔，北路吴三桂由川入黔，南路赵布泰由桂入黔。顺治十六年（1659），清军进入贵阳城，水西宣慰使安坤降清，清廷任命赵廷臣为云贵总督、卞三元为贵州巡抚。不到半年，清军占领了贵州全境。

清军占领贵阳后，于清顺治十六年（1659）设立了贵州巡抚驻贵阳军民府。康熙五年（1666），移云贵总督驻贵阳。康熙二十六年（1687），以贵州卫、贵州前卫地置贵筑县，与新贵县同城，改贵阳军民府为贵阳府。贵阳城作为贵州省会，官署众多，有贵州巡抚署、提督学政署、布政使司署、提刑按察使司署、清军粮储兵备道署、贵阳知府署、贵筑县署、抚标中军署、左营守备署、右营游击署、守备署、贵阳营等20余个官署。巡抚署设在大抚坊街连升台侧。提督学政署在近大南门的正街上，侧为大公馆，门前有牌坊。布政使司署在抚牌坊对面的贡院旁。提刑按察司署在花牌坊，原为贵州前卫驻地。清军粮储兵备道署在茴香坡，附近有常平仓。贵阳知府署在今市府路。贵筑县衙门设在都司路，原为贵州都司旧址。左营驻城西、右营驻城东，贵阳营驻都司路侧。随着众多官署的建立，贵阳城市政治功能进一步强化。

从清初到清末，贵阳城进行了多次修葺。清顺治十六年（1659），云贵总督赵廷臣、贵州巡抚卞三元修复外城，将城垣增高三尺。康熙十一年（1672），总督甘文焜修复被孙可望所毁的外城。乾隆六年（1741），总督张广泗改建外城为石城，贵阳城垣基本完善。贵阳城内城的城垣长1334丈，设有城门5座、水关2座、炮台5座、垛口1325个，并于城门外建有5座月城。外城城垣长750丈，设有城门4座、水关2座、垛口772个，有月城1座。之后，乾隆五十三年（1788），嘉庆九年（1804）和十九年（1814）、二十年（1815），道光元年（1821）、二年（1822）、三年（1823）、十一年（1831）、二十年（1840），光绪初年都进行了不同程度的修葺，但主要是增高城垣、修补城门、加固墙体等，城区面积基本没有变化。

清代贵阳城的修建进一步凸显了城市的传统政治军事功能，在明代原有5个城门基础上增加了4个新的城门，形成“九门四阁”基本框架。即改明代武胜门为昭文门，俗称老东门；改朝京门为迎恩门，俗称大南门；改圣泉门为振武门，俗称大西门；改德化门为广济门，俗称次南门；改柔远门为布德门，俗称北门。外城的北门改称六广门；东北面城门改称洪边门；外城东门称小东门或新东门；西门改称威清门。“四阁”指文昌阁，在东门月城内，地处文昌街；玉皇阁，在城里有两座，一座在现今新华路，另一座在城基巷；灵官阁，在普陀路侧建国巷，祀王善，俗称王灵官；皇经阁，地处现在省府路地带。

清代贵阳城市结构主要分为内、外两城，东门、南门、次南门、西门、北门之间为内城，北门、威清门、六广门、红边门、新东门之间为外城，全城街共一百二十三条。其中，内城街道八十条、外城街道三十四条、近城街道九条。内城因系明代所建旧城，衙署集中，人口稠密，街道形成较早而且密集。外城为明末清初兴建，街道较少，小巷较多。近城街道多是沿出城的道路修建，显示出街道越出城垣向外发展的趋势。内城和外城各分为八保，主要街道均在内城四保和外城四保。内城四保所辖街区是贵阳城的精华之区，以大十字为中心，由大十字通向东门、南门、西门、北门的数条大街构成内城的经纬，城南大街和城北大街构成为南北走向的经线，东街和西街构成为东西走向的纬线。外城四保的中心在十字口，即今黔灵东路、黔灵西路与中华北路的交叉口，以十字口为中心通向北门、威清门、六广门、新东门的大街构成为外城的经纬，将外城分为四片，十字口以南为广东街，以北为南京街，以东为鲜鱼巷，以西为普定街。近城街道指城外靠近城市的街道，其中，南门外有三条，次南门外有两条，西门、威清门、六广门、洪边门外各一条。

四、废府置县后的城市发展：城市政治体制的演变

1．民初废除贵阳府设置贵阳县

清末民初，贵阳府辖有四县三州一厅，即贵筑县、贵定县、龙里县、修文县、开州、定番州、广顺州及长寨厅。其中，贵筑县与贵阳府同治。贵筑县辖有17里。辛亥革命后，贵州政治局势变化无常，贵阳县的行政区划变动很大，辖地也不断进行调整。1912年，将贵筑县辖地并入贵阳府亲辖地。1913年确定贵阳为贵州省省会。1914年1月，废除贵阳府，设置贵阳县，隶属于黔中道。1920年，裁撤黔中道，贵阳县直接隶属于省管辖，直至1941年7月1日，贵阳市制正式成立，贵阳县撤销。

废府设县是民国初年贵阳城市政治体制变革的标志性事件。贵阳县设置后，贵阳城既是县治所在地，也是贵州省会所在地。贵阳县的行政机关是县政府，行政长官最初称县知事，后来改称县长。在县知事之下，设有2个科，第一科管理民政，第二科管理财务；另外设有劝学所和征收局，劝学所为教育劝导机构，征收局征收赋税。1915年设立地方经费局，负责岁入岁出管理，征收局则负责代征收入款项。1926年，劝学所改组为教育局，由劝导机构改变为教育管理机构。1929年，地方经费局改组为财务局，1930年改组为财政局。1931年，根据南京政府内政部公布的《县组织法》，贵阳县政府机构设置进行了调整，设县长、秘书、第一科、第二科、教育局、财政局、建设局、公安局。

贵阳县建置后，在基层行政区划上废除了清代的里甲制，改设为区乡。城区及附郭地直接隶属于省会警察厅，分为四区，即东、南、西、北四个区。北区为外城，驻北书院。内城大街以东为东区，驻三道坎。内城大街以西为西区，驻都司桥。南门及次南门外为南区，驻武侯祠街。城外郊区分为9区，即中区、东一区、东二区、南一区、南二区、西一区、西二区、北一区、北二区。行政管理职能大体是：贵阳县管理城外郊区，城内各项事务由省会警察厅（后改为省会警察局）直接管理。1930年3月，按照《区自治施行法》规定，贵阳县外的九个区改称为一区、二区、三区、四区、五区、六区、七区、八区、九区，其中第一区区公所驻县政府，辖花阁老镇、永乐镇及麦兆、朝阳、太慈、黄泥等39个乡。

2．民国前期贵阳城市的发展演变

民国初期贵阳城市内部空间结构基本保持清代的格局，城内除大十字、小十字及南北大街属于闹市区域外，其余基本上保持着古老幽静的街巷。1926年，周西成主持黔政，对贵阳市政道路工程进行了一定的规划安排。他将从美国购买的汽车引进到贵阳，为便于使用，开始修筑省会环城马路，并计划以贵阳为中心，修筑四条公路干线，以通四川、湖南、云南和广西各省。城外多条公路的修建，加强了贵阳城市与外地的联系，城内环城马路的规划实施，改变了贵阳城市的内部空间结构。随着公路的逐次修建使用，传统的驿道功能渐渐地被新式公路交通所取代，贵阳城市也就从传统的驿道交通中心转型演变为新式的公路交通运输中心。

辛亥革命以后，“实业救国”成为时代潮流和时髦口号，部分有识之士和黔籍留学日本及欧美的知识分子，通过各种途径呼吁以振兴实业发展贵州。针对“吾黔僻处山陬，见闻不开，比较缺乏，以是各项工作率皆苦窳，且一得自封，株守旧式，若任其自为经营，则颓败伊于胡底”的封闭保守状况，1912年5月，贵州制定了《贵州实业司议案》，拟请提倡发展贵州工业，通过工业发展增加财政收入。为解决工业发展对技术人才的需求，贵州还采取系列措施进行培训，1913年3月，《贵州实业司通告》指出：“照得立国之本，民生为亟。欲裕民生，非男女各有职业，断难达此目的。除由劝工局专受男子工业外，兹特设女工讲习所，暂分顾绣、纺织二科，由湘聘定专门教习分科教授。”在此背景下，贵州创办了一批工业，其中贵阳的工业主要有：兴业织布厂、模范剿丝厂、贵阳浚利织麻工厂、省立模范工业场、贵阳制革公司、惠川火柴公司、贵阳文通书局、永丰造纸厂等，涉及纺织业、制革业、火柴业、印刷业、造纸业、化学工业、机器制面业、陶瓷业等几大类。这一时期建立的工厂，规模不大，生产方式多数仍然保持为手工生产，属于手工作坊性质，虽然离近代工业要求有较大差距，但系列工厂的创办，不失为贵阳城市经济的新要素，不仅促进了贵阳城市经济的发展，壮大了贵阳城市经济的总量，而且推进了贵阳城市经济结构的演变。

民国前期贵阳辖地人口数量的变化，各种资料统计数据不尽相符，最近出版的《贵阳通史》在综合《贵州政报》（1921年）、《贵阳乡土地理》（1931年）、《贵阳市政统计年鉴》《贵州省统计年鉴》（胜利纪念特辑）和《贵州财经资料汇编》等资料数据的基础上，统计了民国时期贵阳城市人口的变迁情况。根据统计，1911年，贵阳府所辖地域人口81242人，其中城市人口69702人。1919年，贵州省会警察厅所辖的贵阳城内东、南、西、北4个区，合计人口99922人，其中男54072人，女45850人。1932年，贵阳城内人口总户数为15702户，84676人。1935年，总户数为20194户，107289人。1936年，总户数为22149户，120706人。该统计数据尽管也需要进一步分析，但是在总体上反映了民国时期贵阳城市人口的基本状况。

随着城市经济的发展和城市人口的增加，贵阳城市文化也迅速发展起来，具有代表性的是贵阳文通书局的创办及其成功运行。文通书局筹办于清末光绪年间，1911年正式开局营业，由贵州盐商华之鸿独资经营，拥有从日本进口的当时最为先进的铅印、石印全套机器设备，引进有影印、彩印技术，铜模有中文、日文、英文等，是一个集出版、印刷、发行为一体的全国知名书局，可以印刷图书、报纸、刊物、地图、商标、广告、名片、票证、信笺及挂图等，一次可以印出大量图书，从切纸、排版到印刷、出书都采用当时的新技术。文通书局存在50多年，它的出现是贵阳近代文化发展的重要标志，对贵阳城市文化发展有深远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