绪论

一、选题缘由

战争因素影响着城市的发展，一方面，城市或其周边地区一旦成为战争争夺的目标，城市便常常遭受到巨大打击甚至有可能被战争毁灭；另一方面，因服务战争的需要，部分城市借助外力推动在一定时期内可能得到较为快速的建设和发展。抗日战争是20世纪前半期中国城市现代化发展进程中的重要关节点，是推动贵阳城市早期现代化转型发展的重要事件。抗战时期，在我国东中部城市因日军的侵占而走向衰退的同时，西部出现了许多新兴城市，传统内陆中心城市快速发展，城市早期现代化转型快速推进，中国城市布局的传统结构正在改变。贵阳作为典型的高原山地传统封闭的内陆区域性中心城市，长期处于“欠发达、欠开发”状态，城市内生增长动力严重不足，早期现代化起步晚，起点低，但是在战争危机刺激回应影响下，在战时西南大后方区域性中心城市的快速发展中，贵阳城市的发展极具有典型性、独特性和非常态性。分析抗日战争对贵阳城市发展的影响，剖析战时贵阳城市的发展状况和整体水平，探讨城市发展的动力、总体趋势、阶段性特征、发展模式，以及存在的主要不足，从城市早期现代化进程的历史轨迹中总结经验启示，对于研究贵阳城市自身发展、城市腹地与乡村关系、战时中央与地方互动、西南大后方区域城市发展等，都具有极为重要的价值和意义。

1．贵阳城市发展在西南区域城市发展中的特殊性

在西南区域性中心城市的发展中，贵阳城市的兴起和发展具有鲜明的地域性特征和特殊的历史发展轨迹。重庆凭借长江航运的便利，较早形成了长江上游的典型城市，自清末开埠通商以后，城市早期现代化进程快速推进，抗战时期，作为国民政府的陪都，城市结构和功能发生了巨大的演变，一跃而发展成为全国的政治中心、经济中心和文化中心；成都城市历史悠久，开发较早，凭借成都平原的富庶，自古即为川西最大的城市，是区域性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中心，城市发展对周边区域具有较强的辐射能力和集聚能力；昆明城市具有地处边疆的地理区位优势和滇池的有利条件，成为连接东南亚、南亚国家的重要交通枢纽。与重庆、成都、昆明等城市相比较，贵阳自元初创建顺元城起算，仅仅有数百年发展历史，城市形成较晚，起点较低，发展步伐较慢。在贵阳城市发展的传统历程中，军事因素和外力植入始终是推进城市发展的重要动力。元代顺元城建立到明代省会城市地位确立，主要是基于黔中地区地理区位的优势、驿道交通的便利和军事政治统治的需要。顺元城的建立既缺乏河道航运的便利，也缺乏滇池和成都平原的富庶，是一个典型的高原山地中的军事城堡，作为中央政权的象征，顺元城自建立之初就与周边少数民族乡村缺乏紧密联系。明初贵州行省建立后，贵阳成为贵州的省会城市，同样是基于贵阳城市战略地位的考虑，并非城市政治和经济发展的必然选择。作为区域性的军事、政治中心，贵阳长期处于过路驿站地位，通道特征明显，城市发展的内生动力严重不足，城市经济发展和城市人口集聚长期不具备带动贵州全省经济发展的实力，区域辐射范围有限，经济带动能力极弱，没有形成以贵阳为中心辐射贵州全省的区域性市场格局。抗战时期，贵阳城市战略地位极大提升，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不内不边”的地理区位困境演变为抗战建设的“民族复兴基础”，战时城市工业和城市经济的发展，使贵阳城市的区域性经济辐射能力增强，城市早期现代化加速推进。鉴于贵阳城市发展与周边城市发展的特殊性，研究西南区域城市的发展，离不开贵阳城市发展的个案研究。当前，我国区域城市史研究已经取得了长足的发展，特别是随着长江下游城市、长江沿岸城市、东南沿海城市、华北城市、西北城市、东北城市等区域城市史研究的展开和深入发展，在部分领域已经取得了比较有影响的研究成果。在西南区域城市史的研究中，重庆、成都、昆明等单体城市史研究已经取得了显著成就，区域城市群研究也逐步纳入了人们的视野，正在引起越来越多学者的重视。因此，贵阳单体城市的深入研究，必然为西南区域城市研究奠定基础并提供必要补充，有利于推进西南区域城市史研究的发展。通过深入研究并展示抗战时期贵阳城市发展状况，有助于更加全面地认识这一时期中国西南地区的城市发展和城市布局，有助于更加深刻地认识贵阳城市自身的发展规律和近代中国城市发展的区域性特征。

2．抗日战争是推动贵阳城市转型发展的重要节点

抗日战争既是贵阳城市发展的背景，也是促进贵阳城市发展的重要元素，西南大后方战略地位的确立，以及服务抗战建设的需要，中断了贵阳城市发展的正常轨迹，加速推进了贵阳城市的早期现代化进程。抗日战争时期，贵州具有双重战略地位，既是西南大后方的重要组成，又一度遭受日军的侵犯。国民政府迁都重庆以后，贵州的战略地位空前提高，不仅成为全国抗战的大后方，还被国民政府纳入了“以川、黔、陕三省为核心”的国防中心区体系建设，成为全国抗战的“民族复兴的一个基础”日军侵犯贵州黔南以后，贵州又一度成为抗击日军入侵的前线。抗战使贵阳城市在发挥巨大作用的同时，本身也赢得了难得的发展机遇，抗战时期担任贵州省政府主席的吴鼎昌曾经指出：“这次中日开战，贵州却得天独厚，抗战的时候反而开始建设起来。以前，直到抗战开始止，外省同胞都忙于外省建设，很少注意到贵州。甚至贵州人也多在外省做事，不回本省。我们虽不能说贵州在抗战前无建设，但是可以说很少建设。自抗战起，上自中央下至地方都以为非把贵州建设起来不可。全国人士注意到贵州建设不过是两年来的事，所以本人说抗战开始在贵州是建设开始。抗战时期是贵州建设的唯一机会，我们不要轻轻把它放过。由于广大群众的积极参与和社会各界的共同努力，贵州在抗日战争时期得到了迅速发展，其中，贵阳的发展尤其显著。贵阳作为陪都重庆的南部屏障，其城市的发展是战时贵州发展的一个缩影，一些工厂、学校和银行内迁贵州，许多人因为抗战来到贵州，在外力推动下，城市内生发展动力逐步增强，城市早期现代化步伐加速推进。战时经济的繁荣发展促进了贵阳城市的繁荣发展，贵阳城市政治、经济、市政建设、文化、社会管理等方面出现了早期现代化发展转型的系列特征，由传统的封建军事、政治中心城市转型为近代区域性经济、政治、文化、交通中心城市。从战争与城市发展的视角研究抗战时期贵阳城市经济、政治、社会、文化，以及市政建设和城市管理等要素的变化，有利于加深对抗战时期贵州历史发展和社会变迁的了解和认识。在贵州地方历史研究中，城市史研究还未引起足够的重视，无论是贵阳单体城市研究还是贵州区域城市研究，都十分薄弱，尚未形成比较固定的研究领域，因此，研究抗战时期贵阳城市发展史，还有助于开辟贵州地方历史研究的新领域，并进而推动贵州区域城市史甚至贵州区域现代化研究的新发展。

3．抗战时期贵阳城市发展的历史反思与现实借鉴

抗战时期贵阳城市的快速发展是一种非常态下的战争危机刺激回应，外力的植入，以及地方政府和广大民众的积极回应，加速了城市经济社会的发展，促进了城市发展内生力量的增长，成为推动城市发展的重要动力。战时贵阳市制的设立、城市管理体制的演变、专家建言和市民参与、城市精神的塑造和市民意识的培育、城市经济的发展、城市结构和功能的演变等，助推着贵阳城市发展成为贵州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向人们展现了战时贵阳城市发展的新气象。反思贵阳城市发展及其早期现代化进程的经验和教训，对于贵阳城市的进一步发展，以及推动贵州现代化的实现，具有极为重要的现实意义。一是抗战时期贵阳城市的发展与转型，特别是城市早期现代化的快速推进和发展，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贵阳城市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基础。分析抗战时期贵阳城市发展的轨迹可以看出，抗战以前贵阳城市早期现代化虽然启动，但发展速度极为缓慢，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至改革开放初期，贵阳城市有了较快的发展，然而城市布局以及城市建设仍然以战时的城市结构为基础，直到21世纪初，贵阳城市发展再次迈入了跨越式发展的新阶段。当前，贵阳已经发展成为贵州经济发展的火车头，以贵阳为中心的黔中城市群建设，对贵州经济社会发展实现历史性跨越具有重要影响力。研究抗战时期贵阳城市发展的状况，以及城市早期现代化的战时特征，对于全面了解贵阳城市现代化进程的发展规律具有积极作用。二是为贵州城镇化带动战略的深入推进提供参考。城市现代化研究是一项具有极强历史透视与参照作用的研究课题，任何城市，不论规模大小和功能各异，都会对其周边区域产生一定的辐射力和影响力，将城市研究与城市发展乃至区域发展相结合，从区域现代化的视角研究城市现代化，不仅能够加深对于贵州省情的认识和了解，而且能够为现实中大力推进的城镇化和现代化提供借鉴参考。工业化和城镇化是贵州当前坚持科学发展奋力后方赶超所实施的两大战略。贵阳是贵州区域的中心城市，贵阳城市的发展对区域经济社会的发展具有一定的辐射带动能力，通过贵阳城市发展的案例分析，有助于贵州“两加一推”战略的实施。因此，总结抗战时期贵阳城市早期现代化的成功经验和主要不足，可以为当前贵州全省正在实施的城镇化带动战略提供参考。三是为人们更加全面了解抗战时期西南大后方传统中心城市的发展规律提供素材。区域城市的研究离不开单体城市的研究，单体城市的深入研究能够为区域城市乃至整体城市的研究奠定基础。抗战时期贵阳城市发展的深入研究，是对战时西南大后方区域城市史进行整体性研究的基础和补充，分析贵阳城市早期现代化的动力特征、实现程度，以及在西南区域城市发展中的特殊地位，归纳贵阳城市发展与西南地区其他省会城市发展的异同，全面叙述战时贵阳城市发展中经济、政治、文化、科技、社会管理等方面的状况，以及由此而引起的城市结构和功能的演变，从城市早期现代化的视角探讨战时贵阳城市发展概况，总结抗日战争时期贵阳城市发展的经验教训，有利于人们正确认识高原山地内陆中心城市现代化转型的基本规律，有利于人们更加全面地认识和了解战时中国西南大后方城市发展的普遍性和特殊性，为进一步认识了解战时中国城市发展和城市布局提供帮助，为当前正在实施的现代城市化和城市现代化战略提供参考和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