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论

一、研究目的和研究意义

本课题旨在揭示始自鸦片战争讫于五四新文化运动之际（1840-1919年），中国人的知识观念和知识结构的总体发展历程及其谱系变革的动态演进规律。在此基础上，分析知识演进与学术思想的变迁以及与社会文化发展之间的互动关系，从而既完成对中国近代“知识”发展历程的清晰勾勒，也对近代学术思想和社会文化的发展给出“知识”视角的解释。具体而言，课题研究的目的和意义主要包括：

第一，“中国近代”构成了一个特定的时空语境，也是中华民族历史上一个极其重要的发展阶段。迄今有关中国近代的学术史、思想史、文化史、哲学史等专门史的研究成果，堪称层出迭现，但“知识”与学术、思想、文化、哲学等范畴并非全等关系，因而完全可以构成一个独立的研究领域。亦即，揭示中国近代的“知识史”本身就是一个有意义的课题，这就像勾勒中国近代的“学术”“思想”“文化”“哲学”之“史”是有意义的一样。

第二，迄今有关“知识”的研究基本停留在纯粹理论探讨的水平上，而忽视了知识本身发生、发展和演化过程的历时性描述。本课题以特定时空下的个案为分析对象，致力于查找知识发展的基本史实及其演进轨迹，并进一步揭示知识学的一般理论、原则和方法，有助于解构和重塑单纯知识学理论研究之不逮。例如，西方现代实证主义哲学用知识学取代认识论，从而取消了有关认识主体的研究。但通过对中国近代知识演进历程的分析，可以发现认识主体对知识传播和接受的影响。认识主体赋予知识以意义，因而是知识的必要条件，传播和接受什么知识要充分考虑它与主体价值观的距离远近，只有那些远离价值观的知识才会最先获得传播与接受。总之，知识是一个与主体有关的范畴，主体的感知、价值、审美、信仰等都会参与其中，因而并不完全是理性活动和智力游戏。

第三，中国近代的“知识”虽然能够构成独立的研究领域，但知识与学术、思想等诸范畴之间的关系常常欲理还乱。因此，“知识”研究不能局限在“知识学”的学科范围内自说自话。一方面，必须充分利用学术、思想等研究成果。另一方面，知识史的研究成果也需要“突破”知识学学科框限，反哺其他学科。例如，清儒章学诚（1738-1801）提出的“六经皆史”命题，对经学史、哲学史、思想史影响甚大。但在鸦片战争之前的所谓“中国古代”，经学仍具有信念和价值意义，“经”并没有堕落为“史”。而在近代语境下，“经”则最终完成了由价值到知识的转移，不仅成为“史”，还进一步下降为“文”。

第四，中国近代“翻天覆地”的社会变化固然有物质资料、生产工具及制度内涵，但也体现为社会大众及其“脑质”（梁启超语）中知识的变迁。与属于精英层次的哲学、思想、学术等相比，知识具有社会色彩，普罗大众也可以成为知识的主体，社会大众意义上的知识变迁比精英层面上的学术或思想转移更能反映中国近代社会转型的实质。中国近代的历史发展，无不与知识大规模、成建制的社会实现有关，知识观念的革新、知识结构的转换都预示着一个崭新时代的来临。因此，中国近代社会的历史进程，既是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方式发展之“史”，也是知识观念和知识结构的演进之“史”，物质生产和知识理念共同推动着中国近代社会的前进步履。这就需要充分认识到知识在推动社会前进中的作用，从而有助于反思单纯基于物质因素视角的社会发展史研究之不足。

第五，克罗齐（Benedetto Croce,1866-1952）“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以及科林武德（Robin George Collingwood,1889-1943）“一切历史都是思想史”等命题，未必是不刊之论，但历史具有当下指向是毋庸置疑的。就此而言，史学的本质与其说是搜集史实，毋宁说是搜集“能指”（significant）。通过对近代知识观念与知识结构之历史演进的考察，能够获得许多值得珍视的借鉴。例如，在当今“知识经济”和“知识社会”语境下，知识业已成为一种重要的社会资源。但在“经济”视野下，人们更多地强调知识在经济行为和经济增长中的作用，那些具有经济价值的自然科学与技术知识遂成为人们关注的重点。知识管理学重视知识与信息的区别以及知识和信息的序化管理，最终目的也是要实现知识的经济价值。然而，当经济有效性成为知识反省的唯一维度，也意味着知识不再对培养人格、陶冶情操负责。而对近代知识演进历程的分析，有助于反思当代以效用为导向的知识学的认识不足。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

与本课题有关的研究，大致可以从以下几个角度予以分析。

（一）西方的“知识学”研究

西方学术界殊少对中国近代语境下知识观念与知识结构的研究，但有关“知识学”的研究堪称成就斐然。

1．西方哲学中的知识

大致而言，15世纪中叶之前的古代西方哲学主要关注实体本身，属于本体论的研究。15世纪中叶至19世纪40年代的近代西方哲学转志于探索不断接近实体的方法的研究，意味着古典本体论向近代认识论的转向。相应地，主体与客体的关系、思维与存在的统一等问题遂成为哲学界的主要聚焦。19世纪40年代之后，尤其是随着一代伟哲黑格尔（Georg Wilhelm Friedrich Hegel, 1770-1831）的陨落，西方哲学迈入了“现代”阶段，近代认识论问题也转化为现代知识论问题。诚然，“实证主义标志着认识论的结束，代替认识论的是知识学”。而“由于传统知识论研究主要集中在对认识活动及知识成果的发生学考察，尤其重视对知识起源的研究，因之，西方哲学界过去乃至现在通常把传统的知识论理解为‘认识论’”。

总体上，近代认识论关注认识的发生、发展以及获得过程，而现代知识论则是对前者研究结果的一种形式化考察，因而更加关注知识的定义和性质、知识成为可能的条件等内容。以孔德（Isidore Marie Auguste François Xavier Comte,1798-1857）、马赫（Ernst Mach,1838-1916）为代表的实证主义哲学则进一步把知识学当做一种科学的自我理解方法论，并用“事实”取代“认识”，用形式逻辑取代先验逻辑。知识成为只有形式必然性的逻辑规定，缺乏对知识的历史学和社会学的分析，经验、情感、信仰等内涵在知识中失去了价值。

2．西方知识社会学中的知识

西方知识社会学重视社会因素在知识生成、传播和接受中的作用，是对哲学“知识论”过分强调知识客观性的反省。“自20世纪初以来，知识社会学和科学社会学异军突起，对知识与社会的关系问题进行了更加集中、系统和深入的研究，力图从社会的各个维度和社会群体、社会结构、社会分层及其发展变迁角度，对知识进行了系统和切合实际的说明。”2001年，东方出版社出版了霍桂桓教授主编的《知识与社会译丛》，该译丛包括西方“知识与社会”著作共9种，包括英国迈克尔·马尔凯所著《科学与知识社会学》，法国B．拉图尔所著《科学在行动：怎样在社会中追随科学家和工程师》，法国B．拉图尔所著《我们从未进入现代》，法国B．拉图尔、英国史蒂夫·伍尔加所著《实验室生活：科学事实的建构过程》，英国大卫·布鲁尔所著《维特根斯坦：一种社会知识论》，等等。例如，大卫·布鲁尔所著《社会和知识意象》一书的核心观点是：“包括自然科学知识和社会科学知识在内的所有各种人类知识，都是处于一定的社会建构过程之中的信念；所有这些信念都是相对的、由社会决定的，都是处于一定的社会情境之中的人们进行协商的结果。因此，处于不同时代、不同社会群体、不同民族之中的人们，会基于不同的‘社会意象’而形成不同的信念，因而拥有不同的知识……一切知识都是相对的、由社会建构和决定的、随着社会情境的不同而有所不同的东西，就这种观点而言，它不仅像以往的相对主义观点那样强调知识的形式（概念、范畴、表达方式乃至学说体系）的相对性，还进一步通过强调一切知识都是基于社会意象的信念，而且这些社会意象和信念又由于社会情境的不同而不同，主张对知识的内容进行具有相对主义色彩的说明。”

3．其他视角的知识学研究

例如，认知心理学主要着眼于个体知识的获得问题。知识被定义为“个体通过与环境相互作用后获得的信息”并被划分为陈述性（描述性）知识、程序性（操作性）知识等类型。显然，认知心理学更为关注个体知识的来源、个体知识的产生过程以及表现形式等问题，而忽视了知识在社会意义上的生产、传播和接受。

总体上，西方的“知识学”研究主要是在哲学、社会学、心理学乃至信息科学的视野之下进行的，但对以知识概念为研究对象的知识学本身的研究，迄今尚未形成完善的理论框架，甚至对“知识”的定义也仍未取得共识。在能够发现的有关“知识”定义中，基本都是从外延而不是从内涵的角度予以认知的，即主要回答“什么是知识”，而回避了“知识是什么”。并且，知识外延的指涉大多比较宽泛，似乎什么都可以进入“知识”的领地，导致知识有等同于文化的倾向。另一方面，“知识”无疑是本课题研究中最为基本的关键词，西方有关“知识”的现有成果也是本书的思想前提和重要参考。

（二）国内与中国近代知识有关的“思想”“学术”“文化”研究

本书矢志于研究“中国近代”这一特定语境下的知识演进历程。国内学界迄今尚无对中国近代知识演进历程的系统研究，但与“知识”相关的“思想”“学术”“文化”等问题的研究成果仍有参考价值。

1．研究概况

自1902年梁启超（1873-1929）在《新民丛报》上陆续发表《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的相关篇什（该书1925年由上海图书公司发行，但仍为未完稿。2006年补充第八章《近世之学术（起明亡以迄今日）》而成完帙，并由上海世纪出版集团出版）以来，先后有1938年常乃惪《中国思想小史》、1947年侯外庐《中国思想通史》、1952年钱穆《中国思想史》、1962年杨荣国《简明中国思想史》、1979年韦政通《中国思想史》、1980年何兆武《中国思想发展史》、1980年褚析思《中国思想史话》、2001年葛兆光《中国思想史》、2002年汪荣祖《从传统中求变：晚清思想史研究》等以“思想史”为关键词的著述。但这批成果主要关注“思想”，并不是对知识本身的独立研究。并且，葛兆光《中国思想史》等著述的下限多为1911年清帝逊位而不及1912-1919年。而专志“近代”的则有张锡勤教授2004年出版的《中国近代思想文化史稿》、2011年许纪霖《现代中国思想的核心观念》等著作。其中，张锡勤教授《中国近代思想文化史稿》一书重点研究1840-1919年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究竟应当向何处去”的曲折的“寻路”历程，并将该历程概括为“大致经历了鸦片战争、太平天国、洋务运动、戊戌变法、辛亥革命、五四前的新文化运动等六个历史阶段。相应出现了六种社会思潮，即地主阶级革新思潮、太平天国农民革命思潮、洋务思潮、资产阶级维新思潮、资产阶级革命思潮、新文化运动中的激进民主主义思潮”。全书遂重点探讨这六种思潮所反映的六种不同的社会设计和选择，如何“代表了六种不同阶级、阶层、政治派别的利益、愿望，反映了几个不同时期的时代要求，同时又对时代产生了程度不同的影响”。

梁启超于1920年完成《清代学术概论》，他1923-1924年在清华大学的讲稿《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亦于1925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1998年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出版《钱四宾先生全集》，其中有钱穆（字四宾）所作同题著作《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该书与梁著各领风骚，共同奠定了清代学术史研究的基本规范。嗣后，以“学术史”为题的相关著作主要包括：1984年钱穆《现代中国学术论衡》、1996年刘梦溪主编的《中国现代学术经典》、2002年张国刚等《中国学术史》、2004年陈其泰等《中国学术通史（清代卷）》、2005年张林川《中国学术史著作提要》、2009年杨义《现代中国学术方法通论》、2010年宋洪兵《国学与近代诸子学的兴起》等。例如，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认为，“有清一代学术，可纪者不少，其卓然成一潮流，带有时代运动的色彩者，在前半期为‘考证学’，在后半期为‘今文学’，而今文学又实从考证学衍生而来。故本篇所记述，以此两潮流为主，其他则附庸耳”。台湾学者王汎森2011年出版的论文集《中国近代思想与学术的系谱》重点“探讨道光到1930年代大约一百年间思想学术变化中的几个问题”。就此而言，“学术史”与上述“思想史”一样，主要局限于社会精英阶层。

此外，1992年张锡勤教授《中国近代的文化革命》、1997年李承贵《中西文化之会通》、1997年龚书铎《中国近代文化概论》、2000年王先明《近代新学：中国传统学术文化的嬗变与重构》、2009年王介南《近代中外文化交流史》、2010年冯天瑜《中国文化近代转型管窥》等以“文化”为关键词的著述也与近代“知识”有一定的关联。例如，张锡勤教授《中国近代的文化革命》认为，“中国近代的文化革命，就是对中国的传统文化‘革故更新’的变革，它乃是一场由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发动、领导的，旨在使中国文化近代化的文化革新、文化重建运动”。全书主要分章论述了中国近代的道德革命、哲学革命、文学革命、教育改革、史界革命、圣贤革命。王先明《近代新学：中国传统学术文化的嬗变与重构》认为，“从近代中国的历史进程来看，洋务时期的‘中西之争’、戊戌时期的‘新旧之争’以及辛亥革命以来的‘新文化与旧文化之争’，分别代表了近代中国学术文化演进发展的几个特定历史阶段，虽然它们相互之间具有内容上和历史上的联系，却并非同义重复，而各有特定的内容和文化特征”。

2．概况分析

显然，上述有关中国近代的“思想”“学术”“文化”等概念多有交叉重复乃至混同的倾向。更为重要的是，“思想”“学术”“文化”等概念虽然与本课题研究的“知识”概念有关，但并不完全等同。

首先，文化差异的核心是思维方式的不同，思维方式的不同又进一步导致认知和行为上的差异。英国文化人类学家泰勒（Edward Burnett Tylor,1832-1917）对“文化”的经典定义是：“所谓文化，就其广泛的民族学的意义上来说，是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风俗及任何人作为社会成员而获得的所有能力和习惯的复合的总体。”这一定义强调文化是与人类精神有关的所有产品，文化即人化。《辞源》承绪泰勒，把文化定义为“文治与教化”,“指人类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所创造的全部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也特指社会意识形态”。显然，《辞源》也从人类学视角的学科“偏见”出发，揭示了文化作为人类的“类本质”特征。因此，“文化史”往往具有漫无边际的外延，但主要关注社会意识形态方面的连续性轨迹及其谱系变革的动态特征。

其次，知识也是人类的精神成果，但知识可视为对文化的提纯，属于文化中的高级层次，其外延要远远小于文化。《辞海》把知识定义为：“人类在实践中认识客观世界（包括人类自身）的成果。”《辞源》则定义为“人对事物的认识”。可见，知识主要是指主体通过实践而获得的对客体对象的认识。就此而言，柏拉图（Plato，约前427—前347）有关知识是“经过辨明为真的信念”的命题，仍是知识的根本规定。它突出了知识的客观性、本质性、真理性以及工具理性，从而将知识与科学知识等同了起来。它“隐含着科学对人类生活和人类文化各个部门的一种霸权意识。这就是‘接近’于本质的知识比‘远离’本质的知识拥有更多的真理；而掌握较多‘客观真理’的文化优越于较少‘客观真理’的文化；‘科学的’文化在价值上优越于‘非科学’的文化”。科学知识大致包括自然科学知识、社会科学知识和思维科学知识三大体系，并通过排除经验性知识而成为知识中的一种高级形态。

最后，学术主要是指系统化、专业化的知识，是一个外延小于知识的概念。《辞源》对学术的定义是：“系统而较专门的学问。”而学问是“指有系统的知识”。

一方面，在中国古代，学术史主要被“定位在学术宗旨和分源别派上，因而以‘目录体’或‘学案体’为其表现形式”。当然，除了“目录体”与“学案体”之外，另有学术史专篇文献。例如，“《史记·儒林列传》对儒家学术思想加以论断（主要围绕六经源起、发展、授受统绪诸方面展开）；另有从《庄子·天下》《荀子》（主要包括《非十二子》《天论》《解蔽》诸篇）《韩非子·显学》《尸子·广泽》《淮南子·要略》《吕氏春秋·不二》等到司马谈《论六家要旨》的诸子学术总结系统；《礼记》中的《学记》《儒行》《檀弓》诸篇也有对晚周学术的蜻蜓点水般的简论，这其中以对诸子学术系统的总结最为完备”。值得强调的是，尽管人文社会科学的专门史是古代学术史研究的主要对象，但中国古代的学术史是包括科技史的。例如，《史记·扁鹊仓公列传》对医学史的简评；《史记》的《日者列传》和《龟策列传》对数术学史的概述。清儒阮元（1764-1849）完成于嘉庆四年（1799）的《畴人传》则是以传记集的形式对中国历代天文历算学术史进行的描述。

另一方面，学术是系统化、专业化的知识，现代学术主要是指科学和技术。严复《政治讲义》曰：“学者，即物而穷理；术者，设事而知方。”梁启超《学与术》举例说：“例如以石投水则沉，投以木则浮，观察此事物，以证明水之有浮力，此物理学也，应用此真理以驾驶船舶，则航海术也。”然而，现代人撰写的中国古代学术史，多局限于人文社会科学方面。例如，张国刚指出：“由于科学在现代的重要地位，由于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不同的认识特点，不将科技史置于整体学术史之内考察的学术习惯，具备有利于学科发展的合理性。”因此，他的《中国学术史》“研讨范围基本上限于人文科学之内，即纳入学术史的内容实际上已不同于一定时期内‘学术’的内容”。同样，张林川《中国学术史著作提要》“从浩如烟海的古今文献典籍中选取历代学术史著作150余种”，也基本不涉及科技史的内容。

总之，学术是知识的系统化，根据知识的专业差别而可以形成科学史（或科技史）、哲学史、经学史、史学史、文学史、乃至物理学史等各个学术史分支。如围绕“人对宇宙（可能世界）、社会（生存世界）、人生（意义世界）之道的道的体贴和名字体系”展开研究而构成哲学史。同时，宏观的“学术史”又要通盘考虑各个个别的学科史，从而在总体系的意义关联上揭示学术整体之发生、发展和演化的动态趋势和规律。

总体上，文化、知识和学术三个概念的外延递减而内涵递增。

第一，文化的外延大于知识，知识可视为对文化的提纯，但文化和知识都属于社会概念。而学术的主体则“是专门从事脑力劳动的人类群体”，属于精英层次。与学术相比，知识的主体是普罗大众，一个有知识的人未必有学术，而一个有学术人的则肯定有知识。知识虽然离不开每个具体的个人的知识拥有，但主要体现为历史性和社会性的整体特征，因而知识可视为学术的世俗化和社会化。

第二，正像知识是对文化的提纯一样，学术是对知识的提纯。“学术实为知识活动的高层表现”,“在普通知识的基础上能够提炼出学术”,“知识活动的专门化使知识者的抽象水平日益提高，见解日益系统化，并通过思辨、传习和文字记载来表达或保存这种系统性的见解，这就形成早期的学术”。因此，学术史主要研究特定类型的知识变化与增长，知识史则主要研究知识在历史中的社会接受和社会普及。

第三，思想往往最先对社会变化作出反应。正如王尔敏指出：“思想流变较敏速，是跟随重大历史事件立即启悟思路，立即有直接因应之思考……但学术流变则是缓慢渐进，累积迟重，要经过长期酝酿，才能显出不同面貌……从1840年代鸦片战争与五口通商起，所见学术新貌俱要迟至1870年代以后，方能有具体事项可言。”进一步，学术以知识的形态实现社会化，则更加“缓慢渐进，累积迟重”。总之，首先因应社会变动的是思想，然后是学术。再然后，才是社会化的知识。

第四，社会文化总是提防和限制知识、学术和思想的变迁。但当经由思想、学术的变迁而实现了知识的社会革新，即意味着文化控制力的消逝，从而导致整个文化的转型。例如，冯桂芬（1809-1874）撰写于1861年、刊行于1876年的代表作《校邠庐抗议》反映了冯氏个人的学术思想，但1989年经孙家鼐（1827-1909）向光绪皇帝（1871-1908）推荐，“印刷一千部颁发给京官参考，作为当时变法的重要文件”，便可视为普及为社会化的知识。同样，郑观应（1842-1921）完成于1894年的《盛世危言》反映了郑氏个人的学术思想，1898年“礼部尚书孙家鼐、江苏布政使邓华熙（1826-1916）曾把《盛世危言》推荐给光绪帝，光绪帝命总署印刷二千部分发给大臣阅读，从此这部书海内传诵，‘都中各处求索者络绎不绝’，甚至‘场中考试常出该书所序时务为题’”，标志着郑氏学术思想以知识的形式实现了社会化。

总之，作为语境背景的社会文化和作为认识焦点的学术思想之间的博弈，存在着一个作为中间层面的“知识”。社会变迁直接导致思想的变化，思想变化的成果需要通过知识的普及才能影响社会，促进社会的合目的性发展。同样，精英化的学术和思想必须经过中间层次的“知识”的社会转化才能达到转移社会文化的目的；而社会文化对知识（流）的控制也是对学术思想（源）控制的必要环节。知识的传播和获得是在文化背景下进行的，它必须获得文化背景的许可或认同。但知识一旦完成了转型，作为背景的文化也会产生相应的变化，不能继续行进在原有的轨道上。但一般研究大多直接讨论学术思想与社会文化的关系，而忽视了作为中间环节的“知识”。

（三）国内直接以中国近代“知识”为关键词的相关研究

总体上，国内直接以中国近代“知识”为关键词的相关研究成果主要包括：

第一，对中国近代知识主体的研究。

有关近代的“知识分子”“知识阶层”等，早就进入了人们的研究视野。早在1928年夏丐尊（1886-1946）即发表了《知识阶级的运命》一文，并将“知识阶级”定义为：“是曾受相当教育、较一般俗人有学识趣味与一艺之长的人们。学校教员、牧师、画家、医师、新闻记者、公署职员、文士、工场技师，都是这类的人物。”近年来的相关著作主要有2002年张朋园《知识分子与近代中国现代化》,2008年许纪霖《近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公共交往（1895-1949）》,2010年周建超《近代中国“人的现代化思想”研究》,2011年杨小辉《近代知识阶层的转型》,2011年日本佐藤慎一著、刘岳兵译《近代中国的知识分子与文明》，等等。但总体上，这批著作中的“知识分子”“知识阶层”，普遍被认为是“近代中国思想史的转型时代”的产物。即认为，自1894年甲午战争以后，中国才出现“知识分子”或“知识阶层”。所以，张朋园《知识分子与近代中国现代化》仅以“戊戌变法至五四运动时期的知识分子为讨论范围”；杨小辉《近代知识阶层的转型》亦认为“中国知识阶层从传统到现代的转变，大体发生于清末新政至1930年代”,“从知识阶层的生产机制或资格养成机制来说，根本性的变动始于清末新政改科举、兴学堂、废科举等一系列重大举措”。因此，不仅作为知识主体的“知识分子”“知识阶层”等与本课题研究的关键词“知识”虽有关联但并不等同，而且，但凡未接受过新式学校教育的人，例如张之洞（1837-1909）、叶德辉（1864-1927）之伦，也事实上被排除在了“知识分子”或“知识阶层”的范畴之外。

第二，与知识的传播、普及有关的研究。

早在1916年陈独秀（1879-1942）于《吾人最后之觉悟》一文中即对晚明以讫甲午战争之后的西学传播进行了历时性的勾勒，1920年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第29节《晚清西洋思想之运动》也对西学东渐的简史及其特点进行概括。1934年张星烺（1889-1951）《欧化东渐史》则分析晚清西学传播的过程、特点。1936年周昌寿（1888-1950）《译刊科学书籍考略》一书重点分析明末至1936年西方科学文献在中国的翻译出版情况，该书“将这三百多年的历史分为三期，其中第二期‘咸丰迄清末’，列举了天文气象、数学、理化、博物、地理等方面书籍468种，按年代编排，颇便查考”。自此厥后，类似“文化史”“交流史”“科技史”乃至“翻译史”等著述，皆有关于西方知识输入问题的研究。例如，1984年马祖毅《中国翻译史》一书，“第五章为《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前的翻译活动》，研究了近代80年的翻译历史，对重要西书、重要译员都有介绍，范围也比较广泛，除了科学技术，也涉及文学艺术等方面，是同类作品中比较有学术性的一部”。

此外，诸如报刊发行、图书馆等媒介以及学校教学制度等，都涉及西方知识的输入问题。这些领域都已有专门史的研究成果问世。拿报刊发行史来说，早在1927年，戈公振（1890-1935）出版的《中国报学史》一书“就对来华传教士以及近代国人的办报主张有所介绍。该书并附录了近代具有重要影响的报刊思想”。2002年卓南生《中国近代报业发展史》、2011年邵志择《近代中国报刊思想的起源与转折》和2011年李滨《中国近代报刊角色观念的发展和演变》等，乃至1966年曾虚白《中国新闻史》、1978年赖光临《中国新闻传播史》等以“新闻”为主题的著作，都在一定程度上涉及西学知识的“东渐”问题。又如，近代教育史方面的成果涉及近代教育的国家规划乃至学堂“定课程”等问题，尤其教科书的编排寄托着一个社会对普通受众的基础知识期待。因此，有关近代教育史、教科书的研究，也直接关乎近代中国知识的增长、转型等问题，反映了中国普通大众的基本知识接受和拥有。正如毕苑2012年的著作《建造常识：教科书与近代中国文化转型》指出：“学校教育成为基础教育的主体。而中小学教科书是最能体现中国教育制度化的一个载体，它与思想文化接界，不仅反映教育近代化历程，也记载了近代社会文化变迁的丰富内容。”但这批著述更加重视西方各门类学术知识“东渐”的研究，基本不涉及传统知识的近代化转型。同样，2011年熊月之出版的《西学东渐与晚清社会》一书认为：“西学传播涉及传播主体（中外译员、学校教习、报刊编辑）、传播机构（译书机构、新式学校）、传播内容、传播方式、传播过程、受传对象、受众反映。”因此，该书从报刊发行、西书翻译和出版、学校教育和课程设置等方面分析近代的西学输入，堪称“西学东渐”的集成之作。但总体上，该书也不涉传统知识的近代转型问题。

第三，有关近代知识的研究趋势。

知识观念和知识结构的发展是中国近代社会历史变迁的重要内容，因而将会得到持续关注。左玉河2004年的论文《典籍分类与近代中国知识系统之演化》指出：“近代书目发展演变所反映出的实质问题是近代社会学术思想的重组与变迁。”左先生的相关成果还积淀为专著《从四部之学到七科之学：学术分科与近代中国知识系统之创建》于2004年出版。但该书重点分析“四部”图书分类体系演化为学校教育之“七科”的历程，主要强调“七科之学”是如何落实为近代教育教学科目的。2006年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所集刊》曾以“专号”形式发表以“中国近代的知识转型——1600-1949”为主题的系列论文，与“近代知识”直接相关的文章主要有许倬云《中国现代学术科目的发展》、王尔敏《晚清实学所表现的学术转型之过渡》、张寿安《打破道统·重建学统：清代学术思想史的一个新观察》。《云梦学刊》2009年举办了“中国当代学术与传统学术”论坛，具体议题涉及中国当代学术对传统学术的传承与发展、中国传统学术向现代学术转型的过程与特点、中国当代学术对传统学术研究范式的变革，等等。

综上，迄今有关中国近代“知识”的成果主要体现在与“知识”间接相关的哲学、思想、学术、文化乃至教育、出版等“史”的相关研究中，基本没有直接面向中国近代“知识”问题本身的系统研究。并且，更多地重视“西学东渐”而对传统知识的近代化转型则不甚措意。

而本课题是在严格区别知识与文化、学术、思想、科学等概念的基础上起步的。相应地，厘清这些基本概念的关系构成了本课题研究的逻辑起点。基本上，一个概念越基本，就越难以定义。知识与文化、学术、思想、科学等，都属于难以定义的基本概念，甚或有越要说清楚越说不清楚之虞。但通过比较，可以大致刻画它们之间的外延从而使各自的内涵得以突显。总体上，在知识、文化、学术、思想、科学等一组相关概念中，文化的外延最大，然后依次是知识、学术、思想、科学。

作为一种认识成果，知识乃人类总结归纳的、正确真实的，因而可以指导解决实践问题的观点、经验、程序。现有知识研究“重认识与自然之研究，重现象与实在之分，重推理与分析的方法，重真理之追求与功利性”。然而，近代中国人的知识主要是来自书本（中学旧籍和西学新书）的间接知识，而不是来自自然的直接知识。它是学术思想的社会实现，即普通中国人作为知识的接受主体，将精英的学术思想换算为日常生活中的知识。

而知识的社会实现，必须依赖于媒介。出洋考察与留学、图书翻译与出版、报刊发行、近代图书馆等都是知识传播的重要媒介。尤其新式学堂制度中的课程设置和教科书体系，把知识改造为共识甚至常识，因而更是知识传播的重要路径，标志着知识社会化建构的完成。此外，正如姚名达（1905-1942）指出：“书籍原是知识的产物，因此，图书的分类，亦即是知识的分类。”书目往往需要面向“天下”的“全知识”[王云五（1888-1979）语]，因而，某个时代知识的完整图像往往集中体现在书目中，书目作为文献的总结系统也是知识普及程度的重要表征。

三、研究思路和研究方法

（一）知识观念和知识结构及其相互关系

在关于知识的所有问题中，知识观念与知识结构无疑是其中的两个“荦荦大者”。

1．知识观念和知识结构的概念

知识观念关乎对知识的基本认识，涉及知识的本体论、知识的方法论、知识的目的论等内容。所谓本体论，主要是指知识的本质是什么，它是主观的还是客观的；所谓方法论，主要是指知识生产、传播和获得的基本路径是什么；所谓目的论，则主要涉及知识的基本功能和现实效用等问题。

知识结构主要是指特定时空条件下，社会群体所拥有的知识总体框架和边界、体系和组成、不同知识门类的划分标准及其彼此关系等方面的内容。其中，知识的总体框架和边界涉及社会全体成员所生产及其所能够接受的知识范围。例如，是否能够接受作为异质文明的外国知识。知识的结构和组成涉及特定知识框架和边界下“全部”知识的体系问题，例如《四库全书》通过经史子集四部以及44个二级类目和66个三级类目，表述和组织“天下”知识，形成知识的总体图式。而体系的组织原则，则涉及不同知识门类的划分标准及其彼此关系等内容。例如，子部和经、史、集之间的关系是什么，“子部”之中为什么将儒家列为第一类目，紧接着就次之以兵家？

总体上，知识结构具有以下几个特点。首先，知识结构是一个有机统一的整体，各主要知识门类之间相互联系、彼此制约，共同构成统一的知识版图。尽管同一社会历史条件下，针对不同的社会成员（例如，针对银行职员或火车司机）会有不同的知识要求，但面对共同的“外部世界”，知识结构仍有共同性。例如，1904年“癸卯学制”就是以教育制度的形式规定了当时社会全体成员必须掌握的最基本的总体知识结构。其次，在整体结构中的知识至少包括核心和边缘两个层次，边缘知识围绕核心知识辐辏为一个众星捧月的知识图像，从而在层次分明的序化状态下，发挥知识结构的作用。最后，知识结构的整体性与层次性并不是僵化的，而是随着“外部世界”的变化不断地自我调节和更新，以便与时俱进、与世俯仰。这种变化既体现为构成整体的知识内容的删汰、调整和充实，也表现为核心知识和边缘知识在地位和重要性上的移易与变迁。

2．知识观念和知识结构的相互关系

知识观念和知识结构构成了知识的两翼，两者相互影响、彼此促进。知识观念赋予知识结构以合理性，结构反过来确认观念的正当性。

首先，有什么样的知识观念就会有什么样的知识结构。

知识观念赋予知识以合理性，并进一步规定什么类型的知识能够进入结构体系。例如，王尔敏指出：“晚清之学术转变，最先须跨越经验，即是经验到西文、历算、造船、驾驶、制炮、测量之重要，遂有同文馆、广方言馆、船政艺学馆、水师学堂、水雷学堂、电报学堂、武备学堂之设。但科举制度则是最难克服的一关。士人习惯，向来慕趋科举，并不肯轻易进入这些专门学堂，倒是穷苦人家子弟尚能看成一门学艺机会，并一路享有膏火。是以直到光绪初年风气并未有重大改变。”又曰：“在晚清十九、二十世纪之交，原来纳于实学的科技知识，付之行动，促之实现，遂至创生包罗一切新科技生产事业与经营之综摄总称，命之为‘实业’……晚清至同治后期，不同面貌的新学问体制，开始产生明显的具体成品。”这里，决定“西文、历算、造船、驾驶、制炮、测量”等知识次第进入中国的动因，是对知识之强兵观念的认知；而“包罗一切新科技生产事业与经营之综摄总称”的“实业”新知的引进，则是对知识之富民观念的肯认。

其次，知识结构的变迁也会反向作用于知识观念，并导致后者的迁移。

知识结构的本质是特定时空下知识的总和及其秩序性和体系性。将特定边界的知识结构为特定的体系，事实上就对知识的边界进行了限定并对边界之内的知识进行了核心与边缘等关系的界定。例如，近代中国“不断在寻求新的学科分野，企图容纳更多不同的知识范畴”，而随着西方知识门类输入规模和范围的扩大，以“实学”为主要特征的科学知识获得了正当性，传统以“德性之知”为诉求的知识取向就被颠覆了。又如，科学意义上的西方天文学知识进入结构的合法体系之后，有助于瓦解建立在“天圆地方”传统天文学知识之上的王权天授的观念。同样，科学知识以及世界地理和历史知识进入体系之后，也导致了公理和通例取代天理（天经地义）和故实，成为思想认识的“证据”或“理由”。

总之，知识观念支撑着结构的合理性，而结构产生之后，又具有相对独立性，或支撑现有观念的有效性，或造成对现有观念的反思和批判乃至分离。此外，知识观念作为“观念”形态，往往幽隐不彰；而知识结构作为外在的“结构”形态，往往明明显然地反映在学科建制、教育体系乃至书目分类之中。而外在显性结构的变化往往也意味着内在隐性观念的变迁。例如，学术分科作为近代知识体系的重要内容，即体现了知识观念与知识结构的双重变化。

（二）具体研究方法

1．以考据学为基础发掘和审辨原始材料

本课题旨在系统梳理“中国近代”这一特定时空下的知识的发展历程。因此，严格考订史料遂成为研究的首要前提。这就需要在对与“知识”相关的文献作精选识断和辨惑裁定的基础上进行历史的分析和逻辑的归纳，确保研究结论与史料之间具有直接的对应关系。

2．重视知识学与现代学术理念的有机融合

“知识”是本课题研究的关键词。一方面，近代知识涉及西方知识的输入和传统知识的转型。西方知识的输入手段和方式主要包括期刊发行、西书翻译与出版、教育制度、图书馆等。例如，教育制度在知识世俗化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教科书具有记载、传递、传播、选择和普及人类经验知识的功能。因此，必须对近代的教育史乃至报刊发行史、西书翻译与出版史等作长程跟踪，达成文史研究与知识研究之间的视界融合。另一方面，我国近代知识强调“经世”，直接参赞政制，因而与其他文化系统存在着错综复杂的关系，知识演进之“大势”差不多直接对应于社会文化发展的总体脉络。这就需要超越就知识研究知识的本能局限，充分结合学术史、思想史、文化史的认识成果，揭示知识在广义社会文化层面上的意义。尤其需要将知识史的厘清与西方学术的输入、传统学术的学科化选择和积淀等相映照，既查找知识发展的社会文化语境，也分析知识是如何能动地反向作用于社会文化的，从而为研究近代社会文化的发展提供一个基于知识学成果的独特视角。

四、本书的独创性

首先，将“知识”独立为一个专门的领域，并结合“中国近代”的特定语境，分析知识演进的历程及其流变规律，从而从“时间先后”和“因果关系”的双重维度揭示中国近代知识增长与转型的“大势”，一定程度上弥补了相关研究的不足。

其次，分析知识与社会文化的互动关系，揭示知识的变迁是如何适应并支持社会文化的相应性变迁的，从而突破“知识”学的学科局限。一方面，以社会文化为“大视野”，给出知识发展的背景性说明；另一方面，从知识“小视野”对社会文化的发展给出具有解释力的诠解。目前的相关研究主要停留在精英层次的思想或学术上。但正是精英的学术思想以知识的形式实现社会化，才意味着中国近代迈向了特定形态的“文明”。换言之，“文明”并不是由个别天才的思想家代表的，而是由特定知识武装起来的社会大众代表的。杰出思想家的思想一旦不能转化为普罗大众的知识认知，从而成为社会文化的基石，它就只能是昙花一现的“思想”。例如，我们今天对林则徐（1785-1850）和魏源（1794-1857）等精英之学术思想的确认，明显具有“追溯”或“追认”的意味。如果他们的思想在当时就能够转化为社会现实，也就不至于有第一次鸦片战争以后的进一步屈辱，至少不会落后于明治维新之后才开启近代化进程的日本。显然，悬浮在社会之上的精英思想的“落实”才是问题的关键。

最后，揭示“知识”的特征，反思当代“知识学”学研究的不足。西方近现代知识论真理观努力把真理描绘成排除了“精神污染”的“客观知识”的取向是值得怀疑的。进一步，在反思理性科学知识的基础上，思考人类到底需要什么“知识”，从而突破“中国”“近代”的时空语境，为今天的知识生产、传播等提供个案参照。总体上，人类既需要具有真假二值逻辑性的“闻见之知”以“改造外部世界”，也需要不具真假二值逻辑性但具有道德实践意义的“德性之知”以“改造内部世界”。而在“闻见之知”获得了充分“正当性”和“合理性”的今天，更需要强调“德性之知”的重要，从而真正实现人在天地间的生命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