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章 中国古代建筑信史概述

人类的起源到文明的起步发展就如同果木的生长成材到开花结果。确认人类文明起源必须具备的基本条件，一是文明肇端的地理生存环境；二是所发现文明遗存相对年代最早；三是文明从年代序列上具有连续性。已知人类最早的文明有古巴比伦、古埃及、古印度和中华文明，这四大文明发祥被确认为地球上最早的智慧起源。重要的是人类文明发祥离不开居住条件的改变。人类为了抵抗大自然的风雨冰霜，从穴居走向简单的窝棚再到建筑房屋居住经历了漫长的过程，现代考古发现，中国最早的建筑已经具有近万年信史了。这就说明了中华古代建筑技术在人类文明发展进程中占有重要的位置。

首先，让我们来追寻一下中华文明发祥与远古原始穴居石材建筑起源。“自从盘古开天地，三皇五帝到如今”。盘古是我国历史上开天辟地的先祖。据《水经注》记载，沅陵为盘古的故乡，但长期没有找到盘古遗址佐证，这些典籍史料成了万古之谜。2002年，在沅陵丑溪口发现一处大石锁封住的神秘石洞，打开石锁发现洞内有保存较完好的56张石床、石灶和石斧等古时人类生存的石器遗物。这个洞穴形成于100万年前，洞内土石建筑清晰可见，一些类似文字的符号在洞壁上若隐若现。国内众多的历史、考古、民族、民俗、建筑专家和学者经过长时间的考证，查阅了大量的典籍文献，最终把这个拥有早期人类生存遗迹的古洞穴定为盘古居室。

盘古洞的惊天大发现填补了中华史前文明历史的断层。盘古不仅是中华百越民族的始祖，也是中华民族共同的祖先。我国上古时代有“三皇五帝”之说。关于“三皇五帝”有各种说法，但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即伏羲大体上都排在“三皇五帝”之首。总体排序为：伏羲（太皞）、神农（炎帝）、黄帝、少皞（帝挚）、颛顼（高阳氏）、帝喾（高辛氏）、唐尧、虞舜（女娲为伏羲同时代；祝融、共工约在伏羲、神农与尧舜之间）。伏羲上承盘古氏，盘古上承燧人氏，燧人上承有巢氏，尧舜下接禹、启、商（殷）、周。

远古先祖选择在一些江河溪流边的宜居环境地段，利用缓坡、土台建造半穴棚架、土面茅棚、树枝窝棚等简单的生活住所，并向较先进的石棚、窑洞、木架结构房屋建筑发展（图1-1）

中国是一个地域辽阔、人口众多的国家，也是一个由多民族所组成的具有悠久历史而又富于革命传统的伟大国家。各个民族由于长期经济和文化的交流、融合而共同发展壮大，因而在建筑方面，从分布范围和数量上来讲，以汉族建筑为主流。同时，各民族和各地区的建筑又有若干各自的特点，呈现出丰富多彩的情况。

建筑物是人类在生产实践中的实物，具有明显的社会性、阶级性和民族性。因此，建筑科学文化从意识形态方面来讲也属于社会的上层建筑。但是，建筑物广泛地被应用以满足社会不同阶层的生理需要，又以物质财富形式积累和商品等价物进行交换，建筑应用技术也就形成了生产力，从而又具有经济基础的属性。

中国古代各族劳动人民在广阔的国土上，在极其悬殊的自然条件下，使用木构件与砖、石等材料结合的构造方法，建造了大量的房屋，积累了丰富的实践经验，使中国古代建筑逐步形成一个独特的建筑体系。这个建筑体系随着中国社会的发展和科学技术的进步，从个体建筑的设计、组群的布局到整个城市规划，创造了无数优秀作品，并且对邻近国家的建筑产生过深远的影响，成为世界建筑宝库中的一份珍贵遗产。

1.1 自然条件对中国古代建筑的影响

中国位于亚洲的东南部，东南滨海，西北深入大陆内部，面积约960万平方千米。中国的地形是西部和北部高，东、南部逐渐降低。其中有世界最高的青藏高原和峭壁深谷的西南横断山脉，有连绵起伏的丘陵地区，有面积辽阔的沙漠和草原，有土壤肥沃的冲积平原，也有河流如织的水乡。

中国的气候，从南中国海到北部邻接西伯利亚的边境，南北相距约5500千米，包括热带、亚热带、温带和亚寒带。一般来说，东南多雨，夏秋之间常有台风来袭，而北方冬春两季为强烈的西北风所控制，比较干旱，大陆性气候特点非常显著。但在同一纬度上的各地，又因地形差别而气候不同：内陆高原往往寒暑温差较大，沿海地区则温差较小。

在这些自然条件不同的地区，中国古代劳动人民因地制宜，因材施用，创造了各种不同风格的建筑。黄河中游一带，由于黄土层既厚且松，利于农业生产，因而在新石器时代后期，古人便在这里定居下来，繁衍生息，成为中国古代文化的摇篮。当时这一带的气候比现在温暖而湿润，生长着茂密的森林，木材就逐渐成为中国建筑自古以来所采用的主要材料，为了抵御严寒，北方的房屋朝向采取南向，以便冬季阳光射入室内，并使用火炕与较厚的外墙和屋顶，建筑外观厚重而庄严。在温暖潮湿的南方，房屋多采取南向或东南向，以接受夏季凉爽的海风，或在房屋下部采用架空的干阑式构造，利于流通空气，减少潮湿，建筑材料除木、砖、石以外，还有竹与芦苇，墙壁薄，窗户多，建筑风格轻盈而疏透，与前述北方建筑恰成鲜明的对比。

此外，在石料丰富的山区，常用石块、石条和石板建造房屋；森林地区则往往使用井干式壁体。这些差别，说明在同一民族的建筑中，又因不同地区的自然条件，产生了各种各样的特点。

1.2 中国古代建筑发展的几个阶段

1.2.1 原始社会晚期（约5万年前—前4000年）

大约在5万年前，中国原始社会进入了氏族公社形成和确立的时期。原始氏族公社不仅在黄河流域得到了繁荣和发展，在其他地区——长江流域、东南沿海及岛屿，西南、东北、北方草原地带，新疆及青藏高原等广大范围内，氏族公社的经济文化都普遍地发展起来。黄河中游的氏族部落，在利用黄土层为壁体的土穴上，用木架和草泥建造简单的穴居和浅穴居，逐步发展为地面上的房屋，并为适应公社生活的需要，出现了面积相当大的氏族聚落，已奠定了木构架建筑雏形，为中国建筑发展史揭开了序幕（图1-2）。

1.2.2 夏—商—西周—春秋（约前21世纪—前476年）

约前21世纪，原始社会解体，出现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王朝——夏。前17世纪，在黄河下游，到商朝后期创造了灿烂的青铜文化。经过西周到春秋时期结束为止，前后约1600年。

建筑方面，商朝已有较成熟的夯土技术，其后期不仅驱使大量奴隶为奴隶主建造宫室、宗庙和陵墓，并且修建一些规模相当大的灌溉工程和防御工程。当时已能建造规模较大的木构架建筑，同时还出现了前所未有的院落群体组合。西周以后出现了瓦，版筑技术又有所提高。春秋时代的统治阶级营建了很多以宫室为中心的大小城市，城壁用夯土筑造，宫室多建在高大的夯土台上。原来简单的木构架，经商周以来的不断改进，已成为中国建筑的主要结构形式。

帝王统治社会的确立在建筑发展上引起了另一方面的深刻的变化是：奴隶主贵族阶层居住华丽的宫殿院所，臣工、奴隶阶层居住在简单的窝棚、地窖内，强烈地表现了阶级对立的情况。

1.3 封建社会（前475—1840年）

前5世纪末期，中国历史进入战国时代，确立了封建制社会。铁器的广泛使用大大推动了生产力的发展，新兴的地方经济逐渐取代了领主经济。这种新的生产方式促进了当时的工农业、商业和文化的发展，从而使战国时代的城市规模比以前扩大，高台建筑更为发达，并建造多层的木构架房屋，出现了砖和彩画。而中国最早的—部工程技术专著——《考工记》，还反映了春秋、战国时期的许多重要建筑制度，如王城规划思想以及版筑、道路、门墙和主要宫室内部的标准尺度，并记录了一些工程测量的技术。

战国后期秦灭六国，建立统一的中央集权的封建王朝，修建了规模空前的宫殿、陵墓、万里长城、全国性公路——驰道和水利工程等。

不久，秦亡汉兴，经过400多年为魏、蜀、吴三国所取代。西汉与东汉，曾先后建设规模宏伟的首都长安和洛阳。汉末曹操又营建了规制整齐的邺城。而文献描述的长安宫苑建筑的壮丽情况，与近年来考古发掘及其他遗物相印证，说明了汉朝很多重要的建筑史实，如当时已大量使用成组的斗拱、木构楼阁，逐步代替了高台建筑。同时砖石建筑也发展起来，出现了砖券结构，宫殿遗址中所发现的各种瓦、下水管以及墓葬中所使用的大块空心砖都充分反映了当时制陶业的技术水平。中国建筑作为一个独特的体系，到汉朝已经基本形成了。

从晋朝的建立和东晋南迁，到南北朝结束为止的316年间，是中国历史上充满民族斗争和民族大融合的时代。晋初黄河流域战争频繁，破坏了农业生产，但长江流域保持比较稳定的局面，生产和文化不断提升。这个时期的建筑有不少新的发展。都城规划的布局原则继承汉代末期邺城建筑传统逐步推进，作为都城中心的皇宫，其位置偏向北移，并设立规制整齐的东西街市。新兴的宗教建筑，特别是佛教建筑的繁荣发展，是这时期建筑历史中的另一重要特点，出现了大量宏伟华丽的寺、塔、石窟和精美的雕塑。这些辉煌作品是当时的匠师们在中国原有建筑艺术的基础上，吸收一定的外来影响而创造的艺术精品，同时影响了朝鲜和日本的建筑。

隋朝统一全国后，开凿贯通南北的大运河，促进以后千余年间中国南北地区的物质和文化的交流与发展，也影响到后几朝首都地址的选择，是古代劳动人民在水利工程史上所创立的一项伟大业绩。隋朝首都大兴城依据详密的规划进行建设，它的规模宏大、分区明确与街道整齐都超越前代都城。唐朝又继续经营，将其改名长安。它成为当时世界上最伟大的城市。唐朝由于文化、艺术和各种手工业的长足进步，商业随之发展，并扩大了国际贸易和文化交流，促进了许多内陆与沿海城市的繁荣。这时期的建筑等级制度更为详密；遗存下来的陵墓、木构殿堂、石窟、塔、桥及城市宫殿的遗址，无论布局或造型都气魄雄伟，具有高度的艺术和技术水平，雕塑和壁画尤为精美，不但显示唐代建筑是中国封建社会前期建筑的最高峰，并证明中国建筑已经发展到完全成熟的阶段了。

宋朝最初和契丹族的辽国对峙于华北的北部，到12世纪初，女真族的金国灭辽，进而压迫宋朝退到淮河以南，但在经济和文化方面，宋朝居于先进地位。宋朝开垦“圩田”扩大水稻种植面积，推广闸堰塘陂等水利灌溉工程，龙骨水车和水磨等手工业技术及测量仪器等都有许多改进提高，手工业的分工更加细密。国内商业和国际贸易相当活跃，中等城市的数量比前增多，市民生活水平随之着提高。

北宋的首都东京（今开封），为了适应当时手工业和商业的需要，废除汉以来都城采用的封闭式坊里制度，是一个巨大改革。在桥梁建筑方面，出现了大跨度的木构拱桥（虹桥）。在福建泉州洛阳江口所建的万安桥，有经验的桥梁工人采用“筏形基础”，有效地解决了潮水冲刷的问题，这都是前所未有的技术成就。这时期建筑群的布局和形象出现了若干新手法，建筑风格趋向于柔和绚丽。装修、彩画和家具经过改进已基本定型，室内布置也开辟了新途径。这时期的木、砖、石结构有不少新发展，并制订以“材”为标准的模数制，使木构架建筑的设计与施工达到一定程度的规格化，12世纪初编写的《营造法式》就是总结这些经验的一部杰出著作。因此，宋朝是封建社会建筑发生较大转变的时期，影响以后元、明、清三朝的建筑。

契丹族的辽国地处北部边疆地区，在经济、文化方面与内地交流比较频繁。由于汉族文化的影响，曾借用汉族工匠的技术力量修建了若干城市、宫殿和寺庙、塔等宗教建筑。因此一般建筑的结构与风格，在初期仍保持着唐代的传统；而中期以后，在受宋代建筑影响的同时又有不少创造性的发展。与南宋同时的金国，则融合了辽、宋的建筑传统，在建筑结构手法上和艺术风格上又取得了不少新的成就，为后来元代建筑的发展开辟了新途径。

忽必烈灭宋，统一中国，建立了元朝。元朝的首都——大都就是今北京的前身，也是使马可·波罗无限赞叹的汗八里（即大汗城）。这时随着各民族的文化交流，喇嘛教和伊斯兰教的建筑艺术逐步影响全国各地，中亚各族的工匠也为工艺美术带来了很多外来因素，使汉族工匠在宋、金传统上进行创造的宫殿、寺、塔和雕塑等呈现出若干新的趋向。

汉族农民起义推翻元朝统治后，朱元璋建立了明朝，明朝和后来继起的清王朝的封建专制制度更为严密。可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在明朝后期已经出现，在建筑、水利、造园等方面涌现出来不少优秀的专门匠师和学术著作，反映了当时所具有的科学技术水平。到了清朝，历经曲折，科技水平仍有缓慢的提高，而封建制度却逐步走向解体。

明朝由于制砖手工业的发展，除了建造规模宏大的长城和南北二京以外，一般府、州县城垣也多用砖砌，民间建筑也多使用砖瓦。这时期的官家建筑已完全标准化，定型化，建筑装饰琐碎繁缛。但某些组群建筑的布局与形象很富变化，民间建筑的类型与数量较前增多，质量也有所提高。各民族的建筑也于此时发展成熟。同时，皇家和私人的园林有很大的发展，成为这时期的一份珍贵的文化遗产。因此，明清建筑继汉、唐、宋之后，成为中国封建社会建筑的最后一个高潮。

1.4 结论

建筑的发展史表明，建筑体现了古代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水平，依赖于财富的积累和高度集中。原始社会时期，人们共同劳动、共同取得生活资料，因而在建筑上也没有明显的差别。社会分化形成不同阶层后，发生了奴隶主住大院，而奴隶窑洞穴居；皇帝住宫殿苑囿，贵族住府第，庶民住庐的悬殊差别。建筑物作为物质财富被一定的阶层所占有，因此，它不仅在建筑物的艺术方面，而且在建筑物的功能要求方面也反映了明显的阶层对立。它的功能和艺术性体现了占有者所要求的目的性，在古代历史上，它满足财富占有者奢侈生活的需要，或者被作为统治劳动人民的工具。

但是，无论什么社会的建筑，都是工匠的劳动成果，建筑的技术和艺术技巧总是掌握在古代工匠的手里。建造建筑物是一个物质生产和艺术创作的过程，在古代历史上，奴隶、庶民、手工业者和匠师付出了辛勤劳动，用自己的双手建造了大量的宫殿、寺庙、官署、仓廒、王府、住宅、桥梁、园林等各类建筑物，以至整个城市的一砖一木无不凝结着古代劳动人民的血汗和智慧，而民间广大的建筑活动，特别是住宅建筑，则是最丰富的创造实践。

所有古代的宫殿、苑囿、寺庙等大型建筑的成就，都是集中了大量的工匠和建筑材料修建起来的，也是运用和发展建筑经验的结果。而民间建筑的经验是直接从生产实践中产生出来的。因此，历史上一切建筑的技术和艺术创造的源泉在于广大的民间，在于广大劳动人民的智慧。

1.5 回顾考古发现

古代建筑史的研究与考古学密不可分，中国考古学的完善与新发展对于古代建筑发展进程提供了可信的文物资料佐证。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之后，中国考古学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政府颁布了关于保护古代文物的法令，并恢复了周口店、殷墟两项中断十多年的考古发掘。随后，在国家文化部设立文物局，主管全国的文物保护工作。在中国科学院设立考古研究所（现属中国社会科学院），专门从事考古研究工作。各大行政区和地方政府，也相继成立了文物管理委员会，负责当地的文物保护工作。北京大学等学校还创办了考古专业，培养考古专门人才。在考古发掘和研究的实践中，各地考古队伍日益健全。1979年4月，中国考古学会正式成立，这是中国考古事业走向繁荣的重要标志。

20世纪50—60年代前期，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和黄河、长江流域的部分省级文物单位，对史前时期的半坡遗址、北首岭遗址、庙底沟遗址、大汶口墓地、屈家岭遗址、北阴阳营遗址，商周时期（前17世纪—前3世纪）的二里头遗址、郑州商代遗址、丰镐遗址、洛阳东周城、侯马晋城，以及汉唐两京城址、元大都遗址和其他重要遗址，分别进行了规模较大的发掘。在此过程中，中国的田野考古工作日臻完善，并真正成为科学化的学术研究工作。

新中国成立以来，在新石器时代文化的研究方面，全国已发现遗址7000余处，发掘过的有400多处。其中一项重要的成果是早期文化遗存的发现。1977—1978年，发现了早于仰韶文化的磁山遗址、裴李岗遗址和大地湾遗址。此后又在黄河流域发现了几十处类似的遗存，它们分属不同的文化系统，并且，与仰韶文化存在着因袭发展关系。这就找到了仰韶文化的先驱，使中国考古学上最大的一段年代缺环日益衔接起来，不仅对探讨中国农业、畜牧业和制陶工艺的起源有着重要的意义，而且，对中国远古人类居住环境条件不断演变的探讨有了依据。

在长江流域和其他地区也曾发现年代较早的新石器时代遗址，其中以河姆渡文化最为引人注目，表明这些地方和黄河流域一样，在久远的古代就有中华民族的祖先进行开发。各地的原始文化既有不同的文化传统，又有密切的相互关系，共同组成丰富多彩的中华远古文化。

殷商时代的考古研究过去仅限于商代后期的殷墟遗址一地。现已上溯到商代早期，先后发现两座当时的都城遗址——郑州商城和偃师商城，并在二里头遗址发掘出两座规模较大的宫殿基址。此外，这一时期发掘的较重要的遗址还有盘龙城遗址、吴城遗址、台西遗址、丘湾社祀遗址、苏埠屯商墓等处，对整个殷商时期的文化发展以及铜器、甲骨、玉器等方面，都进行了更加深入的研究。

西周时期（前11世纪—前771年）的田野考古工作基本上是最近40多年发展起来的。20世纪50年代通过在丰镐地区的发掘，初步建立起西周考古的断代标尺。20世纪70年代以来，周原遗址、洛阳西周王室铸铜遗址、北京琉璃河燕国墓地等遗址出土的大批青铜器，为西周铜器的断代研究提供了新的依据。春秋战国时期（前770—前221年）的一系列考古发现为中国历史上这个社会经济大变革时期提供了丰富的实证材料。现已从考古学上明确，中国至迟在前6世纪的春秋晚期已掌握了较为先进的冶铁技术。铁制构件钉铆在建筑技术中的应用，使得大型高层房屋建筑成为可能，并且更加牢固实用。

过去不被重视的秦汉（前221—220年）及其以后时期的考古研究，近40多年来有了很大的发展，年代下限已延伸到明代（1368—1644年）。历代都城遗址的勘察发掘已经全面展开，20世纪50年代至60年代初期进行工作的项目有：汉长安城遗址、汉魏洛阳城遗址、隋大兴唐长安城遗址、隋唐洛阳城遗址、辽中京遗址、金中都遗址、元大都遗址。这些城址的布局都已基本勘察清楚，并且分别对当时的宫殿和其他重要建筑遗迹进行了大规模的发掘。

历代帝陵方面的田野考古工作主要有：秦始皇陵的勘察和陪葬墓、兵马俑坑等的发掘，西汉诸陵的调查、发掘，六朝陵墓的调查和若干帝陵的发掘，北魏永固陵的发掘，唐代和北宋诸陵的调查，以及南唐二陵、西夏王陵和明定陵的发掘。此外还发掘了大批各时期官吏、地主以至贫苦平民的墓葬。通过这些工作，详细考察了各个历史时期不同社会阶层葬制的发展变化，有助于增强人们对不同时期社会生活的具体了解。

手工业和科学技术方面的考古研究是在有关科技部门的密切配合下进行的。

主要工作有：发掘汉代及其以后时期的冶铁遗址，并对出土的铁器作系统的工艺考察，揭示中国古代冶金技术的巨大成就；对历代瓷窑遗址进行广泛调查和重点发掘，结合工艺考察资料，研究中国瓷器的起源和发展历史，探讨不同窑系的烧制技术和产品特点，并结合各地墓葬出土的瓷器，进行瓷器型器和纹饰演变的分期断代研究。边疆和少数民族地区的调查发掘也取得了重要收获。对瓷器型器和纹饰演变的断代研究发现，大量的瓷制砖瓦饰品应用在不同历史时期不同建筑风格的建筑物上。最近，我国考古工作又有了新发现。

1.5.1 7400年前的高庙稻作文化遗址发现

世界上最早的“神犬”是环太平洋地区“神犬神话”的滥觞；世界上最早的“土木结构六级高塔”，影响了印度佛塔和西亚古塔；世界上最早的有双层飞檐的“神殿”——“大屋顶宫殿”，影响了后来中国和西方的宫殿式建筑；世界上最早的“双身画舫”“棂船”“双帆船”，影响了印度和西方的船文化；世界上最早的“十字纹”“卍”字纹吉祥符号影响了印度和西方的宗教和吉祥符号；还有世界上最早的“陶拍”“生殖女神”、右手托腮做思索状的屈肢人骨架，无一不对世界文明产生巨大影响，西方著名的思索雕塑——《思想者》终于找到了历史来源。

世界上最早的艺术陶器装饰在7400年前就已经出现。陶器刻画艺术装饰风格影响了“珠江三角洲”文化、湘江下游的长沙市大塘文化、江浙的河姆渡及良渚文化、山东的大汶口文化、中原的中晚期仰韶文化、印度、西亚、埃及文明和欧洲文明；世界上最早的“凤凰”系列，如“火凤凰、凤凰纹、凤凰展翅、凤凰载日、凤凰獠牙神面、凤凰乾坤卦象”等文化遗产，传递给了印度、西亚、埃及、美洲和欧洲；世界上最早的“三尖冠神面、鸟喙神面”影响了印度和西亚文明。

1.5.2 中国最早的立柱建筑遗迹被发现

2007年1月13日，位于浙江嵊州甘霖镇上杜山村的小黄山遗址发掘现场又有新发现，考古专家在此发现了中国最早的立柱建筑遗迹。据了解，这是小黄山遗址继续考古过程中的又一次重大发现。

对小黄山南边的遗址继续进行发掘，从已经发掘的柱洞来看，当时房子的架构与一些农村建造的房子结构基本一致，其中南北为三根柱子，采用挖深坑的方式竖立起来，底部还用石块垫在柱子下面，起到承重和防潮的作用。

在挖掘现场，很多形似立柱、房屋基础的痕迹依稀可见。现场有两处以九个柱子、三排构成的完整单元，格外醒目。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副所长王海明表示，这个房子（遗迹）应该是这次浙江省考古发现中最重要的成果之一。他认为，从所查阅的资料来看，小黄山的建筑用柱应该是目前所知道的中国最早的，也就是说，小黄山先民开创了中国用石杵立柱的先河。

这些新发掘的建筑遗迹可以和新近发掘的小黄山新石器早期文化遗址两条壕沟，以及壕沟里出土的双耳罐、杯子、盘等器物连在一起，进一步说明了9000年前这里的居住环境。据此，有专家认为，这不仅昭示嵊州有更为深邃的文化底蕴，而且对探索小黄山时期人类的生活习性、建筑结构和小黄山文化等都有重要的研究价值。

1.5.3 商代晚期的都城遗址——安阳殷墟代表古代宫殿建筑的先进水平

殷墟是中国商代晚期的都城遗址，横跨安阳洹河南北两岸，现存宫殿宗庙区、王陵区和众多族邑聚落遗址、家族墓地群、甲骨窖穴、铸铜遗址、制玉作坊、制骨作坊等众多遗迹，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有文献可考、并为甲骨文和考古发掘所证实的古代都城遗址，距今已有3300年的历史。

在国际上被承认的、没有争议的中国最早的文明就是商代。殷墟不是一座简单的建筑物，它是一座都城。都城是什么，都城是一个国家的政治中心、经济中心、军事中心和文化礼仪中心。它是一个王国的缩影，是其他任何遗产无法相比的。这就是殷墟之于中华文明乃至人类文明的独特贡献和独特地位。

世界文化遗产——殷墟，位于河南省安阳市洹水两岸，是中国第一个有文献记载并为甲骨文和考古发掘所证实的商代都城遗址。从1928年由中国学术机构独立主持考古发掘开始，在殷墟先后发现了110多座商代宫殿宗庙建筑基址、12座王陵大墓、洹北商城遗址、2500多座祭祀坑和众多的族邑聚落遗址、家族墓地群、手工业作坊遗址、甲骨窖穴等，出土了数量惊人的甲骨文、青铜器、玉器、陶器、骨器等精美文物，全面、系统地展现出3300年前中国商代都城的风貌，为这一重要的历史阶段提供了坚实证据。2001年3月，在由国内48家权威考古机构参加的“中国20世纪100项考古大发现”的评选中，殷墟以最高票数名列榜首。

最近的考古调查和研究结果表明，殷墟遗址的面积超过36平方千米，其中宫殿宗庙遗址、王陵遗址是核心区域，并被同时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殷墟宫殿宗庙遗址位于安阳市洹河南岸的小屯村、花园庄一带，是商王处理政务和居住的场所。自1928年以来，在这里先后发现宫殿宗庙建筑基址80多座。这些宫殿宗庙建筑以黄土、木料作为主要建筑材料，其建筑多坐落于厚实高大的夯土台基上，房基置柱础，房架多用木柱支撑，墙用夯土版筑，屋顶覆以茅草，造型庄重肃穆、质朴典雅，具有浓郁的中国宫殿建筑特色，代表了中国古代早期宫殿建筑的先进水平。

1937年以前发掘的53座建筑基址，被考古学者划分为甲、乙、丙三组基址。20世纪70年代以来，在宫殿宗庙遗址又陆续发现了著名的小屯南地甲骨窖穴、妇好墓、花园庄东地H1甲骨窖穴、54号基址和花园庄M54号墓等。在宫殿宗庙遗址的西、南两面，有一条人工挖掘成的南北长1.1千米，东西长0.65千米，宽10～20米，深5～10米的巨型防御壕沟，其东、北两端与洹河的河曲相通，将宫殿宗庙遗址环抱中间，构成了严密的防洪、防御体系，与宫殿宗庙遗址浑然一体，起到了类似宫城的作用。

殷墟发现的甲骨窖穴主要分布在殷墟宫殿宗庙遗址。自19世纪末甲骨文发现以来，这里共出土甲骨约15万片，震惊了世界。最著名的有YH127甲骨窖穴、小屯南地甲骨窖穴、花园庄东地H3甲骨窖穴。Y H127甲骨窖穴发现于1936年，位于宫殿宗庙遗址中部偏西，共出土刻辞甲骨17000余片。小屯南地甲骨窖穴发现于1973年，位于小屯村南部，共出土刻辞甲骨5000余片。花园庄东地H3甲骨窖穴发现于1991年，位于宫殿宗庙遗址东南部，共出土甲骨1583片，其中刻辞甲骨500余片。这些甲骨的内容极为丰富，包括祭祀、畋猎、农业、天文、军事等，涉及商代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为甲骨文和商代历史研究提供了极其宝贵的资料，被称为中国古代乃至人类最早的“档案库”。

殷墟王陵遗址与宫殿宗庙遗址隔河相对，是商王的陵地和祭祀场所，也是中国目前已知最早的完整的王陵墓葬群，面积达11.3公顷。王陵遗址共发现有12座王陵大墓和2500多座祭祀坑。王陵大墓多为“亚”“中”“甲”字形大墓，这些大墓墓室宏大，形制壮阔。面积最大者达1803平方米，深达15米。墓内椁室、棺木极尽奢华，随葬器物精美，殉葬人数众多，显示出墓主人非凡的尊贵和威严。

殷墟王陵遗址位于洹河北岸侯家庄西北冈、武官村北地的高地上，与宫殿宗庙遗址隔河相望，是殷墟遗址重要的组成部分。自1934年起，这里共发掘12座王陵大墓（包括1座未完成大墓）、2000余座陪葬墓和祭祀坑。其中，西区有8座4条墓道大墓，8座大墓分成4排，南北各一分列。这些大型墓葬均为南北向，墓状呈“亚”字形、“中”字形、“甲”字形等，被学者认定为殷商后期的王陵。在王陵遗址的东区和西区，还分布着2000余座小墓葬，其中东区已发掘1383座，西区发掘104座。这些墓葬除少数为陪葬墓外，大多是祭祀坑，是商王祭祀先祖的遗迹。这些祭祀坑呈长方形、方形等，集中而又有规律地成组排列。坑内埋葬着数千具祭祀牺牲的遗骨，这些人和牲口大部分被砍杀，多为青壮年，还有女性和未成年的儿童，每坑8～10人不等。仅1976年发掘清理的191座祭祀坑就发现祭祀人和牲口1178人，这些祭祀坑的存在成为商代人祭残酷制度的历史见证。这种以人祭、人殉等为代表的丧葬习俗，一直延续到春秋时期，并在秦汉时期演变为制作陶俑或木俑等殉葬的方式。

安阳殷墟遗址具有重要的文化价值。甲骨文的发现和殷墟发掘确证了中国商王朝的存在，重新构建了中国古代早期历史的框架，使传统文献记载的商代历史成为信史。以宫殿宗庙建筑和王陵大墓为代表的商代建筑，树立了中国古代早期宫殿建筑和皇家墓葬的典范。在殷墟出土的15万片甲骨上，发现了目前中国文字体系最早的证据，至今仍为世界上约1/4的人口使用。以青铜器、玉器为代表的殷墟文物和以人祭、人殉、车马殉葬、兽祭等为代表的殷墟丧葬习俗，为商代晚期文化传统提供了独特的证据。1928年开始的殷墟考古发掘，是中国国家学术机构第一次由中国学者独立主持的全面负责的考古发掘，培养了一批批的考古学者，殷墟也成为中国考古学的摇篮。殷墟重要的文化价值也得到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专业咨询机构——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ICO M OS）的肯定。

近年来，殷墟仍不断有大量的重要发现。如1999年在传统殷墟遗址东部边缘发现洹北商城，面积达4.7平方千米，丰富了人们对殷墟的认识；2000年在宫殿宗庙遗址发现M54墓，成为继妇好墓之后又一座完整的贵族墓葬；2001年在洹北商城内发现宫殿基址建筑群，是对商代宫殿建筑形制的又一重大发现；2002年在小屯村南路西段发现商代甲骨窖穴，成为继1936年YH127甲骨窖穴、1973年小屯南地甲骨窖穴和1991年花园庄东地甲骨窖穴之后的又一重大发现。这一系列的新发现表明，随着考古发掘和研究的深入，印证了中国著名考古学家夏鼐先生的论断：“殷墟不仅文物丰富，而且学术价值很高。它蕴藏的宝物，还远未罄竭。”

中国考古学家在陕西发现了目前已知最早的窑洞式民居建筑群。这个规模庞大的远古建筑群显示，古人居住窑洞的历史可以上溯到5500年前；建筑群中的私有陶窑则表明那时已出现财产私有观念。陕西杨官寨遗址考古新发现被中国社会科学院列为2008年中国六大考古新发现之一。

陕西省考古研究院最近组织的大规模发掘证实，这组窑洞式建筑遗址共17座，成排分布在中国西北陕西省高陵县杨官寨村附近泾河边上一处断崖边，属于新石器时代半坡四期的文化遗存，距今约5500年。考古学家估计，杨官寨遗址现存面积约为80万平方米（图1-3和图1-4）。

1.5.4 小结

我国田野考古工作发展的同时，也带动了考古学理论著作、刊物等的繁盛。新中国成立以来，考古学刊物《考古学报》《考古》和《文物》合计已出刊600期以上。20世纪70年代以来，各地又先后创办了《文物资料丛刊》《考古学集刊》《中原文物》《考古与文物》《江汉考古》《史前研究》等刊物，并出版了《中国考古学年鉴》等。此外，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集体编著的《新中国的考古收获》（1961年出版）、《新中国的考古发现和研究》（1984年出版）两本书，以及文物编辑委员会汇编的《文物考古工作三十年》（1979年出版）都是对新中国成立以来考古学研究成果的全面总结。其中，以上考古文献记录了大量中华村落、寺庙、墓室、桥梁、园林、城市等建筑文明成果。中国文物保护委员会于1980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古代建筑》就是在考古学发展条件下取得的丰硕成果。但是，改革开放30年以来，科学技术突飞猛进，大量出土文物的发现改变了学术思想观念。因此，对于中国古代建筑史的知识更新提出了更高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