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章 初出茅庐(2)
另一次是镇压活跃于颍州、蒙城、亳州交界处的陈学曾、纪黑壮起义。据记载:
(咸丰三年三月)有巨捻陈学曾、纪黑壮等啸聚颍州之王市集,官军节次被挫,周天爵率编修李鸿章督团堵剿。5月初,安徽巡抚李嘉端行抵庐州,不久即将李鸿章从周天爵处调来,协办团练。这位新任皖抚把“靖内变而御外侮”作为首要任务。周天爵把镇压境内以捻军为主体的群众斗争叫作“靖内变”,把堵截太平军进入安徽叫作“御外侮”。其实,本地的造反群众已经搞得他们顾此失彼,疲于奔命,哪还有什么力量阻止太平军破门而入呢?就在李嘉端行抵庐州不久,太平天国先后派兵大举北伐和西征,而安徽则首当其冲。率先挺进安徽的,是以林凤祥、李开芳为首的北伐军。5月10日,北伐军占领滁州,18日,北伐军攻克临淮关,直逼凤阳。面对北伐军的凌厉攻势,李嘉端等胆战心惊,寝食难安,哀叹:“现在凤阳以南均无重兵,各城团练亦单,一无足恃。”因而一面吁请咸丰速调江西、湖北官兵赶赴庐州救应,“并堵贼回窜之路”;一面表示要“号召兵勇亲援凤阳”。他令候补直隶州知州李登洲带勇三百先行,继令户部主事王正谊于梁园镇会合李鸿章,“号召练勇,劝借军饷”,他随后带兵二百余名陆续进发。5月28日,北伐军一举攻下凤阳。刚刚带勇进至定远、凤阳交界的李登洲,忽闻凤阳失守,手下“民夫尽逃”,又怕所带合肥乡勇“思归骤散”,于是率部慌忙退却。李嘉端“一筹莫展,五内如焚”,踟蹰于护城驿。他虽然没有勇气率兵直逼凤阳,但又“不能不虚张声势”。他令王正谊、李鸿章“分谕各团首,自店埠至麻布桥排日点验练勇,使枪炮之声联络不绝。”只是由于北伐军继续北上,并没有挥师南下,李嘉端、李鸿章才得以逃脱灭顶之灾。
随后,安徽巡抚李嘉端开始指派李鸿章独立指挥军事。1853年6月,李鸿章手下已经拥有兵勇一千人。这些人都是李鸿章从地方团练和其他部队征集来的。8月,在安徽北部巢县附近,李鸿章的这支军队首次战胜了一小股太平军,使得李鸿章初博小名。为此,李嘉端还专门上奏清政府,请求给予李鸿章“六品顶戴、蓝翎”的奖励。其实,当时李鸿章虽然恪守职责,但仗却是打得毫无章法。李嘉端为之请功,不过是老官僚为自己脸上贴金。
皇上的奖励并没有让清军的士气有所振作。就在李嘉端为李鸿章请功后不久,太平军大将石达开率部到达安庆,主持太平军的西征军事。石达开大军所到之处,清兵溃不成军,望风而逃。随后,石部步步进逼,直取集贤关、桐城,吕贤基所死守的舒城危在旦夕。李鸿章慌忙在合肥拼凑了几百兵勇,赶往舒城大营。眼看太平军就要打进来,吕贤基做好了以死报效皇恩的准备。看到这种情况,李鸿章很是为难,他想:自己总不能和那些士兵一样逃跑吧?可是,不跑的话自己也很难活命。在李鸿章关于逃与不逃无法决断之际,一个叫刘斗斋的人给他解了围,劝说李鸿章快点逃跑。开始李鸿章不好意思,也许刘斗斋已经看出了李鸿章的心思,他已经把马牵出来了。这时,李鸿章索性上马连夜跑回了家。11月,就在李鸿章逃跑的第二天,太平军攻下舒城,吕贤基投水而死。次年1月,太平军攻克庐州,新任安徽巡抚江忠源也被迫投水自杀。
咸丰帝急命福济为新任安徽巡抚。福济,满洲镶白旗人,字符修,道光进士。是李鸿章考进士时的副考官。福济不懂用兵之道,所以到达安徽之后,立即召李鸿章入幕。福济对李鸿章很重用,一同商量军事大计。他对于李鸿章的每一建议,都认真考虑。由于太平军实力雄厚,援军和粮饷不断,致使清军连连败北。福济决计不再强行攻打,而是等待太平军失去外援,弹尽粮绝,发生内乱时再伺机进攻。
1855年2月,李鸿章带兵占领含山,杀死太平军千余人,得清政府赏赐知府衔。李鸿章乘胜配合副都统忠泰攻打巢县太平军,双方僵持不下。这时他接到父亲去世的消息。1855年7月,李文安在合肥去世。李文安是1854年回到安徽带团练的。当时,安徽庐州的团练在李氏父子的带领下,整齐有序,堪称是团练的典范。李文安身体很好,喜欢喝酒。1855年7月,酒后无疾而终。李鸿章得知父亲去世的消息,悲痛万分,急忙赶回去料理丧事。就在这时,巢县的太平军发动了猛烈进攻,副都统忠泰战死沙场,全军覆没。李鸿章因不在军中而幸免于难。
李文安的死,给李鸿章以很大的思想打击,我们在李鸿章很多诗文中都可以看到他对父亲的深深想念和沉沉悼念。李鸿章对父亲的遗训铭记在心,一刻不敢懈怠。1855年11月,福济、和春等督兵勇攻陷庐州,李鸿章从战有功,受到嘉奖。其后兵分两路,西南直指舒城、三河、庐江等地;东南则进犯巢县、和州、东关等地。这次战役除了舒城小胜之外,其他各地均以失败告终。李鸿章参与的东南战事,也是一路溃败。他极为郁闷,以诗赋志——
四年牛马走风尘,浩劫茫茫剩此身。
杯酒藉浇胸磊块,枕戈试放胆轮囷,
巢湖看尽又洪湖,乐土东南此一隅。
我是无家失群雁,谁能有屋稳栖乌。
其悲凉之情,溢于言表。1856年9月,太平天国发生空前内讧。福济、和春等趁机督军打通庐州东南和西南通路。李鸿章参与了巢县、和州、东关等战役,因有功而加按察使衔。1857年2月,太平军的青年将领陈玉成和李秀成又向安徽北部发动进攻,攻克桐城、舒城等地。李鸿章部溃败,他带领母亲仓皇北逃。1857年秋,李鸿章向清政府请求为亡父丁忧守制。因为李鸿章征战有功,清政府将李鸿章交军机处记名,等到有道员缺出,给予简放。就这样,李鸿章结束了五年的团练生涯。
在李鸿章帮办团练的过程里,既有不知所措的迷茫和困惑,又有实践中的探索和积累。他虽然有“专以浪战为能”的不良记录,以及“翰林变绿林”的恶名;但是从清朝统治阶级的立场来看,他的确在为维护大清帝国的江山而苦斗不已。
在五年的“牛马走风尘”里,李鸿章逐渐懂得了一个道理:为将之道,在于洞察先机,真正做到知己知彼才能百战不殆。不能在乎一时的成败,要通观大局,万万不能逞匹夫之勇。而对自己溃败的种种经历,落魄仓皇的心情,李鸿章是深感羞愧的。这种羞愧,比起他在仕途上不尽如人意的坎坷,更深刻地刺痛着他的心。这种羞愧感并不会因为受到朝廷的几次嘉奖便能平息。
1859年1月,李鸿章投到曾国藩的门下做了一名幕僚。曾国藩和李鸿章除了早年在京城的多次会晤,一直有书信往来。当时李鸿章的哥哥李瀚章在曾国藩统率的湘军里做事,很受曾国藩的重用。
就在李鸿章帮办团练期间,曾国藩多次写信给李鸿章,直接建议他效仿湘军的成功经验,别开生面地锻炼出一支有战斗力的队伍。李鸿章的守制丁忧即将结束时,一次次盘算着出路。漫漫人生无常,冷冷官场无情!这么多年来的阅历告诉李鸿章,那无法预测的政坛风云变化和人物沉浮奖惩,说到底还是人际关系的争斗。把握好可以依靠的人,才是最为关键的。此时同是回家为父守制结束的李瀚章,被曾国藩派到江西总理粮台事务。临行,身为长子的瀚章决定带着母亲一起去南昌任上。李瀚章携母走后,太平军再破庐州。李府祖传宅院尽为太平军烧毁,家中所藏也被扫荡一空。看着残垣断壁,看着家宅被毁的痕迹,看着惊慌失措的家眷,李鸿章不禁又想起父亲“此贼不灭,何以家为”之遗训,心中蔓延着无尽的悲凄。
无家可归进曾府
1859年1月,怀着悲凉心情自称“书剑飘零旧酒徒”的李鸿章,终于受到命运之神的眷顾,从一个潦倒失意客一跃而成为湘系首脑曾国藩的幕宾,从此他的宦海生涯又翻开了新的一页。
李鸿章无家可归,只好收拾简单的行囊携带老婆孩子出逃。他辗转来到南昌看望母亲,在哥哥的帮助下,他见到了在建昌的曾国藩。当时曾国藩的局面也不好,正面临三河惨败的情势。虽说湘军在曾国藩的带领下是兵多力壮,一派朝廷之师的威武气象,但湘军旗下真正可用的人才并不多。曾国藩迫切需要一个得力的助手,一个有才华、善通变,能够处理具体事务的干将。而此时,在李瀚章的安排下,曾国藩惊奇地发现,端坐他面前的李鸿章言谈举止卓越超群。他那评判政事的尖锐深刻,那军旅生涯磨砺出的求真务实,那敢于面对失败的勇气,那追求上进施展才华的抱负,都让曾国藩欣赏有加。曾国藩知道,现在的李鸿章,已经不再是京城翰苑中的那个文弱书生,他的身上既增添了几分成熟,又激荡着年轻人的豪气,同时也有渴望干一番大事业的雄心壮志。这次会面之后,曾国藩决定把李鸿章留在身边。于是,李鸿章成为曾国藩的幕僚,并从此开始了他们师生之间长达数十年的共事之情。
1853年,曾国藩以在籍侍郎的身份,受命帮办湖南团练事宜,他看出“兵伍不精”是清王朝的大患之一,决心独树一帜,改弦更张,编练一支新式武装,以挽救清朝统治。1854年2月,他编成并督率湘军水陆两军,沿湘江北上抗拒太平军。湘军有别于清朝常备军,它是汉族地主武装,“以招募易行伍,尽废官兵,使儒生领农民,各自成营”。曾国藩“在京官时,以程朱为依归,至出而办理团练军务,又变而为申韩。”他采取传统的“以上制下”的战略方针,先清两湖,稳定后方,继而把军锋指向江西和安徽。1858年七八月间,曾国藩先后奉命驰赴浙、闽,进击分裂出走、放弃江西根据地、盘旋浙闽的石达开部太平军。10月,他率部到达建昌,未及入闽,石达开部即由闽入赣,转进湖南,锋锐大挫。是时江南军情渐松,而江北却风云突变。面对江南、江北大营进逼天京,湘军围攻安庆、三河,威逼庐州的严峻形势,陈玉成、李秀成两支太平军主力联合作战,首先摧毁江北大营,解除天京北面威胁,继而在安徽三河全歼李续宾所部湘军精锐六千余人,击毙李续宾和曾国藩胞弟曾国华以及文武官员四百多人。包围安庆的湘军,见势不妙,慌忙逃跑,安庆之围不战而解。曾国藩因“江北军情变幻”而惊恐万分,哀嚎“呜呼恸哉!”12月奉命移师援皖。
在这种形势下,李鸿章赶到建昌拜访了曾国藩。李瀚章是为他们牵线搭桥的人,李瀚章于1849年以拔贡朝考出曾氏门下,1853年署湖南善化知县,当时在衡阳带兵的曾国藩檄调来营,襄办粮台,遇有战阵,也督队指挥。曾国藩称赞他“内方正而外圆通,办事结实周详,甚属得力。”1857年1月,湘军粮台裁撤,归并江西省局,瀚章回籍为其父守制,安徽巡抚福济奏留办理团防捐务。1858年,曾国藩檄调瀚章赴江西总理粮台报销,瀚章遂奉母同住。曾国藩十分器重瀚章,而瀚章也把曾国藩倚为靠山。瀚章既经常向曾国藩通报鸿章在皖情况,有时甚至将其弟家书转呈曾国藩过目;又时时向鸿章介绍曾国藩的宦海浮沉并吹捧其道德学问。瀚章在其弟与曾国藩之间起着沟通情感、增进了解的作用。时值鸿章到南昌看望老母,曾国藩便乘机通过瀚章邀请鸿章前来会晤。1858年12月,曾国藩函告友人说:“筱泉家被贼焚劫,挈眷至南昌,日内亦即来营,少荃亦约来此一叙。”曾国藩与李鸿章早就结下了师生之谊,曾国藩称誉弟子为“伟器”,李鸿章敬佩其师如“神圣”。他俩有相似的追求:扑灭太平天国烈火、维护清朝统治以期封侯荫子、光宗耀祖;又有相互利用之必要,曾国藩希望借助李鸿章之才以成“大业”,李鸿章企图依靠曾国藩援引以立功名。
对李鸿章的才识,曾国藩早有所知,但认为他性情不稳、妄自尊大,所以故意不见他。一个多月后,李鸿章又托人说情,曾国藩说道:“李鸿章也是翰林,志大才高,我这里局面窄狭,只是一条浅沟,容不下他这条大船呀,他何不回京供职?”经反复说情,李鸿章终在1859年1月入曾国藩幕,成为曾的幕宾。其实,曾国藩并非不想要他,只是想打一打他的傲气,让他更加内敛沉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