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章 儒家“礼”治规范下的社会和谐思想(3)

事实上，在强调等级差异的儒家社会，很难制止贫富差距的扩大，像公仪休那样“拔葵出妻”的成功人士只能是处于上层社会中的个别现象而不具有普遍意义，而更可能发生的是处于上层社会的成功人士愈发贪婪，而处于下层社会的人士愈发贫困，这种差距拉大到社会不能容忍的程度就必然发生农民起义。觉醒的农民就会在反对上层阶级的斗争中同时反对儒家社会的等级制。所以，在中国传统社会一些大规模的农民起义中，都有反对儒家等级制及其特权的记载。如秦末陈胜、吴广起义时提出的“苟富贵，无相忘”、“王侯将相宁有种乎”，正是对秦王朝的等级制的挑战；西汉末年樊崇起义时提出“杀人者死，伤人者偿创”，也是对“刑不上大夫”的上层阶级特权的抗议；到了宋代，农民起义中反对儒家等级制的斗争口号提得更为明确和响亮，方腊提出的“是法平等，无有高下”和钟相提出的“等贵贱”等口号，不但矛头是针对儒家等级制的，而且在起义军内部，也在一定程度上实行了这种取消等级的主张。如钟相就根据“天于人无厚薄”的道理，自称为“老爷”，起义军将士称为“爷儿”，用这种朴素的平等观念来反对宋代统治阶级把人分为品官、凡人和贱类的等级制。到了太平天国革命时期，洪秀全更提出了“天下多男人，尽是兄弟之辈；天下多女子，尽是姊妹之群”的平等主张，从理论和实践上都批判了儒家等级制。但是，无论是农民起义还是王朝更替都无法根本解决等级差异这一客观事实，他们往往用自己建立起来的一套新的等级制来反对和代替旧的等级制。[36]如反对等级制最彻底的太平天国革命，其领导人在宣扬平均平等的同时，无时不在强化以他们自己为核心的利益集团的神权地位，并通过世袭贵族特权的制度化刺激广大起义农民，在追求其自身现实利益，满足其权力欲实现的同时，巩固他们在“小天堂”统治特权的合法性。洪秀全等一方面鼓励将士：“凡一概同打江山功勋等臣，大则封丞相、检点、指挥、将军、侍卫，至小亦军帅职，累代世袭，龙袍角带在天朝。”与此同时，太平天国运动颁布严酷森严的太平礼制，强化等级制度。其实这是洪秀全们能够提供给农民的，可以改变他们命运的最直接也最有诱惑力的精神武器。实际上比起《天朝田亩制度》的平均主义土地政策，政治特权的诱惑更能激发太平天国军民的斗志。[37]所以历史上无论是农民起义还是王朝更替虽然可以推翻一个腐朽的王朝，但指导新的王朝思想的仍然是儒家的等级差异，各安其份的思想，因此一个新的王朝虽然在刚建国的早期年代能够体现一定的平等思想，并在一定程度上缓和阶级矛盾，但事实上随着政权的巩固，等级差异导致的贫富差距的扩大仍然无法克服，于是每个新的王朝与旧的王朝相比实际上是“换汤不换药”，因此必然是“你方唱罢，我登场”，周而复始，循环往复。

儒家礼治规范下的和谐社会无法克服等级差异所导致的贫富差异扩大给社会带来的动荡和不安，我们不妨看看与儒家社会迥异的西方社会如何对待人类的等级差异。

在西方社会的早期，也是普遍实行等级制。例如，西方哲学早期代表人物柏拉图就将城邦国家里的社会成员划分成三个等级，第一等级是统治者或治国者；第二等级是军人护卫者，他们是统治者的助手，执行统治者的法令；第三等级是农、工劳动者和商人及其他服务人员等被统治者。为了证明这种社会等级的合法性，柏拉图还以神话传说的方式虚构了一个“善意的”故事：社会成员原本都是大地母亲的孩子，是一土所生，彼此都是兄弟，但是上天在铸造他们的时候，在有些人身上加入黄金使他们成为统治者；在有些人身上加入白银使他们成为护国者；在有些人身上加入铜铁使他们成为生产者。一般说来，一个人属于哪一个等级，他的子女就属于哪一个等级。他强调必须按照人的天性安排社会成员的职业，极少数的统治者要运用他独具的智慧考虑整个国家大事，对国家全局事务进行整体的谋划安排，改进它的对内对外关系；护卫者的天职是秉承勇敢的德性，承担卫国的重任，抵抗和驱逐入侵之敌，保卫城邦公民的生命和财产，确保国家领土的完整与国家主权的独立性，对内执行执法和警察镇压被统治阶级的任务；生产者要发扬节制的美德，运用他们的特定的“技艺”创造物质财富，为整个社会提供生产资料和消费资料。与儒家社会相比，西方早期的世袭贵族制度等级更为森严，往往父亲属于哪个等级，子女就必定属于哪个等级。虽然早期的西方社会也承认会有例外发生，即属于下层等级的子女有可能成为上层社会的一员，但它并没有像儒家社会那样提供一个科举制度供下层社会的子女通过较为公平的方式向上流动。在西方资产阶级革命以前，下层社会的精英人士往往只能通过对贵族的人身依附才能实现阶层的向上流动。例如，西方平民出身的思想家卢梭就是通过这一方式实现个人的向上流动的。

18世纪左右，西方社会出现了许多启蒙思想家，包括洛克、伏尔泰、孟德斯鸠、卢梭等。他们揭露、批判旧制度的腐败现象，提出了“自由”、“平等”的口号。他们反对封建专制制度，提出人生自由；反对封建等级制度，要求政治平等；他们还激烈反对封建精神支柱天主教会。他们的学说启发人们反对封建等级传统思想和宗教束缚，为资产阶级革命做了思想动员。在席卷西方社会的资产阶级革命中，法国资产阶级制宪会议通过了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人权宣言》。《人权宣言》宣布“人生来是自由的、在权利上是平等的”；言论、集会、出版、人生等自由和反抗压迫是“天赋”的、不可剥夺的权利；国家主权属于人民。应当说西方资产阶级革命提出的“自由、平等、博爱”的口号在它的建立之初是有进步意义的，马克思、恩格斯曾在《共产党宣言》中十分明确地指出：“资产阶级在历史上曾经起过非常革命的作用。”“资产阶级在它已经取得了统治的地方把一切封建的、宗法的和田园诗般的关系都破坏了。它无情地斩断了把人们束缚于天然尊长的形形色色的封建羁绊，……一切等级的固定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一切神圣的东西都被亵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