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章 总揽全局 统筹规划——领导干部统筹兼顾能力提升(3)

六、兼顾各方面工作，实现综合平衡

兼顾各方、综合平衡，就是领导干部要对各项工作的各个方面统筹兼顾，作出全面合理的安排。大至国民经济，小至一个部门、企业或一项业务工作，都需要综合平衡。社会的发展是一个动态的过程，要深刻认识到平衡是相对的，不平衡是绝对的，把握经济社会发展中平衡与不平衡的辩证关系，既善于调动各方面发展的积极性，鼓励抓住机遇加快发展，又努力实现均衡发展，注重发展的协调性和稳定性。领导干部在工作中既要照顾到方方面面，又应抓住中心环节，不能顾此失彼，也不能齐头并进，要对全社会人力、物力、财力资源进行合理配置，使社会生产和需要之间，社会再生产的各个部门、各个环节之间做到基本平衡，互相衔接，按比例协调发展。

早在1954年6月，陈云同志就在《关于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几点说明》中，明确地提出了“综合平衡”思想。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国民经济许多重大比例关系的失衡，使陈云同志更深刻地认识到：“按比例是客观规律，不按比例就一定搞不好。……以后再不要只想到钢了，应该在综合平衡的基础上全面安排。”1962年3月7日，陈云同志在中央财经小组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所谓综合平衡，就是按比例；按比例，就平衡了。任何一个部门都不能离开别的部门。……搞经济不讲综合平衡，就寸步难行。”

典型案例

周恩来的综合平衡观

20世纪50年代，苏联帮助中国设计了多个工业项目。当时的各个部门都希望能够提早建成，他们纷纷上报国务院，都希望尽快批准。周恩来总理批阅了这些申请，指出这种想法有点可笑。他告诫说，苏联设计的项目，要分清哪几种快上，对我们有好处；哪几种快上，会给我们背上包袱。他举例说，汽车厂生产量大了，就要进口器材，同时要供应很多的汽油，这就要花外汇。现在汽油没有那么多，就要减少汽车产量，更不能再建汽车厂。还有，铝加工厂和机械厂，军工部门有的民用工业部门可以不搞，可以结合起来共用，现在和平时期可以用作普遍的民用机械生产。

1961年是三年自然灾害的最后一年。这年年初，周恩来主持制定国民经济“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其中以“调整”为中心，就是调整宏观经济上的重大比例失调，以农业、轻工业、重工业为序确立新的综合平衡。他在阐述这一方针时通俗地将其解释成“坚决退够，留有余地，重点调整，打歼灭战”。他又说高指标几年了，这次允许我们试一试低指标，低了怕什么？超产么，如果低错了，我们承认错误就是了。明年调低速度，这决不是什么消极的措施。这是为了经过调整、巩固、充实、提高之后，使我们的经济工作有更大的改进，是我们主动搞的有计划的“马鞍形”。

在立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国情，总结我国发展实践，借鉴国外发展经验的基础上，我们党提出了科学发展观，并使其得到不断完善。科学发展观，根本方法是统筹兼顾。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必须坚持统筹兼顾。党的十八大强调，必须更加自觉地把统筹兼顾作为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根本方法，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正确认识和妥善处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中的重大关系，统筹改革发展稳定、内政外交国防、治党治国治军各方面工作，统筹城乡发展、区域发展、经济社会发展、人与自然和谐发展、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统筹各方面利益关系，充分调动各方面积极性，努力形成全体人民各尽其能、各得其所而又和谐相处的局面。

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了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新发展理念是我们党的重大理论创新成果，是对我们党关于发展理论的丰富和发展，是对科学发展观的创新和发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必须长期坚持的重要遵循。新发展理念是具有内在联系的集合体，体现着辩证思维和统筹兼顾的科学方法论。领导干部要深刻认识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把创新摆在国家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让创新贯穿党和国家一切工作，让创新在全社会蔚然成风；深刻认识协调是持续健康发展的内在要求，牢牢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正确处理发展中的重大关系，不断增强发展整体性；深刻认识绿色是永续发展的必要条件和人民对美好生活追求的重要体现，坚定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推进美丽中国建设；深刻认识开放是国家繁荣发展的必由之路，奉行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发展更高层次的开放型经济；深刻认识共享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坚持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朝着共同富裕方向稳步前进。

当然，科学发展观要求的兼顾各方、综合平衡，已经突破了经济建设领域，作为发展的一种观念、一种做法提了出来。领导干部面对各项工作，不仅要在经济建设领域内兼顾各方，实现综合平衡，更要在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和党的建设等各个方面的工作中做到兼顾各方，实现综合平衡。

案例精研

《隆中对》中的全局观

《隆中对》载于《三国志·诸葛亮传》，是东汉末年诸葛亮隐居隆中期间首次会见刘备时纵论天下大势和统一国家根本大计的一席谈话，为中国古代一篇重要历史文献，对现代领导干部培养全局观念、增强战略思维能力大有裨益。

当时，曹操、袁绍、孙权、刘表、刘璋等各据一方，长期混战，特别是官渡之战后曹操逐渐统一了北方，欲挥师吞并江南。而刘备虽有匡扶汉室之雄心，但自起兵二十多年来，屡遭惨败，竟无立锥之地，寄居于刘表辖下的新野。为摆脱困境，进而统一天下，刘备亲至隆中，三顾茅庐，向年仅二十七岁的诸葛亮访贤问计。诸葛亮高屋建瓴，对形势进行了精辟而深刻的分析，提出了既高瞻远瞩而又切实可行的对策，成为刘备争夺天下的总方针。

诸葛亮从天时、地利、人和三大视角，综合分析了刘备所处的大环境和他的优势与劣势。他指出，刘备具有三大有利条件：天时——荆州之主刘表“不能守，此殆天所以资将军”，刘备可图之。地利——“荆州北据汉、沔，利尽南海，东连吴会，西通巴、蜀”，刘备取此战略要地，定能处于有利地位；“益州隆塞，沃野千里”，也应用作进一步发展的基地。人和——刘备乃“帝室之胄，信义著于四海，总揽英雄，思贤若渴”，而刘备所暂时依附的“刘璋闇弱，张鲁在北，民殷国富而不知存恤，智能之士思得明君”，这为刘备取其而代之极为有利。

同时，诸葛亮也指出，刘备亦有三个不利因素：首先，曹操“挟天子而令诸侯”，有政治优势；军事势力强大，“已拥百万之众”；而且他知人善任，谋略出众，“此诚不可与争锋”。其次，“孙权据有江东，已历三世，国险而民附，贤能为之用，此可以为援而不可图也”。再次，刘备当时连根据地都没有，寄人篱下，只有兵力几千人，与曹操、孙权相比，兵弱势微，一时难以取胜。根据这种形势，诸葛亮权衡利弊，提出了“两步走”的战略方案：第一步，“跨有荆、益、保其岩阻”，作为根据地；同时“内修政理”，革新政治，积蓄力量；并“西和诸戎，南抚夷越”，搞好民族关系，以稳定后方；对外应“结好孙权”，孤立曹操，争取形成三分天下的格局。第二步，一旦时机成熟，“天下有变”，则两路出兵，“命一上将将荆州之军以向宛、洛，将军身率益州之众出于秦川”，北定中原，“诚如是，则霸业可成，汉室可兴矣”。这一深谋远虑、胆识超群而又切实可行的战略方针被刘备采纳后，不久即形成魏、蜀、吴三国鼎立之势；而后来刘备之所以未能统一天下，乃由于关羽、刘备违背和破坏了诸葛亮在“隆中对”中提出的联孙抗曹的根本大计。

“隆中对”之所以载誉后世，成为中国历史上宏观决策的典范，突出体现在诸葛亮的俯瞰全局的眼光和杰出的战略思维能力。那么，当代领导干部从中可以获得那些启示呢？

首先，全局观念的切入点是从大看小。大是系统，是全局；小是要素，是局部。从大看小就是要放眼整体，总揽全局，站在全局的高度去处理全局与局部、局部与局部的关系。这是战略思维的一个重要原则。“不谋全局者，不足以谋一域。”正是由于诸葛亮从天时、地利、人和三个大的方面着眼，对各集团势力的消长情况和变化趋势进行了中肯、精辟的分析，才为刘备确立了“建基西川，联吴抗曹”的正确方略。今天，作为各地区各部门的领导干部，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要树立全局观念，深刻了解全党全国工作的大局，善于把本地区本部门的工作与大局联系起来，根据大局做好本地区本部门的工作。当本地区本部门的举措和利益与国家大局发生矛盾的时候，必须服从大局，坚决防止和克服本位主义与地方保护主义。就本地区本部门的工作而言，也有一个用系统思维总揽全局的问题。要善于进行整体谋划，从大局着眼考虑问题，在纷繁复杂的诸多矛盾中，抓住主要矛盾，“注意于那些有关全局和重要的关节”。否则，只见树木，不见森林，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偏于一隅，顾此失彼，必然因小失大，贻误全局。

其次，全局观念要求从长看短。长就是未来，短就是当前。从长看短就是面向未来看现在，用长远的观点、发展的观点来对待眼前和现实的问题，而不能鼠目寸光，就事论事。诸葛亮在“隆中对”中，既能以冷静的态度审视当前，从实际情况出发提出切实可行的近期目标，又能以战略的眼光放眼未来，预测局势的发展趋向，制定宏伟的远期目标，从而将现实所做的一切置于长远的战略方针之下，以长远规划指导和统领当前，以当前的一步步努力去实现长远。所以，“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应该成为现代领导干部战略思维的主要价值取向，邓小平同志在这方面为我们作出了光辉的榜样。各地方、各部门的领导干部，在考虑问题、处理工作、制定政策时，也要有这个头脑，做一切事情，都要有战略目标和长远考虑，把当前的工作与长远目标联系起来。为了长远的、未来的发展，必要时可以舍弃眼前“一城一地”的得失。所谓“为了一跃而后退”“退一步进两步”“有所为有所不为”“将欲取之必先与之”，说的就是这个道理。可持续发展战略，就是把今天的发展与明天的发展联系起来，避免由于今天的发展而使明天的发展丧失必要的条件。而某些领导干部为追求急功近利，大搞“形象工程”“政绩工程”，既是缺乏战略思维的短期行为，也是对国家和人民不负责任的表现。

再次，战略思维的着重点是正负兼顾。所谓正负兼顾，就是既要看到面临的有利条件、拥有的优势和决策带来的效益，又要看到面临的不利条件、劣势和决策后带来的负面效应。所以必须坚持辩证的思维方式，全面客观地认识和处理问题。在“隆中对”中，诸葛亮对当时各主要集团的优势与劣势、有利条件与不利条件进行了综合分析，并据此为刘备集团制定了依靠谁、联合谁、打击谁的战略方针，是辩证思维在战略决策中的集中体现。而我们有些领导干部作决策、办事情，不能全面地权衡得失利弊，或只见其利不见其害，或只见其害不见其利，结果总是跌不完的跟头、交不完的“学费”。

最后，全局观念要求统筹兼顾。所谓统筹兼顾，就是既要考虑所要做的事情本身，又要考虑它所涉及的相关因素。因为任何事物都不是孤立地存在着，它们都处在普遍联系之中，相互作用，相互制约，影响着事物的变化和发展。因此领导干部只有善于多向思维，全方位地思考问题，做到统筹兼顾，才能真正提高战略思维能力，作出正确决策。诸葛亮的隆中决策方案，就是全面考虑了当时政治、军事、经济、地理、人事等各方面因素。如“挟天子而令诸侯”“内修政理”是政治因素；“利尽南海”“沃野千里”是经济因素；“拥百万之众”是军事因素；“北据”“东连”“西通”以及“国险”“险塞”“岩阻”是交通地理因素；“人谋”“信义”“明君”“智能之土地”是人事因素，等等。在二十一世纪，决策所涉及的相关因素更多、更复杂多变，若仍习惯于单向思维，搞单打一，那就非失败不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