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9章 星火燎原(1)

■生死抉择

1927年蒋介石和汪精卫相继背叛革命后，国内政治局势陡然逆转。在严重的白色恐怖下，大批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被杀害，党的队伍遭到惨重的损失。大革命时期受到群众尊敬和爱戴的党的活动家汪寿华、萧楚女、熊雄、陈延年、赵世炎、夏明翰、郭亮、罗亦农、向警予、陈乔年、周文雍等，相继牺牲在国民党反动派的屠刀之下。他们以自己的鲜血和生命，捍卫了共产主义的信念。夏明翰在绝命诗中写道：“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杀了夏明翰，还有后来人。”周文雍在狱中写道：“头可断，肢可折，革命精神不可灭。壮士头颅为党落，好汉身躯为群裂。”郭亮在牺牲前夕给妻子的遗书中写道：“望善抚吾儿，以继余志。”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信念：革命者是杀不完的，共产主义的事业必定会胜利。

与此同时，党内思想异常混乱，不知何去何从，存在着相当严重的消极情绪。一些不坚定分子动摇悲观，登报声明脱离共产党和青年团；有的人甚至公开向敌人忏悔，攻击共产主义和共产党，出卖党组织和同志，成了可耻的叛徒。党的组织被迫转入秘密状态，党员数量急剧减少到1万多人，工农运动走向低潮。事实无情地证明：中国革命已进入低潮，中国共产党正面临被敌人瓦解和消灭的危险。

在生死考验面前，在革命前途仿佛已变得十分黯淡的时刻，坚定的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冲破反革命的高压，在黑暗中高举着革命的旗帜。贺龙、彭德怀、叶剑英、徐特立等一批革命者，恰恰是在这危难的时刻，义无反顾地参加到党的行列里来。他们重新集合在党的旗帜之下，投身到新的革命风暴中去。十多年后，毛泽东回顾这个时刻，说了一段令人难以忘怀的话：“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并没有被吓倒，被征服，被杀绝。他们从地下爬起来，揩干净身上的血迹，掩埋好同伴的尸首，他们又继续战斗了。”[22]

1927年7月中旬，中央临时政治局常委会断然决定了三件大事：将党所掌握和影响的部队向南昌集中，准备起义；组织湘鄂赣粤四省的农民，在秋收季节举行暴动；召集中央会议，讨论和决定新时期的方针和政策。

7月下旬，根据中央临时政治局常委会的决定，成立以周恩来为书记，有李立三、恽代英、彭湃参加的中共前敌委员会，领导南昌起义。8月1日，周恩来、贺龙、叶挺、朱德、刘伯承等率领中共掌握或影响下的北伐军两万多人举行起义，占领了南昌城。随后，根据预定计划迅速撤离南昌，经过赣南、闽西，直奔广东，以期恢复广东革命根据地，并占领出海口，取得共产国际援助，重新举行北伐。10月初，起义军遭到失败。保存下来的部队，一部分转移到海陆丰地区，同当地农民武装汇合；另一部分在朱德、陈毅率领下，经赣南、粤北转入湘南开展游击战争。

南昌起义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向世人宣告了共产党人不畏强暴、坚持革命的坚强决心，在全党和全国人民面前树立起一面武装斗争的旗帜，标志着中国共产党独立地领导革命战争、武装夺取政权的开始。后来新中国的十大开国元帅中，有7人直接或间接地参加了南昌起义。他们是贺龙、朱德、刘伯承、聂荣臻、叶剑英、陈毅和林彪。8月1日，成为一代又一代军人深情回瞻的时刻，成为人民军队光荣诞生的纪念日。

南昌起义爆发后的第七天，即8月7日，中共中央在汉口秘密召开紧急会议，这便是著名的八七会议。会议彻底清算了大革命后期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确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装起义的方针。这是党在付出了鲜血和生命的代价之后得到的正确结论。这次会议给正处在思想混乱和组织涣散中的中国共产党指明了出路，为挽救党和革命作出了巨大贡献。这是由大革命失败到土地革命战争兴起的一个历史转折点。

八七会议之前，中共中央已在8月3日制定出《关于湘鄂粤赣四省农民秋收暴动大纲》，决定在大革命时期农民运动基础较好的这四个省举行秋收起义。八七会议结束后，毛泽东按照中央临时政治局常委会的决定，作为中央特派员到湖南去改组省委并领导湘赣边界秋收起义。参加这次起义的共计约5000人，合编为工农革命军第一师，由卢德铭任总指挥。起义于9月9日发动，最初以夺取长沙为目标，但由于反动军队的力量强大，各路起义军先后遭受严重挫折。这时，毛泽东当机立断，改变原定部署。9月19日，以毛泽东为书记的前敌委员会在浏阳县文家市举行会议，决定迅速脱离平江、浏阳地区，在敌人控制比较薄弱的山区寻求立足地，保存力量，再图发展。当起义部队到达江西省永新县时，进行了著名的三湾改编，将原来的一个师缩编为一个团，将党的支部建在连上，成立各级士兵委员会，实行民主管理。这是建设无产阶级领导的新型人民军队的重要开端。10月7日，毛泽东率部到达井冈山北麓的宁冈县茅坪，开始了创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斗争。从进攻大城市转到向农村进军，这是中国革命史上具有决定意义的新起点。

南昌起义和秋收起义的硝烟未尽，广州又燃起了暴动的烈火。12月11日，在中共广东省委书记张太雷和叶挺、黄平、周文雍、恽代英、杨殷、叶剑英等领导下，发动广州起义。经过10多个小时的激战，占领了广州的绝大部分市区，并成立了以苏兆征为主席（由张太雷代理）的广州工农兵苏维埃政府。起义在第三天遭到失败，张太雷和许多战士英勇牺牲。这次起义是对国民党屠杀政策的又一次英勇反击。

南昌起义、湘赣边界秋收起义和广州起义是当时三次规模较大的起义，除此之外，到1928年初，中国共产党还在其他地区先后发动了近百次武装起义。这些起义表明，革命的火种是扑灭不了的，中国共产党人用血与火的语言，演出着一场悲壮的历史活剧。这些起义虽然有一部分迅速失败，但有一部分在数省边界、距离中心城市较远的农村地区坚持下来，为后来红军和农村革命根据地的发展，奠定了初步的基础。

尽管这时中国共产党人发动了多次武装起义，但革命依然处在低潮。然而，中共中央并没有认清形势，适当地规定斗争任务。1927年11月召开的中央临时政治局扩大会议，使在八七会议上滋长起来的“左”倾情绪得到发展，在全党取得支配地位。这次会议的决议案接受共产国际代表罗米那兹的“左”倾观点，断言全中国存在着直接革命的形势，这种革命“已经必然要超越民权主义的范围而急遽的进展”，据此确定了以城市为中心的全国武装暴动的总策略。这次会议前后，在一些敌强我弱的地区，盲目地组织工人罢工、农民暴动，结果很快被镇压下去。大革命失败后保存下来的有限的革命力量进一步蒙受重大损失。盲目暴动带来的惨痛失败，使中国共产党冷静下来重新考虑问题。1928年4月，中央政治局发出通告，承认党内存在着“左”倾盲动主义的错误。至此，这次“左”倾错误在全国范围的实际工作中基本停止。

“左”倾盲动造成的失败提醒全党，应当认真总结大革命失败以来的经验教训，确定革命斗争的路线和任务。1928年6月18日至7月11日，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在莫斯科郊外的一处别墅举行。大会在共产国际的帮助下，在一系列有关中国革命的根本问题上作出了基本正确的回答，大体上统一了全党的思想。针对不少党员认为资产阶级既然已经退出革命、中国革命的性质便不再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错误认识，大会指出：应该以革命任务来决定革命性质，而不是以革命动力来决定革命性质。中国仍然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中国革命现阶段的性质是资产阶级性质的民主主义革命。这个判断解答了党所面临的一个新问题。对中国革命的形势和任务，六大作出了正确的结论。大会通过的《政治决议案》指出：“现在，第一个革命浪潮已经因为历次失败而过去了，而新的浪潮还没有来到，反革命的势力还超过工农，党的总路线是争取群众。”[23]

大会提醒全党：目前最主要的危险倾向就是盲动主义和命令主义，它们都是使党脱离群众的。尽管六大存在着把城市工作放在中心地位、把民族资产阶级看做革命的敌人、组织上片面强调工人成分等缺点，但大会决议传达贯彻后，仍产生了深远的积极的影响。

■走向复兴

党的六大解决了有关中国革命的一些根本性的问题，但是，革命斗争的重心从城市转到农村，是一条前人没有走过的路。这条路怎样走，需要在实践中反复探索。在这方面，毛泽东、朱德领导的井冈山根据地的斗争，作出了突出的贡献，集中体现了中国革命的正确方向。

井冈山地处湘赣边界的罗霄山脉中段。毛泽东选择这里建立革命根据地，是因为这个地区的群众基础比较好，大革命时期曾建立过党的组织和农民协会；这里崇山峻岭，林木茂盛，地势险要，易守难攻；周围各县有自给自足的农业经济，便于部队筹款筹粮；远离国民党统治的中心，反动统治对这个地区的控制力比较弱。

当毛泽东率领湘赣边秋收起义部队到达这里时，统治阶级内部正发生新的破裂。毛泽东抓住时机，全力进行党、军队和政权的建设。经过三个多月的工作，使边界党的组织逐步健全起来。对工农革命军，毛泽东要求改变过去军队只顾打仗的旧传统，担负起打仗消灭敌人、打土豪筹款子、做群众工作三项任务。这样，部队不仅打了胜仗，而且广泛发动群众，解决了经济来源问题。毛泽东又总结部队从事群众工作的经验，规定了三大纪律、六项注意。三大纪律是：第一，行动听指挥；第二，不拿工人农民一点东西；第三，打土豪要归公。六项注意是：第一，上门板；第二，捆铺草；第三，说话和气；第四，买卖公平；第五，借东西要还；第六，损坏东西要赔。后来，六项注意又增加洗澡避女人和不搜俘虏腰包，发展成八项注意。这些规定体现了人民军队的本质。由于严格执行这些规定，工农革命军建立起同当地民众的密切关系，取得民众的信任和支持。工农革命军还对袁文才、王佐率领的农民武装进行改造，并积极帮助边界各县、乡建立赤卫队等地方武装。工农革命军粉碎了国民党军队的一次“进剿”，先后攻克茶陵、遂川、宁冈三个县城，成立了县工农兵政府。这样，以宁冈为中心的湘赣边界革命根据地初步形成。

与此同时，朱德、陈毅率部分南昌起义保留下来的部队在发动湘南起义后，带领1万多人向井冈山转移。1928年4月下旬，朱德和毛泽东两军会师，合编为中国工农革命军第四军（不久改名为工农红军第四军），毛泽东任党代表和军委书记，朱德任军长。不久，又成立了中共湘赣边界特委和边界工农兵政府。这次著名的“朱毛会师”，有着重大的历史意义。会师后，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武装力量从原来的2000人增加到1万多人。

这时，国民党新军阀之间的战争暂时停息，反动统治在南方相对稳定下来。蒋介石命令湘赣两省国民党军队向井冈山根据地发动多次“会剿”。边界特委和红四军军委采取了一系列正确的政策，加上边界地形有利于斗争，湘赣两省进攻红军的国民党军队的行动又不尽一致，所以，尽管前来“会剿”的军队至少有八九个团，多的时候达到十八个团，但红军以少数兵力，经过四个月的周旋，接连击破敌军三次“会剿”。最大的一次胜利是1928年6月的龙源口战斗，歼敌一个团，击溃敌军两个团。这次大捷后，井冈山根据地扩大到宁冈、永新、莲花三县全境，吉安、安福县各一部分，遂川县北部，酃县东南部。这是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全盛时期。

红四军前敌委员会特别重视革命军队的建设。红四军的人员主要来自两个部分：一是农民，一是旧军队。为了把他们教育训练成共产党领导下的新型的人民军队，红四军首先从加强党的建设和部队政治工作着手。经过政治教育，红军士兵有了阶级觉悟，有了分配土地、建立政权、武装工农等常识，知道是为工农阶级的利益而作战的，明白要利用一切可能的机会为群众服务，因此能在艰苦的斗争中不抱怨，并能为革命而英勇献身。

在作战方面，毛泽东、朱德把红军的经验概括为“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的十六字诀。这是适应当时情况的带着朴素性质的游击战争的基本原则，对红军游击战争起了有效的指导作用。

中国革命的军事斗争同土地革命是分不开的。井冈山根据地所在地是交通阻绝的农业区域，绝大多数居民是农民。农民们最关心的是关系到他们根本利益的土地问题。获得土地，是贫苦农民祖祖辈辈以来的梦想。在中国的民主革命中，没有武装斗争的胜利和坚持，谈不上进行有效的土地革命；而没有土地革命，没有广大农民的全力支持，武装斗争也会归于失败。在井冈山根据地建立的初始阶段，主要是发动群众打倒土豪劣绅，分田的工作只在个别地区试行。随着根据地内部的逐步稳定，从1928年5月至7月，在边界各县掀起了全面分田的高潮，年底颁布了井冈山《土地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