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忆录

我们举办了一场非常棒的研讨会，整个周末我们过得都很开心。从前面的脚本中，你一定也感受到了与会者的智慧和幽默。很多没有记录的场外活动也为这次聚会添色不少，包括进餐时间、中场休息和非正式的室外活动。

为了规划这次研讨会，我跟巴菲特进行了数月的书信往来，我第一次见到他本人是在一个周末，当时我在格林威治村著名的意大利餐厅Il Cantinori为所有嘉宾准备了晚餐。我走到他身边做了自我介绍，当我伸出手跟他握手时，他对我说：“哦，很高兴见到你，你就是那个帮我重新整理信件的家伙啊。”

晚餐后，我们一帮教授跟查理一起出去喝酒，我们去了东村的圣殿酒吧（Temple Bar）——当时有不少人回头看我们。第二天早晨，当我们跟沃伦说起酒吧的事情时，他开玩笑说：“如果有人认出了查理，那一定是个同志酒吧。”还有，第二天早餐的时候，戴尔·奥斯特勒就坐在芒格旁边，但他根本不知道坐在旁边的这个人是谁。

稍后我跟芒格一起去会场的时候，他说自己一直想搞清楚巴菲特为什么会同意由我来整理和出版他写给股东的信，因为很显然我并不是第一个有此想法的人。我们猜测这是基于信任关系：我的同事和前系主任摩罗·普莱斯（Monroe Price）联系了巴菲特最好的朋友之一鲍勃·德纳姆，正是他向巴菲特转告了我的提议。此外，我觉得我的朋友山姆·巴特勒（Sam Butler）也帮了不少忙，他是我曾任职的克拉瓦斯律师事务所（Cravath, Swaine & Moore）的老板，而且跟沃伦已相识多年——伯克希尔第一次购买政府雇员保险公司的股票时，山姆恰好是该公司的董事会成员。

另一个共同的朋友是克拉瓦斯律师事务所的合伙人乔治·吉莱斯皮（George Gillespie），他是巴菲特的私人律师，同时也担任过几年华盛顿邮报公司的董事。在来参加研讨会时，乔治也带来了需要巴菲特签字的遗嘱。乔治希望我找个房间供巴菲特签字，同时也希望我能作为一个见证人，沃伦跟我开玩笑说：“如果你要做见证人，那我猜遗嘱中就不会有你的名字了。”

我们安排芒格和教授们住在了格拉梅西公园酒店，这是一家已经营数十年的家族酒店，不过当时已经失去了昔日的光芒。这家酒店几年后进行了翻新，成为一家世界一流的五星级酒店。芒格对这家酒店的描述是“非常不错”。第二天晚上，塞缪尔和罗尼·海曼做东请大学的客人和朋友们吃饭。晚饭后我跟芒格一起打出租车回酒店，我们上车后，芒格靠在座位上感慨说：“我此前从没在有这么多钱的房间里待过。”

在第二天开会时，我的侄子贾斯汀跑来见沃伦。贾斯汀当时只有13岁，所以他并不是特别清楚巴菲特到底是什么人，他说巴菲特代表“很多很多0”。

多年后，比尔·阿克曼提醒我说，这是他第一次跟沃伦会面。事实上，在排队拿自助餐时，比尔跟沃伦的妻子苏珊聊上了。这俩人看起来一见如故，因为苏珊主动邀请比尔跟她同桌进餐。苏珊是我认识的最和蔼可亲的女士之一。

杰夫·戈登提议为研讨会提供伯克希尔主题的产品。除了可口可乐和喜诗花生脆糖外，我们在开会的两天还分发了《华盛顿邮报》。为了纪念重要的交易，投资银行通常都会准备一个纪念品，比如里面放有微缩版招股说明书的有机玻璃立方体，为了向所罗门致敬，我们也为所有参会人员准备了一个类似的立方体，不过里面放的是研讨会的议程。研讨会结束一周后，沃伦的助理黛比·博桑尼克（Debbie Bosanek）告诉我，沃伦很高兴地把那个立方体拿进办公室当镇纸用了，于是我也给黛比寄了一个。

放有研讨会议程的有机玻璃立方体

我和我的学生们为这个在周末举办的研讨会做了很多后勤协调工作，但周一研讨会结束时，我们才意识到竟然没安排车辆送巴菲特一家（巴菲特、苏珊、霍华德）去机场。他们说打车去就可以了，随后三个人就要拖着行李到第五大道上打车去，要知道当时已经快到曼哈顿的高峰时段了。

我坚持说可以找一辆林肯送他们去机场，但沃伦拒绝了我的好意，他说出租车更便宜。我说我们可以请客，而且不会告诉任何人叫了豪华车。没想到霍华德拖着长音说道：“可是我会说啊。”最后他们还是打了一辆出租车去了机场。从那以后，我就总在想，总有一天霍华德会成为伯克希尔优秀的董事会主席。

拉里·坎宁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