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章 初出茅庐的调查局特工(3)

1919年6月2日傍晚，又一声爆炸摧毁了司法部部长帕尔默在华盛顿西北部居所的正面，掷弹者也在这场爆炸中丧生。在可怕的碎片中人们发观了一张威胁要对“资产阶级”施以暴力的传单，署名为“无政府主义战士”。帕尔默和他的家人均未受伤，但据帕尔默的邻居海军部部长助理富兰克林·D.罗斯福说，司法部部长对这次爆炸惊恐万状。就是这一系列一直未被侦破的爆炸事件引起了司法部1919年的反激进分子运动，并开始了埃德加·胡佛在联邦调查局的生涯。

爆炸的尘土还未完全落下，帕尔默便招募他在外侨财产局的老侦查长弗朗西斯·P.加文及前秘密情报局长兼著名私人侦探威廉·弗林，来协助司法部制订对付爆炸的计划。6月4日，他宣布任命加文为司法部副部长，专门处理激进分子的威胁，任命弗林为调查局长，并任命一直负责秘密情报局纽约分局及俄国处的弗兰克·伯克为弗林的副局长，头衔为“长官”（局里高级级别的称号这时已规范化了。局里的头脑在此之前时而被称为“局长”或“长官”，而这时被定为“局长”，他的副手被称为“副局长”或“长官”）。有这些人做顾问，帕尔默开始制订计划竭尽全力攻击激进主义。他请求国会专门拨款以供调查激进分子之需，并宣称，他已获取某种情报，不久将有一个“一举摧毁现政府的企图”出现。

在6月17日的会议上，司法部决定：大举围捕并驱逐外侨激进分子。胡佛可能参加了6月17日的会议，也许是当时，也许是稍后，帕尔默及其顾问决定让胡佛负责这一运动。7月10日，帕尔默将胡佛提升为司法部部长特别助理，直接向加文报告，随着职位提高而来的是加薪，1800美元的薪水升为3000美元（比较起来，调查局长威廉·弗林年薪7500美元，伯克长官的年薪4000美元）。此后，胡佛的名字首次出现在调查局的编制表上。

雄心勃勃的司法部部长助理

在帕尔默提升胡佛时，胡佛实际上也正想凭借约翰·洛德·奥布莱恩向帕尔默的举荐来保持他的工作。据奥布莱恩所言：“战争打完了，停战时胡佛对我说，他愿意留在司法部做文职人员，我私下与新任司法部部长A.米切尔·帕尔默谈了此事。”当爆炸事件发生后，帕尔默需要得到了解外侨事务的人帮助时，奥布莱恩的举荐在他的心中尚记忆犹新。奥布莱恩的举荐能留在帕尔默印象中可能是出于个人原因。尽管这两个人有许多不同点（帕尔默在民主党内享有权力，而奥布莱恩则是一个有影响的共和党人），但他们却有许多共同的朋友：帕尔默与哈里·戈文顿和爱德华·伯林关系很密切，而后两者是影响很大的华盛顿戈文顿和伯林法律公司的创始人。而这两个人又是胡佛的舅舅威廉·希兹法官的朋友。正是希兹在他的一次宇宙俱乐部午餐会上将朋友奥布莱恩介绍给戈文顿和伯林的，奥布莱恩后来在1944年加入了他们的公司，因此很可能奥布莱恩向帕尔默提起胡佛时，提到过胡佛是戈文顿的朋友希兹法官的亲戚。

胡佛战时与不受欢迎的外侨打交道的经历，成了他肩负新任的最宝贵的证书。格雷戈里和奥布莱恩离开后，胡佛便成了司法部内唯一的外侨专家，尽管他当时很年轻。在司法部里只有他曾在劳工部移民局工作过，并利用驱逐法令在法律以外高效率地处理了外侨事务（劳工部移民局及司法部敌侨司在华盛顿的职责实际上在战争期间已经合并），当事态的发展需要与劳工部重建关系以便对外侨进行大规模行动时，胡佛是必然的，也的确是唯一可行的人选。胡佛由于青年时期形成的对外侨的怀疑，更激发了他对追查外国人的狂热情绪，他的这份热情在司法部内尽人皆知。

帕尔默挑选胡佛来指挥反共运动的另一个理由可能是因为胡佛年轻（1919年春他正好24岁）。帕尔默本人信教，公开形象又是个道貌岸然的道德家，但政治上却是腐败不堪。他很欣赏年轻精干的下属的残忍和鲁莽，终生对外国人和激进分子疑心重重。他贪得无厌，热衷于政治投机。到1919年，帕尔默已无所顾忌，亦无确定的政治信仰。他极想获得1920年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提名，对此自认为十拿九稳。为达此目的，他不惜一切，或许他已看到胡佛是一个敢作敢为的自信的年轻特工，能够给他提供当选总统所需要的战绩。胡佛极端拘谨的道德观，他的精力、聪明及他的自信，使他成为中产阶级年轻斗士的楷模。他为下层社会的犯罪与缺点所困扰，对姑息它们的上层社会又疑心重重。这种年轻、智慧和精力在一个人身上的高度体现对帕尔默极富有吸引力，因为帕尔默本人艰苦工作的能力和集中考虑的能力都很有限（他紧张时易精神崩溃）。

胡佛不仅精力充沛，雄心勃勃，并且由于他在敌侨司的经验和早年在中区高中的成功，使他对自己的组织能力和领导才干信心十足，他身上还带有一种当地名流的自信感，同时，也许还伴有对低贱的下层社会和饱食终日无所用心的上层社会的忿恨，正是由于后者对下层社会的姑息使得中产阶级的志气和体面丧失殆尽。胡佛进政府机构谋职时，恰逢部里有才干的律师都急于离职，重操和平时期的法律事务，因此胡佛在部里便没有了竞争对手，而那些自谋职业的人无论如何都不会使自己成为行业中的佼佼者。或许不管怎样，胡佛都会成功。

但是，公众舆论的落潮起伏，激进运动的胜利须臾可待的那种难以控制的和不受控制的感觉，以及发生在司法部长和其他重要官员居所的爆炸事件，给胡佛创造了一个对他的背景、阅历与个性来说完全合适的大好时机。也许每个伟大的生涯都要仰仗于千载难逢的好运气，而在这人生的紧要关头，胡佛很走运，碰到了合适的时机、合适的地点，并具有合适的才干、委任状和信心。

帕尔默上任伊始，面对禁酒法案的令而不行、三K党人的横行不法、罢工事件的风起云涌、各种社会思潮的相互激荡，对如何选择树立虎威的突破口，不免大费踌躇。寓所的炸弹事件让帕尔默胆战心惊了。形形色色的“革命”风潮如火如荼，火舌已经伸到了教堂的祭坛，已经伸到了司法部部长家的庭院，如果不断然加以遏止，保守的美国上层统治在这种强劲的冲击面前能维持多久！帕尔默断然决定：以这一赤裸裸的挑衅案件为契机，向国人证明自己不是一只病猫。于是，他炮制了有某些团体阴谋推翻联邦政府的超级“发现”，从国会争取到一大笔预算，下令对全国各种无政府主义者、布尔什维主义者、激进团体进行大规模清查。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帕尔默袭击（搜捕）”行动。

帕尔默袭击犹如一场大地震一样迅速席卷全美国，而埃德加·胡佛在国会图书馆整理卡片的拿手好戏再次派上了大用场。为了对激进分子进行大清查，帕尔默任命了威廉·弗林、弗兰克·伯克分别担任调查局正、副局长。同时，他授命特工处对胡佛进行了可靠性审查，发现他除了需要负担父亲在精神病院治疗的费用外，没有任何有别于常人之处。于是，胡佛留任司法部，并成了帕尔默的特别助理。胡佛所担负的任务是，在助理部长弗朗西斯·加文的具体领导下，搜集和汇编“带有革命和激进主义色彩的社会团体”的档案材料。

年方24岁就能在非常时期的非常机构里独当一面，成为左右全国成千上万人命运的司法部部长特别助理，胡佛似乎已看到更大的权力在不远处向自己召唤。他决心干出一番事业，给帕尔默一个漂亮的报答。于是，加班加点、夜以继日又成了他每天生活的写照。埃德加·胡佛是一个工作狂，为了报答帕尔默的知遇之恩，他在几个月的时间里就带同一帮助手，手工编纂了50万人的索引卡片、6万余人的简历材料，用姓名字母和思想倾向类型的双重方法查找，都只需用几分钟即可找到。1919年11月7日，帕尔默下达了清洗“革命嫌疑人”和“激进分子”的命令。根据胡佛拟就的多达6万人的“黑名单”，司法部“按图索骥”，短短的几天内，就相继逮捕了数百人，并对他们进行了严刑逼供。清洗行动中的逮捕环节是由调查局和各州、县城市警察局联袂实施的，而对一干人犯的“处理”，则交由胡佛全权办理。正如调查局副局长弗兰克·伯克在指示中所说：“在逮捕过程中，凡遇到重要问题，务必立刻与胡佛先生取得联系。”

一代政治新星冉冉升起

胡佛确实不满足于编写和整理索引卡片这种纯粹事务性的工作，他还为如何处理上了“黑名单”的人献计献策：与其扬汤止沸，不如釜底抽薪，为了有效、彻底地消除革命危机，对激进分子采取扫地出门、驱逐出境的办法，肯定能取得事半功倍的奇效。于是，他走进了镁光灯照耀下的政治前台，在法院里以公诉人的身份，运用自己在乔治·华盛顿大学法学院学到的知识，成功地促使法院作出了对埃玛·戈德曼驱逐出境的判决。戈德曼是一位在年轻人中有很高知名度的无政府主义者，通过电影等形式，散布“杯水主义”的性自由（性就像人渴了需要喝一杯水一样，是一种无可厚非的生理要求）和对宗教的批判。

按照胡佛的“发现”，1901年威廉·麦金利总统的遇刺身亡，凶手就是受了戈德曼的蛊惑宣传。几天后，胡佛会同调查局局长弗林，亲自前往埃利斯岛（欧洲大陆移民进入新大陆的门户），目睹戈德曼及其情人伯克曼等首批247名“激进分子”被押上军舰，递解至俄国。第二天，陶醉在初战告捷的喜悦中的胡佛就向新闻界谈起了自己的思路：“一旦必要，就应该把危险的激进分子和布尔什维主义分子从美国清除出去，把他们统统送到欧洲。”

清洗工作犹如滚雪团一样，动作越来越大。在1920年元旦那一天，“帕尔默袭击”中规模最大的一轮行动在23个城市同时上演了，被拘留审查的人数达万人之多，尽管大部分人在审讯后被释放了，但需要“统统送到欧洲”的仍大大超过上一轮的戈德曼一行。随着“帕尔默袭击”的步步深入，帕尔默已得到了作为未来总统候选人所需要的广泛的知名度，而埃德加·胡佛也很快成了举国皆知的名人。为了表彰他没有周末、没有“八小时以外”的勤奋工作，帕尔默于1920年初任命他担任了调查局总情报处的主任。

美国一向标榜“言论自由”，由于“帕尔默袭击”对美国社会造成的危害和冲击远远大于所谓激进分子，从而招致哥伦比亚大学法律系主任哈兰·斯通等社会名流的严厉抨击。因此，尽管帕尔默和胡佛逮捕了成千上万的人，但真正流放到欧洲的也只有数百人。同时也因为帕尔默的清洗行动对美国社会构成的冲击已经超过了所谓激进分子本身，从而导致了来自国会山的质问和批评。为了“舍车保帅”，帕尔默在国会作证时声称，一切细节、一切指控都是埃德加·胡佛先生的职权行为。这位司法部部长对他一手导演的全国性丑闻的解释，颇能反映出胡佛在司法部里地位和作用的上升。

不论是埃德加·胡佛，还是司法部部长帕尔默和他的工作人员，都没有因对共产党的袭击而受到惩罚。国会的调查拖了很长时间，结果是新总统上台，换了司法部部长，当事人不了了之。胡佛取得了难以忘怀的经验教训。首先，他知道了进行全国性镇压在美国是行得通的。尽管舆论大哗，对赤色分子的镇压毕竟使美国共产党受到了摧毁性的打击，它的党员人数从袭击以前的8万人下降到1920年底的6000人。其次，胡佛还发现，可以不根据罪行，而根据政治信仰对人们进行侦察和迫害。为了不被抓住，必须至少在法律上遵守“适当的程序”。一定不要让公众知道调查者的宝贵财富——秘密档案。在关于袭击赤色分子的听证会上，暴露了许多文件，造成被动局面。他当联邦调查局局长以后，完善了档案制度，局外人是无法看到这些档案的，只有在对埃德加有利的情况下，才会拿出档案。

对于帕尔默这种把功劳尽数揽为己有、把过错尽数委于部下的政治把戏，未来数十年里的胡佛将“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在“帕尔默袭击”中，胡佛显示了他过人的精力和才干。因此，尽管帕尔默因为这件事在政治上名声扫地，具体操办此事的胡佛却是声名大噪，更被下一届政府所器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