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章 一九六三年 记录第一次与俄罗斯的相遇(3)

归纳讲话重点就是：“我们已经取消了无产阶级专政。过了四十五年之后，我们不再需要专政。苏联是人民的国家。今天我们已经是民主主义国家了。只有恐惧的人，才会需要专政。”他为繁荣辩护，反驳中国人提出的观点：“曾经有位代表说，当你们越来越富裕时，你们就会有资产阶级思想。然而，当一个人买了第二条裤子时，他就会变成一名不好的马克思主义者了吗？我问他，他是否认为最好的共产党员都是不穿裤子走在大街上的。”有时他夸大其词，极力强调自己国家的力量。“并不是资本家聪敏了，而是因为我们更强大了，因此才签署了莫斯科禁止核试验条约。而如果没有加勒比危机[56]，今天，我们的口袋中或许不会有这份条约。”他谈到与美国国务卿迪安·腊斯克还签订了更广泛的、超出舆论所知晓的协议。（在莫斯科流传着这样的谣言：根据马歇尔计划精神，美国将对中欧及西欧的几个社会主义国家提供大量的援助。）

席间少不了关于资本主义弊端的教育。他这样给像萨特一样的人解释社会主义，没有使用武力——他经常在西方的报纸上读到自杀。这绝对不是个人的事！“在我国，类似的事很少发生。我们会追查到底，找到根源和罪人，并试图改善关系。”萨特听着这些分析时，面无表情。

在赫鲁晓夫的讲话中很特殊的一段同时也是唯一的一段是对文学的回忆。他提及1910年，也许是1911年，他在一本自由主义的杂志中读到的故事。他已经不记得作者的名字（可能是克里斯托夫·冯·施密德）。一个乞丐在街上见到一位地主，并向他讨一个戈比。地主在口袋中只找到一个20戈比的硬币，并把它给了乞丐。乞丐兴奋不已，立即下跪道谢。地主想：“他们的幸福仅仅需要这么一点点钱！而我至少要两万卢布才会如此情绪激动。”演讲人直到今天还为这个故事中的人物之间的区别而感动，而且认为有引用的意义。或者，他问，在资本主义国家，工人为谁工作。我们用一个例子来说明问题。有一个人得到了一份工作，他必须砌一堵墙，但是他不允许打听这堵墙的用处。结果，这堵墙或许是一座监狱的围墙，或许某一天他可能自己坐在墙内……这寓意深远的故事并没有起到正面作用，可当演讲者认识到这一点时，已经太晚，鉴于柏林“防卫墙”，他在这儿谈围墙是危险的。

他叙述图画书的寓言故事时感到很自如。谈到关于个人崇拜问题时，他想到了大象。当他还是小孩子的时候，如果村子里有大象来，大家都想去看看。许多人会赶来并把它团团围住，而他因为个太小，最后还是没有能够看见那动物。这与个人崇拜有相似之处。在红场的斯大林墓碑前就曾经有106人死去。他自己的女儿是爬到一辆汽车底下才保住了性命。而今天，当他走在莫斯科的街上，会有人推推另外一个人说：看，赫鲁晓夫正走过来！那人耸肩回答：我认识他。有时他甚至看见有人吐唾沫。

但是，妨碍他并让他生气的却是其他普通的事情。比如肯尼迪的私有财产。为什么工人会选那么一个富翁？他想了想，然后得到一个启示：资本家赢得选举，是因为你们帮助了他们。这是他对着客人们说的。几位作家大吃一惊，另外几位愣住了。但演讲者又安慰他们，他补充说，他当然不是指在座的各位。但他们所承担的责任是艰巨的。这是他关于客人们的工作说的唯一一段话。关于文学和美学他没有说一个字，这使我感到轻松。

也许他高估了写作同盟会的影响力。也许他认为，他们是可以被诱惑和贿赂的，尽管这在苏联是合情合理的。但是他的讲话忽略了传统意义上的马克思主义思想，结果还把“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这句话的意思说反了。如果他的观点发表在《真理报》上，那一定是一场小小的轰动。现在这些话听上去更像一位只在《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上听到过马克思主义的人对政治现实的肯定。

讲话突然停止了，因为说话的人感觉到这样就已经足够了，要达到一个平缓的尾声效应，只需再简单地加上一些关于和平、未来和进步的句子。掌声是礼貌的，但不热烈。人们站起身去散步。

天气很热，客人们穿着深色的西装很难受。主人邀请大家去游泳。他自己想要下到水里。客人们没有带着游泳衣旅行。对备案的不满，使他们对此感到困惑，无兴趣。人们可以裸体游泳吗，就像这位国家领导人所决定的，甚至当着《第二性》的女作家的面？人们更愿意坐在台阶上，小心翼翼地交谈，此时主人在两栋沙滩小屋之一的后面消失。只有维戈雷利，一个没有什么名气的作家和我想游泳。我们走进第二个小屋，在那里看见三条为主人准备着的游泳裤，是他的尺寸大小，但有些破旧。这几条游泳裤的长度可以到我们的膝盖。我必须用双手提着我拿着的那条。在黑海的这十分钟对主人和我们来说，也许是这一天中最惬意的。我们看到在小船上时刻准备营救他的主子的保镖，正担心着我们的安危。

预计两个小时的晚餐，被安排在花园露台。在此之前我们有幸参观了这栋房子。这房子有点像乌发电影公司早期的电影布景：卧室是粉红色的，沙发是柯兰兹勒咖啡馆的格调。席间不多的交谈很平淡乏味，但晚餐是美味的。大家几乎都说俄语。我的邻桌康斯坦丁·费定，没有多少兴趣为坐在斜对面的主人翻译几位外国人说的话。席间也只有一些小对话。我作为晚餐桌上最年轻的人，本来就不合适多说话。

德国只被提到一次：从这儿——主人突然说——他能够看到普鲁士。乌布利希[57]在海湾的那边有他的夏宫。仅此而已，关于政治只字不提。

主人并没有吃太多，也不多喝。我认为他有点感到无聊了，但还是表现出对客人的关注，并热情地给大家提供饮料：格鲁吉亚葡萄酒和矿泉水。矿泉水中有一股硫磺气味微微冲上鼻子。这仿佛就是一次地区政府的邀请，我们就像药剂师和教委官员一样吞咽着佳肴。没有什么交谈，没有醉意，没有玩笑。喝了咖啡后，俄国诗人亚历山大·托瓦德斯基欣喜地表演了为主人精心准备的大型活动。主人忽然看上去很疲惫，眼睛半睁半闭的，只有一部分不信任还清醒着，并用一只耳朵听着。

他有一段漫长的职业生涯。“二战”时期他以一首描写士兵瓦西里·托沃金的诗而成名，这首诗不仅广为流传，还荣获了“斯大林奖”。在赫鲁晓夫执政时期，他是《新世界》杂志的主编，并为当时还没有名气的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58]出版了《伊万·杰尼索维奇的一天》。

他是这次聚会的重量级人物。

他朗读了40年前的史诗的续集：《士兵托沃金难忘的历险》。在斯大林统治时期，这本书的出版是不可想象的，甚至在《解冻》之后，要通过审查也是有风险的。他们曾推荐给作者一个“修改稿”，但被他拒绝了。

从他带来的这个文本中，我们可以看出原因。因为，这名勇敢的士兵让我们想起了帅克[59]，帅克当时遭遇的事仿佛就发生在苏联。他找不到一个安身之处，而当他抱怨抗议时，却被告知毫无意义，因为这儿所有的人都幸福地生活着——克格勃[60]会为此操心。谁要是表现突出，他会得到非常独特的优待：在民间地狱度假。

这类讽刺史诗在俄罗斯文学中是有传统的。这让我们想到海涅[61]诗歌的段落结构和句式，而且作用也很相近。我也能在自己的作品中观察到。“抒情”和诙谐的段落互相对应，并且一拳击中目标。

自然，外国人不能理解这首诗内在的含义。但是房子的主人仔仔细细听了50分钟长的朗读。有时他显得有些忧伤，有几次他似乎要发牢骚。“诗意”使他感到无聊，但又不能抵抗幽默，好几次他笑出声来。朗读结束后，他沉默了很长时间，然后干巴巴地说：“不错。”

对苏联作家来说，这次访问有着决定性的结果，是一次意义深远、精心策划的胜利演习。告别的场景与问候时一样：相互间不自然的拥抱。以作家身份出席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干部们，其中包括从柏林来的那位特别乏味的男人，表情很严肃。

见过赫鲁晓夫后，我对他也没有留下多少印象。假如通过公民选举和议会选举，这个人绝对不会得到政权。他并不显眼，这或许帮助了他。他的强项是一个人求生存的愿望。就是这样，他在那个格鲁吉亚人[62]死后，在斯大林主义和权力争夺中得以存活。我们绝不怀疑他的审慎和韧劲。他处理事情时有非常好的感觉，而不只是体现在完成一件事情上。没有哪位大人物是难以说服的，是听不进理论论证的，是仅仅通过试错法学习的。

他的优点可以从反面来说。他没有他的前任那样夸大和妄想。他的信念很简单，也不给他的行为编程；相反，根据情况的不同，他的陈述也不同。在他有限的陈词滥调中，他是不自信的，也就是说是可教的。而对自己在政治上的才能，他并不知道。这些才华体现在权力的非神秘化上。一位没有秘密的国家首脑，在世界上是少见的，在苏联也是闻所未闻的。他完全不具备“光环”。在他面前只会感到无聊，他丝毫没有魅力，不像戴高乐应该感谢魅力的作用。他不只是否定无意义的个人崇拜，还以身作则。谁要是感到失望，那么他是没有理解其中的利害关系。在与之相关的时代，面对任何一个像拿破仑一样的人，当人们对其欢呼时，都是要冒着集体自杀的风险的。相比之下，赫鲁晓夫在纽约的演讲台上被扔一只鞋，就显得微不足道了。也许与这个人同桌吃饭会让人哈欠不断，但你不会感到有威胁。

在飞行了并不长的一段时间之后，所有的与会者回到了莫斯科。没人有兴趣谈论所经历的事。一些重要的外国客人赶紧开始寻找立即飞往巴黎、罗马或华沙的航班。忠实的克斯特亚到旅馆接我去他的小公寓，与他的几位朋友度过了整个晚上。他的公寓在一栋房子里，那里如蜂窝一样住着一些没有什么名气的作家协会的会员。我们喝了太多的伏特加，我都不记得我们说了什么、抱怨什么和因为什么而笑了。

第二天的上午，8月15日，我轻松地靠在北欧航空公司飞往奥斯陆的飞机座椅上。我的第一次苏维埃社会主义联盟之旅是很值得的。

后记

2014年

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赫鲁晓夫于1971年以沉默的退休人员身份在他的乡村别墅去世。

文章开头提到过的汉斯·科赫于1986年自杀，没有留下一封也许可以解释他自杀动机的遗书。

亚历山大·特里福诺夫维奇·托瓦德斯基在赫鲁晓夫下台后被撤职，于1972年在他的郊区别墅悲愤失望地去世。

旅行回家后我写下了：

厨房便条（1963）

在无聊的下午，今天

透过我家敞开的

厨房门 看见

牛奶罐 洋葱案板

猫的食盘。

桌上放着一份电报。

我没有读。

在阿姆斯特丹的博物馆

我透过画中敞开的

厨房门 看见

牛奶罐 面包筐

猫的食盘。

桌上有一封信。

我没有读。

在一栋莫斯科湖畔的别墅

几个星期前我透过敞开的

厨房门 看见

面包筐 洋葱案板

猫的食盘。

桌上有一份报纸。

我没有读。

透过敞开的厨房门

我看见泼洒的牛奶

三十年战争的重复

落在洋葱案板上的泪水

防御洲际导弹的导弹

面包筐

阶级斗争。

墙角的左下方

我看见 猫的食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