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0章 中国当代电影探索策略的电影行业语境(3)
第二节 电影产业政策影响下的电影生态
以上通过对带有官方意识形态主导色彩的主旋律或主流电影的语境式的梳理，还只是从一个方面为后面直接讨论先锋电影的探索策略做了铺垫。另一个重要的语境要素是在电影产业化进程中，商业电影如何在资本引导（资本权力的体现）和电影审查（意识形态权力的体现）的角力与合力下发展的。而且电影产业政策影响下的电影生态，不仅仅只对商业电影起作用，也具有了中国当代电影整体行业语境的意味，对包括商业电影、主旋律电影、艺术电影乃至先锋电影、地下电影都发挥着辐射作用。
一种新政策的提出必然是伴随着一种旧现象的衰亡，或者说一种新政策的提出是为了改变一种旧局面的发展困境。80年代电影政策的行政意味要远远大于产业意味，但其却能对电影产业的发展起到直接的作用。“进入80年代以来，中国电影市场开始出现滑坡的态势。电影界并没有很快认识到困难是由旧的电影生产、发行、放映机制对新经济环境的不适应造成的。因而纷纷寻找暂时的缓解出路，大量地拍摄盈利性强的武打片和侦破片，试图以扩大赢利的办法渡过难关。结果，这类影片在数量上膨胀扩大，冲击了承载主流意识形态的现实题材、重大历史题材的创作，使主流意识形态在银幕上有‘缺失’的危险[13]。”正是这种商业娱乐片热潮，模仿好莱坞以及香港电影之风日盛，造成大量粗制滥造影片出现的现象在某种程度上使主管部门意识到加强国家主流意识形态的重要性和迫切性，进而“突出主旋律，坚持多样化”的电影政策出台。在90年代初，有关部分还专门出台了相关的文件通过改革票价等具体的措施来支持主旋律电影的发展。例如，“1990年8月28日，中央宣传部、解放军总政治部、广播电影电视部和文化部发出《关于重大革命历史题材影视作品拍摄和审查问题的规定》[14]。”“1991年1月9日，广电部、财政部、国家税务局、国家物价局、中国工商银行联合下文，贯彻国务院批准的《关于明确电影票价管理权限和建立国家电影事业发展专项基金的通知》。此后制定出《国家电影事业发展专项资金上缴的实施细则》，规定从每张票数中提取五分钱形成资助基金。同时，又制订出《国家电影事业发展专项资金使用和管理暂行办法》[15]。”
1992年是中国历史上具有转折意义的一年。这一年，国务院在北京召开了全国经济体制改革工作会议。提出了改革的方向，即建立起社会主义有计划的商品经济新体制和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相结合的运行机制。自此，中国的经济改革方面也开始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过程。可是相对应的文化业却受到了重创，尤其是电影业。之前电影业一直受到国家相关部门的保护和资金的支持，而票价也是基本上处于公益性的定位。而随着市场化经济体制的确立，电影业也要随着受市场化的影响，缺少了国家的特殊保护，电影业的发展举步维艰。当年电影业的收益完全不成正比，票房收入微薄，其各地的电影厂都处于亏损的状态中。尤其是主旋律电影的创作更是显得岌岌可危，此时乘虚而入的是港产商业片。因此，录像厅的盛行，取代了大银幕在观众中的影响力，而港产片娱乐化的气息更迎合了观众的审美趣味，所以，电影业面临了前所未有的困难。这种困境是始料未及的，因此有关部门也意识到对于电影的改革是时所必行。于是在1993年，主管部门发布了《关于当前深化电影行业机制改革的若干意见》。第一条意见首先提出了电影市场的概念，同时将经济效益重点提出来。这从一个统领的原则上确立了电影改革中所遵循的市场机制。第二条意见则明确地将中影公司在制片、发行方面的垄断权力进行了重新的分配，放开了各省市电影公司的制片和发行权。同时提出了票价改革的建议，即针对各地情况作出适当调配。第五条则是提出在影院建设上的措施，提高影院建设的力度。同时也鼓励了与电影业形成竞争局面的相关媒介的发展。虽然前几项措施都对电影业的管理机构作出了相当的部署工作，但是从第八和第九条的详细条文还是可以看出相关部门在改革初期时所抱的谨慎态度，仍然带有体制化建设时期的影子。
值得肯定的是电影界在顺应市场经济体制发展下做出了很多努力。如果说中国的市场化经济体制在确立之后一直在进行着各种摸索的话，那么在这种商业化的进程中电影业更是在黑夜里艰难地行进着。在该意见提出两年后，中国开始了引进国外大片的举动。
“从1995年起，中影公司开始以分账的方式每年引进10部外国影片（即10部大片，主要是好莱坞电影。）[16]”这一针对外片进口的政策一方面激活了中国的电影市场；另一方面却又冲击了中国本土电影业的发展。之前的电影产品因为缺乏娱乐性、缺少市场的检验力度，也不符合观众的审美。再加上改革开放之后的一段时期，大量的外国文化产品蜂拥而入，这培养了中国人对外国文化的兴趣，此土壤的产生也进一步催生了中国观众对海外影片的期待。因此进口大片在市场上的盛行激活了中国的影院消费。但是“这一举措带来了电影市场的某种转机，票房出现某种回升迹象。但这并没有改变中国电影工业萎缩的局面。中国市场的开放仅仅提供了发行商和院线的活力，说明了好莱坞在世界上无往不胜的魅力。中国电影工业本身仍看不到前景，好莱坞的进入反而彻底摧毁了原本就是依靠模仿好莱坞电影而存在的依据，使得中国商业电影的原有市场没有了存在的可能[17]。”
在这样的市场压力下，为了让中国的电影产生票房效益，电影人也在不断地进行着摸索。比如导演叶大鹰在1995年拍摄了影片《红樱桃》。作为红色革命题材影片，他将故事的背景放在了具有异国情调的俄罗斯。当时投资2700万元的举动已经让圈内圈外人不看好。毕竟当时中国电影的票房成绩是一片灰暗，前景堪忧。可是其最后收得的5000万元的票房成绩让国人也看到了本土电影的希望。而在1997年的《红色恋人》中，叶大鹰也做出了一个之前内地导演不敢去尝试的举动，那就是让香港的明星参与拍摄红色革命剧。他当时已经将明星的概念引入到了革命题材的电影中。《红樱桃》的成功也已经使他认识到成熟的商业电影对市场的重要作用，同时对于红色革命题材的电影中商业运作模式的探索也让他在此类电影中敢于去尝试更多新鲜的内容和方式。这是在商业化进程中导演的一种前瞻性行为。
2001年12月11日，中国正式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这一重大的历史事件，标志着中国以后将会在全球化的趋势下进一步加快开放的步伐，同时也意味着中国将面临更大的来自世界各国的市场化的竞争压力。当年，“为了进一步扩大中国电影的影响力。根据广播电影电视总局的统一部署，电影局实施了以举办中国电影展和参加国际电影节为主要内容的‘电影走出去工程’[18]。”以此种方式来推广和扩大中国电影的影响力。
为了电影业能够在中国入世之后更快地适应全球化的竞争和发展方式，在2000年相关部门就出台了《关于进一步深化电影业改革的若干意见》。其中“改革的方针原则是：坚持‘二为’方向和‘双百’方针，弘扬主旋律，提倡多样化，牢牢把握正确导向，正确处理社会效益同经济效益的关系，确保社会效益放在首位[19]。”而后提出的改革措施具体而深入。分别在“规范组建企业集团”“试行股份制”“积极推行院线制”“扩大对外开放与合作，积极合理有效地利用外资”等几个重要方面进行了详尽的规定。
入世之后的中国将遵守相关的世界法则，而电影界也毫不例外。中国入世谈判时达成的协议包括以下内容：“①电影：加入WTO后，中国将在现在每年进口10部左右影片的基础上提高到20部，在3年内达到50部；其中20部电影将采用分账制；②影院：中国将在3年内逐步放开允许外资建设、更新、拥有及经营电影院的所有权，中国允许外方拥有不超过49%的股权；③录音、录像等视听产品：中国允许有49%的外国股权，参与合作经营录像和录音带等视听产品销售业[20]。”这些规则的确立包含着美国这个超级传媒大国的野心，从法规的层面上给中国的电影产业提出了新的难题。中国要面临的整个文化产业的全面变革，政府制定的一些文化战略，也从一个全新的层面上明确了发展的方向。
2001年国务院颁布了新的《电影管理条例》，这是在1996年发布的条例的基础上做出的补充和修改。该条例第二章在谈到制片这一领域的时候第十七、十八条如下：“国家鼓励企业、事业单位和其他社会组织以及个人以资助、投资的形式参与摄制电影片”“电影制片单位经国务院广播电影电视行政部门批准，可以与境外电影制片者合作摄制电影片[21]，”这两条规定将民营企业和外资企业投资拍摄影片的权利确立了下来，这改变了以往单一的国有电影制片厂投资制片的模式，促进了投资形式的多样化。这些被吸纳进来的民营资本和外资不仅扩大了电影业的资本势力，而且还提高了电影业竞争的力度。此后民营电影公司的发展规模和其投资拍摄的电影所造成的影响力就证明了其政策的优势。条例第五章“电影发行和放映”的第四十一条“国家允许企业、事业单位和其他社会组织以及个人投资建设、改造电影院”也是将影院基础设施建设这一工程的投资主体进行了重新的定义。影院建设这一大项其实在电影产业形成初期起着不可估量的作用。
此后的几年，国家广播电影电视总局又针对条例发布了相关的规定条文。2003年12月1日施行了《电影剧本（梗概）立项、电影片审查暂行规定》。其中对重大革命和历史题材的剧本立项则有专门的规定。“第五条 重大革命和历史题材电影片的剧本立项，按照广电总局《关于调整重大革命和历史题材电影、电视剧立项及完成片审查办法的通知》（广发编字〔2003〕756号）办理[22]。”在《电影制片、发行、放映经营资格准入暂行规定》中明确提出“鼓励境内国有、非国有单位（不含外资）与现有国有电影制片厂合资、合作成立电影制片公司或单独成立制片公司；允许外资参股与境内现有国有电影制片单位合资、合作成立电影制片公司”，在“成立电影技术公司、改造电影制片、放映基础设施和技术设备”“成立专营国产影片发行公司”“投资现有院线公司或单独组建院线公司[23]”等方面也做出了对民资资本和外资加入的鼓励。这些法规的制定大大降低了民营企业家和外资投资电影业的准入门槛，提高了他们的积极性，在电影产业中完善了其发展的结构形态。
市场的完善需要相关政策的支持，而在政策的支持下，产业化的改革所造成的电影产业形态的成熟发展模式才是保证电影业有序发展的最终目的。建立一个公平竞争、自由开放的市场才是对电影质量和数量提高的保障。通过一系列的改革措施，电影产业取得了相应的成绩。由大片模式开创的对电影市场开拓的道路首先在国内引发了一股风潮，其次对中小成本规模影片的投资模式的探索和鼓励也进入到产业结构的规划中。而国有公司和私营企业的资本注入也带来了电影市场的相对繁荣状态。国有资本控制下的原国有电影制片厂而改组成的电影公司，比如中国电影集团，上海电影集团，八一电影制片厂投资和拍摄主体一方面拍摄主旋律电影，另一方面用各自不同的方式参与到商业大片的制作过程中，当然我们也看到了作为点缀的“青年电影扶植计划”
根据2009年的统计资料，“目前内地各种影视企业中，民营影视公司已达2000多家，在数量上已占据绝对多数，而民营公司参与的影片在票房上已经支撑起半壁江山，形成了民营和国有并存的市场和产业结构[24]。”现在中国的电影市场上已经出现了以新画面、华谊兄弟、保利博纳等为代表的民营影视公司群体，他们为中国电影产业的发展所发挥的作用当然不可轻视。《英雄》应该是电影法规革新之后，民营公司在对国内票房潜力进行开发的尝试后取得的第一个巨大的成功。新画面公司是一个民营公司，其最突出的特点是它在电影营销和发行方面所做出的创新。而由《英雄》所带来的一系列电影界的变化，不管是其对商业化大片的引领作用，还是在对海外市场的扩展方面做出的尝试，都对此后电影业带来了新启示。
如果说新画面公司在电影产业的发展中单纯依靠张艺谋这个导演品牌在做着顺应市场的各种改变的话，那么现在华谊兄弟影视公司则在民营公司的发展中进行着更加完备的开发和探索。其不管在对导演的吸纳，还是在对整个公司对电影领域各个环节的完善，都显示了一定的实力。该公司最早的票房收入是来自对冯小刚贺岁片的延续性支持。由贺岁片构建起来的资金收入和观众的口碑效应也相应地提升了整个公司的价值和品质。而此后在电影类型上寻求的扩展也随着冯小刚电影风格的转型而做着诸多的改动。尤其是在向主旋律电影靠拢的过程中，其造成的影响力也只有中影公司能够相与之抗衡。可以说“加入WTO后，电影制片和发行领域民营资本的进入和运作迅速改变了国有资本一统天下的局面，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成为推动中国电影产业化最活跃的力量[25]。”
不可否认，虽然中国电影业整体上是在向市场经济体制靠拢，但是对像主旋律这类题材的电影还是有相应的扶植政策出台。一些民营公司在刚刚开始起步的阶段，由于资金的缺乏，形不成一定的拍摄规模，再加上刚刚进入影视行业的导演对于自己的艺术理念也没有很好诠释的机会。因此，能够进入到电影这个行业的大门，成为他们第一要考虑的问题。于是，当有相关扶植资金出现的时候，他们就会争取拿到从而拍摄一些他们心中所认为的具有主题先行性质的主旋律电影。这样造成的被动局面会让主旋律电影的质量下降，虽然其中也可能存在艺术水准之上的作品，但是其造成的后果则是制约了主旋律电影的发展。另外一种情况是，从产业的角度看，电影市场是建立在自由竞争的原则之上的，企业必须自主经营，自负盈亏。民营企业投资影视业主要的目的是发展自己的公司，而最主要的目的就是盈利。所以看中电影类型的收益，这才是驱动他们进行投资的最大动力。主旋律电影在市场上的竞争力弱，这是不争的事实。而他们如果去选择投资这类电影的话，则意味着在收益上要冒很大风险。这是他们不愿意过多去投资此类电影的原因。可是也有例外的情况，比如华谊兄弟的《集结号》《风声》。
进入21世纪，“全球化”已不仅仅是一个热门的话题了，这是人人都回避不了的当下现实和生存语境。当全球化成为深入影响中国社会进程的语境后，将它纳入经济、社会和文化发展的背景中，则是一种必然的趋势。具体到电影领域，由美国电影所覆盖的全球化趋势已经成为各国电影市场最大的占有者。“好莱坞在美国的全球化战略中扮演重要的角色。美国电影的全球化不仅创造着巨大的经济效益，而且创造美国式的‘世界趣味’。好莱坞将中国看作最具潜力的国际电影市场，并正借助国家力量和经济实力采用多种策略培育和开拓这一市场[26]。”好莱坞电影的文化软实力策略中有一项非常重要，就是通过电影产品在进行着一种对国家形象的宣传，包括经济、文化、政治、科技等各个领域。
面对全球化发展趋势，中国当代电影不可避免地要面临巨大的市场压力，同时对国家形象的塑造和宣传也理所当然成为它的重要任务。主旋律电影整体上还是依靠国家政策和资金的支持，商业电影的票房还主要向少数电影敞开，大导演大投资大明星赢家通吃、商业电影领域两极分化严重。在这种两难的情景下，原本由主旋律电影所承担的责任开始逐渐地被转嫁到商业电影上，其中不仅包括对主流意识形态的传播，还包括对国家形象的宣传，因为“塑造良好的富有感召力的国家形象不仅对提高一个国家的文化软实力至关重要，而且对一个国家的可持续发展产生决定性的影响[27]。”于是电影市场上出现了主旋律电影商业化和商业电影主旋律化的两种发展趋势。这两种发展趋势的平行流动正是中国电影市场化进程的表现。主旋律电影要想引起广泛的关注，赢得观众群体，就首先要扩大自己的影响力，商业大片当然是最有力的宣传阵地。而商业电影近几年在古装武侠大片的道路上试水之后，逐渐将视角和表现内容扩展到更广泛的领域，这也是避免商业大片趋向单一化的必经之路，其中通过重要的历史背景和人物靠近观众主流价值观的主题进行深入阐释的方式则是其中的一个方向。先是冯小刚导演的战争片《集结号》在向观众展示了残酷的战争场面之后将叙述重点对准了后战争年代里平民英雄的心灵救赎之路，而这种救赎任务的完成则是皈依与国家力量，而这股力量被巧妙地隐藏在影片故事的细节里和人物的性格、行动上。商业电影的主旋律化倾向甚至不光是体现在大陆导演的电影作品中，在内地和港台地区合拍片中，由香港导演陈德森精心制作的《十月围城》就以明确标识的对主流价值观的认同姿态表明了其对主旋律电影靠拢的倾向。
电影学者贾磊磊认为：“当下整个华语电影市场现在有个特别重要的事情，就是怎么样把商业的诉求与一个所谓的主旋律的，或者说是一个国家的电影命题放在一起。”当提及主旋律电影如何在市场化的领域内完成既能宣传国家命题又能不抹去其商业属性、在个人情感的层面上感染观众的问题时，创作者和学者们都喜欢将美国的主流大片作为比较和借鉴的对象。美国的国家形象正是以隐形的表达通过感人至深的电影故事深化到各国观众心中的。在政治与商业之间、市场与权限之间、票房与口碑之间寻找平衡，是目前商业电影和主旋律电影共同的发展途径。诸如张艺谋《金陵十三钗》之类的作品，正是在这样的一种电影生态中具有代表性的产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