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我国新社会阶层的特征分析、杠杆效应以及未来挑战

廉思

改革开放以来，不断推进的产业升级和城镇化进程使我国的经济转型和社会转型呈现“交织＋互动＋同步”的特征。在这一时代背景下，我国社会阶层出现新老演化，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等传统阶级出现了一些新的变化，产生了“蚁族”（未稳定就业大学毕业生）、“工蜂”（高校青年教师）、“洄游”（返乡青年）、新生代农民工、城市新移民等诸多新兴群体，新的社会阶层应运而生，其规模不断扩大、影响不断加深、力量不断增强。正确处理同新的社会阶层的关系，引导他们做合格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成为我们党可靠的阶级基础和群众基础，是新时期党在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进程中必须解决的重大课题。党中央对此问题高度重视，强调要把新的社会阶层人士作为新形势下统战工作新的着力点。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党的群团工作会议上的讲话》指出：要巩固已有的组织基础，加快新领域新阶层组织建设，形成完善的组织体系，实现有效覆盖。2016年7月和9月，中央统战部和共青团中央分别组建了专门面向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的工作部门，为加强政治引导和阵地统战迈出了坚实的一步。

据不完全统计，全国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约有7000余万人，主要包括四类，即私营企业和外资企业管理技术人员、中介组织和社会组织从业人员、新媒体从业人员和自由职业人员。他们思想活跃，流动性大，分散性强，与各社会阶层互动频繁，其中每个群体都有各自特点，利益诉求差异较大，且一直处于快速变化之中。2014年8月—2016年6月，课题组先后对北京、上海、广东、浙江、辽宁、湖北等省份的新的社会阶层人士进行了走访和调研，针对其中的不同群体共发放问卷6541份，访谈座谈近300人，并深入其工作生活的重点场景进行长期研究观察，形成了关于新的社会阶层的一些认识与研判。

一、当前新的社会阶层正呈现出十大特征

新的社会阶层是从工人阶级演化而来的一个具有特殊性质的阶层，具有独特的心理特征、思维模式和行为方式，需要予以特别重视。综合调研结果，课题组认为：随着经济社会的进一步发展，新的社会阶层自我进化的繁殖扩张能力不断加快、线上线下的跨群体触发能力不断加深，引导社会舆论走向的意识形态能力不断加强，且因其出身“体制外”，对执政党在感情上天然较为疏离，因此很可能成为影响我国社会稳定的潜在杠杆和影响我党执政根基的关键少数。具体而言，新的社会阶层具有以下十个特征。

1．人口构成上以“新生代”为主体，年龄越大，人数越少

新的社会阶层在年龄结构上以“70后”、“80后”和“90后”为主，整体呈现出“年龄越大，人数越少”的特点。课题组结合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以及课题组调查数据综合分析表明，在新的社会阶层中，1980年以后出生的人数占到新社会阶层总人数的70%左右，全国范围内约有5000万“新生代”新社会阶层。

2．经济地位上属于中等收入阶层，但收入分化比较明显

课题组调查显示，新的社会阶层中，家庭年收入30万元以上占比为37.6%，年收入50万元以上的占比达到10.7%；除货币存款外，还保有一定数量的其他财产，如自有住房和家庭汽车等。与此同时，该阶层内部成员之间的收入差距较大，有41.3%的受访者年收入在10万元以下，收入两极分化比较明显。

3．空间分布上呈现以大城市为中心的辐射状态

课题组调查显示，新的社会阶层主要分布在一线城市，北、上、广、深、津、渝大约集中了该阶层全部人数的70%；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等城市群的主要城市也比较集中，如杭州、苏州、南京、大连等地。这样的空间分布特点主要与城市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和该阶层的职业选择有关。值得注意的是，该阶层虽然以大城市为核心，但其活动范围呈辐射状态，如许多新社会阶层人士十分关心农村问题，经常到农村开展慈善、扶贫、支农等各类活动，有的甚至直接在农村设立分支机构。

4．职业分布上知识型、技能型特征明显，岗位变动频繁

从职业分布来看，新的社会阶层一般从事脑力劳动的职业，或者以脑力劳动为主、兼具体力劳动的职业，一般以较高知识素质和劳动技能为前提。新的社会阶层打破了传统计划经济条件下社会职业的稳定性结构，岗位流动性强，经常在不同所有制、不同行业、不同地域之间频繁流动，但基本遵循由经济落后地区向沿海经济发达地区流动、由小城市向大城市流动的规律，这种流动性与我国工业化和城镇化进程紧密相伴。

5．业态上以服务业为主体的梯度布局，并呈现“体制外”生存特点

新的社会阶层主要分布在两新组织（新经济组织和新社会组织）中，从一二三产业布局来看，多数在第三产业中的服务业工作。虽然每个群体差异较大，但整体上看，该阶层在生产性服务业和生活性服务业中的分布大致呈4：6的比例。值得注意的是，新的社会阶层呈现出“体制外”生存的特点，其职业发展、收入来源、社会关系均与“体制内”群体呈现出泾渭分明的差异。

6．群体类型上分化组合形态多样，群体自我扩张、进化能力明显

新的社会阶层内部的分化组合形态多样，其中每一类群体又可分为多个次生群体，如自由职业者包括个体约车司机、自由导游人、家庭医务人员、自由文艺工作者等。而上述次生群体又可再细分，如自由文艺工作者又包括音乐制作人、美术创作者、自由撰稿人、平面设计师、独立演员歌手等。各职业间的不断分化与重组可细分为更多的职业群体。他们的就业方式和生活方式具有多样性，更适应市场经济和社会需求的瞬息变化。这样的新社会阶层具有强大的“进化”能力，能够不断生发繁殖出新的群体类型，规模也不断扩张。

7．社会交往上“线下线上”交错，关系网络复杂，跨群体触发能力强

新的社会阶层在社会交往上以专业性较强的“内循环”为主，群体内形成了一个个认同度较高的小圈子。除了职业圈，各种基于学缘、趣缘的圈子也比较活跃。在圈子内部，以线下交往为主，经常以沙龙、茶叙、座谈、乐跑、穿越等形式聚会，抱团取暖，组团取乐，正规群团组织的活动参与不多。实际上，新社会阶层的“圈层化”不仅仅依托于表面的家族和地缘等关系，更是内化于这一阶层的价值观和生活方式，因此具有强大的自我驱动力和自觉行动力。另一方面，新的社会阶层善于运用网络平台扩大社会影响力，对圈子以外的群体主要依靠网上动员，“跨界”社交成为常态。他们常常通过互联网以相对专业的知识进行发声，在一些公共事件中有些号召力较强的人物成为意见领袖。“线上线下”社交网络相互叠加，更易触发不同人群的“共振”效应。

8．利益诉求上因来源不同而各异其趣

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的构成主要有三种来源：一是知识分子从党政机关、国有企事业等“体制内”单位“下海”；二是自主择业直接进入非公有制领域的人员；三是海外归国人员。由于个人学习和工作经历的差异，这三类来源的利益诉求具有各自特点：从体制内流出的新社会阶层人士对政策法规比较熟悉，具有一定的资源优势和人脉关系。自主择业人员担心向上流动渠道不畅，最希望拓展个人发展空间。海外归国人员由于在国外学习和生活，受西方政治文化潜移默化影响，对中国的政治体制有着独立的价值判断。具体而言，私营企业和外资企业管理技术人员关注经济政策的走向；中介组织和社会组织从业人员有着强烈的社会建设愿望和要求；新媒体从业人员关心社会民生，多富有理想情怀；自由职业人员注重个人价值的实现，追求有创意的工作和生活。

9．政治立场上支持深化改革开放，但对社会有一定批判性

在政治立场上，新的社会阶层不是社会改革的激进派，但确是影响执政根基的关键少数。一方面，他们是改革开放的受益者，并因此获得了一定的财富积累，他们支持深化改革开放，继续维护使自己受益的制度；另一方面，他们对手中的财富有较强的不安全感。由于不具有“体制内”的身份，他们担心政府的某一个决策会压缩自己的生存空间、威胁自己的既得利益，因此他们对社会现状带有一定批判性，尤其是对与自己密切相关的制度设计极为关注，如司法制度、劳动保障制度、社团注册制度以及新闻制度等，并需要更健全的法治来保障自己的权益。他们欢迎渐进式的改革，期待公平公正的发展环境，希望中国的发展始终在良性的轨道上稳健运行。

10．价值观念上相信知识改变命运，但具有较强的危机意识

“知识就是力量，奋斗成就梦想”是新的社会阶层普遍认可的价值准则。他们笃信知识的价值，在他们的成长经历中，大多是通过考试进入高等学府、运用知识获得向上流动的机会，并且大多通过专业知识在所处的领域得到自我实现和社会尊重。但同时，由于技术更新迭代的速度不断加快，既有知识和技能迅速贬值，导致新社会阶层的竞争压力和生活压力增大。由于缺少单位和组织的保障，他们普遍具有较强的危机意识，对自己的前途有一定程度的担忧。

新的社会阶层这十大特征是认识和分析这个新兴阶层的基础性判断。当然，从发展的角度来看，新的社会阶层既是一个开放的、有活力的阶层，也是一个动态的、成长的阶层，仍然处于不断发展变化之中，其内部成员及与其他社会阶层的相互流动、渗透影响仍在进行。因此，对新社会阶层特点的分析，要根据时代的发展变化不断加深认识。

二、新的社会阶层的四个“杠杆效应”

相比其他社会阶层，新的社会阶层本身的特质使其具有一些超出其他阶层的资源能量和动员能力（比如具有一定的社会感召力、善于引导社会情绪等）。因此，当一些敏感事件发生时，他们可能扮演“杠杆”或“助推”的角色，成为社会不稳定因素的放大器和催化剂。

（一）行动者：私营企业和外资企业管理技术人员存在自我“组织化”的可能

2014年至今，我国发生的罢工、停工性质的活动数量持续增长，其中在私营企业和外资企业相对集中的珠三角和长三角地区更为频繁。在这些罢工事件中，具有一定知识水平的管理技术人员充当了运动的主体和先锋，这对我国劳资关系的转型提出了新命题。

课题组调研发现，与普通的产业工人不同，管理技术人员由于具有一定的知识和技能，在企业中一般担任组长、线长、班长等中层管理职务，他们的诉求正在从底线型向增长型转变，他们不仅要求提高收入，还要求“共建共享”，平等分享企业的发展成果。当企业所有者还在以最低工资指导线作为工资制定标准时，管理技术人员已经将工资增长的坐标设定为企业发展水平。

在罢工中，部分管理技术人员甚至提出要成立“自己工会”的设想，希望依托“自己工会”与企业平等协商工资，一批具有较高知识水平的管理技术人员已经意识到需要用政治权利保障自己长远的经济利益。

经过三十多年市场经济的洗礼，一方面，管理技术人员的权利意识逐渐成熟，从表达权利诉求、维护既定权益到积极争取提高劳动权益的渐变中，他们对自身权利的认识愈来愈清晰。相比以前年长的管理技术人员，这些成长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环境下的年轻人，长期接受市场意识和法治意识的熏陶，更倡导“权益先行”、“保障休息”、“劳资平等”。这意味着，在对现代观念的接受上，管理技术人员走在了企业所有者的前面，劳资双方的观念差距正在显现；另一方面，互联网特别是移动互联网的迅速发展，不仅大大弥补了一直以来员工信息不对称的劣势，还为员工的组织化提供了可能，这对党的统战工作和群团工作提出了新挑战。

私营企业和外资企业管理技术人员是新社会阶层中行动能力最强的群体，可以称之为“行动者”。由于职业原因，一般很少能看到这个群体在网上或在媒体上公开表达自己的诉求，但从这几年频发的各种罢工事件中，能够感受到这些管理技术人员对不公平现象更加敏感且更具组织性。他们绝大多数是二三十岁的“新生代”，同父辈相比，更难容忍不公平现象的发生且有更强烈的改善愿望。尽管该群体的工资收入已经高于社会平均收入水平，但他们不接受企业所有者和自己之间收入差距越来越大的发展趋势。他们受过相对系统的教育，毕业于大学或者技校，很多管理技术人员在学校时就是同学，这意味着他们之间有更好的互动联系和关系网络，也使得他们动员彼此来参与罢工变得更加便捷。

（二）发声者：新媒体从业人员存在片面追求“绝对新闻自由”的倾向

职业特点使新媒体从业人员具有高于常人的思考能力，在结合专业知识的基础上，该群体发表的言论多具有剖析性、预测性的特点，往往会引发社会各界的高度关注。部分新媒体从业人员片面追求所谓“绝对新闻自由”，对国家发展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存在模糊认识和错误看法。课题组调研显示，在如何看待政府利用媒体引导舆论导向问题上，认为适当的引导对社会稳定是有好处的仅占31.7%，有高达61%的受访者认为新闻报道要保持中立或者应按照新闻原则。

在价值准则方面，在如何看待“大局”与“事实”两者的关系上，有30.6%的受访者认为“大局意识与传播事实同等重要，在具体工作中要同等考虑”，所占比例最高。认为“传播事实更重要”占28.5%，排名第二。认为“大局意识更重要”占20.8%，排名第三。第二比第三高出7.7%。以上结果反映出，新媒体从业人员对“媒体是党的喉舌”功能以及“新闻报道应考虑大局”等观点存在不同认识，不少受访者认为我国媒体“只有宣传、没有新闻”。值得注意的是，一些新媒体从业人员还以所谓“客观”为名，热衷于“揭露”、“爆冷”，追逐负面新闻，将现实生活的不满通过媒体放大为社会的不满。

新媒体从业人员是新社会阶层中发声能力最强，思想观念最为活跃且掌握一定话语权的群体，可以称之为“发声者”。作为多元信息的第一时间接触者，新媒体从业人员对重大事件的发声有知悉判断作用，对关键信息有解读阐释作用，对网络意见领袖的话语权有推动或制约作用，新社会阶层其他群体的思想价值观念或受其影响，或与其形成共振。因此，做好这个群体的意识形态工作，有利于其他群体思想工作的顺利开展，事半功倍地凝聚社会共识。

（三）动员者：中介组织和社会组织从业者存在对身份“独立性”的向往

当前，政府部门面临着工作力量和公共资源很难满足群众多样化需求的挑战，而不少中介组织和社会组织直接面向群众，将工作触角延伸到了学校、企业、社区等基层，受到广大群众的欢迎。一定程度上可以说，如今谁能影响中介组织和社会组织，谁就能影响群众。因此，这些年各级统战部门和群团组织都在下大力气推动各类社会组织的培育和发展。

从工作实践来看，中介组织和社会组织从业人员在满足群众兴趣、维护群众权益、推动群众参与等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但是也要看到，这几年中介组织和社会组织在快速发展中也呈现出一些无序化的趋势。当前，由于国家对社会组织实行“双重管理”体制，社会组织注册的“门槛”较高，许多社会组织因此没有注册，成为草根组织，处于“隐身”状态。根据课题组调查的几个省市的测算来看，未注册的社会组织大概约为已注册组织的10倍以上。同时，出于对“自由空间”的执着，许多中介组织和社会组织不愿意注册。它们重视成员集体意愿，惯于自我管理，少数组织成员对于是否一定要获取合法的身份心存疑虑，担心一旦被政府“收编”后，主管部门会过多地干涉组织的活动，或是被强行摊派任务，从而失去独立性，使组织的发展偏离初衷。同时，由于社会组织的成立方式和组成目的复杂多样，治理结构和运营模式简单粗放，成员来源纷繁庞杂，之间并不熟悉，许多社会组织设立分支机构，跨省、跨地区的活动愈加频繁。还有些社会组织政治敏感性差，接受国外的资金资助等。如果统战部门和群团组织不迅速建立整合机制并发挥引领作用，这一空白将很快地被其他力量所填补和影响。

中介组织和社会组织从业人员是新社会阶层中动员能力最强的群体，可以称之为“动员者”。他们在广大群众中拥有广泛的号召力和引领力，很多社会弱势群体往往把他们看作是其合法权益的代言人，许多社会组织动员还形成了逐级放大的动员机制，这一放大机制通常通过三种渠道发挥作用：一是网络放大，通过网络吸引和影响更多群体和个体；二是加盟组织的放大，有的社会组织吸引了一定的加盟组织，形成了“主体组织＋加盟组织”的结构；三是借助政府力量放大，通过与政府合作，借助于政府的力量和资源放大组织的影响力。

（四）集散者：自由职业人员存在“负能量扩散器”的隐忧

自由职业人员重视个人的自由与个性，追求工作的创造性和成就感，该群体缺乏共同的群体利益、普遍认同的群体文化、比较完善的群体组织（如工会、协会）和群体代言人。与上述三个新社会阶层群体相比，自由职业人员是同质性较低、异质性较强的社会群体，是一个尚不成熟的、正处于“成长期”的社会群体，呈现出有知识，有专业，无单位，无组织的特点。

受中国传统观念的影响，主流社会成员往往对自由职业人员从事的工作带着“有色眼镜”，认为这个群体“不务正业”，有时还被认为“游手好闲”。正是在这种传统价值判断的压力下，自由职业人员普遍感觉压力较大，社会心态呈现出一定的复杂性。不少自由职业人员处于社会的边缘，希望得到更多的社会认可和政策倾斜。同时，不稳定的生活和收入让自由职业人员存在不安全感。课题组调查显示，当被问及“自由职业最让您担心的问题”，约有54.3%的受访者选择“收入不固定”，另有25.7%的受访者选择“职业前途渺茫”。随着移动互联网的发展和创新创业环境的不断优化，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借助O2O平台出售自己的技能和服务，自由职业者的人数在未来将有较大幅度增长。自由职业人员的出现，具有结构分化和价值选择的合理性，它以弹性的方式及时地弥补了现代职业结构中的空缺，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提供了新的就业形式和职业形态。

自由职业人员虽然希望政策的倾斜，但并非所有的自由职业人员都希望被关注，因为自由工作性质的特点，他们具有较强的自由度和独立性，尤其在思想上不愿受约束。自由职业人员中的签约作家、自由撰稿人、独立演员歌手、流浪艺人、自由书画工作者、独立制片人、自由摄影师等群体具有知识生产和文化传播的属性，是思想文化信息的集散地和社会意识形态的晴雨表，可以称之为“集散者”。在现实生活中，有些自由职业者缺少大局意识，奉献意识淡薄、过分强调实现自我价值，功利化倾向十分明显；有些自由职业者受到一些不公平待遇，进而对政府不满，通过非正常渠道向政府表达诉求。虽然自由职业人员目前尚未造成较大的社会问题，但现实困境往往是激发思想和情绪波动的导火索，从国外的经验教训来看，很多工作必须未雨绸缪，事先谋划。

三、做好新的社会阶层工作面临的三大挑战

随着经济结构和社会结构的发展变化，当前我国社会出现了许多新的背景情况和环境因素，这对我们做好新社会阶层的工作提出了严峻挑战。做好这项工作，没有“先生”可问，没有“先例”可循，没有“先验”可鉴，需要深刻分析当前中国社会面临的形势变化。

（一）中国社会个体“自主化”进程加快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结构发生重大变迁，国家逐渐对社会松绑，从原先对生、老、病、死、工作、生活全面负责的状态中逐渐撤出，这一过程也势必要求个体承担更多的责任，对自己的行为负责。与此同时，个体开始追求与之相应的权利也变得理所当然，个体利益越来越受到重视和尊重。随之而来的是，人们在价值观层面的自我主体意识和自我利益正当性也越来越强。“追求自己的幸福”、“坚持自己的选择”成为很多年轻人的生活原则。尽管这一观念被接受的程度会因人而异，但进程速度越来越快已是不争的事实。

在改革开放之后，这一进程便已经开始显现，不过，近年来，城镇化和网络化的叠加影响，正将这一趋势迅速扩大。究其原因在于，随着互联网介入日常生活的程度深化，商业机构对人们的影响正全面深化，不仅蔓延到生产生活的物质基础，也已经介入了生活方式乃至思想观念。移动互联网时代的商业特征之一是去中介化，商业机构不仅在销售渠道上去中介化，在广告营销传播方面，也极其注重直面消费者。这一变化的结果是，商业机构将价值塑造从机构内延伸到机构外，并尽可能以此俘获消费者。例如苹果，腾讯，阿里巴巴等公司，它们不仅仅是物质产品的提供者，而且是大众观念的塑造者。最具影响力的商业机构，除了注重产品的研发、品控等，还要善于打造概念，塑造人格。商业机构的这一变化对大众有显著的影响，一方面，其对消费者时间的占有，使得其成为大众意识形态养成的重要塑造源，相比主流媒体、课堂、家庭等意识形态传统阵地，这一新塑造源的影响力越来越大。另一方面，新塑造源正在潜移默化地带来新观念。当前商业文化的一个主要特征是消费者中心主义，这一特征强化了新社会阶层个体化的倾向。

伴随着个体意识的觉醒，个体开始追求与之相应的权利也变得理所当然，个体利益越来越受到重视和尊重，因此新社会阶层的权利诉求将会上升，尤其是社会诉求和政治诉求将迅速增长。对于体制外的新社会阶层，其权利诉求上升的速度和政治参与制度化的速度之间的差距，将相当程度上决定未来中国的政治稳定。因此，能否将体制外的新社会阶层的权利诉求纳入到有序的政治参与中，有效回应这一群体的诉求，是未来中国政治稳定的重要课题。

（二）意识形态领域“非对称战争”加速

与个体化进程相伴，移动互联网和社交媒体的普及开启了意识形态领域的“非对称战争”。所谓非对称战争，是指在较量双方的装备、投入有天壤之别的情况下，投入少的一方通过对投入多的一方最顾忌、最无法防备的死穴入手，以极少的代价给对手带来极大的破坏甚至致命的打击的做法。非对称战争在以新社会阶层为舆论引导主阵地的意识形态领域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一是造谣者和建设者之间的非对称战争。建设难而摧毁易，作为建设者，成果需要一砖一瓦垒出来，投入很高；而造谣者只需要编造谎言或PS照片，投入几乎为零，就可以取得混淆视听的舆论优势，这往往让建设者有口难辩。最后造成“即使政府做得再好，那也是‘应该做的’，而只要有一丝纰漏，就要‘大字报式批判’”，对建设者信心打击很大，甚至产生逆反心理。

二是造谣者和辟谣者之间的非对称战争。辟谣者进行谣言批驳的时候，需要采用比较多的证据，这样“举证”反而成了辟谣者应承担的义务。每当辟谣者进行批驳的时候，造谣者立即“转进”，甚至无逻辑转进，进入其他话题或又上升到“终究是制度落后、文明劣等”等“先定结论”。而且造谣往往转发数万数十万次，辟谣只能转发数百数千次，更加剧了这种不对称状态。

三是知识生产者之间“劣币驱逐良币”的非对称战争。一般来说，写有价值的内容需要较长时间准备，无论是思考还是资料的消化再生产都是有成本的。假设成本投入是一万，其进行社会传播所带来的社会价值可能是十万。但进入社交互联网时代后，进行创作的成本可能极其低廉，其营养为零，但能够带来强大的乌合之众效应，把成本为一万的有价值内容排挤掉。长此以往，制作有价值内容者无以为继，被迫退出，整个网络流通市场的内容质量越来越低劣，越来越情绪化。

意识形态的非对称战争加剧了社会思潮的冲突和各阶层价值观的分化，伴随着当前社会贫富分化现象，出身于不同阶层的群体之间，价值观的撕裂度越来越大。无数网络舆情事件也表明，对于同一个社会现象，不同阶层的群体表现出了迥异的价值判断。而意识形态领域的非对称战争，使我们建构统一意识形态的难度进一步加大。而新社会阶层因其出身“体制外”，对执政党在感情上天然较为疏离，因此，主流意识形态对新社会阶层的介入存在先天的困难。如何在社会思潮如此纷繁复杂的年代，努力凝聚新社会阶层价值观念和精神体系的最大公约数，是我们未来工作面临的重大挑战。

（三）阶层对未来的“不确定性预期”加深

当前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在全球经济的影响下，我国经济不可能通过短期刺激实现V型反弹，而是呈现L型走势，经济的总量、增速、动力以及业态都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在经历了30多年的高速增长之后，逐渐进入了减速换挡、结构调整、前期刺激政策消化的阶段，面临新的挑战。较之过去，我国经济的局部风险更加难以预测，而且传播速度更快、波及群体更广、破坏力度更强，市场单个板块风险以及区域金融风险带来的冲击性越来越大。由于没有“体制”的保障，新社会阶层的风险承受能力以及抗击打能力较弱，一旦遇到风吹草动，可能是整个社会中产阶级中最先崩溃的群体。

在经济进入新常态的同时，我国也进入了“人口新常态”。近年来，“人口红利”逐渐转为“人口赤字”，“刘易斯拐点”渐行渐近，2015年以后我国进入人口老龄化迅速发展时期。根据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的人口发展预测，到2030年，我国65岁以上人口占比将超过日本，成为全球人口老龄化程度最高的国家。可见，未来的15～20年，是我国劳动年龄人口比率保持较高水平的最后机会。即将面对“未富先老”的局面，作为社会发展中坚力量的新社会阶层面临更多的社会压力和前进负担。

此外，当前我国制度性保障体系仍不完善，难以应对人口结构变化带来的挑战，有效缓解区域失衡和城乡失衡问题仍需时日。这一现状使“体制外”人员的社会保障水平总体滞后于“体制内”。从新社会阶层的收入水平和生活水平来看，现存的几近温饱式的社会保障很难满足其实际需求，同时，社会保障的体制化、属地化、户籍化特点，又制造了许多天然瓶颈。新社会阶层迫切需要一个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作为其发展的坚强后盾，但不可预知的波动和震荡以及制度性保障的缺失使得他们对未来的发展顾虑重重。

稳定新社会阶层的预期刻不容缓。阶层预期与社会发展双向互动，社会阶层对未来的预期在某种程度上决定着社会发展的动力，而社会发展的基本面又影响着社会阶层的信心和判断。因此，作为影响我国社会稳定潜在杠杆的新社会阶层，其“不确定性预期”的加深会对社会整体发展产生负面影响，而一旦其对未来的利好预期发生动摇，将对整个社会信心造成极大冲击。在经济新常态和人口新常态的双重背景下，我们必须重新认识新社会阶层对于转型中国的重要性！

新社会阶层人士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参与者、建设者和受益者，是实现“中国梦”的一支重要力量。《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工作条例（试行）》中，已将“新的社会阶层人士”单列为统战工作对象，这表明新社会阶层已成为统战工作新的增长点，新社会阶层的壮大将对中国政治产生重大且深远的影响。在新形势下，做好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的工作，关系着我们党阶级基础的巩固和群众基础的扩大，影响着党执政地位的巩固和领导核心作用的发挥。随着经济结构、社会结构的发展变化，未来新的社会阶层中还会出现一些新的群体，需要通过统战工作和群团工作去覆盖、去整合、去影响、去团结。我们必须切实做好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的各项工作，进一步增强我们党的影响力、亲和力和吸引力，把广大新的社会阶层人士更加紧密地团结和凝聚在党的周围。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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