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元济与《邱吉尔第二次大战回忆录》

张元济（菊生）先生早年主持南洋公学译书院和商务印书馆编译所，经手出版过大量外国翻译著作，涉及政治、经济、军事、史地和文学艺术等众多领域。1926年他退休之后，主要从事《四部丛刊》《百衲本二十四史》及《续古逸丛书》等大型古籍丛书及其他古籍的整理印行工作。殊不知他晚年82岁高龄时，却领导了一部当代外国历史名著——《邱吉尔第二次大战回忆录》的翻译出版。一批新发现的档案史料披露了这段鲜为人知的往事。

未雨绸缪：“大战史”早有筹划

1945年7月，欧洲反法西斯战争已经胜利结束，亚洲战场上日本军国主义节节败退，正走向灭亡。7月26日，中、美、英三国发表敦促日本无条件投降的《波茨坦公告》。困居沦陷区上海多年的张元济敏锐地意识到：“天快亮了”，于是开始规划胜利后商务印书馆的出书选题。他关照时任代经理的韦福霖（傅卿）即刻准备“翻译大战史”。1945年7月30日韦复函张元济：

菊公赐鉴：承示应速向英国出版家预先商得翻译大战史之权，容即专函史君接洽。五家方面亦容商谈。先此上覆，祗叩钧安。

晚韦福霖谨上 34/7/30

史君，指当时尚在重庆的商务协理、渝办负责人史久芸。显然让他在重庆与英方早些取得联系，获得翻译权。“五家方面”，指商务、中华、世界、大东、开明五家书局留沪部门合资组成的联合出版公司（简称“五联”）。因事关重大，相互应该沟通。时邱吉尔《回忆录》尚未出版，张元济指示要翻译的“大战史”，可能另有所指。这是何等超前的出版家眼光和举动！

英国首相邱吉尔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的风云人物。他的回忆录当然令人瞩目地成为大战史的重要文献。该书第一卷英文本于1948年4月16日起在美国《纽约时报》（New York Times）和《生活》（Life）周刊上同时连载。同年7月，由美国米菲林书店（Houghton Mifflin）出版单行本。全书计划五卷（后实出六卷），将陆续发表。邱书在美报连载之初就引起轰动。包括商务印书馆在内数家中国出版公司，迅速组织翻译。张元济也极为关注该书中文译本的出版事宜。时任商务总经理兼编审部部长的朱经农，1948年5月24日晨复函向张元济汇报：“《邱吉尔第二次世界大战回忆录》现由吴泽炎兄赶译。”这是现存商务译印邱书最早的文献记录。朱经农1946年秋继王云五辞职后出任总经理之职。他原任南京政府教育部次长，“国大”代表，又兼光华大学校长，社会活动很多，时常离沪赴南京参加各种政治性会议。即使在沪，馆外活动也接连不断，馆里开会反而请假。他不善经营，馆内遇事不得不由张元济亲自出马处置。邱书显然是张紧抓不放的重点图书。不过由于工作风格、经营理念不同，张元济与朱经农在邱书出版上有很大分歧。

按部就班：总经理错失良机

张元济向来重视图书广告宣传，经常亲自撰拟或审定各种广告。当年辑印《四部丛刊》和《百衲本二十四史》，张元济都指令编有预约样本，广为散发。报纸上刊登的广告常常出于他的笔下。邱书开始翻译后，张元济即要求朱经农在报上打出广告。可朱经农却不以为然。1948年5月24日在另一封复信中说：“邱吉尔《回忆录》篇幅甚钜，本年七月始能出第一册。泽炎兄所译，系托留美友人从报纸剪寄，尚未见到全书，此时登广告，是否太早？祈酌。”从此事可知这位总经理很不称职，毫无竞争意识，完全不顾其他书局也会赶译邱书。谁最先推出广告，造成先声夺人之势，可以说已经为自己的图书赢得了一半的市场份额。张元济虽则科举出身，然而经过几十年磨炼早已熟识市场经济下的营销方略，远远胜过一些喝洋墨水的人。他再一次提醒朱经农，早日推出邱书广告。朱不得不接受张的建议，不过仍有保留。在5月26日的复信中他说：

邱吉尔《回忆录》所剪寄之报纸尚有缺漏，与《Life》杂志对照后，拟先译二万余字，月底可脱稿，登下月《东方杂志》。下月再译数万字，先出第一本。邱氏原书第一册七月底在美出版。其时本馆所译之第一册或亦可赶印成功，不过分量较原书为少耳。先登广告，亦无不可，唯未见全豹，措辞只得从简。

《东方杂志》1948年6月号如期刊出吴泽炎节译的《邱吉尔大战回忆录》片断，虽然也有广告效应，但毕竟不同于全书的预告。朱经农说“从简”的广告其实并未及时刊出。商务失去了一个自我宣传的机会，反而让竞争者捷足先登。商务广告滞后，总经理难辞其咎。

1948年6月28日，《大公报》刊出南京中外文化资料供应社新书预告——《邱吉尔大战回忆录》即将出版。消息引起商务印书馆上下不小震动。张元济当即致函朱经农。此信今已不存，措辞如何不得而知。我想是有一定分量的。朱当日复信张元济：

菊丈道鉴：手示敬悉。查《大公报》所登广告，似仍为节本，已托南京分馆订购预约一份，并将来示转知戴孝侯先生速办矣。本馆译本已成十四万字。原拟先印十万字，作为第一册。兹与出版科商洽结果，拟凑成二十万字，用四开本印为第一册，仍希望于七月底出版。未知尊意以为何如？匆上。即请午安。

后学经农匆上 六月廿八

他依然慢条斯理，按部就班，仍坚持7月底出版第一册书。这显然不符合张元济的要求。张不能不从台后走到台前，亲自干预邱书的出版。

雷厉风行：董事长尅期出书

张元济的目标：必须抢在南京那家书局之前，推出商务版邱吉尔《回忆录》。

1948年6月29日，他来到河南路总管理处会议室，出席商务印书馆出版会议。会议在张元济的坚持下做出决定：全馆力保邱书第一册7月9日出书，第二册，7月底前出书；出版科直接向张随时报告进度。作为董事长，亲自指挥调度一部书稿出版事宜，似有“越俎代庖”之嫌。其实，乃是无奈之举。战后的商务印书馆元气大伤。时值内战正酣，物价飞涨，千余职工生活困苦，人心浮动；总经理又不得力，早已向董事会提出辞职。张这时还为聘请新的总经理在奔忙呢。张元济自称“识途老马”，为了文化事业和千余职工的生存，他不得已主动揽下包括重点书在内的一系列经营管理工作。然而，他并不独断专行，十分尊重部下的意见。譬如，出版科计划用五号字排印邱书，张要求改排四号字。其时已升任经理一职的史久芸与出版科商议，觉得这样改字号，篇幅要加倍，书价必将也加倍，销售会受影响。史致函张元济说明情况，并称“目前外间出版物多有用小五号字者，则本馆排五号字也可谓适宜也。”张从谏如流，同意按原计划实行。又譬如，邱书由吴泽炎、沈大珪、万良炯三人合译，吴负责统稿。当第一册出书前后，张元济曾多次要求编审部加派一人助译。朱经农表示有困难。不仅因为暂无合适人选，而且多一人译稿，会增加统稿难度。言之有理，于是张也不坚持己见了。由此可见他的民主作风。不过在抓出书进度方面，可谓说一不二，他对部下极其严格。部下似乎也习惯了他限时限刻的工作风格。

探听南京邱书出版情况的任务，大约落实到朱经农头上。他利用在南京的人脉，7月3日探得确切消息，马上向张元济报告：“顷派人至中国文化服务社询明，该社所经售之《邱吉尔大战回忆录》约须展期至七月八日在南京出书，知注谨闻。”此信署“晚六时”。得到消息后，张元济当即电话通知史久芸，精心布置次日星期天加班事。现存史久芸7月3日当夜给张的复函可知大概。史信云：

顷奉电话，至为惶悚。《邱吉尔回忆录》刻与王雨楼君接洽。据明日厂中原有排字及打纸版工友各七人加班工作。前项《回忆录》已排竣者至第六章止，第七、八、九章须改版及若干补排。又有索引须排。大约后日（五日、星期一）上午可竣事。已约吴泽炎君到场校阅，是晚赶打纸版，六日印刷、装订。故七日可出版（原定九日出版）。地图已拍照完竣，在制锌板，亦于五日可印云云。如是，似无法再求快速。尚祈鉴察为荷。

1948年7月8日，上海《申报》、南京《中央日报》等报纸同时刊出商务印书馆广告《邱吉尔第二次大战回忆录》汉译足本第一册出版！终于赶在同书其他译本问世之前，第一个推向了市场。7月15日，张元济在自己寓所再次召集商务出版会议，邱书第二册成为讨论重点。史久芸在7月20日向张元济的汇报信中说：

邱氏战录经询雨楼兄，称工作日程如下：廿二日（星期四）排好（目前十至十八章已排，在校改中，十九至廿一章未排，索引未来）。廿三日（星期五）校好（请吴泽炎君是日来厂坐校）。廿四日（星期日）上午打纸版，下午浇铅版。廿五日（星期日）、廿六日（星期一）第二册约二百页左右（第一册119页），故须印至星期一夜为止。廿七日（星期二）装订。照上列计算，星期二下午始能有书，星期三出版当无问题。

如此细致，如此紧凑。这就是当年老商务速度，张元济效率！

雪泥鸿爪：版权页惊现校勘表

商务版邱书出版不久，另两种邱书中译本也相继问世。书名都叫《邱吉尔大战回忆录》。一种即南京中外文化资料供应社译印本，总题“风云紧急”；另一种署名余群译，上海自由出版社印行，总题“风云变色”。自由出版社为王造时创办，设于北四川路山阴路。这两种邱书中译本均为删节本，都分30章。商务版书名《邱吉尔第二次大战回忆录》多“第二次”三字。总题（第一篇）“山雨欲来风满楼”，分两卷、38章。记述一战结束到张伯伦内阁倒台二十多年间的欧洲政治风云。第一册已刊有全目。该册跋文云：“邱氏此书先在美国《Life》周刊及《New York Times》时报摘要发表。全书预计分五篇，随写随印。其第一篇约40万字，甫于六月中在美国出版。较诸报刊所载，详略大不相同。敝馆据此足本迻译，分册出书。读此可以窥此二次大战之真相及一代名著之全貌。第一篇译本拟分作4册，兹先出第一册，依次各册陆续印行。”商务版邱书虽则分4册，前后间隔两个多月，但因以“汉译足本”相号召，加上商务印书馆良好的声誉和服务，销量超过另两种版本。到1948年8月，第一册已发行五版，第二册也发行到第3版。1948年8月与9月，又分别出版第三、第四册。

张元济不仅抓出书进度，书籍出版后仍然关注相关信息，指导工作。档案文献中至今仍留有许多雪泥鸿爪般的印记，可见一斑。每见邱书其他新译出现，他立即找来送给朱经农研究、比较。有一次朱复信称：“承发下之另一种《邱吉尔大战回忆录》及英文原本二卷第七章，当时即点交泽炎兄。此次发下之译本，即《和平日报》所登载者，文字尚不如上次所阅译本流畅。”对于商务版邱书样书的分发，张元济亲自布置，并多次向友人推荐。1948年8月12日，他致函时任国民政府驻印度大使罗家伦信中说：“敝馆近译《邱吉尔第二次大战回忆录》，已出二册，谨以一分呈览，另一分奉赠贵署同人，至盼哂纳。”9月8日致黄裳信中他又提到该书：“敝馆近出邱吉尔《大战回忆录》，其文字不足道，其事实却有可观。不知阁下曾寓目否？”

尤为难得，他亲自审读样书并作校勘。不久前，笔者在上海图书馆借到一本商务1948年8月初版《邱吉尔第二次大战回忆录》第三册，发现该书版权页上竟粘贴着一页张元济用日历纸反面书写的便笺，署“37/8/28”。记录该册可疑数字、脱字、衍字、标点排误共十条，书中相应部位均标有记号。这实际上是一份张元济亲笔校勘表。据便笺上某商务馆员字迹说明，一处数字注“不误”，末尾处注“余已照改”。这本书无疑是60年前张元济先生校读过的样本。校勘大师不仅善于校勘古书，还校勘过外国名著。这恐怕知道的人不多。

温斯顿·丘吉尔的《回忆录》第二卷英文原著1949年初在美国出版。商务印书馆似乎仍由吴泽炎等继续翻译着，只是其时及此后二十多年时间里无法出版。直到20世纪70年代中叶，才获得修订邱书第一篇（时改称卷）和出版后面各卷的机会。取名《第二次世界大战回忆录》。共六卷：第一卷“风云紧急”，1974年12月；第二卷“最光辉的时刻”，1975年3月；第三卷“伟大的同盟”，1975年7月；第四卷“命运的关键”，1975年10月；第五卷“紧缩包围圈”，1975年10月；第六卷“胜利与悲剧”，1975年7月。前三卷署吴万沈译，无疑即吴泽炎、万良炯、沈大珪三位原译者的合用名。后三卷署北京翻译社及福建师范大学外语翻译组等译，那年头多用集体署名。不管怎样，邱书已成为商务印书馆《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中一套影响深远、长销不衰的大书。人们在研读之余，我以为不应忘记当年译印此书的种种艰辛曲折，以及“为他人作嫁衣裳”的出版家张元济先生的功绩。

（原载《档案春秋》2009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