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章 宋 辽 金 元的间谍活动(4)

仲世衡手下有一名叫王嵩的军官，原来是个僧人，但勇猛善战，熟知西夏山川道路。每次作战，常为仲世衡作向导。仲世衡看其为人忠勇可用，就让他还俗做了军官。仲世衡命其携带给野利兄弟的密信前往西夏。信中说：“浪理等人已至朝廷，知王（二人在西夏称王）有向汉之心，已命为夏州节度使，每月俸禄万缗[2]，旌节[3]已至，望早日归附。”同时赠予枣枝和画的一幅龟，枣、龟谐音“早归”。仲世衡以此来表示双方早有密约。野利兄弟见信大惊，把王嵩押送李元昊处，以明无反志。但是野利兄弟的部下浪理等人却在宋为官，这又是一件令人生疑的事。野利旺荣、野利遇乞兄弟统率着羌族劲兵，李元昊不能不慎重处之。

李元昊把王嵩囚了起来，命李文贵以野利兄弟的名义与宋联系。此时西夏由于和宋作战国力疲惫，急于找到和谈的渠道。宋朝对边臣也通报了想和谈的意向。于是鄜延经略使庞籍召见了李文贵。在此之前仲世衡已告诉庞籍他正在进行的离间活动。庞籍对使者表示宋朝会宽大为怀的，让他回到西夏。这加重了李元昊对野利兄弟的怀疑。他一面礼送王嵩出境，一面加紧与宋和谈。同时传出野利兄弟被杀的消息。为了把戏演得更像，仲世衡还写了祭文，命人越过边境到西夏去祭奠二人。这样一来野利兄弟在李元昊看来更是内奸，死有余辜了。

仲世衡之离间活动的独特之处在于：

1.逆用敌人派来的间谍。在间谍战中，对已经暴露或弄清其意图的敌人间谍，不知不觉中予以利用，其效果是很好的。

2.仲世衡之离间，首先是在与离间对象关系密切的亲信身上下功夫，然后再指向离间对象本身。间谍工作本身是具有神秘色彩的。这一层神秘色彩，又为君主对用间的文臣武将的怀疑创造了心理上的基础。用间者反为间害，这一点是耐人寻味的。

第九节 间谍应募

辽国在对宋间谍战中，不断花样翻新。辽国与北宋代、并二州相邻地区的官吏，经常派人送一些无关紧要的公文到代、并二州。这引起了北宋官员怀疑。经过调查，北宋官员发现这些人不是在窥探虚实，就是在熟悉北宋边境进入内地的道路，也就是说数量如此之大的送公文者，几乎全有秘密使命。于是北宋为这些人规定了必经之路，把其他道路予以堵塞，以示险峻难行，无法通过。

北宋如此，辽国也如法炮制。公元1055年知制诰刘敞出使辽国。刘敞对辽国山川道路很熟悉。辽国翻译陪同他自古北口至柳河，一路之上故意多走曲折之路，以示道路险远。刘敞对翻译说：“自松亭至柳河不是很好走吗？用不了几天就可以到中京（今内蒙古宁城西大明城），为何走这条路？”翻译很难堪，只好说：“自通好以来，就置驿道于此，故尔不敢改变。”

辽国还禁止以书传入宋地。有违令者斩。为了严格执行这一命令，辽国禁民间私刻刊印书籍。其对宋封锁情报可谓煞费苦心了。

北宋时，代州成了辽人重点进行间谍活动的地方。有一次间谍竟将代州城西关的城门锁偷走了。由此看来辽国用谍有一种很不高明的制度，那就是间谍必须在活动之处留下某种活动过的痕迹，以便让长官验证自己的活动。从前面讲的李允则的事迹中我们已经可以看到这一点。精明的宋朝官员当然会掌握这一规律。宋代州地方长官刘舜卿知道了这一情况，不动声色地命人另外造了一把大钥匙。过了几天，辽国派人送回城门锁。刘舜卿吃惊地说：“我没有丢过锁呀。”他命人把另造的大钥匙取来，果然无法插进辽人送来的锁中。辽人甚为惭愧地回去了。不久传来那个窃锁间谍被杀的消息。刘舜卿后来调任雄州。朝廷特批其银千两，金百两，“用间于绳墨之外”。

北宋定州高阳关驻军招募士兵。辽国知道了这一消息，派了间谍前往应募。这一情况被北宋定州地方长官薛向的间谍知道了，并马上报告给薛向。这时指使间谍应募的人也觉出情况不妙，就让这名间谍逃跑了。薛向立即出动巡逻兵展开围捕，最终抓到了这名间谍，押送瀛洲，砍头示众。

宋朝皇帝的尊容也成了间谍搜集的重要情报。公元1054年，辽主派使臣至宋，求宋仁宗画像。为此辽主曾派善于作画的辽臣耶律防以出使为名，偷偷图绘宋仁宗面容。无奈毕竟是偷偷摸摸作画，效果不佳，这才通过使节正式提出这一要求。但是这一要求最终遭到拒绝。

北宋、辽国对山川道路大做文章，足见人的情报意识更加深刻与广泛了。如何有效地对敌人掩饰自己国家的实际情况和实力，的确是需要动脑筋的事。辽国派大量送公文的人深入宋战略要地，是动了一番脑筋的，这表明由公开的外交渠道搜集各类情报，方法甚多，是大有文章可做的。

第十节 不战而屈敌

公元1042年初，辽国派使者刘六符至宋，索要土地，并以大兵压境。北宋河北一带又紧张起来。

北宋定州路都总管王德用加紧训练士兵。王德用出身军人世家，本人在与西夏的战斗中积累了丰富作战经验，治军谨严，训练也很有一套。用了不长时间，部队战斗力有了很大提高。

有一天宋军的侦察人员发现辽国间谍已到了定州，并且整天窥探宋军操练的情况。王德用手下将领纷纷请求把这名间谍抓起来杀掉。王德用另有主意，他说：“先放过他吧。他得到我军的实情回去报告，正可以不战而服敌。”

第二天，王德用命全军举行校阅。士兵们在金鼓声中，精神抖擞地进行操练。全军进退整齐划一，好像一个人一样。操练了一整天，无一人因违反法度被斩首。操练结束后，王德用下令：准备好粮草，听我鼓声，视我旗帜指向，准备作战。

辽国间谍看得心惊肉跳，赶紧回去报告：“宋军将大举进攻了！”辽国看到宋朝不惜一战，并已做好了战争准备，于是又转而寻求和谈了。

在北宋与西夏战争中也发生过类似的事，不过不是耀武扬威以退敌，而是偃旗息鼓吓退了敌军。公元1049年二月，五百名西夏人赶着牲畜到延州，对延州地区的地方长官程琳请求归附。理由是辽兵至衙头，国中大乱。在此之前程琳曾抓获西夏当官的，没有杀，放其回去了。因此西夏人也相互告知，不要捕杀汉人。程琳对部下说：“辽兵既至他们国家，当举国以抗击之，岂容有来降者。我听说夏人正在抓捕叛逃者，这些人可能就是。如果不是，就是在以计谋引诱我上当。”过了不长时间，西夏兵三万人压至境上，以抓捕叛逃者为借口想进攻宋军。程琳早通过间谍了解了敌人的企图，命令全军紧闭营门，放倒旗帜，严禁出战。敌人一看宋军显然有备，就撤走了。

王德用、程琳二人方法不同，但异曲同工。利用情报上的“先知”，做出种种姿态，从心理上压制、威慑敌人，是情报的一个重要用途。

第十一节 机密已泄

上一节中提到的刘六符其人，在辽国俨然是个对宋外交活动的专家。其人进士出身，曾任翰林学士，才学见识是有的。

公元1045年前后，刘六符再度出使宋国。他这次出使的任务是和宋朝议论一下两国和亲之事。刘六符出使前，辽国的国书副本已到了宋仁宗手上。这是怎么回事呢？原来辽国燕云十六州的不少人仍心向宋朝。有一名汉人梁济世为宋雄州守将充当间谍。他曾经教辽国公卿子弟诗书，因此能探得辽国机密。这份国书副本就是由梁济世送往宋朝的。

宋仁宗接到梁济世传出的国书副本后，知道了辽使意图，马上和大臣进行商议，决定由有关官员与之接谈，慢慢商议此事。

刘六符至京，首先谒见仁宗。这虽然带有礼仪性拜访的性质，但刘六符以为仁宗必定对出使目的有所垂询。没想到刘六符谒见时，宋仁宗手中仍然拿着书，对出使的目的一无所问。刘六符是个聪明人，对这种情况大惊失色。退出殿外后，他不无遗憾地说：“事情早已泄露了。”

宋仁宗此举是愚蠢的。不仅暴露了北宋在辽国可能有人潜伏于接近机密的位置这一情况，而且使北宋失去了在谈判中早已掌握对方底牌这一优势。

第十二节 酒宴的背后

公元1049年广源州蛮首领侬智高聚众袭据安德州，亮出了南天国的牌号，公开与宋作对。几年之间，侬智高纵横两广，屡败宋军。宋王朝看侬智高已渐成气候，而且南方长此下去也牵制其全力对付北方威胁，就把当时最得力的将领狄青（公元1008—1057年）调到了讨伐侬智高的战场上。

狄青字汉臣，汾州西河（今山西汾阳）人，善骑射，行伍出身，是一个在反击西夏战争中逐步成长起来的将领。狄青得到北宋著名政治家范仲淹的激赏，授其《左氏春秋》，并教导他：“将不知古今，匹夫勇尔。”狄青由此刻苦攻读了秦汉以来将帅兵法，带兵打仗更得心应手了。

公元1053年初，狄青抵达与侬智高作战的前线宾州。在狄青抵达前线之前，原宋军前线指挥陈曙怕狄青与其争功，轻率地率军进攻侬智高占据的昆仑关（今广西南宁、宾阳间大山）被打得大败。在狄青到军中之前就已发布命令，严禁诸将轻举妄动。宋军屡败，轻敌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狄青到军中后斩张曙及临阵脱逃之宋军将领三十二人，严肃军纪。

其后狄青却按兵不动，并传令调十天的粮草。一时军中将士都摸不着头脑。侬智高手下间谍打探到了这一消息，认为宋军得等些日子才能进军，回去报告了侬智高。侬智高也放心了。

第二天，狄青命全军开往昆仑关。一昼夜宋军已开到昆仑关下。

这时正巧是上元节[4]，狄青命军营中大张灯火，大摆宴席，军官们按等级分三夜参加宴请。这一消息又为侬智高之间谍探听到了。守昆仑关之敌军更加不以为意。狄青果然在第一夜灯火辉煌，通宵达旦地宴请高级军官。第二夜宴请中级军官，二更时分狄青推说身体不适进入帐内，许久未归。过了一阵子，有人传话，狄将军请孙沔（宋军另一主要将领）代为主持宴会，少服药物即出。宴会进行到天亮，没人敢离席而去。这时宋军传令兵送回消息，三更时狄将军已率大军乘大风雨，拿下了昆仑关！原来狄青离席是去亲自指挥攻占昆仑关的行动了。

宋军渡过昆仑关，于归仁铺大败侬智高军，基本消灭了侬智高的部队。侬智高逃往大理（今云南大理），持续几年的动乱终于平息了。

狄青的行动是以将领自身的活动制造假情报来迷惑敌人。在战略、战役层次，将领们的活动，往往成为敌人注意并据以判断对方意图的重要情报。狄青在欺敌时表现出较高的技巧。的确在这个层次上“装得像”是很重要的。

第二次世界大战时，盟军故意把放言无忌的骁将巴顿放在英伦三岛招摇过市，牵制了大批德军。

解放战争中，为掩饰四野入关的消息，毛泽东命令沈阳的报纸持续报道林彪、罗荣桓在沈阳参加活动的消息，以造成四野仍未向关内行动的假象，使傅作义难以做出决断，抑留蒋军主力于平津。

通过将领的活动，制造假象，真是一将能抵十万雄兵。

第十三节 地图的故事

在中国历史各朝代中，最重视地图的是宋朝。太祖赵匡胤每征服一个小国首先要将其地图收归中央。宋太祖、太宗指挥军队作战，千里遥制，依靠的就是地图。大将出征，边将戍边，都要把当地形势画成图奏上。顺便讲一下，有些学者把北宋之军事失败归因于凭图指挥战争，这是过于夸大了。太祖、太宗两朝，皇帝出身戎马，有丰富的作战经验，地图不过更便利了指挥。至于后来，广泛使用地图作为战争策划过程中的一种手段也没什么不妥。从宋军将领作战指挥看，其主动性也并未因地图而受到很多限制。宋初，以闰年为限，诸州上贡闰年图，与版籍皆入尚书省，用以周知山川险易，户口众寡。公元1006年诏翰林遣画工分赴诸路，“图上山川形势、地理远近，付枢密院。每发兵屯戍、移徒租赋，以备检阅。”宋曾派使臣以出使为名，绘制辽国、西夏地图，以备外交、军事之需要。

宋、辽对峙局面形成，宋与高丽等国的联系大为削弱。尽管如此宋朝仍对高丽等国山川地理进行了调查。宋神宗赵顼（公元1048—1085年）在位时，大臣宋球出使高丽，“密访山川形势、风俗好尚”。出使回来后，他把出使所见所闻编成图纪，上报宋神宗，得到了宋神宗的夸奖，并因此晋升为通事舍人。

来而不往非礼也。宋朝密访高丽的同时，高丽也对宋发生了兴趣。公元1072年左右，高丽使者入朝进贡。使者路过沿途州县时，向州县长官索要地图。使者入贡要地图以便赶路，大概也算个理由吧。沿途州县长官都尽力满足高丽使者的要求，送上了所辖州县的地图。这些地图详细地记载了北宋“山川道路、形势险易”。使者到了扬州，又如法炮制，以公文向当时镇守扬州的地方长官陈升之索要地图。陈升之为人深沉，狡猾多变，但头脑却十分清醒。他接到高丽使者的公文后，反而向高丽使者索要其已经到手的两浙地方州县所提供的地图。他的借口是为了仿照两浙地图，绘制扬州地图送上。高丽使者把地图送到陈升之处，陈升之把这些地图统统付之一炬，并把此事上报朝廷。当时高丽依附于辽国。考虑到这一点，陈升之的处置就是十分得当的了。

高丽使者索取的情报，是近于公开的情报。对这类情报的公开与否，是一个颇令人回味的问题。在不同时代，对这类情报的控制，应制定不同的具体标准。在通过公开渠道获取情报占有越来越大比重的今天，这一点尤其值得引起人们的重视。

北宋地方官吏的行动表明，情报意识的普及和情报的保密、搜集，在当时官僚层中并非十分普遍，也缺乏严密的制度。在以科举取士的古代，情报意识并不是当官治民的必备意识和考核条件。而在情报交流、情报搜集和保密越来越重要、越来越复杂的今天，情报意识和与此有关的知识，应当是高层领导人担当其职务的必备条件之一。

地理信息，从来与国家安全密切相关，与军事活动密切相关，即便在技术高度发达、全球化日益深化的今天，通过间谍获取地理信息，偷偷测绘有关国家地理状况，仍然是间谍的重要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