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章 拥挤的房子与大篷车
穿行于工业城镇之间，你会迷失在小砖房的迷宫中。泥泞的小巷和煤渣小院毫无章法地拼在一起，院里是恶臭的垃圾箱、一排排肮脏的水池和残破的厕所。砖房被煤烟熏得乌黑，在这一片杂乱之中溃烂。这些房屋的内部结构总是大同小异，只是房间数量从二到五不等。它们全都有一间几乎一模一样的客厅，十或十五英尺见方，带开放式炉灶，大一点儿的还有一个厨具间，小些的水池和锅碗都在客厅里。屋后有个院子，或是几户人家共享的一个院子的一部分，刚够容纳垃圾箱和厕所。没有一家装热水。我想，你在矿工聚居的街道上真的走上几百英里，也找不到一所能洗澡的房子，尽管每位矿工有工作时每天下班回家从头到脚全是黑的。从厨房炉灶引水装一个热水系统应该相当容易，但建造者没有装，好在每套房子上省下大约十英镑，而且在建这些房子的年代，没人会认为矿工会想洗澡。
需要注意的是，大部分房子都很老，至少有五六十年的历史了，其中很多按照普通标准已经完全不适于人类居住。它们还能租得出去，仅仅是因为没有其他房子可租。这就是工业区住房的核心问题：不在于这些房子窄小丑陋，不卫生不舒适，也不在于它们地处脏得不像话的贫民区，散布在废气烘烘的铸造厂和恶臭难当的运河旁，紧邻冒着硫黄烟气的炉渣堆——尽管这些都是如假包换的事实——而仅仅在于没有足够的房子可住。
“房屋紧缺”这个词在战后广为流传，但对于任何每周收入超过十英镑的人，甚至就此而言五英镑即可，它都没有多少意义。租金高昂的地方，难的不是找房子，而是找租户。沿着梅费尔[27]随便哪条街走一走，半数窗户上都能看见“出租”的牌子。但是在工业区，仅是觅得一处住房就很不容易，这正是加剧贫困的首恶之一。这意味着人们能够忍受任何事——任何旮旯里的贫民窟，任何虫蚁的侵扰、腐烂的地板、龟裂的墙壁，任何狮子大开口的吝啬房东和趁火打劫的中介——仅仅为了头顶能有个屋檐遮挡。我进过一些恐怖的房子，哪怕你付钱给我我也不肯住上一星期的房子，却发现租户们已经在那儿住了二三十年，唯愿自己能有幸死在那里。一般来说，这种环境条件被视为理所当然，尽管也有例外。有些人几乎没有意识到世上还有体面的房子这种东西存在，他们把虫蚁和破漏的屋顶视为上帝的旨意；另一些人怨毒地痛骂房东，但所有人都拼命想保住他们的房子，生怕更坏的厄运降临。只要房屋紧缺的状况继续，当地政府就无法有多大作为来改善现有住房的居住条件。他们可以判一所房子为“危房”，但在租户没有别的房子可去之前，他们不能下令将它拆除。于是危房仍然屹立，且因被判为危房而更加糟糕：既然房子迟早会被拆毁，房东自然不愿多在上面花钱，能免则免。例如，在威根这样的城镇，有两千多所房子已经被判“危房”好几年了，却还挺立着，只要稍微有点另造新房来代替的希望，整片整片的区域都会被一股脑儿判为危房。利兹和谢菲尔德那样的镇上，有成千上万“背靠背”的房子，全都是该判危房的类型，但还会挺立数十年。
我查看过不同矿区城乡中的大量房屋，记录了它们的核心要点。我想，从我的笔记中随机摘取几处，就能充分说明这些房屋是什么条件。这些都是简短的笔记，我稍后会给出必要的解释。下面是几条从威根的笔记上摘抄的：
1.沃盖特片区的房子。后堵死类型。一上一下。客厅为十二英尺乘以十英尺大小，楼上房间一样。楼梯下的凹室五英尺见方，用作食品间、厨具间、储煤间。窗户能打开。距离厕所五十码。租金四先令九便士，税两先令六便士，共计七先令三便士。
2.附近的另一户。大小同上，但楼梯下没有凹室，只有两英尺深的一个缺口，放了水池——没有地方做食品间等。租金三先令两便士，税两先令，共计五先令两便士。
3.斯科尔斯片区的房子。危房。一上一下。房间十五英尺见方。水池和锅碗在客厅里，楼梯下有储煤间。地板下陷。窗户都打不开。房子还算干燥。房东挺好。租金三先令八便士。税两先令六便士，共计六先令两便士。
4.附近的另一户。两上两下，加储煤间。墙壁严重开裂。楼上大量渗水。地板倾斜。楼下窗户打不开。房东不好。租金六先令，税三先令六便士，共计九先令六便士。
5.格里诺行的房子。一上两下。客厅十三英尺乘以八英尺。墙壁开裂渗水。后窗打不开，前窗能开。十口之家，八个年龄相近的孩子。因过于拥挤，市政试图将他们驱逐出去，但找不到别的房子给他们住。房东不好。租金四先令，地方税两先令三便士，共计六先令三便士。
威根的情况就到此为止。同样情形的我还记了好几页。下面是谢菲尔德的一户，谢菲尔德成千上万所“背靠背”房屋中的一个典型：
托马斯街上的房子。背靠背，两上一下（即一栋三层小楼，每层一间房）。下面有地窖。客厅十四英尺乘以十英尺，上面的房间一样。水池在客厅。顶楼没有门，直通楼梯。客厅的墙壁略潮，顶层墙壁龟裂，四面湿漉漉地渗水。房内十分黑暗，全天需要点灯。每天电费估计六先令（很可能高估了）。六口之家，父母二人和孩子四个。丈夫（有公共援助）患有肺结核。一个孩子住院，其他人看似健康。在这个房子里租住了七年。想搬，但找不到别的房子。房租六先令六便士，含税。
下面是巴恩斯利的一两条：
1.沃特利街上的房子。两上一下。客厅十二英尺乘以十英尺。水池锅碗都在客厅，楼梯下有储煤间。水池几乎被磨平了，不停漫水。墙壁不太坚固。投币式煤气灯。房内很黑，煤气灯估计一天花费四便士。楼上的房间实际是一大间隔成的两小间。墙壁非常糟糕——里间的墙壁贯穿开裂。窗框粉碎，需要用木头填充。几处漏雨。下水道从房屋地下经过，夏天发臭，但市政说他们也无能为力。六口之家，两个成人、四个孩子，最大的十五岁。第三个孩子要上医院——怀疑患肺结核。屋内有虫蚁为患。房租五先令三便士，含税。
2.皮尔街上的房子。背靠背，两上两下，有大地窖。客厅高空，呈方形，带锅碗和水池。楼下的另一个房间大小一样，可能本来设计做客厅之用，但被用作卧室了。楼上的房间和楼下的一样大。客厅很黑。煤气灯估计一天花费4½先令。距离厕所七十码。屋里八个人睡四张床——两位老父母，两个成年女孩（最大的二十七岁），一个青年，三个孩子。父母睡一张床，大儿子另睡一张，其余五个人共用另外两张。虫蚁猖獗——“天热的时候根本压不住。”楼下的房间脏得无法形容，楼上房间的气味几乎无法忍受。房租五先令7½便士，含税。
3.马泊苇（巴恩斯利附近的小矿村）的房子。两上一下。客厅十四英尺乘以十三英尺。客厅恶臭。墙上石膏开裂脱落。炉灶上没有橱架。煤气轻微泄漏。楼上房间每间十英尺乘以八英尺。四张床（六个人睡，全都是成年人），但有一张床“没用”，估计是因为缺铺盖。靠近楼梯的房间没有门，楼梯没有栏杆，所以你早上一下床，脚就悬在空中了，可能从十英尺之高一下摔到石板上。严重干腐，都能透过地板看到下面的房间。有虫蚁，但是“我用洗羊的消毒水压着”。一条土路经过三户农舍，像个淤泥堆，据说冬天几乎无法通行。花园两头有石头垒的厕所，已经残破。租户已经在这房子里住了二十二年。拖欠了十一英镑的房租，每周多付一先令还款。房东现在不肯这样了，已经起诉要求停租。房租五先令，含税。
还有等等等等不胜枚举。这样的例子我还能举出好几十个——只要有谁愿意到工业区里家家户户走访一番，可以举出成千上万。另外，我用的一些表达需要解释一下。“一上一下”是指每层有一个房间，即一栋两个房间的房子。“背靠背”的房子是指两栋连在一起的房子，房子两面各是一户人家的大门，因此你如果走过一排看似十二栋房子的地方，实际上看到的不是十二户而是二十四户。前面的房子临街，后面的靠院，每栋房子只有一个出口。这样的效果显而易见。厕所在后面的院子里，所以如果住在临街的一面，你上厕所或者丢垃圾就要走出大门，走到街区那头绕一圈——可能有长达两百码的距离；另一方面，如果住在后面，你往外眺望就只能看见一排厕所。还有一种房子叫作“后堵死”类型，是独栋房，但建造者没有装后门——显然纯粹是为了使坏。窗户打不开是古老矿镇的一大特色。其中有些城镇被古代工事破坏了地基，于是地面不断下陷，上面的房子就向一边倾斜。在威根，你能看到整排整排的房子都歪得吓人，窗户偏离水平线达十到二十度角。有时候正面墙壁向前鼓出，看起来就像房子怀了七个月的身孕似的。墙面可以重修，但是新修的墙面很快又开始鼓起。如果房子陡然下陷，窗户就永远卡住了，门也需要改装。这在当地完全不足为奇。有个故事说，一个矿工下班回家，发现只能用斧子劈了前门才能进得了屋，叫人好笑。有些事例中我记了“房东好”或者“房东不好”，是因为贫民窟的居民对房东褒贬不一。我发现——或许有人已经料到了——小房东一般是最糟糕的。这话说来反常，但其中自有道理。想象中，最恶劣的贫民窟房东是个胖乎乎的恶棍形象，大概是个主教，靠高昂的房租榨取暴利。实际上，这是一个贫穷的老妇，将自己毕生的积蓄都投到三间贫民窟的房子上，自己住一间，打算靠另外两间的房租过活——因此，从来没钱维修。
但仅仅是这样的笔记，也只对我自己备忘有价值。对我来说，每当我读到这些笔记，就会回想起我所见到的场景，但仅凭笔记本身并不足以表现那些可怕的北方贫民窟条件如何。语言是多么乏力的东西。像“屋顶漏雨”和“八个人睡四张床”这样简短的词句又有何作用？这不过是你眼睛一瞟而过，却什么也没记住的东西。然而这其中包含了多么深重的苦难！就拿过于拥挤的问题为例。八个乃至十个人住在三间房的小房子里的情况司空见惯。其中一间是客厅，可能十二英尺见方，除了炉灶和水池，还放了一张桌子、几把椅子、一个碗柜，连张床也放不下。所以这八到十个人就睡在两间小房间里，很可能最多只有四张床。如果其中有成年人，要去上班，就更糟糕了。我记得，有一户人家，三个成年姑娘共睡一张床，都在不同的时间上班，每个人起床或进门时都会打扰到另外两个。另一户人家，一个年轻矿工上晚班，白天在一张窄窄的床上睡觉，家里另一个人就晚上来这床上睡。孩子们大了就愈发麻烦，因为你没法让少年男女同睡一张床。我去过一户人家，家里有爸爸妈妈、一个儿子和一个十七岁左右的女儿，一家人只有两张床。爸爸和儿子一起睡，妈妈和女儿一起睡，这是唯一能消除乱伦危险的安排。还有屋顶漏雨墙壁渗水的苦处，在冬天简直能让房子住不得。还有虫蚁。虫蚁一旦进了房子，就会一直待到世界末日，没有什么万无一失的办法能将它们根除。还有窗户打不开的问题。夏天，饭都在一间狭小憋闷的客厅里做，火差不多得一直烧着，不用我说这意味着什么吧？背靠背的房子还有特别的难处——距离厕所和垃圾桶五十码其实于卫生无补。在临街的房子里——只要是市政不管的小巷子——女人们习惯了把垃圾往门外扔，这样一来，排水沟里总是散落着茶叶和面包屑。还有一点值得考虑的是，对一个孩子来说，在一个目之所及只有一排厕所和墙壁的陋巷中长大，是什么样子。
在这样的地方，女人只是在无穷无尽的劳作中浑浑噩噩地干着苦差的可怜苦役。她或许能坚持自己昂扬的精神，但她无法坚持自己对干净整洁的标准。总有事情要干，没点空闲，简直真的连喘口气的时候都没有。刚刚给一个孩子洗完脸，另一个又脏了；你还没洗好上一顿饭吃下来的碗盘，下一顿饭又该做了。我发现我去过的各家房子大不相同。有些在这样的条件下算是够体面的了，有些却骇人听闻，我都根本不指望能完全形容出来。首先，最明显最要命的事情，那个气味就说不出来。还有那种肮脏和混乱！这里一满桶肮脏的污水，那里一满盆没洗的碗盘，所有犄角旮旯里都堆着盘子，到处都散落着撕烂的报纸，中间总是那同样的可怕的桌子——盖着黏糊糊的油布，挤满锅碗瓢盆、补到一半的长筒袜、陈旧的面包片、油腻腻的报纸包裹着的几块奶酪！狭小的房间里拥挤不堪，从一边到另一边简直是在件件家具之间的复杂航程，每动一下，都会有一溜湿淋淋的浣洗衣物扑面而来，孩子们聚在脚下像一朵朵蘑菇！有一些场景在我记忆中栩栩如生、格外鲜明。在一座小小的矿村里，一户农舍中，客厅算得上是家徒四壁，全家老小都没了工作，人人饥肠辘辘。有成年儿女的大家庭盲目添丁，所有人都像一个模子刻出来的，红色的头发，宽大的骨架，被营养不良和无所事事毁掉的扭曲的面孔；一个高个子的儿子坐在火炉旁，神游物外，连陌生人进门也没注意，慢慢地脱下一只黏糊糊的袜子，露出一只脚丫。威根一间可怕的房子，所有的家具都像是用包装箱和木桶条做成的，就算这样也快散架了；一位老妇脖子乌黑，乱发低垂，用带有兰开夏色彩的爱尔兰口音痛骂她的房东；她年过九旬的老母，隐没在背景里，坐在给她做便桶用的木桶上，用蜡黄而呆滞的脸庞神色空茫地看着我们。类似的记忆我可以写上好几页。
当然，有时候这些人家的脏乱是他们自己的问题。就算你住在一栋背靠背的房子里，有四个孩子，总收入三十二便士，每周从公援委领六便士，也不见得非要让没倒的便壶遍布客厅。但同样确定的是，他们的环境激发不了自尊心。决定性因素很可能是孩子的数量。我见过的家里保持得最好的是没有孩子，或者只有两三个孩子的人家，比如说在三间房的房子里有六个孩子，那就完全不可能保持任何整洁。非常明显的一件事是，楼下从来不是最脏的。你就算到过几栋房子，就算去的是最穷的失业者家里，也可能形成错误的印象。你可能以为，这些人家具和锅碗瓢盆都还有不少，也不算多么困窘。但贫穷的丑恶要在楼上的房间才会真正显现。究竟是因为好面子，人们才尽量保持客厅里有家具，还是因为寝具更好典当，我不知道。但肯定的是，我见过的很多卧室都是恐怖之地。对于连续失业好几年的人，只能说如果还能有全套的被褥简直就是异数。常常根本就没有称得上被褥的东西——只是一堆历史悠久的大衣和乱七八糟的破布堆在锈迹斑斑的铁床架上。这样一来拥挤问题更加严重。我知道的一个四口之家，父母二人和两个孩子，有两张床却只能用一张，因为另一张床没有被褥。
想知道最严重的房屋紧缺是何效果，就去看看很多北方城镇里大量存在的可怕的大篷车屋。战后以来，由于完全无房可住，部分人过量涌入了本该作为临时住所的固定大篷车。比如，威根约八万五千人口，有大约二百个大篷车屋，每个住一户人家——或许总共接近一千人。整个工业地区这种大篷车居民共有多少，实在难以精确统计。当地政府对此不闻不问，1931年的人口普查报告似乎打算忽略他们。但根据我的调查发现，在兰开夏郡和约克郡，或许还有更北边的一些地方，大部分较大的城镇里都有他们的身影。整个英格兰北部，很可能有好几千或许好几万这样的家庭（而非个人），除了一个固定大篷车外无家可归。
但“大篷车”这个词很有误导性。它唤起一幅惬意的吉卜赛式露营（当然是在天气晴朗的时候）的图景，烧着熊熊的柴火，孩子们采摘黑莓，五颜六色的衣物晾在绳子上迎风飞舞。威根和谢菲尔德的大篷车驻地可不是这样。我见过几个，认真仔细地考察了威根的大篷车，除了在远东，我从没见过这般脏乱。我一见到它们，就马上想起了曾经见过的、住在缅甸的印度苦力所住的肮脏猪圈。但实际上，东方也绝没有这般糟糕，因为在东方，你不用忍受我们这儿的潮湿刺骨的寒冷，阳光也可以杀菌。
威根脏臭的运河两岸，有很多处荒地，大篷车就像从桶里倒出来的垃圾一样被扔在这里。其中有些确实是吉卜赛人的篷车，但都是非常老旧、年久失修的那些。大部分是老式的单层巴士（十年前那种小巴士），卸了轮子，用木桩撑起来。有些仅仅是马车车厢，顶上架着半圆的板条，扯上帆布，所以车里的人和外面的空气只有一张帆布之隔。里面的空间通常大约五英尺宽，六英尺高（在哪一个里面我都站不太直），六到十五英尺长。我估计有些只住一个人，但我见过的都至少住了两人，有些还住了一大家子。例如，有一个长约十四英尺的篷车里，住了七口人——大约四百五十立方英尺的空间里住着七口人。也就是说，每个人全部的生活空间比一个公厕的隔间还要小得多。这种地方的脏乱拥挤，除非亲眼见到，尤其用鼻子闻到，否则无法想象。每间车厢都有一个小小的农舍小灶和塞得进去的各种家具——有时是两张床，大多时候是一张，然后一家人就竭尽全力挤在一起睡。睡在地板上简直是不可能的，因为潮气会从下面渗上来。我见过早上十一点还湿淋淋的坐垫。冬天天太冷，灶上必须夜以继日地烧火。窗户，不必说，从来也不开。水是从整个驻地公用的一个给水栓上打出来，有些篷车住民每打一桶水都要走上一百五十到两百码。根本没有排污设备。大多数人就在自己篷车周围的小空地上搭一个小棚屋作为厕所，每周挖一个深坑用来填埋粪便。我在这些地方见过的所有人，尤其是孩子，都脏得无法形容，而且我毫不怀疑，他们也长了虱子。他们不可能不长。当我从一个篷车走到另一个篷车时，心头萦绕不去的想法是，在那些拥挤的车内，要是有人死了会怎么样？但是当然，这样的问题不太好问。
有些人已经在篷车里住了很多年。理论上，市政正在清理篷车驻地，将其中居民迁出转入房屋，但由于房子没建成，篷车还继续存在。我谈过话的大多数人已经放弃了重新获得一个体面住所的想法。他们全都失业了，工作和房子对他们而言是同样的遥不可及。有些人似乎无所谓，有些人则十分清楚他们的生活是何等的悲惨。有一个女人的面容在我的脑海里挥之不去——一张沧桑的骷髅般的脸庞，神情透露出无法忍受的悲惨和堕落。我想，我脏污缠身时会有什么样的感受，她在那样可怕的猪圈里，竭力保持着自己一大群孩子的干净，就会有什么样的感受。必须牢记，这些人并不是吉卜赛人，他们是体面的英格兰人，除了出生于此的孩子们，都曾有过自己的家园。更何况，他们的篷车还远远比不上吉卜赛人的篷车，没有可移动的巨大优势。毋庸置疑，仍然有些中产阶级人士认为下等人不会介意这种事情，若是乘火车碰巧路过一片篷车驻地，会马上以为这些人是主动选择住在那儿的。我现在从不与这样的人争论。但值得注意的是，篷车住民住在那里也省不下钱来，因为他们要交跟住房子一样的房租。我没听说过低于一周五先令的房租（二百立方英尺的空间要收五先令），甚至有租金高达十先令的情况。肯定有人靠这些篷车赚得盆满钵满！但是显然，篷车之所以继续存在，就是因为房屋紧缺，而并非因为贫穷。
有一次和一位矿工谈话时，我问他，在他那个地区房屋紧缺是从什么时候严重起来的，他回答说：“是从我们听说这回事的时候。”意思是，直到最近，人们的生活水平还是极低，他们几乎把任何程度的拥挤都视作理所当然。他补充说，在他小时候，他们一家十一口都睡在一间房里，也没觉得什么，后来，他长大成人，和老婆住在一栋老式的背靠背房子里，不仅要走上几百码才能到厕所，而且常常到了那儿还要排队，因为有三十六个人共用这个厕所。当他老婆重病缠身时，她还得走那两百码去上厕所，最后一命呜呼了。他说这就是“在听说这回事”之前人们甘于忍受的事情。
我不知道这是不是真的。能肯定的是，现在没人能忍受十一个人共睡一屋了，而且就连收入小康的人们也隐隐为“贫民窟”的想法困扰，因此有了战后我们不时听说的关于“安置新居”和“清理贫民窟”的声音。主教、政客、慈善家，等等，都道貌岸然地谈论着“清理贫民窟”，因为他们可以以此转移注意力，逃避更严重的罪恶，假装废除了贫民窟就废除了贫穷。但这所有主张，全都收效甚微。目前来看，比起十几年前，拥挤毫无改善，或许还略有恶化。不同城镇解决住房问题的速度实在相差甚远。在有些城镇，房屋建造近乎原地踏步，在另一些城镇则进展迅速，个人房东就快没生意了。例如，利物浦已经大幅重建，主要都是市政的功劳。谢菲尔德也在拆旧建新，速度飞快，尽管考虑到那里贫民窟无与伦比的脏乱，或许还不够快[28]。
为什么安置新居总体上进展如此缓慢，为什么有些城镇借款建房会比其他城镇容易得多，我不知道。这些问题有待比我更了解当地政府运作的人来回答。一套市政房的正常价值在三四百英镑之间，由“直辖劳力”建造比合同制建造便宜得多。这些房子的房租平均一年二十英镑以上，不含税，因此人们会认为即使算上管理费和贷款利息，不管建造多少房屋供人租住，市政都能赚回成本。当然，多数情况下，这些房子必须给公援户住，所以当地政府不过是把钱从一个口袋拿出来又放到另一个口袋里去——也就是以救济的形式拿钱出来，又用租金的形式收回来。但不管怎样他们都得出救济金，而现在他们所出的钱有一部分被私人房东吞掉了。建造速度慢的理由，据说有两点，一是缺钱，一是难以获得房址，因为市政房不是零落散建的，而是成片的“小区”，有时一次建几百栋。有一件总让我感到不可思议的事情是，那么多的北方城镇在迫切需要住房的同时，又在大肆建造宏大豪华的公共建筑。例如，巴恩斯利城最近花了接近十五万英镑建造新市政厅，尽管人人都知道，他们需要至少两千栋工人阶级住房，更别提公共浴室[29]。十五万英镑本可以建三百五十栋市政房，仍然还有一万英镑修市政厅。然而，正如我所说，我不能假装自己了解当地政府的奥秘。我只是记录一个事实：我们急需房屋，可是总体上房屋的建造处于瘫痪状态。
然而，房子还是在建的，市政小区的小红房子一排接着一排，比两粒豌豆还要相像，也不知道这个表达是怎么来的，每粒豌豆可都大不一样。接连排列的小红房子就成了工业城镇郊区的常规特色。至于它们是什么样，和贫民窟房屋比起来如何，我从日记里再摘录两条笔记，就很能说明问题了。租户对房子的看法大相径庭，所以我会给出一条满意的，一条不满意的。两个房子都在威根，都是便宜些的“无会客室”的房型：
1.毛榉山小区的房子。
楼下：大客厅带壁炉灶，橱柜和固定碗柜、复合地板。门厅小，厨房大。从市政租的新款电炉，花费和煤气炉差不多。
楼上：两间大卧室，一间小卧室——只够做储藏室或做临时卧室。浴室、厕所，有冷水和热水。
小花园：在小区各处不同，但大多数都比常见社区菜圃小得多。
四口之家，父母二人，两个孩子。丈夫有份好工作。房子似乎建得不错，看上去非常宜人。规矩不少，例如，不许养家禽和鸽子，不许收房客或转租或未经市政允许擅自开展任何业务。（不收房客一项容易保证，其他都不然。）租户对房子非常满意，为此自豪。这个小区里的房子都维护得很好。市政修理积极，但要求租户保持环境整洁，等等。
租金十一先令三便士，含税。到市里公交费两便士。
2.威利小区的房子。
楼下：客厅十四英尺乘以十英尺，厨房小得多，楼梯下有小食品间，窄小但相当不错的浴室。煤气炉，电灯照明。厕所在室外。
楼上：一间卧室十二英尺乘以十英尺，带小壁炉，另一间大小一样，没有壁炉，还有一间七英尺乘六英尺。最好的一间卧室里有一个小壁柜。花园大约二十码乘以十码。
六口之家，父母二人，四个孩子，大儿子十九岁，大女儿二十二岁。只有大儿子有工作。租户非常不满意。他们的怨言在于，房子又冷又潮还透风。客厅里的壁炉不供暖，倒弄得屋里乌烟瘴气——因为位置装得太低了。最好的卧室里的壁炉还太小了，根本没用。楼上的墙壁开裂。由于最小的那间卧室没用，五个人睡在一间卧室，一个人（大儿子）睡另一间。
这个小区的花园都无人照管。
租金十先令三便士。距离市里一英里多点——这里没有公交。
我可以再加例子，但这两个已经足够，因为各地所建市政房相差不大。有两件事显而易见。首先是，最差的市政房也比被它们取代的贫民窟好。仅仅是拥有浴室和一小片花园就几乎抵得过任何缺陷。另一件是，这些房子要贵得多。常常是，人们搬出租金六七先令的危房，分了一栋要付十先令的市政房。这只能影响到尚有工作或者最近还工作过的人，因为领公共援助的人，房租应该是低保金的四分之一，如果超出这个数额，就能获得一份额外补贴。不管怎样，有些类别的市政房是领救济的人不能住的。但市政小区的生活还贵在别的方面，对工不工作的人都一样。首先，由于房租高，小区里的商店贵得多，而且数量较少。然后，在一栋相对宽敞、独立的房子里，远离了贫民窟臭烘烘的拥挤，这里冷得多，要烧更多燃料。而且，尤其对于工作的人来说，还要付出往返市里的费用。这最后一项是新居安置一个更加明显的问题——清理贫民窟意味着分散人口。大规模重建时，实际上是要疏散城镇中心，分流到郊区。某种意义上这是非常好的，你让人们摆脱了恶臭的陋巷，来到他们可以呼吸的地方，但从这些人自己的角度来看，你所做的是把他们连根拔起，然后丢到离工作地点五英里外的地方。最简单的解决办法是楼房。如果人们真要住在大城市，就必须学会住在彼此的屋顶上。但北方的工人们不待见楼房，即使有政府明文规定，楼房也被鄙夷地称为“经济间”。几乎所有人都会告诉你，他想要一栋自己的房子，而一栋位于一个绵延一百码的街区中的房子，对他们来说比位于半空中的一套楼房更像“自己的”。
回到我刚刚提到的第二栋市政房。租户抱怨说，房子又冷又潮，等等。或许房子确实偷工减料了，但同样有可能是他言过其实。他是从威根中央一个肮脏的小棚屋搬来这儿的，碰巧我以前去那里考察过。在那里时，他使出浑身解数弄到一栋市政房，而他刚一搬进市政房，马上就想回贫民窟了。这看似只是吹毛求疵，但其中包含着一种真正的悲哀。在非常多的事例中，或许有一半，我发现住市政房的人们并不真的喜欢这房子。他们乐意摆脱贫民窟的恶臭，他们知道能有空间玩耍对他们的孩子更好，但他们并不真正感到自在。通常只有工作顺利、有能力在燃料、家具、交通上多花费一点儿，无论如何算“上等”类型的人才会例外。其他人，那些典型的贫民窟住民，则想念贫民窟中臭烘烘的温暖。他们抱怨说，在这“荒郊野外”，即城镇的边缘，他们快“饿死了”（冻死了）。大多数市政小区在冬天肯定相当阴冷。我到过的一些地处光秃秃的黏土坡、顶着冷冰冰的寒风的房子，住起来很可怕。实际情况并不像大腹便便的资产阶级乐于相信的那样[30]，是贫民窟住民自己想要脏乱和拥挤。给人们一栋体面的房子，他们很快就能学会保持它的体面。而且，有一栋模样整洁的房子，他们为了配得上这房子，会增强自尊，讲究干净，他们的孩子将有更好的机会开始人生。然而，市政房里有一种不舒服的、几乎像监狱一样的气氛，而住在里面的人们对此一清二楚。
这里就出现了住房问题的核心困难。当你走在曼彻斯特乌烟瘴气的贫民窟里时，你以为只要拆掉这些可恶的房子，建起体面的房子取而代之就万事大吉了。但麻烦在于，毁了贫民窟你也毁了其他东西。房屋紧缺，而建房速度不够快，但就算安置新房的问题处理了，也是——或许这是无可避免的——以一种残忍的不人道的方式处理的。我不单单是指房子新和丑。所有的房子都注定有个新的时候。再说丑，事实上，现在在建的市政房也根本不会有碍观瞻。利物浦的郊区有些城镇整个都是市政房，十分悦目，有一个城镇中心的工人楼房街区，我想是模仿维也纳的工人楼房建造的，绝对是漂亮的建筑。但这整件事情有一种不通人情的问题。比如说，住在市政房你所受的种种限制。你不能随心所欲地处置你的房子和花园——在有些小区，甚至规定每个花园都必须装同样的篱笆。你不能养家禽和鸽子。约克郡矿工喜欢养家鸽，他们把鸽子养在后院里，星期天带出来比赛。但鸽子是种麻烦的鸟，市政自然要管制。对商店的限制更加严格。小区里商店的数量有着严格的限制，据说合作社和连锁店优先，这未必属实，但这确实是小区里常见的商店。这对普通大众来说已经够糟糕了，从个体户店主的角度来说更是灾难。很多小店主都被新居安置方案彻底击垮，这些方案根本没有考虑到他们的存在。一整片城镇先被整体划为危房，现在将房子拆毁，把人们迁往数英里之外的某个安置小区中。这样一来，这个片区里小店主的所有客户都被一举夺走，却一分补偿也拿不到。他们无法转去小区里做生意，因为就算他们搬得起，也出得起高得多的租金，也很可能领不到执照。至于酒馆，在安置小区里几乎被完全取缔了，仅存的几个也都是些死气沉沉的假都铎风格的地方，被啤酒公司把控着，消费很高。对于中产阶级，这令人恶心——意味着为了喝一杯啤酒要走上一英里，对把酒馆当作俱乐部的工人阶级而言，这是对公共生活的一大沉重打击。把贫民窟住民迁入体面的房屋里确实是一项伟大成就，但不幸的是，由于我们这个时代的特殊性，掠夺他们最后一丝残存的自由也被视为必须。这些人自己感觉到了这一点，当他们抱怨他们的新房子——作为房子，这比他们搬离的那些要好得多了——寒冷、不舒服、“不像个家”时，他们其实是在梳理这种感觉。
我有时认为，自由的代价与其说是永远的警惕，不如说是永远的脏污。在有些市政小区，新租户获准入住新房之前，要接受系统的除虱。除了身上穿的，他们所有的财物都会被拿走、烟熏消毒，再送入新房。这个程序自有道理，因为万一人们将虫蚁带进崭新的房子确实是件郁闷事（只要有半点机会，虫蚁都会藏在你的行李中跟着你到天涯海角），但是这样的事情，会让你希望能把“卫生”这个词从词典里抹去。虫蚁是可恶，但要人们任由自己像牛羊一样被浸洗的这种情况更加可恶。然而，或许事关清理贫民窟时，人们必须把一定的限制和不人道视为理所当然。等到一切尘埃落定，最重要的事是人们住进了体面的房子，而不是猪圈。我已经见过了太多的贫民窟，不会对其抱有切斯特顿式的兴头。一个孩子可以呼吸新鲜空气，妇女可以有点空闲暂离操劳，男人可以有一小片花园用以耕种，一定比利兹和谢菲尔德恶臭的穷街陋巷要好。总的来说，市政小区比贫民窟要好，但只是好了一丁点。
我研究住房问题时，曾去过多个矿业城镇和乡村，造访考察了不少房屋，或许总共有一两百所。在结束这章之前，我不能不谈谈我在所到之处受到的非凡礼遇和友善对待。我并非孤身前往，总是有当地失业的朋友带我参观，但即使如此，跑到陌生人的家里打探、询问卧室墙上的裂缝，也是无礼之举。然而所有人都惊人地有耐心，简直不用我解释我为何对他们问东问西，我想看的是什么，他们就明白了。如果哪个莫名其妙的人走到我家里，问我屋顶是否漏雨，有没有受到虫蚁困扰，对房东作何看法，我八成会叫他滚。这种情况我只遇到过一次，而且那次是因为那个女人有些耳背，把我当成了搞收入调查的密探，但就连她，片刻之后也态度软化，给了我想要的信息。
我听说，作家引述别人对自己的评论是不得体的，但我想在这里反驳一下《曼彻斯特卫报》上有关我的一本书的评论：
窝在威根或白教堂，奥威尔先生仍将运用他准确无误的对所有美好事物视而不见的能力，继续他全心全意诽谤人类的大业。
错了。奥威尔先生“窝在”威根好久，却丝毫没有激起他诽谤人类的愿望。他非常喜欢威根——那里的人，而非那里的风景。实际上，他对威根只有一点不满意，是关于鼎鼎大名的威根码头，他一心想去看这个码头。可惜！威根码头已经被拆毁了，就连它曾经的所在地也已经无法确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