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汉之论文，远不如战国时代之炳耀，思想则几皆秉孔子之遗言而毋敢出入，不复有战国时电闪风发之雄伟的论难——只有二三人是例外——文辞则几皆冗衍而素朴，无复有战国时比譬美丽而说理畅顺之辞采。中国之批评者多重汉之论文，以为浑厚，实则远逊于战国时代——自此以后两千年间，好的论文亦绝难一遇。

最初出现者有陆贾。贾为汉开创之帝刘邦时人，作《新语》12篇，每奏1篇，邦未尝不称善。此书虽至今尚传，然为后人所依托，原书已不传。后有贾谊，曾上治安策于汉武帝，议论畅达而辞势雄劲，似较其辞赋为更足动人。今所传有《新书》58篇，多取《汉书》谊本传所载之文割裂章段，颠倒次序而加以标题，大约是旧本残逸，后取谊文割裂重编之故。然谊固可追踪于战国诸子之后，自是汉代第一流的大论文家。今举其《治安策》的一节：

 

臣窃惟事势可为痛哭者一，可为流涕者二，可为长太息者六。若其他倍理而伤道者，难遍以疏举。进言者皆曰：“天下已安矣。”臣独曰未安。或者曰：“天下已治矣。”臣独曰未治。恐逆意触死罪。虽然，诚不安，诚不治，故不敢顾身，敢不昧死以闻。夫曰天下安且治者，非至愚无知，固谀者耳，皆非事实，知治乱之体者也。夫抱火措之积薪之下而寝其上，火未及燃，因谓之安，偷安者也，方今之势何以异此……

 

景帝之时，有吴楚七国之叛乱。这个时代，智谋之士颇多，如晁错、如邹阳、如枚乘，其说辞皆畅达美丽而明于时势，有类于战国诸说士。

枚乘，曾两上书谏吴王，当时称其有先知之明。

晁错，颍川人，为景帝内史，号曰智囊，即首谋削诸侯封地者，吴、楚反，以诛错为名，错遂为这次内乱的牺牲者。错深明当时天下情实，故所说都切当可行，亦当时之一大政论家。

邹阳，齐人，初事吴王濞，以王有邪谋，上书谏之不听，遂去吴之梁，从孝王游。左右恶阳于孝王，王怒，下阳于狱，将杀之。阳乃从狱中上书，辞甚辩而富情感，读者都能为其所感动。故孝王得书，立出之，待为上客。此种文章，自阳后便不易得见。

武帝时，董仲舒、公孙弘诸儒者，皆曾上书论事，然意见文辞都不足称。同时有刘安者，为汉之宗室，封淮南王，好学喜士，曾招致天下诸儒方士，讲论道德、总说仁义，著书21篇，号曰《鸿烈》，即今所谓《淮南子》，尚有外篇，今不传。此书之性质甚似《吕氏春秋》，文辞尚留战国诸子的遗迹，而所论者殊驳杂而无确定的主张。

后七八十年，有刘向，向所编之传记三部，上面已讲过，当时他曾时时上书论时事，亦为大政论家之一，而其见解文辞，却无甚可特述者。其后20余年有扬雄，曾拟《论语》作《法言》，他的见解虽有时可以注意，而文辞中模拟之病甚深，处处都仿效著《论语》之简质的语法，直忘了《论语》是何时代的作品，且忘了《论语》是弟子所记的语录而非孔子所自作的，殊觉可笑；甚至《论语》13篇，他的《法言》亦写了13篇以相匹对，更是无谓之至。与雄同时者有桓宽，曾作一部《盐铁论》，至今尚传，其体裁殊特别，但其文辞亦不足观。

其后40余年，有大论文家王充出。充卒于公元90年间（汉和帝永元中），字仲任，会稽上虞人。曾师事班彪，仕郡为功曹，以数争谏不合去。闭门潜思，绝庆吊之礼，户牖墙壁，各置刀笔，遂成《论衡》85篇。《论衡》实为汉代最有独创之见的哲学著作。当时儒教已为思想界的统治者，而充则毅然能与之问难。他在《问孔篇》上说：

 

世儒学者好信师而是古，以为贤圣所言，皆无非，专精讲习，不知难问。夫圣贤下笔造文，用意详审，尚未可谓尽得实，况仓卒吐言，安能皆是。不能皆是，时人不知难，或是而意沉难见，时人不能问。案贤圣之言，上下多相违，其文前后多相伐者，世之学者不能知也。

 

这些话那时更有什么人敢说！又在《物势篇》上说：

 

儒者论曰：“天地故生人。”此言妄也。夫天地合气，人偶自生也。犹夫妇合气，子则自生也。夫妇合气，非当时欲得生子。情欲动而合，合而生子矣。且夫妇不故生子，以知天地不故生人也。

 

这些话亦是说得很勇敢的。但充的文辞殊觉笨重而不能畅顺地达其意。这是很可惜的。略后于充者有王符。

符，字节信，安帝时人。志意蕴愤，隐居著书，以讥当时之得失，不欲彰显其名，故曰《潜夫论》，凡36篇，但其言论无甚新意，文辞亦殊平冗。

此后，至献帝时，又有三个论文家出现。

一为仲长统。统，字公理，山阳高平人，生于公元179年，卒于公元219年。性俶傥，不矜小节，语默无常，时人或谓之狂生。曾参曹操军事。每论说古今及时俗行事，恒发愤叹息，因著论名曰《昌言》，凡34篇。

一为荀悦。悦之《汉纪》，前已述及。其论文集名《申鉴》凡5篇，名《政体》《时事俗嫌》者各1篇，名《杂言》者2篇。

一为徐幹。幹，字伟长，北海人，生于公元171年，卒于公元218年。著《中论》20余篇，传于今者凡20篇。曹操曾屡辟之，俱不应。

此三人的思想俱不脱儒家的范围，文辞亦无可特称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