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尼采美学导论(1)
第一节 关于《悲剧的诞生》
一 写作和出版的情况
《悲剧的诞生》是尼采的第一部正式出版的著作，发表于1872年1月，当时尼采27岁。在正式出版之前，他围绕希腊悲剧的课题工作了3年，有以下预备性的成果：
1）《希腊音乐剧》。1870年1月18日在巴塞尔大学的讲演，所讨论的问题包括：诗与音乐的关系；歌队在希腊音乐剧中的意义；希腊音乐剧之起源于酒神现象。
2）《苏格拉底与悲剧》。1870年2月1日在巴塞尔大学的讲演，谈论的主题是：悲剧灭亡于苏格拉底主义和欧里庇得斯的“理解美学”。这两篇讲演从1869年秋天开始准备，遗稿中出现相关笔记。
3）论文《酒神世界观》。写于1870年7、8月，文中首次提出酒神和日神的对立是解释希腊悲剧的钥匙。
4）论文《悲剧思想的诞生》。写于1870年7、8月，是《酒神世界观》部分内容的异文。
5）著作《悲剧的起源和目的》。1871年3月完成，该书把上述论著中的两个主要思路——酒神和日神的对立；悲剧灭亡于苏格拉底主义——统一在一部论著中了。
6）著作《苏格拉底与希腊悲剧》。实即《悲剧的起源和目的》，1871年6月以此标题作为私人印刷品出版。《悲剧的诞生》出版以后，1872年6月该书也正式出版。[1]
在《悲剧的起源和目的》完稿后，尼采曾把它寄给出版商Engelmann，但两个月没有回音，他就换一个书名作为私人印刷品自费出版了，其后很快收到了Engelmann的退稿。1871年夏秋，他致力于此书的定稿。10月，交给瓦格纳的出版商E.W.Fritsch，1个月后被接受。直到这一年的年末，他仍在赶写部分章节。1872年1月初，作为给自己也给世界的一份新年礼物，全书以《悲剧从音乐精神中的诞生》为题正式问世。该书初印800册，后来，这个版本于1878年和1894年重印了两次。1886年，出过一个新版本，尼采为之写了一个题为《自我批判的尝试》的新版前言，并把书名改为《悲剧的诞生，或希腊精神与悲观主义》。[2]
在尼采的全部著作中，这本书算是卖得最好的，给他带来的经济收益也算是最大的。实际情形是这样的：在1878年8月第2次印刷时，初印的800册尚有库存175册，即六年半共销出600余册。初印时他得到稿酬300马克，相当于他的全年教授薪金的10%。[3]这个成绩算得上最好，可知他日后情形之惨淡了。
二 一本不合时宜的书
尼采一直引以自豪的一件事是，他是在普法战争的战场上构思《悲剧的诞生》一书的主要内容的。1870年，这场战争爆发后，他在战地担任了两个多月的护理兵。正当全德国陷入“爱国主义的激动”之时，他怀着对这场战争的淡漠心情，神游于古希腊的审美国度。在该书的前言中，他特别强调了自己所思考的美学问题的严肃性，远比国家利益之交战更值得严肃地对待：“正是……在刚刚爆发的战争的惊恐庄严气氛中，我全神贯注于这些思想。有人如果由这种全神贯注而想到爱国主义的激动与审美的奢侈、勇敢的严肃与快活的游戏的对立，这样的人当然会发生误解。但愿他们在认真阅读这部著作时惊讶地发现，我们是在讨论多么严肃的德国问题……在他们看来，这样严肃地看待一个美学问题，也许是根本不成体统的……”[4]
在精神崩溃前夕所写的自传中，他再次谈到该书主题与当时德国政治气氛之间的不协调：“用局外人眼光看，《悲剧的诞生》显得很不合时宜，难以想象，它是在沃尔特战役的炮声中开头的。我在麦茨城下，在寒冷的九月之夜，在护理病人的服务中，沉思了这些问题；人们不妨相信，这部作品有50年的历史了。它对政治是冷淡的——今天人们会说是‘非德国的’……”[5]
在对政治——指狭隘的国家利益或党派利益——冷淡这一点上，《悲剧的诞生》预示了尼采一贯的哲学立场。尼采后来坚持认为，哲学是非政治的。但这本书的“不合时宜”不止于此，还表现在它对学术传统的背叛上。这一点同样是有预示性的，尼采后来也坚持认为，哲学是非学术的。这个24岁就当上巴塞尔大学古典语文学教授的青年学者，本来在他的专业领域里声誉卓著，被公认是前程无量的。可是，他就职两年半的作为却是抛出这么一本书，完全不是对古典文献进行学术性的考订和诠释，而是越出专业轨道对希腊精神发表了一通惊世骇俗的宏大新论。书出版后，学术界被激怒了，在一段时间里对之保持死一样的沉默。
在这一片沉默中，尼采最不能忍受的是他的恩师李契尔（Friedrich Ritschl）的沉默。尼采与李契尔的师生之谊非同寻常。他是在波恩大学开始读古典语文学专业的，老师就是李契尔。后来，李契尔移教莱比锡大学，他立刻跟着转学。李契尔把他视为最得意的弟子，称赞他是“整个莱比锡青年古典语文学界的偶像”，并且推荐他到巴塞尔大学当了教授。现在，在迄今为止他自己最看重的大作问世后，这位恩师竟然也不置一词。尼采坐不住了，他的反应十分激烈，发出了一封语气傲慢的信：
“最尊敬的Geheimrath先生，想必您不会怪罪我的惊讶，从您那里我也未能听到对我的最新著作的片言只语……这本书毕竟是宣言性质的，最不想得到的就是沉默……我认为，倘若您在您的生涯中能够遇到什么充满希望的东西，那就应该是这本书，无论对于我们的古典学术，还是对于德国精神，它都是充满希望的，当然也会有一些人因它而完蛋……对我来说，首要的事情是争得最年轻一代的古典语文学者，如果我做不到，我认为那是卑鄙的信号。”
接信后，李契尔在日记里写道：“尼采的绝妙的信（=自大狂）。”两周后让太太草一封外交辞令的复信。他感到的是困惑和气愤，在给Wilhelm Vischer-Bilfinger的信中写道：“我们的尼采啊！——这真是一个可悲的事件，诚如您——不管您对这个杰出人才怀有多么善良的愿望——在您的信中也这样认为的。很奇怪，在这个人身上简直同时有两颗心。一方面是训练有素的最严格的学术研究方法……另一方面是这种瓦格纳-叔本华式的艺术神秘主义宗教的狂热，满怀幻想和激情，精神亢奋地投入令人费解的突变之中！”他还抱怨说，他并不向尼采隐瞒自己对他的看法，但结果仍是互不理解。“在我眼里，他高得令人眩晕，在他眼里，我是蠕虫般在地上爬行。最使我气愤的是他对哺育他的亲生母亲的不敬，这个母亲就是古典语文学。”[6]
《悲剧的诞生》出版3个月后，沉默终于打破了。一个过去在尼采面前毕恭毕敬的年轻人维拉莫维茨（Ulrich von Wilamowitz-moellendorff）出版小册子《未来哲学！驳尼采的〈悲剧的诞生〉》，以激烈的语气抨击尼采的非学术立场。他写道：“这本书的基石是调子和倾向。尼采先生不是作为学者出场的……怎样的亵渎啊，尼采先生给母亲开小门！……我请尼采先生闭上嘴，撑着酒神的拐杖，从印度去希腊，请他离开讲台，在讲台上他本该是从事学术的；请他召集虎豹而不是德国古典语文学的青年学子到他足下，后者本该在刻苦忘我的工作中学习在任何情况下寻求真理，自愿献身于她的自由判断，使古典学术得以为她贡献有益于缪斯的真正不朽的东西，唯有在这样的充实和纯粹之中，古典学术才能为她的胸怀提供内容，为她的精神提供形式。”他还攻击尼采是在宣扬一种非宗教的宗教，非哲学的哲学，并断言尼采的自我神化和对苏格拉底的亵渎决不能得逞。[7]
维拉莫维茨的小册子基本上是大字报水平，完全没有对尼采书中的内容作真正的讨论。尼采对这种东西当然是看不上眼的，斥之为顽童的把戏，说这个毛头小伙子根本没有读懂他的书。56年后，尼采早已作古，这个毛头小伙子也到了垂暮之年，果然检讨自己当年太幼稚，不该印行那本小册子。然而，在当时，这种以捍卫学术的名义发出的攻击却有着足够的杀伤力。一个直接的结果是，尼采虽然暂时没有离开讲台，但学生们却离开了他的教室，在随后的那个学年中，他只剩下了两个学生，并且都来自外系，没有一个是古典语文学专业的。尼采并非没有支持者，最热烈的支持来自瓦格纳，《悲剧的诞生》刚发表，他就立即写信给尼采说：“我从未读过比你的书更精彩的书！真是美妙！现在我是匆匆写信给您，因为这本书使我激动万分，我必须等待自己冷静下来才能正式读它。”维拉莫维茨的小册子出版后，他发表致尼采的公开信对之进行驳斥。加入支持行列的还有尼采的同学好友罗德（Erwin Rohde）。但是，少数几个朋友的支持无济于事，学术界基本上一边倒，对尼采的论著持不屑和拒斥的态度。[8]
事实上，不但当时，而且直到现在，《悲剧的诞生》仍然不在古典语文学界的视野之中。正如《校勘研究版尼采全集》编者所指出的：“《悲剧的诞生》发表已经100年了，但是，从批评史的观点看，这部著作在很大程度上仍然是不可思议的。正统的古典研究把尼采的构想看作不科学的东西，对之保持沉默，不予理睬。”[9]当然，我们对此无须苛责，因为尼采的这部作品本来就不是一部古典语文学的学术著作，它实质上是一部特殊的哲学著作，单用古典语文学的眼光是无法理解它的。
三 思想背景和内在经验
《校勘研究版尼采全集》编者认为，在一定意义上，《悲剧的诞生》是尼采最神秘也最难懂的一部著作，它所要唤醒的是一种秘传经验，一种内在的看，一个在文字传统之前早已存在的世界。“一种被确证的、亲身经历的神秘主义”挤进了全书的结构中，冲破了历史论文的界限。[10]
《悲剧的诞生》一书的最独特之处是对古希腊酒神现象的极端重视。这种现象基本上靠民间口头秘传，缺乏文字资料，一向为正宗的古典学术所不屑。尼采却立足于这种不登大雅之堂的现象，把它当作理解高雅的希腊悲剧、希腊艺术、希腊精神的钥匙，甚至从中提升出了一种哲学来。他能够凭借什么来理解这种史料无征的神秘现象呢？只能是凭借猜测。然而，他不是凭空猜测，而是根据自己的某种体验，也就是上述所谓“一种被确证的、亲身经历的神秘主义”。对于这一点，尼采自己有清楚的意识。还在写作此书时，一个朋友对他的酒神理论感到疑惑，要求证据，他在一封信中说：“证据怎样才算是可靠的呢？有人在努力接近谜样事物的源头，而现在，可敬的读者却要求全部问题用一个证据来办妥，好像阿波罗亲口说的那样。”[11]在晚期著述中，他更明确地表示，在《悲剧的诞生》中，他是凭借他“最内在的经验”理解了“奇异的酒神现象”，并“把酒神精神转变为一种哲学激情”。[12]
那么，为了把握该书的内涵，我们不得不问，尼采所说的那种使他得以理解酒神现象的“最内在的经验”是什么。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别无途径，也许只能通过分析他写作该书时的思想背景和精神状况，来求得一个大致的答案。据我分析，其中最重要的因素有二，一是他对叔本华哲学的接受，二是他与瓦格纳的亲密友谊。这两种因素又是经由他自幼及长所形成的内在精神气质发生作用的，从而造成了他当时的“最内在的经验”。关于这一点，尼采当时的朋友Heinrich Romundt于1869年5月4日写给他的一封信也提供了一点消息。那时尼采刚开始酝酿他的希腊悲剧研究，必定经常和朋友谈论自己的想法，这封信中列举了他们之间谈及的话题，主要是：希腊悲观主义在叔本华哲学中的再现；索福克勒斯在瓦格纳的未来戏剧中的复活；音乐之作为全部艺术哲学的钥匙。[13]我们知道，当时的尼采，既是叔本华哲学的信徒，又是瓦格纳的密友和追随者。这三个话题向我们透露，是叔本华哲学使他关注希腊悲观主义，是瓦格纳戏剧使他关注希腊悲剧艺术，而对音乐作用的重视也是来自对叔本华理论的接受和对瓦格纳音乐的体验。由此可见，在《悲剧的诞生》主导思想的形成中，叔本华和瓦格纳的影响不容忽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