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版引言

1914年，32岁的梅兰妮·克莱因在布达佩斯首度邂逅了精神分析。她读了弗洛伊德讨论梦的小册子《论梦》，这成了她毕生志趣——精神分析——的起点。就在同一时期，费伦齐也展开了对克莱因的分析，她之所以踏出这一步，似乎部分是为了治疗方面的理由，但也可以说精神分析打从一开始就攫获了她的想象。它不仅满足了她巨大的知识好奇心，也满足了她一直以来对于人的兴趣：她希望为了人工作、与人一起工作（原本她计划要攻读医学）。1919年，她于匈牙利精神分析学会宣读她的第一篇论文。如此充满创造性的表现开端，不仅持续到1960年她去世为止，她的作品也造成精神分析理论与实务上的重大变革。

她的论文被收集在《克莱因全集》（The Writing of Melanie Klein）第一卷和第四卷。她另外还写了《儿童精神分析》（The Psycho-Analysis of Children）与《儿童分析的故事》（Narrative of a Child Analysis）两本书，也就是其著作集的第二、三卷。

在《爱、罪疚与修复》中，包含了她从1921年到1945年的论文，呈现她从一开始在作品和思想方面的发展，如何导向她形成主要理论概念的论述，也就是所谓的忧郁心理位置（1935—1940）。

梅兰妮·克莱因的精神分析工作始于儿童。她是儿童分析的开路先锋，发展出分析儿童的方法，甚至可运用于非常年幼的小孩，却不曾偏离精神分析技法的基本原则。由于儿童的自然表达形式是游戏，她提供他们一些小玩具，把儿童的游戏看成是他们内在生活的象征表达，可以和成人的自由联想相比拟。她诠释儿童的游戏和行为，以及他们的口语沟通。相较于当时其他的工作者，她一开始就采取了严谨的精神分析态度，避免精神分析的过程有任何涉及教育及其他方面的干扰。而且，她的出发点就是想要诠释儿童所呈现的一切，不论他们的感受是正向还是负向的。在当时，一般人认为儿童不可能像成人一样对精神分析师发展出移情，因为儿童还依附着他们的原初客体，也就是他们的父母。克莱因却发现儿童确实会形成移情，有正向也有负向的移情。她也发现，如果精神分析的场景与态度维持得很好，儿童的移情与成人的移情并没有两样。她坚决主张并证实移情的基础在于儿童将内在世界及其内在意象（imagos）投射到分析师身上，而不是将他们对于双亲的感受直接转移给分析师。克莱因论点的特色，让我们充分相信它具有弗洛伊德精神分析方法的效度，也让我们相信，每一个儿童就像成人一样，不论有多少的阻抗和防卫，都拥有对于真理的渴望和了解。而儿童对她简单、直接的方法也确实反应良好。

时至今日，我们很难了解在当时对儿童采取这样的做法，究竟有多么勇敢和充满革命气息。她的作品引发了各方的震惊，掀起一波又一波的论战。在《早期分析》（Early Analysis, 1923）、《早期分析的心理学原则》（The Psychological Principles of Early Analysis, 1926）、《儿童分析论文集》（Symposium on Child-Analysis, 1927）这些论文当中，她描述了相关的技术和理由，以及她的某些发现。这些论文同时也处理了当时各种论战的主要论点。她的种种结论所依据的主要精神分析素材，也都包含在她当时所写的《儿童精神分析》中。

新工具和新技法导引出新发现。弗洛伊德的儿童发展学说，除了对小汉斯的分析是透过督导小汉斯的父亲完成之外，主要的依据还是来自于他对成人的分析。克莱因的作品证实了弗洛伊德对婴儿性欲、攻击欲、超我的角色以及俄狄浦斯情结的发现。但由于她直接与儿童一起工作，而促成了许多新发现，并且从某些细节方面补足了弗洛伊德只是大致勾勒出来的前性器期（pre-genital stages）。这些发现，最终导致她的观点与弗洛伊德的观点有所歧异。从一投入工作开始，她就被儿童丰富的幻想生活和内在世界所震撼，这个世界里包含了非常好和非常骇人的形象；她也看到了儿童被坏形象的存在所引发的焦虑，以及被精神病式的焦虑所困。这样的内在世界，可以说是某些先前历史的后果。一个小孩早在两岁半的时候就已经有了错综复杂的历史，这会显示在移情当中。弗洛伊德发现，小孩的动力仍在成人身上运作，而克莱因在儿童和成人身上发现婴孩。所以她的结论是，小婴孩从一开始就同时在真实与幻想中形成了强烈的客体关系。她并不认为婴儿是被动的，只受环境所左右，只能够响应环境的影响。她认为婴儿充满了欲望与幻想，与外在的真实经常处于互动当中。由于婴儿的幻想充斥于早期关系中，这些关系于是被内化而形成人格的基础。她认为弗洛伊德所描述的超我和俄狄浦斯情结，乃是早期发展的最后成果，也就是比先前更为原初的种种结构所衍生而出的后期阶段。

依据克莱因的描述，儿童的关系首先指向了部分客体，主要是母亲的乳房，然后开始分裂为一个非常好而充满了爱的乳房，以及一个非常坏而充满了恨的乳房。这种关系渐渐延展到母亲的整个身体。对于儿童在关于母亲身体的幻想中形成的这种强烈关系，克莱因将之描述为一种具有好奇与爱恨交织心理特质的关系。儿童将母亲的身体幻想为富饶的源头，同时充斥着爱与恨和强烈的好奇。她认为儿童想要探索母亲的身体，乃是追求知识的本能（epistemophilic instinct）。但由于这些追求知识的冲动链接着原欲和攻击愿望，它们所引发的焦虑便可能导向相关的抑制。

克莱因认为焦虑同时是发展的推动者和潜在的抑制者。对于母亲身体的求知冲动所引发的焦虑，会让儿童将这种焦虑移转到外在世界，并赋予象征意义。但如果这种焦虑太过强烈，也可能反过来导向抑制状态。在此领域中一篇极具指标性的论文，便是出自克莱因之作——《象征形成在自我发展中的重要性》（The Importance of Symbol-Formation in the Development of the Ego, 1930）。这是精神分析对自闭症儿童处遇的第一篇报告，在这篇报告中，她描述了一种对于象征作用近乎完全遏止的状态，随着这种状态的运作，也就剥夺了对世界的任何兴趣。克莱因在这个领域的著作，对于认知、理智的发展和抑制提出了崭新的观点。

梅兰妮·克莱因起初试着严谨地以弗洛伊德的用语来表达她的发现，但是与弗氏观点上的某些差异，也几乎从发韧之处就显露无遗。她观察到俄狄浦斯情结和超我的存在要比弗洛伊德所曾认定的更早，同时，她也不断强调俄狄浦斯情结极度受到早期发展的制约。另一方面，她对女性性欲的观点也不同于弗洛伊德。她发现小女孩和小男孩都觉察到女性的性器官及其潜力。而她认为弗洛伊德所描述的性蕾期（phallic stage），主要是一种防卫结构。克莱因对在儿童身上攻击欲所扮演之角色的强调，要远远超过当时所认定的程度。譬如，她在第一篇会议论文《儿童力比多发展中学校的角色》（The Rôle of the School in the Libidinal Development of the Child, 1923）中，认为象征作用及其抑制基本上是原欲的作用，然而在处理分析材料的时候，她却描述了她对攻击欲的高度关切。在1930年的论文当中，攻击欲的角色及随之而来的焦虑成为她关注的重心。她对于攻击欲的观点，与弗洛伊德在1920年之后的作品中的观点相映成趣，呼应了弗氏对死之本能和原欲与毁灭力量间之基本矛盾的看法。这种爱与恨之间的基本矛盾，在克莱因的作品当中显得愈来愈重要。

克莱因对于幻想生活的无所不在及重要地位的发现，导致她拓展了弗洛伊德的潜意识幻想概念。由于幻想是透过象征的方式表现出来，所以潜意识幻想与象征作用之间的纠结密不可分。她对于象征作用的看法与弗洛伊德和恩斯特·琼斯的看法有所不同。在克莱因1930年发表的论文当中，如其标题所示，她认为象征并非像弗洛伊德所认定是被给定的，象征乃是透过焦虑的刺激在动态中形成，因此，象征有可能变成畸零形态或是受抑制。

愈来愈显而易见的是，克莱因的发现无法完全以弗洛伊德的学说来涵盖，它需要某些崭新的核心概念。在《论躁郁状态的心理成因》（A Contribution to the Psychogenesis of Manic-Depressive States, 1935）以及《哀悼及其与躁郁状态的关系》（Mourning and its Relation to Manic-Depressive States, 1940）两篇论文里，克莱因引入了全新的概念，也就是忧郁心理位置。

克莱因在她的临床工作中一贯以焦虑为其线索。她认为儿童同时受到两种焦虑的牵制，一种是被害焦虑（persecutory anxieties），源自于坏的内在形象的存在，另外一种焦虑则源自于罪疚感和害怕失落。但一直要到1935年，她才开始清楚地区分这两种焦虑——被害焦虑和忧郁焦虑。她也一直强调生命的第一年对于后来发展的重要性。她最后得到的结论是，被害焦虑和忧郁焦虑这两种基本的焦虑，在发展上都源自于生命第一年的两个阶段。婴儿在第一个阶段为被害焦虑所宰制，这个阶段也就是后来妄想症固着下来的阶段（就像亚伯拉罕所论述的）。在发展上第二个关键阶段，发生在婴儿认出母亲是一个完整的人之时。此时婴儿与母亲的关系不再只是早期阶段的部分身体关系，而是与整个人发生关系，因而婴儿也会发现坏的形象与好的形象发生在同一个人身上，也就是母亲。这会让婴儿觉察到自己对这样一个形象的爱恨交织情感。随着如此的觉察、明了，婴儿马上会对攻击这位所爱的人产生罪疚感，以及害怕在毁灭性的攻击之下将会失去她。在幻想当中，婴儿感觉到所爱与所恨的母亲将被摧毁、将要失落，这带来了罪疚、苦恼与失落感。这些感受渐渐会取代早期的被害感（persecution），引发出爱与修复的倾向。

克莱因宁愿说这是不同的位置，而非阶段使然，因为位置这个词指涉到整个组织（organization）的作用、自我的状态、客体关系的性质，以及幻想与防卫。在忧郁心理位置当中所发生的改变具有非常微妙的意涵，它为生命带来了一种新的面貌与姿态。它标志了对于精神现实觉察的肇端，并且也明确区分开精神病与非精神病的作用状态。克莱因晚期的著作对这些相关的意涵投注了相当的心力。着手引入心理位置这个概念，也标志了克莱因发展的第二个阶段，她开始引用一种崭新的后设心理学架构。

梅兰妮·克莱因的作品肇始于儿童，也开启了别开生面的远景。由于精神官能症与精神病都源自于儿童时期，对于儿童时期的所有发现当然也就与成人的心理学认识密不可分。克莱因也愈来愈倾向于在她的著作中引用成人病患的素材。她对于原始心智的发现，以及对于宰制着这些原始心智的精神病焦虑、防卫机制的发现，打开了一条理解严重心理疾病的崭新道路。心理位置此概念以及随之而来的修复冲动，也提供了我们认识正常的心理发展、升华与创造性的创新观点。

汉娜·西格尔于伦敦，198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