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京诸君

1998年，我带着我的第一部长故事片《小武》去柏林电影节，认识了市山尚三先生和藤冈朝子女士。那年的柏林影展中国电影人不多，却来了很多日本人，亚洲电影工作者几乎每晚都要聚会。我和他们坐在一起，听他们用日文或者英文互相交流，心里就会有一种局外人的忧郁。那时候，我英文只能讲几个单词，日文当然就更一窍不通了，坐在中餐馆“老友记”的餐桌边，我只能低头喝酒，或抬头看大家高谈阔论。

朝子善解人意，看出我寂寞，便坐到我身边用很慢的语速、最简单的英文和我聊天。但我的英文实在太“poor”了，有一次我们实在无法交流，就见四只手在空中挥舞，她突然间灵感闪现，放弃了最原始的肢体语言的表达，顺手把中餐馆包筷子的纸套取下，拿笔用汉字书写起来。日文中的汉字有许多和现代中文终究还是能互通的，我们多了一种交流的方法，于是包筷子的纸上渐渐写下了“黑泽明”、“沟口健二”、“大岛渚”、“北野武”的名字，当然还有日文“映画”和中文“电影”，日文“监督”和中文“导演”。

日本人很团结，每天有不同的日本导演作品首映，他们就会一拥而上，有的去联络各国影评人来看片，有的去协调国际买家，不分导演还是演员，半夜都会一起跑出去帮第二天有电影首映的导演贴海报。首映后，精通德文的看德文报纸，精通法文的看法文报纸，第一时间把国际评论口译给导演，于是这样的饭局，就变成了日本电影工作者信息交换和工作安排的场所。我真是开了眼界，知道了什么叫“抱团就是力量”。

那时候市山尚三刚监制完几部侯孝贤的电影，从百年松竹跳槽出来到北野武先生的公司上班，我们决定合作拍我的第二个电影《站台》。柏林过后，我们约定在釜山电影节谈这个项目。在釜山海边的烤肉店坐下，我的香港制片用英文为我们翻译。但我非常想直接用某种我们彼此都能理解的语言，向市山讲述我的故事，关于《站台》我有太多的话想讲给他听，这部与我青春成长密不可分的电影，是用几个写在筷子封套上的汉字所表达不清的。

所以，我们都很珍惜和小坂女士在一起的时光。如果不说小坂史子是日本人，听她的口音一定以为她是台湾人。这十几年里，一直承蒙北野武事务所支持我拍片，东京来来去去，每次都是小坂翻译。她是汉学家，跟胡金铨、谢晋这一辈中国导演很熟，代表日本媒体做过很多次访问，后来又去台湾，帮侯孝贤导演拍了《戏梦人生》、《南国再见，南国》、《海上花》等片。她长驻台北，我每次去东京工作，都会让她飞回来帮我们翻译。一群人彻夜长谈，和北野武事务所的同事，和发行公司Bittres End的定井勇二先生，和黑泽明导演的制片、德高望重的野上照代老前辈。

我最喜欢坐在新桥地铁站旁的居酒屋里，一边听火车隆隆的声音从头顶驶过，一边坐在这里谈论电影……小坂在一旁，她可以用最准确的语言把我们彼此的话翻译出来。有时候聊晚了，大家便按日本人的习惯，趴在居酒屋桌子上，等待天亮。待有地铁后，才各自回家。东京的出租车太贵了，很少有人打车回家。最怕和北野武的制片人森昌行吃饭，整个过程他不动筷子，也不喝酒，只聊天处理事情。他辈分又比我们高，让我们吃得很不自在，他的生活就是工作。日本人有个笑话，说北野武心里想唱歌，森昌行已经在拿吉他了，他们合作多年，默契到不用说话，就知道接下来要做什么。最逗的是，他到哪儿都拿相机，北野武拍《阿基里斯和乌龟》索性让他当了摄影师之一，也算是圆了他的摄影师之梦。

和东京诸君相聚的时间总是太少，每次去东京，我能记着的只有四个地方：酒店、地铁、Bittres End的办公室，还有新桥旁的居酒屋。遇到小坂不在的时候，我们只能听火车从头顶驶过，互相对视一笑。我往来日本多次，但还没去过富士山，没去过京都，唯一一次远离东京是去镰仓拜谒小津安二郎导演的墓。但东京有那么多我的朋友，因为语言的问题，我们彼此只知道对方的作品，私下的生活却不甚了解，而这种友谊却很牢固，因为我们认同对方的工作，我们是电影王国的公民。这让我想到更远方的朋友，突然想起葡萄牙的比特·科斯塔，法国的阿萨亚斯，巴西的沃尔特·塞勒斯，美国的凯莉·莱哈尔德，岁末年初，新旧交替，为什么这么思念故人。

窗外又一场雪光临了，我在剪辑《上海传奇》，就会想到待到初春雪化，出行方便了，电影也便完成了。我盘算着带着电影去影展，找机会与这些朋友相会。对了，在电影的王国里，去电影节是我们走亲戚的方法。

原载《中国周刊》（2010年第0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