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早期对外关系

直到16世纪40年代，欧洲传教士及商人才首次来到日本，当时日本尚未开始其统一大业。西方人带来了枪炮及上帝：火器令各雄藩增广眼界，增加生力军，加速了各岛的统一进程；基督教的影响则较小，到1600年，在西班牙及葡萄牙传教士的努力下，信奉天主教的人数一度达30万。日本统治者由于害怕其子民因信奉外国宗教而反叛，于16世纪90年代开始禁止基督教，并进一步限制对欧贸易。对战国三雄之一的丰臣秀吉而言，锁国尚有另一个原因，即葡萄牙人贩卖日本人为奴隶，这使他气愤不已。到17世纪30年代，各项限制已全面展开。因此欧洲人在日本近代历史的前一个世纪中虽曾担当重要角色，但其影响仍然有限。

相反，亚洲其他地方的人，特别是中国人及韩国人，自古以来即在日本历史上扮演着重要角色，甚至可以说在前现代历史中，中国大陆、朝鲜半岛及日本群岛三者是分不开的。

近代以前的几个世纪中，亚洲各地统治者的关系主要建基在以中国为中心的朝贡制度上。南至越南，北抵东北亚，中国皇帝是整个地区中最具权势的人。他视疆域以外者为未开化之人，统治各地之国王会派人入使中国首都朝贡、叩头、贡献方物，以至歌颂天子圣明。同时，皇帝会给予列国保护，并特许其贸易牟利。朝鲜半岛及越南国王并不乐意朝贡制度中的臣属关系，他们接受此等义务只不过是迫于中国力量的强大。但是日本则不同，其精英虽长期吸收中国及朝鲜的文化成果，但他们大多不愿在此种朝贡制度下称臣。由于拥有海洋屏障，日本较易抗拒朝贡压力。虽然如此，日本在19世纪以前仍无法设计出另一种地区制度；直到近代，日本迅即接受了西方外交及国际制度，并运用西方语言，大玩其帝国主义的地缘政治游戏。对日本而言，这是其近代革命中的一环，也是其与邻近亚洲国家的不同之处。

当然，形式外交只不过是其中一部分，日本与亚洲各民族在近代以前可以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日本文化中的各个组成部分几乎无不以亚洲大陆作为其出发点。在公元前300年至公元300年，约当中国秦汉魏晋之世，中、朝移民为日本带来稻米农作。直到20世纪，稻米仍占据东亚经济的核心地位，新军事技术亦约于此时传入。其后数百年间，在移民及日本远游者的共同努力下，日本输入了以中国象形文字为基础的书写系统（见图0.1），另外包括各种政治及宗教上的思想与制度。日本古代文明能在奈良及平安时期（8世纪—12世纪）开花结果，实奠基于此。到中古时代（13世纪—16世纪），日本与亚洲大陆间仍维持着重要的宗教及经济关系。因此在近代开始以前的1000多年间，亚洲大陆各种文化通过日本人或移民输入日本，并融入当地。

在输入的各种文化中，佛教与儒学是特别重要的，它们在宗教、哲学以及政治领域都产生了巨大影响。佛教约在公元前5世纪在南亚出现，其后在东汉时期即公元1世纪或2世纪进入中国，并进一步传播到朝鲜半岛。在6世纪初，朝鲜的百济国王把佛教经典及佛像传至与天皇亲近的氏族，此为日本接触佛教之始。

原始佛教着重强调人生一切皆苦，其在印度发展，继而遍及亚洲各地，逐渐演变出思想及实践均不同的宗派，目的是引导世人达到涅槃或明心见性之境，以解决人的存在的痛苦。部分教徒强调禅定或苦行的方法，亦有主张诵经及求助超能力以获解救者。

在7世纪与8世纪间，日本佛教首次出现高峰期，展现出其文化及政治影响力。不过各宗派很快便衰落，其后数百年间，取而代之兴起的是另一些新教派，如主张静坐的禅宗或强调信仰的净土宗及日莲宗。佛教亦逐步在社会中扎根，不但深入乡村，亦在武士、平民以至贵族间巩固地位。部分寺院发展成庞大组织，不但拥有武力，亦谋求得到政治地位。少数中古时期的教派独自建立起政治权力网络，成功地深入基层。德川幕府则将各佛教宗派置于严密控制之下。每一个乡镇和村庄都会有某个宗派的寺院，统治者亦利用它们掌控人口变动状况。经过数百年以上的发展，佛教已成为日本一个强有力的文化力量。有如中古时代的新儒学，佛教一方面引领新思潮的出现，一方面亦成为旧传统的守护神。

儒学的道德及政治思想，自古以来在日本即有重要影响力。儒学强调统治者选择官员应以道德情操及学问修养高者为上。道德修养应始于家庭，凡子女事亲必以孝，特别是侍奉父亲。圣人能成为他人的表率，是因为他们力学不倦，并因此培养出仁人之心。中国古代精英所创立的科举考试制度，以圣人留下的经典为范本，并以之为测试道德及学问的标准。直到20世纪初的一千多年里，中国皇帝及政治高层均以科举考试为选才必经门槛。儒学思想及其经典传入日本的方式一如佛教，都是经由百济国。儒学的政治影响力同样在7世纪与8世纪间的日本首次达到高潮，因为日本统治者有意模仿盛唐时期的各种儒学制度，中国式科举考试亦曾风行一时。

在其后数百年间，儒学思想及其政治地位日渐式微。不过在中古时代，约自13世纪至16世纪，亦即中国南宋至明，日本渡华僧人带回当时流行的新儒学，由于它强调直接解读古代经典，为儒学注入活水，使其得以再现生机。新儒学的创立者是朱熹（1130—1200），为南宋杰出思想家。他重振儒学，修改传统儒家学说，反对依傍汉唐注疏，主张直接返求孔子及其他古圣人的经典。日本中古时期，朱熹学说一直流行于僧人间，当时有所谓“儒佛僧人”者，悉心研究朱熹思想，新儒学得以在当时日本的丛林寺院中取得一席之地。到德川时期，新儒学复散播于世俗间，成为一股重要的文化及政治力量。

由于大家都在争取贵族护荫或政治地位，佛教与儒学信徒的关系有时候会相当紧张。但整体而言，就所宣扬的教义或所宗奉者来看，佛教与儒学在古代大致仍能和平共处。两个学派都不会单方面宣扬真理在己一方，因而排斥另一方。故儒学及佛教教义均能并存于日本，并生根于其文化中。

佛教与儒学亦能与日本的原始宗教信仰和平共存。日本早期信仰十分驳杂，各地都有不同的宗教活动及参拜寺社，到8世纪时统称为神道。神道内各个圣者均称神，不少神与农业及地方社区生活有关，平日被供奉于一个小神社内，一年中只在礼拜及节日时才被请出。神道礼仪及信仰，强调保持人类社会及自然中的纯洁性及活力。还有些神是专门保佑政治家族，最重要的当然是天皇家族。天皇家族号称是天照大神之后。另外一些重要神社，很早便成为皇室祭拜祖先之地，其中最重要的是伊势神社。

经过许多世纪，神官、佛僧及儒者（有时是一人兼三者）已将儒佛传统整合到神道庙堂之中。8世纪以后，佛寺与神社经常比邻而居，中世纪更创神佛垂迹之说，神祇只不过是佛的另一显相而已。德川早期的儒者，亦同样强调儒学与神道的共通之处。

虽然如此，三者在宗教上及伦理上的相异之处仍不会消除，何况信徒之间有时亦因意识形态或政治上的需要而发生冲突。由近代早期至今，日本历史上各个多元因素一直备受讨论，甚至被不断解释。人们有时视这些因素为接受现代性的障碍，又或视这些因素无关宏旨；另一方面，亦有人颂赞日本的多元性，视其为近代“日本人独特身份”的由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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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00年的日本群岛居住着3000万农业人口，商业繁荣而蒸蒸日上，都市生活亦虎虎有生气，约有1/10的人口居于城镇。在德川半中央集权式的统治下，日本已成为东北亚外交及贸易体系中的一员。

然而就全球观点而言，日本仍为一个相对落后地区，它的政治及经济关系无法超越东亚范畴。资本主义虽略具雏形，政治危机亦随处可见，但在短时期内，似乎仍无法出现经济社会或政治文化上的革命性转变。

但到1900年，日本已历经一场复杂的革命。它成为欧美地区以外唯一的立宪制国家，它亦是唯一的非欧美帝国。在当时的非西方地区中，日本是第一个也是唯一一个能成功跨越工业革命的国家。

日本在20世纪的转变亦十分突出，生气勃勃的民主运动很早便出现，导致激烈的社会矛盾，劳工与资本家、佃农与地主冲突不断。现代也带来两性关系的改善及不稳定性。在20世纪上半叶，政治上是层出不穷的恐怖与暗杀，帝国则积极对外扩张，其所推动的战争杀戮不断，为该世纪最惨不忍睹的暴行之一。踏进21世纪，日本走向和平化，并成为世界上最富裕的国家之一，然而苛酷的新挑战接踵而来，日本人民面临着各种困难，包括重振经济、教育年轻一代、供养老年人，以及积极参与全球活动。

本书的目的是厘清这段历史中各个事件的前因后果，一方面不抹杀历史传承，另一方面亦留意激烈变化，希望能掌握日本人民如何理解他们自身的经验。上述各种议题虽具争议，但却十分重要，因为它们已成为世界人民共同遗产的一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