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二章
失败的艺术
为什么有些人惊慌失措，而有些人却紧张失常
1
那是1993年英国网球大赛“温布尔登”决赛中决定性的一盘，比赛进行到第三盘重要的一刻，捷克选手诺沃特娜似乎所向无敌。她目前以四比一领先，在发球的一刻，她与对手本局的得分是三比二，也就是说她只要再得一分，就会赢得此“局”；再得五分，这“场”比赛就大势已定，人人称羡的冠军杯即可到手。她刚刚向对手史戴菲·格拉芙击出一记反拍，球从球网边缘掠过，突然落在球场边，格拉芙抢救不及，只能干瞪眼。
球场的看台上坐满了人，肯特公爵与夫人依照惯例坐在他们的皇家包厢。诺沃特娜身穿白色球衣，金色的头发用发带拢在后面，她顾盼自若，信心十足。可是这时局面突然起了变化，她的发球触了网。她稳下步伐，把球高高抛起，身体像弓一样后弯，准备再发第二球，可是这次更糟；她的挥拍似乎不够用心，好像只有手在使劲，身体和双脚都没有配合用力，发球再度落空。接下来她对格拉芙的杀球攻势也显得反应迟钝，连格拉芙的正手抽球也接不到。
在第五局的关键得分上，她的扣杀球落在网上；她非但没能实现五比一，现在两人之间比分倒成了四比二。轮到格拉芙发球，她轻松得分，四比二追成四比三。诺沃特娜发球，球却抛得不够高；她的头垂了下来，动作明显迟钝。一次双误、两次双误后，又出现了三次发球双误。格拉芙的正拍抽球，把诺沃特娜的防线拉得大开。诺沃特娜非但没有运用正拍交叉出球让格拉芙疲于奔命，让自己能够回到防守位置，反而不自觉地击出一个又低又直的球，让格拉芙迎个正着，得分顿时变成四比四。诺沃特娜是否突然意识到自己原本已胜利在望？她是否记起自己从未赢过重要的大赛？她是否看到球场上另一端的格拉芙——她这个时代最伟大的网球明星？
诺沃特娜在底线等待格拉芙发球；她变得急躁，不断地晃动身体，跑前跑后。诺沃特娜自言自语，目光扫视全场。她在本局并未得分，格拉芙以五比四后来居上。诺沃特娜用毛巾擦拭脸庞与球拍，然后又一根一根地擦拭手指。又轮到她发球，她没打中对方的抽球，连边都没碰到。她摇摇头，又喃喃自语起来。她第一次发球没有成功，接着发第二次。在接下来的你来我往中，她迎击一个反拍球时，挥拍不当，球变成高飞球。诺沃特娜此时变得不像一个一流的网球选手，反倒像一个刚出道的新人。她在压力下体力快要不支。
到底是什么原因令她这样招架不住？观众席上一片不解之声。压力不是会激发我们拿出最佳实力吗？我们会更努力、更专注；我们的肾上腺素会上升，促使我们发挥最佳表现，但此时诺沃特娜到底是怎么了？
在冠军即将揭晓的那一刻，诺沃特娜击出一记小心的、无甚力道的高吊球，格拉芙无情地以一记难以招架的高杀球还击，球赛至此结束。诺沃特娜目瞪口呆，她走向球网，格拉芙在她的双颊上亲吻。在颁奖典礼上，公爵夫人把银质亚军奖杯颁给诺沃特娜，并凑在她耳边悄声说了几句话。这时，在球场上刚刚发生过的一切终于击垮了诺沃特娜。她满身大汗、筋疲力尽地面对着优雅的公爵夫人，公爵夫人把她搂过来。诺沃特娜趴在她肩上，啜泣起来。
2
人有时会在压力下不支而倒；飞行员会坠机，潜水员也会溺毙。在激烈的竞争与众目睽睽之下，篮球选手有时找不到篮筐，高尔夫球选手有时也会看不见标号旗杆。遇见这种情况，我们有时会说他们“惊慌失措”（panicked），有时会说他们“紧张失常”（choked），后者是运动比赛中常听见的用语。但是这些字眼到底是什么意思？有何不同？不管是“惊慌失措”或是“紧张失常”，两者都不是恭维之词，几乎跟“放弃”一样糟糕。然而，形形色色的失败都一样吗？从失败的形式，可以如何看出一个人的性格与思维？我们生存在一个迷恋“成功”的时代，身边充斥着有才之士如何克服挑战与障碍的文字记录。然而从这些文字记录中，我们同样也可以学习到很多东西。
“紧张失常”听起来像一个含糊而笼统的说法，但它描述的其实是一种非常特殊的失败。举例来说，心理学家经常使用一个非常原始的录像游戏，来测试人的运动技能。他们叫你坐在计算机屏幕前，屏幕中有四个方块，键盘上则有四个相对应的按键。字母X会轮流出现在屏幕上的方块中，而你获得的指令是，每次X出现时，要按下相对应的按键。根据弗吉尼亚大学心理学家丹尼尔·威林厄姆表示，如果你事前得知X出现的模式，你在按键时的反应速度会大有进步。你会小心翼翼地先试上几回，等到熟悉顺序后，速度就会加快。威林厄姆称此为“显性学习”（explicit learning）。如果事前不知道X出现的顺序，即使玩上几回，你也不知道其中有模式可寻，后来的反应速度也会变快：你是不自觉地在学习X出现的顺序；威林厄姆称此为“隐性学习”（implicit learning）。
这两种不同的学习方式是分开的，学习的基础位于大脑的不同部位。威林厄姆说，一个人第一次学习什么事情，例如反拍击球或杀球，会以一种非常仔细且机械的方式思考与学习，等技巧越来越纯熟后，“隐性学习”就会接手，学的人可以不加思考，优美地做出反拍击球。“隐性学习”有部分基础在于大脑基底核，且跟我们学习的强度和时间有关，一旦隐性学习法生效，人的反应就越来越快，无论是打球网前的低球，或是发出时速100英里的凌厉快球，都易如反掌。威林厄姆说：“这种能力是逐渐积累出来的。你打过几千个正拍球，有时打过一阵子可能仍需付出注意力，但已经不须多费力气，到了最后犹如条件反射的动作，你根本不需要注意手在做什么。”
可是在压力下，有时“显性学习”会接手，这便出现了“紧张失常”的状况。诺沃特娜在温布尔登决赛中节节败退，是因为她再度开始思考自己的击球。她的流畅度与个人特色完全不见了，她发球出现双误，对于需要在力道与时机上做出高度敏锐反应的杀球，却挥拍失准。她好像成了另外一个人——击球时缓慢而谨慎，好像又成了一个初学者；发球、迎截杀球或高吊球的方式，回到她孩提时代初学网球时的练习招数。此时她依赖的是“显性学习”。同样的事也曾发生在纽约扬基队二垒手查克·纳布劳克身上，不知为什么，他好像就是无法把球投回一垒。在扬基球场四万球迷面前，面对压力，纳布劳克发现自己诉诸显性学习模式，投球表现有如少年棒球运动员。
“惊慌失措”完全是另外一回事。美国航空航天局（NASA）探讨人体因素的专家艾菲米娅·墨菲（Ephimia Morphew），对我讲述了她在深海潜水时的一次意外事故，她说：“大约10年前，我们到蒙特雷海湾上潜水课程。我那年19岁，有两周的潜水经验。这是我第一次在没有教练陪同下下海，只有我跟朋友两人，我们必须潜到40英尺深的海底练习。我们把口中的呼吸调节器取下来，从潜水背心中拿出备用的一副，练习使用备用调节器。我的同伴完成了练习，接着轮到我。我取下嘴上的呼吸调节器，取出第二副，放进口中。先吐气、再吸气；可是出乎我意料的是，我吸入的是海水。紧接着，连接咬嘴与氧气箱的管子松了，从管子出来的空气打到我脸上。”
她说：“我立刻伸手去抓取同伴的氧气瓶，好像要把它扯开一样。我根本未经思考，完全是生理上的反应。我眼见我的手在做一些不负责任的事，我跟自己交战，告诉自己不要那么做。然后我尽力回想还可以做些什么，但是脑子里一片空白。我只记得一件事：如果你不能照顾自己，就让你的同伴来照顾你。我把手缩回来，就站在那里。”
这是一个典型的惊慌失措例子。墨菲在那一刻的思考停止了，她忘了自己还有另外一个氧气来源，那个才刚从她嘴巴里取下的呼吸调节器。她也忘了同伴亦有氧气瓶可用，而且两个人可以共享。她忘了一件事：抓同伴的呼吸调节器，可能危害到两人的性命，她那时只剩下最原始的本能：取得氧气！压力将她的短期记忆扫得一干二净。经验丰富的人不会惊慌失措，因为尽管短期记忆在遇到压力时会被压抑，他们还有其他的经验可以利用。但像墨菲这样的新手有什么可以依靠？她说：“我拼命想还可以做什么，但脑子却一片空白。”
“惊慌失措”一旦出现，心理学家所说的“理解范围缩小”状况就会接踵而来。在20世纪70年代早期的一项研究中，主持人要求一组参与实验的人做一项视力敏锐度的测验。受测对象会感觉到自己在压力舱中下坠65英尺，主持人要他们在下坠之际，利用眼角余光做视力测验，在看到一闪一闪的光点时，就按下按钮。结果发现在压力舱中的受测对象，心跳率比对照组高出甚多，显示他们承受到压力。压力并未妨碍他们的视觉敏锐度，但他们眼角余光所见，却只有对照组一半。墨菲说：“我们都倾向于只关注一件事。还有一个有名的例子是，当机场跑道的灯关掉时，飞行员无从知道起落架是否已经放下，正副驾驶都一心一意注意着跑道灯光，没有人注意到自动驾驶仪已经关掉，结果飞机便坠落了。”墨菲伸手去抓同伴的氧气补给器，是因为她只能看到那么一个氧气补给器。
从这个例子来看，“惊慌失措”与“紧张失常”刚好相反。“紧张失常”是因为想太多，“惊慌失措”是因为未经思考；“紧张失常”跟失去本能有关，“惊慌失措”则会促使人回归本能。两者可能看似相同，但实有天壤之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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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有些情况下，惊慌失措与紧张失常两者的区别的确没什么太了不起。如果你在一场与对手实力相当的网球比赛中输了球，可能是因为惊慌失措，也可能是因为紧张失常，但不管是哪一种情形，你都输了。但也有一些明显的例子告诉我们，怎么失败的，对于我们了解为什么会失败，事关紧要。
就拿小肯尼迪（John F. Kennedy, Jr.）1999年夏天飞机失事一例来说吧。7月一个周五傍晚，他带着妻子与小姨子前往马莎葡萄园，那天是阴霾天气，小肯尼迪沿着康涅狄格州的海岸线飞行，他利用飞机下方的灯光作为指引。到了罗德岛的韦斯特利镇时，他驶离了海岸线，笔直向罗德岛湾飞去。此刻，黑暗与阴霾显然使他失去了方向感，他采取了一连串奇怪的行动：飞机开始向右倾斜，他向更远的地方飞去，然后又向左；飞机爬高又俯冲，加速又减速。在距目的地只有几英里的地方，小肯尼迪失去了对飞机的掌控，他的私人飞机最后坠落到海里。
用技术名词来说，小肯尼迪错在他没有保持机翼平衡。这是致命的一点，因为飞机一旦向一侧倾斜，便会开始旋转，机翼会失去垂直升高的能力，如果不能及时修正，这个过程会加速。倾斜的角度越大，弯度就越大，这时飞机就像螺丝起子般不断旋转，并开始向地面下坠，圆圈也越来越小。飞行员管它叫“死亡盘旋”（graveyard spiral）。小肯尼迪为何不停止做这种俯冲动作？因为在能见度低与高压力的时刻，要保持机翼呈水平状态，甚至察觉自己是在“死亡盘旋”状态，可能都十分困难。小肯尼迪被压力击垮了。
倘若小肯尼迪飞行时是大白天或是明月当空的夜晚，他可能不会出事。坐在驾驶舱中的飞行员，从舱中往前看，前方的地平线可使他明显地看出机翼的倾斜角度。但如果这时外面是一片漆黑，地平线消失了，飞机倾斜程度无从测量。平常在地面，即使是黑暗之中，我们也知道自己是否处于水平状态，因为我们内耳中有感知的机制。然而在螺旋下坠的情况下，由于飞机对人的内耳产生重力效应，即使飞机失去平衡，飞行员也完全没有感觉。同样的，我们搭乘的民航客机如果起飞后呈30度倾斜，你旁边的乘客摆在大腿上的书也不会滑到你的大腿上，机舱地板上的笔也不会滑向另一边。因为飞行物理学的缘故，飞机在转弯时，客舱里的乘客仍感觉自己处于水平状态。
这是一个相当难懂的观点，为了便于理解，我特别与《天空之内》（Inside the Sky）一书的作者威廉·朗格威舍（William Langewiesche）一同飞行。我们在圣何塞机场碰面，里面有个喷气式飞机中心，停满了硅谷大亨的私人飞机。四十几岁的朗格威舍有着一身棕色皮肤，相貌与电影《太空英雄》（The Right Stuff）中的几位飞行员明星不相上下。我们在黄昏时出发，向南边的蒙特雷海湾飞去。海岸上的灯光渐渐离我们远去，夜色笼罩在地平线上，朗格威舍让飞机稍稍往左倾，手离开了操纵杆。我从天色中看不出什么异样，便把注意力集中在仪表板上。陀螺仪提示我们正在倾斜；起先是15度，后来是30度，再后来是45度。
朗格威舍冷静地说：“我们在螺旋俯冲。”我们的空速在稳定加速当中，从180、190到200海里。高度表的指针在往下掉，飞机像石子一样，以每分钟3300英里的速度往下掉。我可以听见引擎的声音稍稍提高了一点，在速度不断加快时，风声也比之前大了。但如果朗格威舍一直与我交谈，我根本不会听出这些来。如果舱内失压，尤其是在飞机急剧下坠那一段，我的耳内可能会噼啪响，但是除此之外，我什么异样也不会感觉到。螺旋下降时，惯性力完全正常，用朗格威舍的话说，飞机“喜欢”螺旋下坠；我们从开始下坠到现在只不过六七秒钟的时间。突然朗格威舍摆平机翼，把操纵杆向后拉回，让机头提高，结束了往下掉的趋势，到此时我才感觉到惯性力的全面力量，它把我推回到椅背上。朗格威舍说：“飞机倾斜时，你不会感觉到惯性力，对新手来说，这一点最令他们困惑。”
我问朗格威舍，我们可以再往下掉多久，他回答：“5秒钟之内便会超过飞机的极限。”那时，想要拉回飞机的力量会撕裂飞机。我转头再看仪表板，要求朗格威舍再做一次螺旋俯冲，但不要告诉我。我坐好等待，正要告诉他随时可以开始时，我突然被抛回椅背上，他说：“我们刚才掉了1100英尺。”
在经验上无法感知，即不知道自己开的飞机是什么状态，正是夜间飞行之所以让人感到莫大压力的原因。小肯尼迪离开康涅狄格海岸线的导航灯光，在韦斯特利镇上空转向大海飞去时，必定就有这种感受。当天晚上他飞到楠塔基特岛，在马莎葡萄园上空下降时向国家运输安全委员会（National Safety Board）说，他往下看，结果什么都看不见。“没有地平线、没有灯光，我以为岛上停电了。”小肯尼迪这时等于是个盲人，他必定知道自己身处怎样的险境。他靠仪表飞行的经验相当少，以往他飞往马莎葡萄园时，地平线或灯光都清楚可见。小肯尼迪最后一连串奇怪的操作，是他拼命要在阴霾中寻找亮光。他想找到马莎葡萄园的灯光，找到失去的地平线。在国家运输安全委员会对失事报告的描述中，你几乎可以感受到他的绝望：
约在21时38分时，目标（小肯尼迪的飞机）开始右转向南飞。大约30秒后，目标在2200英尺高空停止下降，开始向上爬，持续大约30秒钟。在这段时间内，目标停止转弯，空速减到每小时153海里。大约在21时39分时，目标保持在2200英尺高度，向东南方向飞行。大约50秒后，目标左转，向上爬到2200英尺。目标继续左转，开始以每分钟900英尺的速度俯冲。
事件中，他是“惊慌失措”还是“紧张失常”？在这里，两者具有关键性的区别。如果他是“紧张失常”，他会设法回到“显性学习”模式；在驾驶舱的操作动作会显著放缓，也不那么流畅，他会回到从前初学飞行时的情形，并对教练教的那一套，以机械式的、有自觉的方式运用。这样可能反倒好，因为此时小肯尼迪需要思考，把注意力集中在仪表上，地平线依稀可见时的本能飞行模式，这时已经用不上了。
可是从一切迹象看来，他陷于恐慌状态。在他需要想起飞行步骤时，他的脑子可能就像墨菲在海底时一样，是一片空白。他不但未检查仪表，而且似乎把注意力集中在一个问题上：马莎葡萄园的灯火在何处？墨菲在海底实验中，眼角余光扫不到救生设备；同样的，小肯尼迪在高空之中，也对陀螺仪与其他仪表视而不见。他依靠的是本能，而在暗夜里，本能什么也不能告诉你。国家运输安全委员会的报告说，小飞机机翼仍保持水平，是在9点40分后的7秒钟内；飞机坠海的时间是9点41分，这要命的关键时刻距前一刻还不到60秒。
41分过后的25秒钟内，飞机倾斜的角度大过45度，驾驶舱中一切也许感觉正常，但小肯尼迪必定听见了机外渐强的风声，或是引擎在飞机加速下坠之际传出的吼声。可能这时他再度依赖本能，把操纵杆向后拉，以拉抬机头，但是机翼不平衡便拉操纵杆，只会使旋转加剧。也有可能小肯尼迪什么都没做，他僵在仪表板前，在飞机坠毁海上时，他仍在狂寻马莎葡萄园的灯光。有时飞机螺旋下坠时，飞行员干脆什么都不做，朗格威舍称此为“一泻千里的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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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肯尼迪那晚的遭遇，说明了“惊慌失措”与“紧张失常”之间的重大区别。“惊慌失措”导致常态性的失败，对这一种失败，我们都有所体会。小肯尼迪惊慌失措，是因为他对仪器导航的自动飞行了解不够，如果他的飞行经验能够再多一年，他可能就不会慌张；人们都相信，表现会随着经验的增加而改善，勤快能够克服压力带来的障碍。
反观“紧张失常”时，经验与训练的帮助可能都有限，内心反应可能反而成为成败关键。诺沃特娜的失败绝不是因为她不够勤快，她受的网球训练与她本身的体能状况，跟她在国际大赛中交锋的对手旗鼓相当。经验又帮了她什么忙？在1995年的法国公开赛第三场，她“紧张失常”的状况甚至比对格拉芙之役更为严重，她在第三盘时还以五比零领先，最后却输给钱达·鲁宾。无论是与鲁宾还是格拉芙交手，诺沃特娜的表现之所以会先强后弱，至少有部分原因是如出一辙：连番失手让她觉得，即使自己在第三盘中以五比零领先，还是有可能输掉比赛。如果“惊慌失措”是常态的失败，“紧张失常”便是一种反常的失败。
斯坦福大学心理学家克洛德·斯蒂尔（Claude Steele）与相关人员，近年曾经做过数项实验，以了解若干团体在压力之下是如何表现，他们的发现或可帮助我们对“紧张失常”加深了解。斯蒂尔与其同事约书亚·阿伦森在对斯坦福大学学生做实验时发现，如果他们事先告诉学生这是一项智力测验，白人学生的表现就会远超过黑人学生。但当同一项实验以“抽象的实验室工作”呈现在学生面前，对智力只字不提时，白人与黑人学生的成绩其实完全一样。斯蒂尔与阿伦森将此种差异，归因于“成见威胁”（stereotype threat）。当黑人学生被带进外人对他们有成见的情况下，他们的智力表现在压力下就会不尽如人意。
斯蒂尔等人发现，只要有团体被贴上负面标签，这种“成见威胁”在任何情况下都会发酵。如果让一批女性进行数学测验，表明要测试她们的计算能力，女性的表现会比男性来得逊色；而如果说这只是一项研究，她们的成绩绝对不亚于男性。我们再看斯蒂尔的学生胡里奥·加西亚的一项研究，他在所执教的塔夫茨大学召集了一批白人学生运动员，由一名白人教练带着他们进行一连串的体能测验：跳高、跳远与20秒俯卧撑。然后教练要他们再做一次同样的测验。不错，你猜对了，加西亚的实验发现，学生们的第二次表现每一项都比第一次稍好。
加西亚实验的第二步是，召集一批不同的学生进行同样的体能测验，只是这一轮实验中，第一次的负责教练是白人，第二次则由一名非裔的教练接手。白人学生在第二次垂直弹跳项目上的表现没有进步；但在第二次一模一样的实验中，把白人教练换成高大粗壮的黑人教练，结果白人学生的跳高成绩比第一次要差，不过做俯卧撑的成绩两次都一样。这里并没有什么先入为主的观念说，白人学生做俯卧撑不如黑人，唯一的影响是垂直弹跳，这是因为西方文化认为：白人不擅长跳跃。
黑人学生的考试成绩没有白人学生好，白人学生没有黑人学生那么擅长跳跃，这些发现不是新闻，问题是，我们总认为这种压力下的表现不理想，是惊慌失措造成的。我们会对表现欠佳的学生和运动员说的话，跟我们对潜水或飞行新手一样，我们会勉励他们：加倍努力，全力以赴，把能力测验看得更加慎重。然而斯蒂尔告诉我们，我们会看到女学生或黑人学生在“成见威胁”下表现失常，但我们却不会看到一个惊慌失措的学生，在面对考试时乱猜一通。他解释说：“你看到的反而是谨慎过度的猜题行为。在他们接受面谈时，你会感觉，如果这些人是处于成见威胁的情况下，他们会对自己说：‘我在这里千万要小心，不要在这里搞砸了。’他们会平静下来，做完测验。但是要在一种标准化测验中考出好成绩来，这样做并不是正确的办法，因为你越这样，就离快速处理的本能越远。他们以为自己做得很好，也尽力做好，但结果却不然。”这就是“紧张失常”，不是惊慌失措。
加西亚实验中的学生运动员与斯蒂尔实验中的学生就像诺沃特娜，不像小肯尼迪。他们失败是因为擅长于自己所做的事，只不过，那些在意自己表现的人，始终都感受到成见的威胁。在这种情形中，我们平常用来克服失败的方法（例如加倍努力、重视考试），都只会使问题恶化。
这是一个很难领会的课题，但更难的领略的是，“紧张失常”时我们需要学着不那么在意“人”，而要在意“情况”。诺沃特娜面对格拉芙转败为胜，自己却一筹莫展，她唯一能做的事是，在关键性的第三盘，不去在乎转播的摄像镜头，告诉自己：公爵与夫人已经回家了，而且观众都离席到场外去等候结果。然而在现实比赛中，这一点却很难做到。运动比赛中，选手“紧张失常”是比赛中重要的戏剧成分，虽然众目逼视，选手却能够克服观众带来的压力，这是夺得冠军重要的一部分。不过，我们一生不是时时刻刻都需这么处变不惊，我们必须学着了解，有时表现不好并不反映一个人的内在能力，而是压力使然；有时不尽理想的测验成绩并不表示，接受测验的人是差生，相反地，这说明他是好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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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6年高尔夫球名人赛（Masters Golf Tournament）的前三回合里，格雷格·诺曼（Greg Norman）领先的程度似乎无人能够超越，他绰号叫“大白鲨”，是全球公认最佳的高尔夫球选手。他在球场上昂首阔步，不在球道上流连，球童在后面跟着有些吃力。到了比赛最后一天，打到第9洞时，诺曼跟杆数紧追其后的英国选手尼克·法尔多（Nick Faldo）对决。两个人头几杆都打得不错，现在他们面对果岭，在标号旗杆前有一个陡坡，如果球击得不够远，便会滚下来。法尔多先挥杆，球的落点非常安全，过了球洞。
接着轮到诺曼，他摆好姿势。转播员说“现在要小心不要击出短球”并说明其中原因。诺曼挥杆，球飞到了半空中；不幸被言中了，果然是短球。诺曼铁青着脸，看着球滚下坡来。犯了这个错误，他的心理好像崩溃了。
在第10洞，诺曼把球勾到左边，打出第3个超过球洞的短球，原本不难做到的推杆，他也没打好。到了第11洞，诺曼需要打出一杆距离球洞3.5英尺的推杆，以保平标准杆数，这对他而言应该是家常便饭。他在抓杆前抖抖手和腿，希望放松一下，但球没进洞，这是他连续第3次打出超过标准杆一杆。在第12洞，诺曼把球打到水里；第13洞，他将球打到松树枝上；第16洞，他的动作变得僵硬而且十分机械化，他摆动身体时，转臀的弧度超过了身体，球直飞到另一个水池里。这时他沮丧地拿着球杆，对着草皮做了一个挥刀割草的动作。一再出现的失准动作，已经注定了结局：一生的良机就此溜走。
法尔多当天开始比赛时落后诺曼6杆，但在他们于众目睽睽下缓缓走向第18洞时，他已领先诺曼4杆。最后的几杆，他不慌不忙，始终都低着头，只偶尔轻轻地点下头。他了解当天在球道与果岭上发生了什么事，他没有得意忘形，因为他知道自己并非全然大胜，诺曼也不是全然大败。
当比赛结束时，法尔多用手搂住诺曼，轻声说：“我不知道该说什么，只想给你一个拥抱。”然后他说了一句用来安慰紧张失常者的话：“我对刚才发生的事感觉糟透了，真是遗憾。”说完，两个大男人都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