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8 心内氯仿注射

病理学实验室是在我的上司门格勒博士的怂恿下建成的，注定要满足他在医学研究方面的野心。它刚刚建成几天的时间，一切具备，只欠东风，能够掌管这里的医生就是这个“东风”。

集中营的封闭性为研究提供了极为便利的条件。首先，从法医学角度来看，这里有相当高的自杀率；其次，从病理学的角度来看，这里有很大比例的巨人、侏儒和其他非正常形态的人类。世界上再也找不出比这个地方还要多的尸体可供研究了，事实上，为了研究可以任意处置尸体，为研究工作提供了更加广阔的前景。

从我的经验得知，在世界上大多数城市的医疗机构里，要建成一个法医学院通常需要准备100到150具尸体标本，这样算起来，奥斯维辛提供的尸体数量足够建成数万座法医学院了。任何一个进了奥斯维辛大门的人都已经迈进了死亡的大门。命运会指引他站到左边一列，在到达后不到一小时的时间里进入毒气室，变成尸体。如果他在逆境中抵抗了命运而站到右边一列，就不那么幸运了。

他仍然是死亡人选，但稍稍不同的是，他要经历奥斯维辛所有可怕的事，直到他的精神被完全耗尽。这段时间通常是三四个月，或者更久一些，只要他能忍受。他的身上千疮百孔。他的身体由于饥饿而扭曲，他的眼神充满憔悴，他因精神错乱而呻吟。他拖着筋疲力尽的身体在雪中前行，直到他再也不能向前一步。经过训练的军犬撕咬他消瘦的躯体，当虱子也会放弃他干枯的身体时，解脱的时刻到了，赎回死亡的时间近在咫尺。这样看来，到底谁更幸运？对于我们的父母、兄弟、孩子来说，你会让他们站在左边还是右边？

当运送被驱逐者的车辆到达的时候，负责选人的党卫军在车厢前站成一排，专门搜寻双胞胎和侏儒。那些希望自己的双胞胎孩子得到优待的母亲们非常乐意把他们交给党卫军。在得知从科学角度来说，双胞胎受到青睐以后，成年的双胞胎们自愿站出来主动介绍自己，侏儒也是如此。

他们与人群分开，聚集在右边。他们可以继续穿着他们的便装，党卫军把他们带到特别设计的营房，在那里，他们得到很好的对待。吃得不错，睡得舒服，卫生条件也比其他人强很多。

他们被安置在F营14号营房，从那里被看守他们的警卫带到吉卜赛实验营，然后在实验营接受所有能在人身上进行的医学检查：验血、腰椎穿刺、与双胞胎兄弟换血以及其他众多检查项目，所有的检查都令人感到疲劳和沮丧。来自布拉格的画家迪娜，对双胞胎机体的构造，包括头骨、耳朵、鼻子、嘴、手和脚等方面进行比较研究。每幅素描连同所有个人特征都被分类放在文件夹中，这些文件夹是为了快速查找而专门设置的。通过这些文件夹就可以直观地看到这项研究的最终结果。对于侏儒来说，步骤也是一样的。

前面所谈到的实验，用医学术语表达，就是“活体实验”，是在活人身上进行的医学实验。如果不用双胞胎做实验的话，活体实验几乎不能取得很好的结果。在各种不确定性下，活体实验结果可能还不如局部实验的结果。然而在最重要的双胞胎研究阶段，即对双胞胎进行解剖学和病理学的对比研究上，活体实验取得了成功。双胞胎实验会遇到一个问题，在比较健康的双胞胎器官与功能异常的器官，或者生病的器官，抑或者进行其他病理学研究的时候，需要尸体。因为非常有必要同时解剖两具尸体来比较异常现象，所以双胞胎必须同时死亡。也就是说，双胞胎们最终经过门格勒博士之手死于奥斯维辛集中营B营。

这种现象在世界医学历史上是独一无二的。双胞胎同时死亡，使得同时解剖两具尸体成为可能。通常情况下，谁能碰巧遇到双胞胎死于同一时间、同一地点呢？双胞胎通常由于不同的生活轨迹而分开。他们彼此住得很远，而且很少同时死亡。

双胞胎中一个人可能10岁的时候死亡，另一个人15岁的时候死亡。在那样的情况下，比较解剖是不大可能的。但在奥斯维辛，有几百对双胞胎，因此也就有几百次同时解剖的机会。这就是为何在卸货站台，门格勒博士将双胞胎和侏儒从被驱逐者中单独分出来。这就是为何这两类特殊的群体被分在右手边一列，幸免于难。这就是为何他们吃得好、喝得好，居住的地方环境卫生，只有这样他们才不会互相传染疾病，不会有人先走一步——他们必须同时死亡，而且身体健康！

特遣队的队长过来跟我说，一个党卫军警卫与一队运送尸体的特遣队员正在焚尸场的大门口等我。我去与他们会合，因为他们不可以进入焚尸场。我从警卫的手中接过与尸体有关的档案。这是一对幼儿双胞胎兄弟的档案。另一队全部由妇女组成的特遣队把包裹着的棺材放在我的面前，我打开了棺材盖，里面躺着一对2岁的双胞胎。我让我的两个助手把小尸体抬起来，双双放在解剖台上。

我打开档案，快速浏览一遍。这是一份非常详尽的临床检查报告，附有X光片、说明和“艺术家”的素描，从科学的角度表明两个双胞胎小生命的区别。只有病理学检查报告没有涵盖在内，而提供这份报告正是我的工作。双胞胎死于同一时间，此刻他们并排躺在这张大号解剖台上。现在就是要通过他们，或者说通过他们的身体来解开人类繁衍的秘密。这项研究是为了实现一个“崇高的目标”，那就是进一步解开日耳曼高贵种族的繁殖秘密，他们注定成为世界的统治者。如果未来研究成功的话，德国的每个母亲都有更多可能怀上双胞胎。这项由第三帝国的疯狂的理论家提出的实验简直就是疯了。而这项实验正是委托给门格勒博士，奥斯维辛集中营的主任医师，臭名昭著的“死亡天使”。

在作恶者与犯罪者之间，最可怕的类型就是“罪犯医生”了，特别是当他获得极大的权力以后。门格勒博士就被授予了生杀大权，他宣判数百万人的死刑，仅仅因为认为他们是劣等人种，是对人类有害的。正是这位“罪犯医生”与我相伴了很长时间，他有时在观察显微镜，有时使用消毒炉或试管，有时以同样的耐心站在解剖台旁。他的白大褂上到处是血迹，他像着了魔一样用沾满鲜血的双手进行检查、做着实验。短期的目标就是让日耳曼民族大量繁殖，最终目标就是繁衍足够多的纯种日耳曼人，以取代捷克人、匈牙利人、波兰人。这些人注定要被灭绝，但他们现在还生活在对第三帝国来说至关重要的领土上。

我在完成对双胞胎的解剖之后，写了一份常规的解剖报告。我把工作做得很好，上级也对我赞赏有加。但他在阅读我写的报告时有点儿小麻烦，因为我所有的字母都大写，那是我在美国学习的时候养成的习惯。所以我就告诉他，要是他想要一份清晰干净的报告，他就得给我提供一台打字机，因为我已经习惯了在工作的时候使用打字机。

“你惯用什么牌子的打字机？”他问。

“奥林匹亚精英牌，”我回答说。

“很好，我会给你一台，明天送过来。我想要干净的报告，因为这些报告会寄到柏林达勒姆生物和人种研究所。”

因此，我才知道这里的研究成果会送到最高医疗机构去检验，那里是世界上最著名的科学研究所之一。

次日，一个党卫军给我送来一台“奥林匹亚”牌打字机。更多的双胞胎尸体被送到我这里来。他们还曾给我送来四对吉卜赛营的双胞胎，这四对尸体都没有超过10岁。

我开始解剖其中一对双胞胎，并将工作的每个步骤都记录下来。我打开颅骨，将小脑和大脑一起取出，检查了一下。然后打开胸腔，移除胸骨。接下来，我从下巴下方的切口中将舌头分离出来。接着是食管、呼吸道和肺。我将器官冲洗干净便于更好地观察它们。最微小的斑点和最轻微的颜色上的差异都能够提供有价值的信息。我在心包膜上做了一个横向的切口，然后把体液放了出来。接下来我把心脏拿出来清洁一下。我在手中翻来覆去地检查它。

在左心室外膜上有一个因皮下注射而产生的一小片浅红色的斑，它与周围组织的颜色差异非常小。我不可能看错。这是用一支非常小的针头注射的，毫无疑问是皮下注射针。出于什么目的给他注射？只有在非常危急的情况下，例如心脏骤停时，才会直接实施心内注射。我很快就知道原因了。我从心室开始解剖心脏。一般来说，左心室里包裹的血液要被放出来并称重。照目前的情况看，这个方法无法实施，因为血液已经凝结成密实的血块。我用钳子将血块取出来，放到鼻子下面闻了一下，我被特殊的氯仿的气味震惊了。受害者接受了一针心内氯仿注射，心脏中凝固的血液沉积在瓣膜上，心力衰竭导致瞬间死亡。

我发现了第三帝国医学最骇人的秘密，这使我双腿打战。他们不仅用毒气杀人，他们还通过心内氯仿注射来杀人。我的头上突然冒出了冷汗。幸亏此刻只有我一个人在解剖室，要是还有其他人在场的话，我可能就难掩我的激动之情了。我完成了解剖，将所发现的差异一一记录下来。但我刻意忽略了氯仿、左心室凝固的血块以及心外膜上明显的针刺痕迹，没有将它们记录下来。这对我来说是有益且谨慎的措施。

门格勒博士需要的双胞胎项目的报告在我手里。它包括前面提到的精确的说明、X光片、“艺术家”的素描，但它既没有包括死亡情景，也没有提到死亡原因。我也没有在解剖报告中填写死亡原因这一栏。知道了不该知道的事情或者将所有证据都联系起来并不是一个好主意。在这里更是如此。我并非天生胆小，我只是小心翼翼而已。在我的医疗生涯中，我常常揭露死因。我见过各种各样的尸体，由于仇恨、嫉妒、功利而导致的暗杀，或者自杀以及自然死亡。在很多情况下，我被我的发现震惊，但是现在一种不寒而栗的感觉袭遍了我的全身。要是门格勒博士对于我发现他的秘密注射产生一丝丝的怀疑，那么他就会以党卫军政治部的名义派出10个医生，让我死无葬身之地。

根据接到的命令，我将尸体归还给特遣队，他们的职责就是将尸体烧掉。他们立即执行了他们的任务。我必须保留好任何可能引起科学兴趣的器官，以便于门格勒博士检查它们。那些可能引起柏林·达勒姆研究所感兴趣的器官，都会保存在福尔马林溶液里制成标本。这些标本将被精心包裹并邮寄到研究所去。包裹上会盖上“军事物资-加急”的邮戳，并以最高优先级别寄送到研究所。我在焚尸场工作的这段时间，寄送了不计其数的这种包裹。而我收到的回复指令，要么是精确的科学观察，要么是详细的说明。为了将这些答复分类，我不得不专门建立了文件档案。柏林·达勒姆研究所的主管总是因为这些稀有和珍贵的标本而热情地感谢门格勒博士。

我将另外三对双胞胎进行了解剖，并酌情记录所发现的反常现象。这三对病例的死因也是相同的，都是心内氯仿注射。

在这四对双胞胎中，三对双胞胎的眼球颜色不同。一只眼球是棕色，另一只眼球是蓝色。这种现象在非双胞胎身上非常普遍。但在这个案例中，我发现八个人中有六个人的眼球颜色不同。这种反常现象引起我极大的兴趣。医学术语称之为“异色”，意思是具有不同的颜色。我将眼球摘除，然后放在甲醛溶液中，精确地记录它们的特征以防混淆。在我检查这四对双胞胎期间，我发现了另一个奇怪的现象，当移除脖子上的皮肤时，我注意到胸骨正上方有一个坚果大小的肿瘤。

我用钳子按压在上面，发现里面充满了稠密的脓液。根据熟知的医学科学，这种医学界熟知的罕见特征表明它就是遗传性梅毒，同时也被称作“杜布瓦瘤”。经过进一步的检查，我发现八个双胞胎身上都存在这种现象。我将肿瘤及周围的健康组织一并切下，放在另一罐甲醛溶液中。我还在两对双胞胎的身上发现了活动性空洞型肺结核的证据。我将我的发现记录在解剖报告中，并将顶端“死因”一栏留白。

下午的时候，门格勒博士来看望我。我把上午工作的详细记录和解剖结果报告给他。他坐下来，仔细阅读报告中的每个病例。他对眼球异色表现出极大的兴趣，而看到发现杜布瓦瘤的时候，他的兴趣更大。他让我把这些标本与解剖报告一同寄给研究所。他还指导我如何填写迄今为止仍然空着的“死因”一栏。填写什么死因由我自己去判断和决定，唯一的条件就是每个病例的死因都应是不同的。但随后他又略带歉意地说，正如我亲眼所见，这些孩子都死于梅毒和结核，无论如何也不可能活下去了……后来他就没有再提这件事。

他在这件事情上说得已经够多了。他解释了这些孩子的死因。我克制着自己，不作任何评论。但事实上我已经知道，医生并没有用药治疗肺结核和梅毒，而是实施了氯仿注射。

一想到我在这短暂的逗留期间知道了这么多秘密，以及我必须看到那么多我不想看到的东西，直到我的命定时刻的到来，我就不寒而栗。从我到这里来的第一分钟起，我就觉得自己已经是个活死人了。但是现在，在知道这么多匪夷所思的秘密之后，我确信我不可能活着走出这里。难道门格勒博士，或者柏林·达勒姆研究所会让我活着走出这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