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富的保值增值和代际传承

“没有规矩，不成方圆”——家族治理体系的四大要素

由于特殊的历史原因，中国大部分的家族企业诞生在改革开放以后。这些企业的第一代领导人往往是因为机缘巧合，甚至是生计所迫，创立企业，并且在商海中杀出一条血路，带领自己的企业一步一步走到今天。这些企业的第一代领导人中固然有不少大学生甚至研究生，但是也有不少人并未接受过完整系统的教育。这对于他们来说是一种遗憾，也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他们进一步提升管理理念，使得企业更好地与时俱进，应对国际竞争。正因如此，大量成功的第一代企业家把他们的子女送到著名高校，如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甚至直接送到海外，开拓国际视野，接受最先进的经济和管理理论教育。作者接触到的大量调研统计资料表明，大约超过2/3的第二代企业家有过海外留学经历，所学专业以金融、经济、工商管理和实用技术为主。显然，家族希望这些人将来能够回来接班。

问题就在于此。当这些企业家的子女在海外经历了系统严谨的教育，同时受到了与原生家庭不同生活方式的熏陶之后，他们往往具有全球化和现代化的观念和理念，这也使得相当多的第二代决定选择不同于父辈期望的生活方式。有些人干脆选择不回国，长期生活在海外；有些人即使回到国内，也不愿意回到自己父辈的企业中，而是自谋职业。在这些人看来，父辈经营的企业往往是传统的制造业，存在“脏”“乱”“差”“黑”等各种问题，与自己的理念格格不入，而且很难加以改造。很多第一代企业家陷入了一种非常尴尬的境地：当初正是由于他们的坚持，子女被送到海外，接受所谓最先进的国际理念，而这些理念最终被完全接受，又使得这些家族第二代难以适应国内传统制造业的产业环境。很多人要么选择离开家族企业，自谋生路，要么即使回到家族企业，也是在准备很不充分、理念和价值观不完全匹配的情况下。后者会发现他们在企业里的接班之路漫长而艰辛，甚至不乏最终以悲剧收场。

正如美国学者兰德尔·卡洛克指出的：“家族价值观是家族企业成功的秘密武器。得到认可的所有者会专注于一套价值观和愿景，进而影响企业战略的可行性，这是分散的股东群体所无法比拟的。”随着中国富裕家族财富意识的觉醒，寻找合适的家族治理模式已成为他们的迫切需求。相关学者的研究表明，家族治理是以家族价值观为核心、家族宪法为制度保障、家族治理机制为组织保障、家族企业治理为实现机制的一套完整体系。

家族价值观

家族价值观是每位家族成员共同秉持且高度认同的理念与原则，是决定家族治理成功的核心。家族价值观的提炼与完善本身就是一个长期培育和积淀的过程，与家族物质财富的传承一脉相承。例如香港长寿家族企业李锦记自1888年创立，至今已历经近130年，其家族确立的“思利及人”“永远创业”的价值观不断得到强化，也是确保其家族绵延且繁荣至今的引擎。

家族宪法

家族宪法是家族价值观最高层面的制度体现，也是落实家族价值观的行动指南。家族宪法应该像教义一样被家族成员信仰与遵守。家族宪法的内容通常包括家族信奉的宗旨，一般以家族价值观的宣言形式体现，还包括最高级别的家族治理结构。家族宪法的内容往往清晰且具有可操作性，结合家族自身传统与特色，避免过于宏观普遍的倡议与教条，往往涵盖家族财富分配、成员福利政策、矛盾调解、人才培养计划等各种事项。家族宪法的重要性不仅体现在内容的制定上，更取决于制定和修改的程序以及执行力度。优秀的家族宪法在制定程序上也会做到广泛代表、有效沟通、充分协商、兼顾各方利益。

家族治理机制

家族治理机制泛指能够传承家族价值观以及落实家族宪法内容的各种会议制度，家族委员会是最为常见的形式。家族委员会由家族核心成员构成，主要负责家族宪法的制定及修订、确保家族价值观的传承和强化、从家族成员素质提升角度筹划家族成员的学习与培训计划、确定家族企业的董事会成员及任命方式。

家族企业治理机制

家族企业治理机制指以家族企业为中心，控股家族直接或间接掌握企业的控制权。家族企业的所有权通常控制在以血缘、亲缘和姻缘为纽带的家族成员手中，主要的经营管理权也掌握在家族成员手中，所有权与经营权往往没有实质分离。因此，家族企业的治理机制与现代公司治理相区分，体现出明显的家族特色。虽然从结构上看，家族企业治理机制是家族治理机制的一部分，但是二者实际上互为呼应，相互影响。

“高瞻远瞩，运筹帷幄”——“三驾马车”驱动的财富管理系统

我们从家族企业传承上升至家族文化和价值观的传承，物质财富可以通过法律、商务结构的设计进行传承，而家族精神和价值观的传承则有赖于人与人之间的影响与家族治理体系的建设。现在我们来讨论一些实际的、关于家族财富统筹管理的逻辑和工具。

如前所述，根据历史发展的规律，家族财富管理不应该单纯地像守财奴一样把财富聚集起来，并且盼望它以某一高速度继续积累。一个家族积累的财富不可能无限增加。成功的家族财富管理应该回到本源，也就是使得一个人或一个家族在其生命周期中，通过财富的跨时间分配和消费，实现最大的满足程度。为此，需要设计一套合理的系统，能够从机制上保证财富管理的基本目标，同时促进财富的创造和传承。借鉴家族治理体系的研究成果，我们提出以“三驾马车”为驱动的财富管理系统，这“三驾马车”分别是设定合适的财富管理目标、使用系统的财富管理工具、设计与家族价值观相匹配的财富管理机制。

设定合适的财富管理目标

安全保障：安全是管理家族财富的基础，尽早建立家族财富安全垫，夯实财富基础。

促进教育：做好家族教育规划，通过家族成员的教育安排知识、技能与智慧的传承。

促进创造：建立家族成员自我实现的空间，激发个体创造性，积蓄家族繁荣的不竭动力。

促进创业：从精神和物质两方面为家族后代成员提供创业支持，让家族创富的血脉历久弥新。

促进慈善：建立家族财富良性生态圈，使家族与社会和谐共荣。

使用系统的财富管理工具

家族信托、家族保险、理财工具、融资工具、家族教育、家族慈善和家族治理共同构成七大系统性家族财富管理工具，其中家族信托、家族保险、理财工具、家族教育和家族慈善为基础性工具。在成熟市场上，家族信托又以其独特的制度优势，成为七大工具中的“工具之王”，可以灵活应用于家族财富管理目标。在中国，家族信托的应用仍然受到一些制度的限制，但是未来可能会有较快的发展。

设计与家族价值观相匹配的财富管理机制

家族的第一代财富往往来自家族企业。创富一代更多关注的是企业层面的治理机制。代际传承会使家族财富从企业内不断向企业外扩散，并且使得企业所有权不断分散。这时需要更好地平衡和解决企业有效经营和家族共有的矛盾，也就需要在企业之上构建更加完备的家族治理机制。家族治理机制的核心内涵应包括：以不同层面家族财富管理目标为指导的家族宪法、规范家族企业所有权的行为规则，以及实现家族治理的组织体系。

“继承衣钵，传承文化”——成熟国家的家族财富管理中有4个关键理念

家族文化的传承是家族财富传承的重中之重

英国有句谚语说，培养一个贵族至少需要三代人。当然这里的贵族并不是指身份，而是指气质，实是集智信仁勇严等品质于一身的人。中国第一代家族企业领导人选择创业很多是由于生活所迫，而非完全出于自我意愿。他们的成长经历也是在市场的残酷竞争中摸爬滚打着积累起来的。他们有着创业者的精神、企业家的特质，但学历普遍不高，对“贵族”“世家”等理念的思考也较为欠缺。很多第一代企业家回看自己的经历，往往认为自己身上兼具“秀才”和“土匪”的双重人格，而对于未来家族应该形成什么样的文化和价值观，往往疏于考虑。

第二代企业家在继承上一辈的物质财富的同时，在文化上往往并没有受到来自父辈或祖辈的“成熟而稳定的家族文化的熏陶”。他们中的相当一批人在未成年时就离开父母，生活在远离父母的环境中，甚至可能在国外。这种长期的分隔，往往体现为他们成年之后的价值观和父辈高度不同。

到了第三代，在第一和第二代企业家的有意培养下，家族文化或有形成，家族财富的传承机制或已形成。这个时候，一个世家开始形成。但如果这种稳定的制度与文化没能建立起来，家族成员之间没有共同的愿景和价值观，那么这个家族的财富和产业就将面临巨大的隐患。所以说，打造一个“贵族”，急不得，也慢不得。至少需要三代。

所以，家族的代际传承旨在培养儒雅贵气的接班人，而不是地主家的傻儿子，不仅要继承衣钵，更要传承和延展家族文化。

传承的是家族财产控制权而不一定是企业控制权

本章后面会提到，目前有大量中国民营企业的第二代不愿进入家族企业。这其中有相当多的原因，也都是可以理解的。第一代企业家对此非常担心，其实往往是他们过虑了。家族传承并非是传统工匠意义上的“子承父业”。很可能第一代企业家所从事的传统制造业行业，已经进入夕阳，并不适合家族的第二代去接班。也可能第二代的企业家对其他的行业有更大的兴趣以及天分，比如资本市场。在合适的情况下，把企业交由职业经理人经营，但仍由家族控股；甚至把企业卖掉，把所获得的资金投入资本市场；或者寻求其他的发展机会，这些都是更与时俱进的选择。

本书的后面也会陆续提到，一些家族从第一代起便不断稀释自己在家族企业中所占的股权，甚至最终放弃对家族企业的控股。对于一个想要长盛不衰的家族来说，很重要的两点是，对家族原有产业的再规划和家族财产的再投资。换言之，家族成员要持续扮演股东和投资者的角色，而非职业经理人。

家族产业规划是财富传承的核心，现代公司治理制度是保障

家族财富的传承，不是简单地把钱交给下一代，也不是简单地把产业交给下一代。美国学者的研究表明，那些之前名列财富500强、后来卖掉自己原先的家族企业，并且没有开设新的家族企业的财富家族，往往会把大量的钱放在资本市场进行简单的投资，而这样一来，原本的家族企业有很大可能会被逐渐挤出财富500强。对于这种现象的一种解读是，单纯的金钱传承容易遭受生命周期中突发事件的冲击，财富往往会随时间消散。从经济社会变迁的角度看，企业面临着外部环境的变革与迭代，需要根据市场环境实时调整长短期战略和产业发展方向。如果缺少持久连续的专业规划，企业必将走向衰落惨况。产业规划是家族财富传承的核心，是家族基业长青的根本。

在产业规划中，优秀的职业经理人是关键，董事会则体现了家族控制。但是在今天，在中国，职业经理人市场仍然不发达、企业家和职业经理人之间的信任尚未完全建立、部分职业经理人缺乏道德操守，这些问题都使家族企业面临着严酷的社会环境。中国社会的公司治理和职业经理人伦理，仍需要时间走向成熟。

家族信托是形式，家族保险是退路

家族企业的财富传承需要一张安全网。家族产业规划为家族财富的传承奠定坚实的基础，而家族信托则是保全和规范管理家族财富的有效工具。当家族财富面临困境时，家族保险也是一种重要的安全保障。不过，中国财富家庭对于家族信托的设置在认识上存在一定的误区。目前，国际上的主要信托机构以“避税”“规避债务”“规避法律”等为噱头招揽中国的富裕家族。但在目前的中国，实际上并不能达到这些目标，富裕家族却为此付出了高昂的成本。现实的说法是，家族信托的功能有二：一是管理财富，二是结合家族产业规划实现股权信托化。家族保险只是一种退路，在实际操作中应该严格控制额度和险种。

“世事难料，未雨绸缪”——需要避免的几大风险：人身意外、家庭变故以及企业恶化

一位长期从事家族财富管理的朋友不无调侃地说，财富管理机构应该帮助财富家庭设计方案，做到“防儿媳、防女婿、防小三，防分家、防败家、防篡位”。要想顺利实现家族财富的保值增值和代际传承，应当避免各类家族生活的风险，包括人身意外风险、家庭变故风险，以及企业恶化带来的企业经营风险。

人身意外风险

高净值人群通常面临压力巨大、缺乏运动、饮食不规律、睡眠不足等问题，长期下来，健康问题就成为一大隐患。高净值人群健康欠佳的例子比比皆是。

比如上海均瑶集团的原董事长王均瑶，因患肠癌医治无效，逝世时年仅38岁。王均瑶生前的梦想是“均瑶集团要做百年老店”，然而在其准备大展宏图之际却失去了生命。又如被誉为“药中茅台”的北京同仁堂股份有限公司“少壮派”掌门人张生瑜，突发心脏病逝世时年仅39岁。

2013年，“创新工厂”创始人李开复通过微博对外宣布自己罹患淋巴癌。李开复在微博中称得病是因为作息不规律，长期熬夜，以及压力过大。他说：“现在回头看，我年轻时实在太大意，既不注意饮食又经常熬夜，而且几乎没有锻炼。今天身体出了状况，才重新审视健康的意义。”

《中国企业家》杂志以中国企业家工作、健康与快乐状况为主题对国内企业家进行了调查，结果表明，企业家的身体健康状况确实堪忧。企业家中患“肠胃消化系统疾病”的占30.77%，患“高血糖、高血压以及高血脂”的占23.08%，“吸烟和饮酒过量”的占21.15%，90.6%的企业家处于“过劳”状态，28.3%的企业家“记忆力下降”，26.4%的企业家“失眠”。这些数据都为高净值人群敲响了警钟。

《2014年中国高净值人群另类投资白皮书》显示，健康、旅游和教育是高净值人群普遍认可的投资领域。高净值人群对预约挂号、健康讲座、健康保险、个性化体检、专享通道等定制化的医疗服务也有强烈的需求。这说明我国高净值人群对于健康的重视程度逐年上升，健康意识正在由病后治病过渡至事前防病，从不顾一切谋生提升至提前为身体养生。这是安全财富观中“生活安全”的应有之义。

家庭变故风险

整个家族层面的成员变动和变故，是高净值家族面临的另一重大风险。重要的变动包括三种：家长辞世、夫妻离婚，以及成员数量日益庞大所带来的家族内讧。

家长辞世

讳言生死是中国的传统。大多数富人不愿在自己健在之时，便考虑身后之事。但对于一个庞大的家族来说，家长往往是整个家族的精神领袖，相当于家族的“立法者”和“执法者”。若不对家族的人事及财务及早安排，将会为整个家族的统一与和平埋下重大隐患。其实不光是中国大陆的企业，港澳台等地的华人家族企业也频频由于家族的主要领导人突然辞世而面临家族继承的危机，甚至引起家族本身的四分五裂。台湾的台塑集团、长荣集团，香港的镛记酒家，都是活生生的例子。香港巨富霍氏家族的争产案尤其凸显了传承规划的重要性。

霍某病逝5年后，家族争产风暴正式拉开序幕，霍氏家族成员几乎全部深陷其中。霍某的长房三子指责二哥独揽大权，把遗产据为己有。2011年12月，长房三子状告16名家庭成员，包括兄弟姐妹、亲母、二妈、姑姑和已去世的姑父，要求罢免二哥及姑姑的遗产执行人身份，并建议高等法院委任他人与自己共同管理霍某的遗产。2012年8月，霍家争产案和解，长房的三个儿子各获得65亿港元。然而，时隔一年之后，2013年10月，霍某的长房三子向香港高等法院申请重新审理“霍氏家族争产案”。这场拉锯式的财产争夺不仅使得霍氏家族蒙羞，而且在此过程中家族财富持续蒸发，家族企业元气大伤。如果“一世英名”的霍某能够未雨绸缪地对身后的企业和家族财富传承预先做出明晰的、有法可依的规划，大可避免这类情况的发生。

夫妻离婚

夫妻离婚是对家族稳固的另一大威胁，因为离婚必然涉及析产。更糟糕的是，如果家族的主要财富为家族企业，个体股东（如家族的族长）的离婚还会使家族损失某些具有表决权的资本。但是通过妥善的安排，家族和家族财富是能够在离婚风波中平稳过渡的。例如，龙湖集团董事长吴某在2012年与丈夫蔡某离婚时，业内人士曾担心他们的离婚事件将会影响龙湖集团的正常经营。然而，两人在2008年时已经通过汇丰国际信托，建立了吴氏家族信托和蔡氏家族信托，并将龙湖集团的股份分别注入这两个家族信托之中。因此，在两人离婚之后，龙湖集团照常经营，分家但股权不分割。

而赶集网从独立赴美IPO（首次公开募股）到与58同城合并，中间也夹杂了一场婚变。2010年，赶集网创始人杨某与妻子王某离婚，但离婚财产纠纷持续了三年。王某质疑杨某恶意转移财产，在不到两年的时间里，赶集网的股权两度转移：第一次是2009年在美国进行离婚诉讼期间，杨某把赶集网50%的股权转移到兄弟名下；第二次是2011年4月，杨某的兄弟又将其拥有的100%的股权全部转让给了赶集网运营副总裁刘某。2012年，赶集网计划赴美上市，却同时面临婚变的财产分割诉讼。复杂的法律缠讼加上市场的快速变化，最终使得赶集网在其预计独立上市之前两个月选择了与58同城合并。

企业经营风险

很多民营企业家在全身心投入到企业的经营管理中时，往往会忽略一个重要问题，那就是家庭财富与企业经营之间需要设立一道防火墙，否则，企业变动很有可能牵连家庭，最后连最基本的家庭财富也失去保障。

一种风险是，企业融资由股东个人或家庭承担无限连带担保责任，企业变动最终导致家财赔光。民营企业在发展过程中，往往需要寻找资金支持，向银行或小微贷款公司借款是极为常见的，许多企业家在签订抵押借款合同时，都可能会面临借款方不仅要求企业大股东签字承担连带担保责任，股东配偶也要一并到场签字。这是一种比较严厉的附加条件。有时甚至存在一种情形，企业中的大股东同意这样做，可小股东却拒绝承担这样的风险。如果企业在融资过程中，股东及其配偶在借款合同中承诺将来对企业债务承担无限连带责任，那么一旦企业在还款上出现问题，债权人就有权到法院起诉，直接冻结股东家庭中的所有财产。如果企业家在借款时被迫承担连带责任，在借款前一定要提前采取一些防护手段，以应对可能发生的不利情形。

另一种风险是，家庭财富无条件地为企业“输血”，所以企业一旦出现风险，则家财尽失。很多企业家对企业爱惜如子，一旦企业缺钱，便毫不犹豫地将家庭财产奉献给企业，为企业增资输血。但是必须仔细考虑家庭财产应该以什么样的形式投入到企业之中。一位企业主与几位股东商量后，计划扩大生产规模，因资金不够，他与妻子商议将家庭存款2000万全部投入企业，但企业在扩大生产规模后却遇到外贸订单急速减少的市场变化，不得不将部分厂房车间关闭，恶性循环的结果导致企业将部分资产转卖还债，但优先偿还的是银行借款和员工工资，而由自己家庭出资的2000万也只能在偿还完外部债务之后再说。然而结果可想而知，家庭最终可以收回的资金肯定是“九牛一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