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二节 昭、宣时政治情形

昭、宣之世，可谓君如赘旒，而刘氏之统绪，亦几于不绝如缕矣。然犹克称为西汉之治世，而四夷宾服，声威且盛于武帝时者？则是时之权臣，虽擅权于上，顾未尝扰及人民；不惟不扰，且颇能与民休息；及至宣帝亲政，又以其旧劳于外，知民生之疾苦，与吏治之得失，颇能综核名实之故也。四夷宾服，乃以其时适直匈奴内乱，此可谓之天幸。国家之盛衰，固亦半由人事，半由运会也。

《汉书·昭帝纪赞》云：“孝昭承孝武奢侈余敝，师旅之后，海内虚耗，户口减半。霍光知时务之要，轻繇薄赋，与民休息。至始元、元凤之间，匈奴和亲，百姓充实”焉。今案昭帝之世，宽政之见于本纪者：则罢民共出马。始元四年（前83年），又罢天下亭母马及马弩关。五年（前82年）。《食货志》：车骑马乏，县官钱少，买马难得，乃著令：令封君以下至三百石吏以上，差出牝马天下亭，亭有畜字马，岁课息。《景帝纪》：中四年（前146年），御史大夫绾奏禁马高五尺九寸以上，齿未平，不得出关。孟康曰：旧马高五尺六寸，齿未平，弩十石以上，皆不得出关，今不禁也。令郡国毋敛当年马口钱。元凤二年（前79年），令郡国毋敛今年马口钱。减漕。元凤二年（前79年）诏云：“前年减漕三百万石。”三年（前78年），诏止四年毋漕。减免口赋、更赋。元凤四年（前77年），诏毋收四年、五年口赋。三年以前，逋更赋未入者皆勿收。元平元年（前74年），减口赋钱什三。三辅、太常，得以菽粟当赋。元凤二年（前79年）、六年（前75年）。诏有司问贤良文学民所疾苦，因罢榷酤官。始元六年（前61年）。皆是也：自上官桀等诛，光以刑罚绳下，繇是吏尚严酷。《循吏·黄霸传》。然亦有杜延年，辅之以宽。延年数为光言：年岁比不登，流民未尽还，宜修孝文时政，示以俭约宽和，光亦纳焉。则颇能用善言矣。然光究为不学无术之人。《贡禹传》：元帝时，为谏大夫，奏言：“武帝时多取好女数千人，以填后宫。及弃天下，昭帝幼弱，霍光专事，不知礼正，妄多臧金钱财物、鸟兽、鱼鳖、牛马、虎豹等生禽凡百九十物，尽瘗藏之。又皆以后宫女置于园陵。昭帝晏驾，光复行之。至孝宣皇帝时，陛下恶有所言，群臣亦随故事。”案文帝霸陵，颇遵节俭。又遗诏归夫人以下至少使。景帝诏所由美其重绝人之世者也。景帝遗诏，亦出宫人归其家，盖犹能守文帝遗法。而光遽违之。作法于贪，害延三世。宦官宫妾之为忠，诒祸可谓烈矣。岂足当总己之任哉？然以大体言之，则固能矫武帝之失矣。

宣帝亦多宽政，见于纪者：如屡免租赋，事振贷，以公田池籞假与贫民，减天下口钱五凤三年（前55年）。又甘露二年（前52年），减口算三十。及盐贾，地节四年（前66年）。置常平仓以给北边，五凤四年（前54年）。有大父母、父母丧者勿繇事，地节四年。皆是也：本纪赞曰：“孝宣之治，信赏必罚，综核名实。政事、文学、法理之士，咸精其能。至于技巧工匠器械，自元、成间鲜能及之。亦足以知吏称其职，民安其业也。”《循吏传》曰：“孝宣兴于闾阎，知民事之艰难。自霍光薨后，始躬万机，厉精为治。五日一听事，自丞相以下，各奉职而进。及拜刺史、守、相，辄亲见问，观其所繇；退而考察所行，以质其言。有名实不相应，必知其所以然。常称曰：庶民所以安其田里而亡叹息愁恨之心者，政平讼理也，与我共此者，其惟良二千石乎？以为太守者，吏民之本也。数变易则下不安。民知其将久，不可欺罔，乃服从其教化。故二千石有治理效，辄以玺书勉厉，增秩赐金，或爵至关内侯。公卿缺，则选诸所表，以次用之。是故汉世良吏，于是为盛，称中兴焉。”案纪载元康二年（前64年）诏：戒擅兴繇役，饰厨传，称过使客，以取名誉。三年（前63年），以小吏皆勤事而奉禄薄，益吏百石以下奉十五。黄龙元年（前49年），以上计簿具文而已，令御史察，疑非实者按之。则帝于吏治，信可谓尽心焉矣。《刑法志》言：“孝武招进张汤、赵禹之属，条定法令，作《见知》《故纵》《监临》《部主》之法，缓深故之罪，急纵出之诛。其后奸猾巧法，转相比况，禁罔浸密，郡国承用者驳，或罪同而论异。奸吏因缘为市，所欲活则传生议，所欲陷则予死比。议者咸冤伤之。宣帝自在闾阎，而知其若此。及即尊位，置廷平。秩六百石，员四人。事在地节三年（前67年）。选于定国为廷尉，求明察宽恕黄霸等以为廷平。季秋后请谳，上常幸宣室，齐居而决事，狱刑号为平矣。”纪载地节四年（前66年）诏令郡国岁卜系囚以掠笞若庾死者所坐县名爵里，丞相、御史课殿最以闻。元康二年（前64年）诏：以吏用法或持巧心，析律贰端，深浅不平，增辞饰非，以成其罪。奏不如实，上亦无繇知。二千石各察官属，勿用此人。其于刑狱，亦可谓尽心焉矣。人之昏明，视其所习，所习由其所处。历代帝王，多生于深宫之中，长于阿保之手，民之情伪，一物不知，焉得智？故凡开创之君，兴于草泽；嗣世之主，爰暨小人者；其政事必较清平，事理固然，无足怪也。纪称宣帝“好游侠，斗鸡走马，具知闾里奸邪，吏治得失，数上下诸陵，周遍三辅”，此其所以能勤于察吏，宽以驭民与？然帝虽有阅历，而无学问。故能理当时之务，而不能创远大之规。王吉劝其述旧礼，明王制，则见为迂阔。郑昌劝其删定律令，以开后嗣，则不暇修正。见《刑法志》。又其天资近于刻薄，故喜柔媚之人，而不能容骨骾之士。其所任者，若魏相、丙吉，实皆规模狭隘、谨饬自守之人；黄霸伤于巧伪；陈万年则奸佞之流耳。宣帝初以魏相为丞相，丙吉为御史大夫。神爵三年（前59年），相薨，吉代为丞相，萧望之为御史大夫。望之后贬，代以黄霸。五凤三年（前55年），吉薨，霸为相，杜延年为御史大夫。后于定国代之。甘露三年（前51年），霸薨，定国代相，陈万年为御史大夫。魏相颇有才能，然史称其好观汉故事及便宜章奏。以为古今异制，方今务在奉行故事而已，数条汉兴以来国家便宜行事，及贤臣所言，奏请施行之，则仅能弥缝匡救，较之欲大事改革之家，气力已薄。杜延年徒习于事。丙吉则失之宽弛。公府自吉后始不案吏，即其一端。盖其性然也。黄霸为张敞所劾，见《汉书》本传。宣帝所赏治行尤异，见于纪者，一为霸，一为胶东相王成。成之见褒，以流民自占八万余口。史言：“后诏使丞相御史问郡国上计长吏、守、丞以政令得失。或对言前胶东相成，伪自增加，以蒙显赏，是后俗吏多为虚名云。”则成亦巧伪之徒也。萧望之陈义较高，帝疑其意轻丙吉罢，此乃以私意进退人。陈万年善事人，赂遗外戚许、史，倾家自尽，尤事乐陵侯史高。子咸，以万年任为郎，数言事，讥刺近臣。万年尝病，命咸教戒于床下。语至夜半，咸睡，头触屏风。万年大怒，欲杖之。咸叩头谢，曰：“具晓翁言，大要教咸谄也。”佞媚如此，无等矣。忠直之臣，如杨恽、盖宽饶等，则多不得其死。史言恽刻害，好发人阴伏，又以其能高人，故败。此乃莫须有之辞。凡刚直者固易被此诬。恽，敞子，敞乃霍氏私人，而恽首发霍氏反谋，即可知其忠正。其败也，以与戴长乐相失。长乐，宣帝在民间时所善，此亦以私意诛赏也。宽饶陈高谊以劘切其君。且讥其以刑余为周、召，法律为《诗》《书》，其识力尤非恽所及，乃以在位及贵戚人与为怨败。郑昌讼之曰“上无许、史之属，下无金、张之托，职在司察，直道而行，多仇少与”，岂不哀哉？宣帝可谓真能任法乎？宫室卑服，盛于昭帝时。外戚许、史、王氏贵宠。《王吉传》。信任中尚书宦官。《盖宽饶传》。弘恭、石显，乱政虽在元帝时，任用实自帝始也。先汉之衰乱，不得不归咎于帝之诒谋不臧矣。孟子曰“徒善不足以为政”，况不能善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