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孔门的两个学派
第一节 孔门诸弟子
孔子的门人，非常之多，单是知其名的，已超过七十人。这些弟子中，最有名的是子路、有若、颜回、子贡、子夏、子游、曾子等。其中，子路与颜回，先孔子而死；孔子死后，有若和子贡因是最年长者而被尊崇，子夏、子游、曾子等三人是少壮者之间著名的人。这些人，在孔子生存时，同受夫子的教导，同门的友谊是很深的；到孔子死后，散居各方，有的做了诸侯的师傅，有的返故乡授徒。子贡到了齐国，子夏做了魏文侯的师傅，曾子仍在鲁国，努力于遗教的宣扬。因为居住地各异，便没有了相会的机会，各自发挥不同的性格，于是孔门中也发生了种种的异说，划分了学派，这实是当然的事。
《孟子·滕文公上》篇中有一段记载，说：孔子死后三年，子夏、子张、子游三个人商谈，有将来推有若为师的提案，曾子却拼命反对。（“昔者，孔子没，三年之外……子夏、子张、子游以有若似圣人，欲以所事孔子事之。强曾子，曾子曰：‘不可！'”）再将《礼记·檀弓》篇中子游之徒对于曾子的说闲话等等，综合来看，可以知道，子游、子夏等的一派与曾子的一派，是相对峙而异其所见的。这里，先说述曾子派的说法，再叙列子游派的主张，并略述两派的不同点。
第二节 曾子学派
曾子，名参，字子舆，鲁人，小孔子四十六岁。他的著述，《史记》中列《孝经》一篇；《汉书·艺文志》中录《曾子》十八篇，早佚；《大戴礼记》中，残存着十篇。由这十篇及《孝经》，可以概略地知道曾子的说法。
《孝经》一篇，据清代姚际恒等的意见
，以为是汉人伪作的，不足信；但现在的《孝经》，《吕氏春秋》中已引用了，《吕氏春秋》是吕不韦的著述，所以这定是秦代以前的旧本。又，相传《孟子》外书中有解释《孝经》的《说〈孝经〉》一篇，现在《孟子》七篇中也有与《孝经》的思想相通的记事：由这些事实来考察，《孝经》即令不是曾子手录的，也定是传述曾子派的主张的。又《大戴礼记》中残存着的《曾子》十篇，也不是曾子的手笔，其中对于曾子的弟子乐正子，呼以字，从这一点上来看，是乐正子的后学传述的本子，其中虽则很有感到是后来的思想的部分，但大体上，可以想象是传述曾子学派的思想的。这里，据这十篇及《孝经》，试概要地一述其主张。
《孝经》中说：
夫孝，德之本也，教之所由生也。
《曾子》中说：
民之本教曰孝……仁者，仁之者也；宜者，宜之者也；……行者，行之者也；强者，强之者也。乐自顺之生；刑自反之作。（《曾子·大孝》）
把一切的道德，统属于一个“孝”字。不单把人类道德，统属于孝，而且说：
夫孝，天之经也，地之宜也，民之行也，天地之经而民是则之。（《孝经》）
夫孝者，天下之大经也。夫孝置之而塞于天地，衡（横）之而衡于四海，施之后世而无朝夕。（《曾子·大孝》）
孝是一贯天地人的道，不为时间和空间可限制，是遍布于宇宙的原理。孝是如此的遍布于宇宙的原理，而在宇宙间，最尊贵的存在是人，所以，孝，也是对于人最为完备。人的孝，可以区分为大孝、中孝、小孝三类。所谓大孝，不单是敬爱其亲，而且在于为子者修其身而成为顶天立地的人，以显扬其父母。所以《孝经》中说：
孝莫大于严（尊）父，严父莫大于配天，则周公其人也。昔者，周公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于明堂，以配上帝；是以四海之内，各以其职来祭。夫圣人之德，又何加以孝乎。
把周公之德，归之于孝。由这些话来看，曾子的所谓孝，与并称孝悌的孝不同，实是近于孔子的所谓仁的。曾子说：
君子立孝，其忠之用，礼之贵（体？）。（《曾子·立孝》）
这是说，作为行孝的方法，在主观上从忠，在客观上从礼；这和《论语》中作为达到“仁”的方法，教以忠恕与复礼很相类似。总之，曾子以孝为宇宙的原理，人类的道德，为实践孝，从忠与礼。这全只是把孔子的仁，改名为孝。
传述曾子之学的，有子思。子思是孔子的孙子孔伋的字，他父亲叫伯鱼，子思的生卒年月不详；伯鱼先孔子而死，子思在鲁穆公时还生存着，这是确凿的事，至少，从孔子的卒年（公元前479年）到穆公的初年（据汲冢《纪年》，为公元前415年）的六十五年间是生存着的，这是确实的。实际上，恐怕只生存到公元前400年左右吧。据《史记》，子思的年寿是六十二岁，这恐怕是八十二岁的伪误吧。
子思的文献，据《汉书·艺文志》载着“《子思子》二十三篇”，今不传；但据梁沈约说，现在的《礼记》中的《中庸》《表记》《坊记》《缁衣》等四篇，是从《子思子》中抄出的，所以，可以由此看到《子思子》的一部分。这四篇中，特别有名的是《中庸》篇，后汉郑玄也已说过这是子思的遗作。熟读这四篇，其中最古的是《中庸》的上半部，《表记》《坊记》《缁衣》等三篇次之，《中庸》的下半部感到是很后来的思想。子思作《中庸》，《史记》中也记载着，但《汉书·艺文志》中还举《中庸说》二篇，据这书名来推测，是解说《中庸》的；《礼记》的《中庸》中旧的部分是子思的《中庸》，感到是后来的思想的部分是它的解说吧。这旧的部分，以朱子的《中庸章句》来说，是从第二章到第十九章（但其中第十六章，应移于第二十三章之后的，似是错乱了的）的十七章；此外，似成于秦代而附加的辞说。
这里，单就其旧的部分来研究。子思先引仲尼的“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的话，称赞中庸之道；其次说中庸的“中”是没有“过”与“不及”的意思，又说是两端的中央；其次说，庸是庸常的意思，中庸之道是匹夫匹妇之愚也能知道，匹夫匹妇之不肖也能实践的道；最后，说君子之道，有如行远必自近，登高必自卑，先自对父母尽孝始，称赞舜之大孝，武王、周公的达孝，后面，这么地结束：
夫孝者，善继人之志，善述人之事者也。春秋，修其祖庙，陈其宗器，设其裳衣，荐其时食。宗庙之礼，所以序昭穆也；序爵，所以辨贵贱也；序事，所以辨贤也；旅酬下为上，所以逮贱也；燕毛，所以序齿也。践其位，行其礼，奏其乐，敬其所尊，爱其所亲，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孝之至也。郊社之礼，所以事上帝也，宗庙之礼，所以祀乎其先也；明乎郊社之礼，禘尝之义，治国其如示诸掌乎。
以上所述，是《中庸》篇中旧的部分的大要。根据这些话，子思的《中庸》是敷陈曾子的孝的，与曾子的以孝来说明孔子的仁道相对，子思只是用中庸这句话来说明。孔子的仁、曾子的孝，原本是成就那人类固有的亲爱之情的，所以，当然是匹夫匹妇之愚、之不肖也能实践的庸常之道，这既不是高远的道理，也不是过于卑迈的，是所谓两端之中的道，所以这叫作中庸之道。践行这中庸之道，不需要其他困难的方法，单借忠恕便行了。“忠恕违道不远，施诸己而不愿，亦勿施于人。”这力说忠恕，也是与曾子派的思想相一致的，由这一点来看，可以知道，子思是承受了曾子的思想的。
总之，曾子以孔子以为仁之本的孝，来总括道德全部，子思为说明曾子的孝道，用中庸这范畴；因此，从孔子经由曾子到子思之间，其说明的话虽则变化了，其内容是大略相同的。曾子是以为行孔子之仁道的唯一的方法在于忠恕的人（《论语·里仁》），他的所谓孝，其根本也只是一个忠字（《曾子·本孝》）；子思也说，中庸之道，应自对于父母尽孝始，其方法不出于忠恕。所以，曾子与子思，可以说是继承了孔子作为行仁道的方法而教导的精神的方面（即忠恕说）而发展了的。而子夏、子游的一派，继承仁的形式的方面（即复礼说），与曾子派异趣。
第三节 子游学派
子夏，姓卜，名商，小孔子四十四岁；孔子死后，做魏文侯的师傅。文侯的在位，据汲冢《纪年》，为公元前446—前397年，所以，子夏生于公元前522年，至少有八十岁以上的寿。子游，姓言，名偃，吴人，大子夏一岁。曾经做过武城宰，兴礼乐，又举用澹台子羽，刷新政治，其晚年的生活不详。但《史记》中说，孔子死后，子羽与其弟子同渡江去吴，所以，子游也恐怕归吴了吧。
子夏与子游都是长于“文学”的人。《论语·子张》篇中，子游评论子夏的门人说：“子夏之门人小子，当洒扫应对进退，则可矣，抑末也。本之则无，如之何。”意思是说，子夏的门人，虽长于洒扫应对进退这种礼的末节，对于其根本的礼的精神是不懂的。由这一段话来看，可知子游是比子夏进一步的。这里，概要地一述子游的说法，作为这一派的代表。
子游的文献，《礼记》中收入得比较多；由这些资料，已可以研究他的主张。这些资料中，最早的是《曲礼》和《玉藻》，其次是《檀弓》和《杂记》，属于最后的是《礼运》《礼器》《郊特牲》等三篇和《冠义》《昏义》《乡饮酒义》《射义》《燕义》《聘义》等六篇吧。这些资料，其成立年代并不一样，也并不是成于同一人之手；但从其内容来推度，可以想象，都是由子游派的学者缀集的。
《曲礼》与《玉藻》，是辑集古礼的记录的断简的；其中说：“道德仁义，非礼不成；教训正俗，非礼不备；分争辨讼，非礼不决；君臣、上下、父子、兄弟，非礼不亲。”（《曲礼上》）主张一切的道德，都由礼的规准而成立。而且说：“礼从宜。”（《曲礼上》）这里所谓“宜”与“义”同，是说礼的精神。礼，全是人类制定的形式；为制定这些形式，各有主意精神，这种精神叫作“宜”。子游评论子夏的门人，说虽通礼之末节，但不知其本，这便是说他们拘泥于礼的形式，而不理解其精神。
其次，在《檀弓》和《杂记》中，关于礼的各条，只是举历史的事实，加以说明；到《礼运》《礼器》《郊特牲》等篇，是特地为了说明其“宜”的。这几篇，虽则因为文章的错简很多，很难完全了解其意义；但总之，其目的，在于说明礼的时、顺、体、义及称等五种。第一的“时”是说：一切的礼的形式，是依顺时运而变化的，不可拘泥于形式。第二的“顺”是说：礼是依顺人情而制定的；这里所谓人情，是指人类的本性。第三的“体”是说：人情的本体（即人性）是仁。第四的“义”是说：从这人情的本体（即仁）产生的，是道义，这道义，是本诸人类的本性（即仁）而定的节目，以教导父应慈、子应孝、兄应良、弟应悌、夫应义、妇应德、长应恩、幼应顺、君应仁、臣应忠为主眼，为教导这些而设的节目叫作“称”。第五的“称”，便是这个。所谓“称”，是不同、不丰、不杀的意思。所谓不同，是礼的形式因地位而不同的意思，例如天子七庙，诸侯五庙，大夫三庙，制定了数目，这叫作不同。这不同的数目，是不能增，不能减的，这叫作不丰、不杀。例如，诸侯是不能建七庙的，这是不丰，天子是不能节约为五庙的，这是不杀。如此地制定了的数目，称于“宜”而不能动的，这叫做“称”。
总之，礼的形式，是随着时的运移而变化的，不变化这一点，是称于宜（义）。礼的最重要的部分，是了解这义，所以，《郊特牲》篇中说：
礼之所尊，尊其义也。失其义，陈其数，视史之事也。故其数可陈也，其义难知也。
力说应该重义。在其前后，残存着《冠义》与《昏义》的错简。我以为：《礼运》《礼器》《郊特牲》等三篇，原本是连续的一篇，似是《冠义》《昏义》《射义》《燕义》等各篇的总论。
试看从《曲礼》到这许多篇的径路：子游派的学者，起初特别力说那孔子作为达到仁的方法而教导的复礼，努力于礼的研究；然后，渐渐从礼的形式深入进去，研究礼的精神。力说这礼的精神（即义），自然成了归于曾子派所重视的主观的考察中了。
总之，曾子派从主观省察入手，主张道德的本源在于主观；子游派，先研究客观的礼的形式，注意到与其形式的时一同变化，转而研究礼的精神。由于以礼的形式为主，或重视礼的精神，在同一的礼家中，分化了子夏派与子游派。
注重形式的结果，发生了徒腐心于容貌威仪的整饰这种末流的弊害；注意精神的结果，发生了单讲道理不伴以实践这种末流的弊害。荀子对于这两种弊害，下过最适切的批评，他说：
正其衣冠，齐其颜色，嗛然而终日不言，是子夏氏之贱儒也。偷儒惮事，无廉耻之而嗜饮食，必曰，君子固不用力，是子游氏之贱儒也。（《荀子·非十二子》）
由于这种末流的弊害，一回顾这种弊害所由发生的原因，便可以想象子夏、子游的不同点了。